现实主义与左翼运动

20世纪20—30年代,中国掀起一项重要的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其中呈现在妇女问题与两性互动方面者,是中国妇女逐渐自传统束缚中解放,^[1]过去男女授受不亲、女性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情形逐渐产生了变化,异性之间可以公开交往、自由恋爱,不论男性或女性均可选择自己共组家庭的对象,对传统婚姻观亦形成一种挑战。

然而,维护传统男尊女卑的势力依然存在,因此有关挣脱礼教或因自由恋爱而造成的家庭矛盾与社会悲剧等例子不胜枚举;过去在传统社会下所产生的阶级或两性关系等问题,也逐渐浮上台面成为各方面探讨的议题,其中有部分题材体现在文学、电影、话剧等文艺活动,如:斯时之左翼电影与现实主义电影,即表现出了此一社会变革的趋势。

根据中国电影史的记载,^[2]20世纪初始萌芽之中国影坛,于1920年代末期渐显“第八艺术”之果实,上海明星影片推出18集的《火烧红莲寺》,因而带动武侠神怪片热潮,影业曾有过短暂的光景。1930年代初期,随着武侠神怪片热潮消退,中国电影进入新的转折期,一些贴近生活的影片涌现,题材触角伸向了现实社会,使电影得以展现广阔的社会场景。另一方面,受到“九·一八事变”与“一·二八事变”战火冲击,中国电影界的民族危机被震醒,电影公司老板或工作者觉悟到电影不再只是有闲者的消遣品,应使之成为争取民族解放的宣传武器,渐开拍了几部与上海“一·二八”抗战有关的纪录片。

斯时,明星影片、天一影片与联华影业等三家电影公司呈现出鼎足而立的局面,正走向成熟的境界;所拍摄影片的题材触角伸向了现实社会,使得银幕上尽显社会缩影,这也是中国电影史上第一个佳作纷呈的高峰时期,更让中国电影进入一个新的转折时期。

其中,总管理处与分管理处分别设在香港与上海的联华影业,其创办宗旨提出“提倡艺术,宣扬文化,启发民智,挽救影业”的口号。1930年成立之后即问世了不少影片,其共同特点就是要扬弃武侠神怪片潮流,坚持在一定的社会背景下,展开以家庭矛盾、人际关系为主题的故事。多数影片均以恋爱与婚姻为题材,但表现出来的思想内容却是复杂的:既有反对封建旧礼教的,也有宣扬传统礼教的;既有写青年男女为婚姻自由而奋斗的,也有颂扬传统夫妻关系。这些影片,受到了两股文化思潮影响甚深。其一的主潮思想来自于现实主义文学,其二的暗流则起因于左翼文化运动。

现实主义本出现于19世纪的欧洲,五四新文化运动后,中国也出现了一批优秀的现实主义作家。虽然发轫于1895年的电影艺术在进入20世纪后日臻成熟,欧美的现实主义早已成为明日黄花,此时期的中国,现实主义正呈现出勃勃生机。针对现实主义电影之前人研究,其有两种含义,^[3]一为艺术是生活的反映,艺术家对生活的态度抱有现实主义精神,艺术作品要根植于社会现实,表述人民的情志。另一是将现实主义作为一种艺术方法,要按生活的本来面貌精确细致地对现实加以描绘。

另一股影响电影的暗流来自于左翼文化运动。1930年左翼作家联盟、中国左翼剧团联盟(后改组为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陆续于上海成立,计划以写作剧本提供当时之制片公司,作为准备并发动中国无产阶级电影的基础。^[4]在1932—1933年间,左翼文化运动者通过不同管道进到了当时重点影业如明星、联华、艺华,左翼电影运动蓬勃地开展起来,短短一两年之间拍出一批震惊影坛的左翼电影,其内容多在描写社会上阶级对立,如:农村里农民与地主的对立,城市生活中劳资对立、贫富悬殊、妇女受苦难的影片等;左翼电影的崛起,在1933年堪称中国影坛上丰收的一年。

在现实主义与左翼运动双管齐下,20世纪30年代中国影坛出现描写当时社会五花八门面相,尤其与妇女解放有关的电影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了。台湾这方虽正受日本统治,不过,由于两岸人民往来频繁,自五四运动始,即受到大陆各类文化风潮影响。从日据时期的报纸与文学性杂志等刊物上相关文化议题的讨论,可见其端倪,例如:1920年初期在《台湾民报》上即刊登了不少探讨女性议题的文章,内容不外乎女子在社会上的地位、女性观、自由恋爱、妇女解放运动等等;^[5]到了1930年代,改名后的《台湾新民报》及以文学、娱乐与休闲为诉求的《三六九小报》,有更多的小说、散文或剧本等创作刊登,^[6]甚至日文版之《台湾日日新报》亦在报纸上刊登有关妇女文章与活动相关广告,^[7]显见当时台湾虽处于半开放的社会,通过大众传播媒体的引领,与妇女相关生心理健康之议题渐受重视,女性的社会地位,以及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传统妇女角色,正逐渐改变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