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民贵君轻

孟子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得乎天子为诸侯，得乎诸侯为大夫。诸侯危社稷，则变置。牺牲既成，粢（zī，本义为古代供祭祀用的谷物，泛指谷物）盛既洁，祭祀以时，然而旱干水溢，则变置社稷。”[10]孟子认为：人民最为宝贵，土神和谷神次之，君主为轻。得到老百姓承认者就可以成为天子，得到天子承认者就可以成为诸侯，得到诸侯承认者就可以成为大夫。诸侯危害社稷国家，就可另外改立。用作祭祀的牲畜已经长成，用作祭祀的粮食已经洁净，就按时祭祀，但仍发生旱灾水灾，那么就可另外改换土神和谷神。“民为贵”，是说人民的地位与权力是至高无上、不可动摇的。一切政治权力与政治制度，从根本来说，都是来自人民、为了人民。“社稷次之”，社稷在古代指土地神和谷神，山川大地，五谷物产，乃是养育人民建立国家的物质基础，当然十分重要。后来社稷就成了国家的代名词，也可以说“社稷”就是国家。作为一个国家，当然要有制度，要有宪法。但制度也好，宪法也罢，终究还是来自人民、为了人民，所以社稷的地位次于人民。“君为轻”，是说相对于民与社稷来说，君的地位并不那么重要。因为君的地位与权力是民赋予的，没有民就没有君，所以君不可与民相提并论。社稷是一个国家存在的基础，一个国家没有政体，没有宪法制度就无所谓国。一个国家死了一个国君，仍然不失为一个国家；若是没有了社稷，国家也就不复存在了，国家不存在，“君”也就不君了。所以国君的地位也不能跟社稷相提并论。得到广大人民的推举，才有资格做天子；得到天子的任命，才可以做诸侯；得到诸侯的任命，才可以做大夫。可见一切政治权力，从根源上来说，都是来自百姓。君主如果危害到社稷，危害到国家的利益，就应该将他罢免撤换。所以民的地位不仅在君之上，而且在国家（社稷）之上。因为国家的权力也是人民所赋予的，国家的利益应当是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充分体现，所以从逻辑上来说，必须置民众的地位于国家之上。孟子“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之论，是希望君主能以爱护人民为先，希望统治者能代表老百姓的根本利益，一切政策以老百姓为出发点，保障和维护老百姓的利益，一切法律从根本上都是为了保护老百姓的人身权利。孟子言“民贵君轻”的目的是希望统治者能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重视黎民，关爱百姓，以此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

孟子的民本思想对后世影响很大。汉代的陆贾推举儒家的仁义学说，提出以民为本的政治理想。唐初政治家魏征依托孟子的“民贵君轻”之说，提出了“君好比舟，民好比水，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思想，劝诫统治者要尊民爱民、居安思危。唐太宗李世民深刻吸取了隋亡的教训，非常注意调和阶级矛盾。他对民众力量的认识是十分深刻的：“无道则人弃而不用，诚可畏也。”[11]进而提出：“国以民为本，人以食为命，若禾不登，则兆庶非国家所有。”[12]意为减少对从事农业生产的民众的干扰，让民众安心地从事生产，减轻赋税，这是“贞观之治”的重要保障。李世民的“国以民为本”与孟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相通的。唐太宗不仅考虑到用仁政来治理国家，还用民本思想来教育后代。他在《自鉴录》中言：“舟所以比人君，水所以比黎庶；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尔方为人主，可不畏惧？”[13]唐太宗充分意识到人民是社会变革的决定性力量，君主要想稳固统治地位，就必须获得人民的支持，否则就会被人民推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