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政策与中国城市流行音乐的兴起
大陆的政治与社会文化等环境因为改革开放政策,而起了巨大的变革。1978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提出的一条“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战略决策,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第一个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这个决策的成效之一是改变了中国长期以来对外封闭的情况,令中国大陆向世界开放,同时大幅度提高了国内人民的生活水平,改善了国际上的形象,使中国大陆进入了经济高速发展时期。[80]
随着改革政策的实施,中国社会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体现在音乐文化生活中,伴随着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和海外各类家电产品涌入内地,录音机、音像制品开始大量进入家庭和公众娱乐场所。这些多数通过走私或探亲、旅游等方式,从海外传入内地的港台流行音乐,一时间港台流行音乐迅速蔓延。[81]
1979年12月1日《北京音乐报》登载一篇文章《人民需要轻音乐和抒情歌曲:音代会部分代表座谈散记》:
目前录音机、录音带、唱片、乐谱多起来;外国电影、香港电影、西方音乐也随之传播;电子琴、电吉他的演奏,采用新技术录制乐曲等,这些都对我国群众的音乐生活产生影响。[82]
从这篇报导并得知,改革开放初期,广州已进口约二十万部录音机,到处可听到来自国外与港澳的轻音乐与流行歌曲。有的还开设了街头茶座,提供卖票喝茶听音乐的生意,并复制进口原版录音带。
羊城晚报曾刊载一篇怀旧年代的文章指出,在1978年广州时兴“音乐茶座”,由歌手唱台港歌曲:
那个电视机、录音机都还不普及的年代,人们想欣赏一下流行歌曲,可以去的地方只能是遍布羊城的“音乐茶座”。而“茶座歌手”,也成为了第一批‘歌星’。始作俑者是东方宾馆的花园餐厅,于1978年底办起了一个由本地演员演唱港台歌曲为主的音乐茶座,由于生意火爆,其他的宾馆、酒店纷纷效仿。一年后,广州的音乐茶座达到75间,座位数超过当时广州所有戏院的座位总和,成了广州夜晚最时髦的玩乐方式。[83]
流行音乐对闽南地区的影响,本文前述,于两岸对峙时期所流传闽南语歌曲的渠道,诸如:通过渔民的交易或海峡天空无线电与扬声器传播的情形,也在改革开放政策之后显得愈加热络,甚至大陆于东南沿海为台湾同胞设立之渔民接待站,常见有台湾渔民携带大陆人民喜爱的歌曲录音带,作为礼物馈赠。本研究之访谈对象分别述及如下:
闽南语歌曲传入大陆的第三个高潮则在改革开放之后。那段时期有三种可能的管道,其一,是通过香港、东南亚等地的侨胞将台湾的闽南语歌曲音乐卡带或唱片带回国内;其二,是由金厦沿海之间的大喇叭或广播、电视节目里听到;其三,是由音乐工作者透过第三地流传回国,早期就曾经有电台工作者给的台湾民歌乐谱,这是有人听了歌曲将其整理成谱或从第三地带过来的,不得而知,但可以确定的是,这乐谱是厦门的广播电台和台湾之间共同有的民歌。[84]
80年代上半叶,大陆还实行肉票、布票等政策,物质相当缺乏,走私猖獗,在晋江、石狮一带沿海,可买到邓丽君、凤飞飞的卡带,还有经过整理的旧衣服,以高价卖出等种种商品。当时,在这一带有很多个体商店,家家户户都在卖,全国各地都知道,很多人从老远跑去买者有之。还有,三用机,在七、八零年代,一个大学本科毕业生每月工资约四十元人民币,买一卷60分钟的录音卡带约六至十元,一套二手西装约六十元,一般型的三用机两三百元,大型的要三四百元元。[85]
闽南语歌曲再来的渠道是透过福建沿海的台湾渔民接待站取得,1979年开始,也就是开放第二年,福建最早建立了面向台湾渔民的接待站,专供渔民停靠,提供加油、加水、加冰、避风与看病之类的服务,渔民们多少会带些卡带来送大陆这边的朋友,我那时曾去采访,就有渔民送我卡带,这跟非法的私下交易不同。[86]
在厦漳泉的闽南三角地区,闽南语歌曲的兴起始于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也就是三中全会拨乱反正的前后,即所谓改革开放后。当时,在泉州晋江深沪一带的渔村(石狮的对面),渔船在海上与台商进行海上货物交易,台湾来的录音机(三五牌)、手表、闽南语歌曲盒带(卡带)之类的也随之进入了沿海一些村镇,受到中老年人与年轻人的欢迎。他们透过听盒带,以及收听“敌台”——即台湾的广播电台播放(尤其在海边,像惠安的崇武、晋江的深沪与金井等地),更喜欢上闽南语歌曲,这些曲子就悄悄地在民间传唱起来了。记得,最早在深沪传唱开来的是《补破网》,老人家虽然不识字,但听得懂闽南语,因此也爱听。所以,不管识字的或不识字的,类似的台湾闽南语歌曲就在渔村里自己唱开来。[87]
我是1964年出生,大约1979年,十六七岁在福建艺校高甲戏科当学生时,偶然逛街时,听到路边专柜在播放闽南语歌曲,觉得很好听,就存钱买了生平第一台三合一录放音机,记得第一卷买的是洪荣宏的专辑,湖北音像艺术出版社发行,里面有《我只为你美丽》、《多情会有问题》、《半梦半醒之间》等曲目,也买了陈一荣《惜别的海岸》、洪荣宏《嫁错人》的磁带,平时放在宿舍床前听,到现在,尽管已经不买光盘,都由计算机网络下载歌曲到手机里了,但这些磁带我都还留着。
当我进剧团工作后,一年约有一百多天要下乡,每到了海边的村落,这类磁带更多,我前后也买了两百盒左右的盒带,而渔民在闲暇没出去打渔时,三五成群在港边闲聊,有时候也听得见他们在唱这些闽南语歌曲,他们唱得特别好听。估计这些磁带或盒带应该是走私进口的,当时,没人管,在海边村庄随时可买得到。因为长期听闽南语歌曲,对其歌词、旋律都能掌握,除了高甲戏外,每每与朋友去K歌时,也很爱唱那些歌曲。[88]
在改革开放之后,由于市场的需要,台湾闽南语歌曲的传唱更在东南沿海公开化与热络化,不论是合法发行或盗版复制或直接自境外进口的相关录音软件成为业者争相制销或代理的标的物。
而台湾方面,也看准了这股潮流,不论在心战喊话或通过广播节目的作法更为积极,在1950年代起即已展开面向大陆广播的“中央广播电台”,更于1984年2月开始和《民生报》、华视合办向大陆播放的“流行歌曲畅销排行榜”活动,引起很大的回响。该节目同时也透过澳洲华语广播电台播放,该电台曾在节目中表示,欢迎听众点歌,在一周之内,来自大陆的点歌信件竟然超过一大卡车。该台制播的两个节目内容,大致包括:《民生报》的新闻内容、华视“综艺100”的有声部分,每周并分别邀集上榜的歌手与词曲作者,在节目中跟大陆同胞话家常。[89]
此外,福建沿海地区因家庭购买电视机愈来愈普及,收看华视节目虽于大陆法令不被接受,却也挡不住人民喜爱声光娱乐的兴趣。据台湾《联合报》曾于1983年12月24日刊载一则新闻《华视节目打入厦门天线架上竹竿夜晚转向金门中共急颁禁令派人突击检查》,厦门与金门一海之隔,民众可清晰收看华视节目,而他们最喜欢的是综艺歌唱节目和“国语”长片,也时常收看电视新闻。[90]
1987年10月14日《联合报》又刊载《厦门民众爱看华视节目》新闻:华视在福建厦门地区拥有最高收视率,指厦门地区民众一般均自资安装水平(大陆称为鱼骨)大线,经常收视华视电视节目。据指出,民众对华视晚间八点的电视连续剧及综艺节目最为喜爱,开机率几达百分之百,张小燕成为最受欢迎的节目主持人。另外,当地民众往昔对邓丽君的狂热已逐渐减弱,转向较为欣赏闽南语歌星陈小云及黄乙玲。[91]
显见,通过广播、电视与音像等大众电子传媒的声光特性,闽南语歌曲的传唱与扩散力道也就更为迅速与广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