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恒产者有恒心
“有恒产者有恒心”，体现了孟子“仁政”的主张。孟子认为实行“仁政”，就必须“制民恒产”，让每家农户有百亩之田，五亩之宅，有起码的生产资料。生活富足，侍奉父母、养活妻儿无忧，老百姓就能保持与生俱来之善心。故孟子曰：“民事不可缓也。《诗》云：‘昼尔于茅，宵尔索绹；亟其乘屋，其始播百谷。’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及陷乎罪，然后从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为也？”[31]
孟子认为：老百姓的事情是刻不容缓的，《诗经》上说：“白天赶紧割茅草，晚上搓绳到通宵。抓紧时间补漏房，开年又要种百谷。”有一个基本的生活道理：有固定产业的人，才会有道德观念和行为准则，没有固定产业的人就没有道德观念和行为准则。如果人没有道德观念和行为准则，就会放荡任性，胡作非为，无恶不作。等到他们犯了罪，然后对他们施以刑罚，这等于是设下网罗陷害民众。哪有仁爱百姓的国君当政，却干出陷害百姓的事呢？孟子的态度是：老百姓有固定的产业和收入，衣食无忧，就会有坚定的道德信念；假若没有一定的产业和收入，温饱得不到保障，也就不会有坚定的道德信念。如果没有坚定的道德信念，就会胡作非为，违法乱纪，什么坏事都能干得出来。他们只有生活有保障才能够安心踏实过日子，不生事不闹事。否则他们就会觉得未来无望，为了生存和眼前利益，会不顾礼义，无所不为。如果民不聊生，社会就不可能稳定，国家也就不可能长治久安。如何能使民有“恒产”呢？孟子曰：“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shuò gǔ，细密的渔网）不入洿（wū，大）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zhì，猪）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32]意指：不在农忙时佂徭役，不影响农民耕种收割，那么老百姓粮食就吃不完。细密的渔网不入池塘，水生态不被破坏，那么鱼鳖水产就吃不完。砍伐林木有定时，森林资源合理利用，那么木材就使用不尽。粮食和鱼类吃不完，木材用不尽，这样老百姓就能够养活家小，死葬没有什么后顾之忧。老百姓养生葬死没有缺憾，这正是王道的开始。在五亩大的宅园里，种上桑树，上了五十岁的人就可以穿着丝绸衣服。鸡鸭猪狗不失时节地繁殖饲养，上了七十岁的人就可以经常吃到肉食。一家一户耕种百亩的田地而不误农时，数口之家就不会闹灾荒。孟子希望国君不违农时，不要影响老百姓正常的耕种收割，人们不违背自然规律，那么粮食、鱼鳖就吃不完，材木就用不尽。那又如何才能保证老百姓有恒产且养生丧死无憾呢？孟子曰：“夏后氏五十而贡，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亩而彻，其实皆什一也。彻者，彻也；助者，藉也。龙子曰：‘治地莫善于助，莫不善于贡。’贡者，挍数岁之中以为常。乐岁，粒米狼戾，多取之而不为虐，则寡取之；凶年，粪其田而不足，则必取盈焉。为民父母，使民盻盻（xì，勤苦不休之意）然，将终岁勤动，不得以养其父母，又称贷而益之，使老稚转乎沟壑，恶在其为民父母也？夫世禄，滕固行之矣。《诗》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助为有公田。由此观之，虽周亦助也。”[33]孟子说：夏朝时每家授田五十亩而实行贡法，商朝时每家授田七十亩而实行助法，周朝时每家授田一百亩而实行彻法，实际上征的税都是十分取一。什么叫彻法呢？彻就是抽取之意；助就是凭借之意。古贤人龙子说：“管理土地的税制以助法为最好，而贡法最不好。”所谓贡法就是参照几年中的收成取一个固定数。不管丰年灾年，都要按照这个确定的税额征税。丰收年成，处处是谷物，多征收一些也不算苛暴，但却并不多收；灾年歉收，每家的收获甚至还不够第二年耕种所用，却一定要征足这个额定数。作为百姓父母的国君，使子民百姓一年到头辛勤劳动，仍不足赡养自己的父母，却还要靠借贷来凑足租税，致使老弱幼小在山沟荒野奄奄一息，哪里还称得上是百姓的父母官呢？而当官世代承袭俸禄的制度，滕国早已实行了。《诗经》上说：“雨水浇灌我们的公田，同时也滋润到我的私田。”只有实行助法才会有公田，由此看来，周朝也是实行助法的。孟子希望统治者薄取于民。
在孟子之前，孔子就主张“养其民也惠”[34]，“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35]“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费乎？”[36]孔子认为君主治理国家首先应该富民、惠民，为百姓谋福祉，顺应百姓诉求。百姓是国家的根本，只有百姓富足了，国家才能富强。孟子继承了孔子的富民、惠民的思想，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制民之产”。“是故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蓄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然后驱而之善，故民之从之也轻。”[37]就是说，英明的君主鼓励百姓兴业，要使他们上足以赡养父母，下足以抚养妻儿；好年成，丰衣足食；歉收荒年也不至于饿死。然后再去引导他们走上向善的道路，老百姓就会很容易听从。“制民之产”是使百姓拥有固定的产业，即“恒产”。有了“恒产”百姓就不会颠沛流离、犯上作乱了。英明仁德的君主应该首先使百姓有固定的产业收入，这样百姓就会有“恒心”，就可以安居乐业发展生产了。按照孟子的设想，要恢复“井田制”，将农民固定在土地上，无论埋葬还是搬家，都不离开本乡本土。孟子为何要恢复井田制呢？因为我国古代社会的根本问题是土地问题，一切矛盾、问题都由此而来，一切斗争归根结底都是为了争夺土地。孟子正是看到了这一点，所以主张公平分给农民土地，以此作为“仁政”的开始。孟子还建议“薄赋敛”。“易其田畴，薄其赋敛，民可使富也。食之以时，用之以礼，财不可胜用也。民非水火不生活，昏暮叩人之门户求水火，无弗与者，至足矣。圣人治天下，使有菽粟如水火。菽粟如水火，而民焉有不仁者乎？”[38]重视耕种，减轻赋税，就可以使百姓富足。与此同时，还应该以礼而行，勤俭节约，要让百姓的粮食像水火一样多，这样百姓就会坚守仁德了。“薄赋敛”不仅是指减轻农民的土地税收，而且还指减轻对社会其他阶层的税收。孟子试图通过经济上的各种政策来惠民、富民。因为他知道，首先减轻各项税收，从物质上满足百姓的要求，让他们拥有自己固定的产业和收入，安居乐业，人心才能稳定，天下也才能安定。
孟子在此强调：一是要授田于民，让老百姓在自己的田地里耕耘，确保其有稳定的生活保障；二是要薄赋税，要减轻老百姓的负担；三是不仅要薄赋税，赋税征收还应根据丰年灾年和老百姓的实际收成情况灵活征收。因为有恒产才会有恒心，否则就会“放辟邪侈，无不为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