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据末期至太平洋战争前后通过前往大陆的台籍人士流传
明清时期,台湾居民多来自闽南、粤东,两岸人民来往频繁;日据之后,尽管台湾总督府对两岸人员交往采取种种限制措施,台湾居民前往大陆者仍络绎不绝。[27]依统计,日据时期台湾籍民前往大陆东北、上海、华南、北京人数,1938年在东北600人,1935至1937年在上海678人,1930年在北京49人;在华南最多时是1935年21275人,其中在厦门为15700人。[28]
1945年台湾光复后,闽台两地人民恢复正常往来。当时的台湾行政长官陈仪以“语言接近”为由,表示要在福建招聘人才。光复后台湾各行各业需才孔急,厦门大学许多有志青年赴台就业;同时台湾也有不少学生前往厦门大学求学,因而形成一股人才的交流热。据不完全统计,1945年至1949年,有近五百名厦大毕业学生赴台工作;而前往厦大就读者约五十人。[29]
台湾开始有畅销流行歌曲唱片的时间始于1932年的《桃花泣血记》,[30]到了1930年代末日本皇民化时期之前,是流行歌创作高峰。在此之间,民间传唱的乐曲除了自然民谣、歌仔或南音之外,创作的流行歌自然也在台湾社会中流传。因此,大约在日据时期返回大陆的台湾人中,不乏将当地传唱的自然民谣或创作流行歌曲也一起带到了大陆。太平洋战争结束、抗战胜利至国民政府迁台之间的那四年更是传唱高潮,邱曙炎如此形容这时期的交流情形:“抗战胜利结束的1945年至1949年之间,是闽南语歌曲流传大陆的第二个高潮。”[31]
居住于厦门市的福建省文史研究馆馆员、编审洪卜仁忆及当年往事,作了如下之叙述:
日据时期,在抗战前3~4年,约1934—1936年左右,是台湾同胞在厦门最多的时期,最高峰时近2万人,当时往来频繁,有作生意的、在此工作的、读书的,其中有接触不少病人的医师,几百名读书人,在工厂、农场工作者,或被日本人利用的浪人等等,另也有很多台湾的文化人,像台湾雾峰林家成员等。
厦门约有七八年时间被日本人占领,日本总督府假借亲善睦邻之名,也在厦门搞了一些文化机构,譬如在民国初年创刊《全闽新日报》,开设博爱医院,开办旭瀛书院,台湾人都可在这些机构看病或读书,这中间也有台湾居留民会作为台胞联谊之用。当时,台湾有不少文化名人像是赖和曾是博爱医院的医师,张我军也在厦门待过,江文也小时候更是在厦门长大,他的叔叔曾是《全闽新日报》的总编辑。
因此,不仅是歌仔戏,在厦门求学的宝岛学生透过台湾闽南学生会演过话剧,因此在那时候台湾的歌曲传到厦门,台湾人思乡,带来曲盘(黑胶唱片)听台湾歌曲,或文化活动中听过很多台湾传唱来的歌,是很正常的事,并不奇怪。抗战胜利后,台湾回到祖国怀抱,急需国语人才,因此到厦门来征集,当时有不少大陆人到台湾去教书,多少也听过一些台湾的闽南语歌曲。此外,50年代,厦门有一位音乐家叫杨扬,整理了不少台湾的闽南语歌曲,并将词曲发表在报纸上,更通过传媒迅速地传唱。[32]
日据时期流行歌创作相关的文献资料中,提及曾于当时前往大陆的人士有陈君玉、林礼涵与杨三郎等。其中,推动流行歌创作、唱片制作与台湾新文学运动人士之一的陈君玉,就曾于1920年代到大陆山东,在东北日人办的报馆当印刷工人,半工半自修。[33]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时,陈君玉曾被征调充当翻译,去过天津、上海等地,说得一口流利标准京片子。[34]
陈君玉前往大陆的时间较早,那时候流行歌创作风潮尚未开启,台湾人所传唱的闽南语歌曲以歌仔与自然民谣为主,在一些探讨陈君玉与闽南语流行歌的文献上并无相关数据可显示他曾在大陆推广闽南语歌曲。不过在研究中显示,他在山东期间,闲暇时喜欢阅读当代文学作品,久而久之也自己动笔写些诗文;1930年回到台北,尝试撰写一些新诗与小说,投诸《台湾新民报》,皆获刊布,随后即投入流行歌唱片的制作。[35]这些对文学与创作的兴趣是否即他在大陆时期休闲娱乐生活方式的缩影,或者是否也在当地聆听一些台湾的歌仔与民谣,后人不得而知,但他对文学或歌曲的兴趣与重视,由此可见一斑。
作曲家林礼涵与杨三郎前往大陆的时间比陈君玉晚,他们分别在太平洋战争前后到大陆当乐师,而在某些场合曾演奏过台湾的闽南语歌曲。以编曲闻名的林礼涵,在日据时期曾在上海中华航空公司服务,后来去了大连,曾在伪满洲皇帝前表演,光复后才返回台湾。[36]
杨三郎于18岁到日本当学徒学习乐理作曲与编曲,21岁出师门,也就是1940年,他去了东北地区的大连、新京、奉天、哈尔滨、青岛等地的舞厅当乐师;在太平洋战争激烈,日、美关系恶化后才经由日本返台湾。1947年,因为没有什么好工作,把家眷留在台北,二度赴闽,独自到厦门海后路羽衣舞厅当乐师,不久因内战情势恶化才经由香港返台。[37]
有关林礼涵与杨三郎两人前往大陆的时间,作曲家曾仲影与陈和平均提及:
杨三郎大约1945年在厦门,当时我也在那儿,有一次我到华侨舞厅跳舞,他正好在舞厅里用小喇叭吹奏《河边春梦》,印象很深刻。后来,在台湾我组了“白兰歌剧团”,而他则是组“黑猫歌舞团”四处表演。有一次我们两团在巡演时,还跟他说曾经在厦门见过他,两人也谈了一点厦门的往事。[38]
国共内战前,杨三郎曾于1940—1944年前往东北演奏,返台后在1947年又去了一趟厦门,后来因为国民党政府撤退来台,他坐上最后一班船回台湾,事后曾对我说:“差点回不来!”去过大陆的还有林礼涵,他是在1938—1939年到上海,在舞厅、俱乐部等地方演奏钢琴……[39]
另外,与大陆有关的还有一首《十八姑娘一朵花》,这是日据时期邓雨贤作曲、日本人写词的日本歌《番社の娘》;后来被经商的台湾人带到上海,由大陆词作家写成普通话版本,光复后再流传回台湾,由文夏主唱闽南语版本。
由本研究所搜集到的访谈内容与相关资料显示,日据时期台湾流行歌曲界已知有陈君玉、林礼涵与杨三郎等人到过大陆,尤其林礼涵与杨三郎两人还曾在当地表演,将台湾的流行歌传回到祖国。同时,通过台湾的商人把一首邓雨贤创作的日本歌《番社の娘》带到了上海,再由大陆词作家写成普通话版本,光复后再流传回台湾,变成大家熟悉的《十八姑娘一朵花》。这中间,不难看出台湾流行歌传唱于大陆的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