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善本于“四心”

公都子曰：“告子曰：‘性无善无不善也。’或曰：‘性可以为善，可以为不善；是故文武兴，则民好善；幽厉兴，则民好暴。’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是故以尧为君而有象；以瞽瞍为父而有舜；以纣为兄之子，且以为君，而有微子启、王子比干。’今曰‘性善’，然则彼皆非与？”孟子曰：“乃若其情，则可以为善矣，乃所谓善也。若夫为不善，非才之罪也。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故曰：‘求则得之，舍则失之。’或相倍蓰而无算者，不能尽其才者也。诗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孔子曰：‘为此诗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则；民之秉彝也，故好是懿德。’”[4]公都子问孟子：告子认为人性无所谓善恶，或者说人性可以是善的，也可以是恶的；所以文王、武王兴起，百姓就好善；幽王、厉王兴起，百姓就好恶。或者说有的人本性善，有的人本性恶；尧为君时还有像这样的恶人；恶父瞽瞍还有舜这样贤德的儿子；残暴的纣王还有贤明的叔叔微子启、王子比干。假如说人性本善，那么他们都说错了吗？孟子说：人的本性是可以行善的，这就是我所说的人性善。至于有的人行恶，那不是人的本性。同情心，人人都有；羞耻心，人人都有；恭敬心，人人都有；是非心，人人都有。同情心，就是仁；羞耻心，就是义；恭敬心，就是礼；是非心，就是智。仁、义、礼、智，不是由外面渗入到我内心的，是我本来就有的，只是未曾探索它罢了。所以探求就可以获得，放弃就是失去。人与人有的相差一倍、五倍乃至无数倍，就是因为他们发挥自身善性的程度不同造成的。《诗经》说“天生育众民，万物皆有规则。众民都遵循常道，崇尚美德”，孔子说“作这首诗的人是真正懂得道啊！所以他才说万物皆有规则，众民皆遵循常道，所以才崇尚美德”。公都子较为认可告子所说的人性无所谓善恶，或者说人性可以善也可以恶。孟子强调人性本善，至于有的人“行”恶，那不是人的本性。因为同情心、羞耻心、恭敬心、是非心，人人都有。也就是说仁、义、礼、智人人都具备，而且不是由外面渗入到我内心的，是我本来就有的，即性之本然，只是人们不曾认真探究罢了。孟子在此竭力说明仁、义、礼、智都是人与生俱来的。

孟子认为：恻隐，羞恶，辞让，是非，四种情感是仁义礼智的萌芽。仁义礼智这四种德行来自四种情感，故称四端。孟子把四心作为完美人格心性的起码价值尺度。假如一个人没有同情恻隐之心，没有羞恶知耻之心，没有礼敬谦让之心，没有好是恶非之心，那他就是一个心性有缺陷的人，一个麻木的人，一个不合格的人。

孟子认为四心是人先天潜在的自性，但他并不否认后天培养的作用。因为四心只是仁义礼智四种道德范畴的发端，只是苗头。如果不用心加以培养扩充，就很容易夭折。四心既然是自性，那么恻隐之心，也应该是人皆有之。当小孩落水，就会有人冒险入水救命；若贫者身患重症，就会有人慷慨解囊相助；看到饱受战争伤害的人民会生同情，看到无以为生的乞讨者会施舍，爱护动物，关注各类小生命，都是恻隐之心的表现。羞恶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是无意中做了错事，有羞恶负罪感。有良知的人做错了事，会有羞恶负罪感，良知泯灭的人，则会无动于衷。辞让之心，人皆有之？古有“让则相容，争则相斗”的理念，更有尧舜让贤、孔融让梨的美好言传。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孟子说：“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判断是非，显示的是一个人智力的高下，道德素养的厚薄，知识的深浅等素养。

孟子认为“四心”人皆有之，此处所谓“人”，乃大写之“人”，是具有社会伦理道德之“人”，而非生物体之“人”。因为呱呱坠地之婴儿，不会产生不忍人之心；襁褓之婴，赤身裸体，也不会有羞恶之心；襁褓之婴不管见孺子将入于井还是入于火，都不会产生怵惕恻隐之心，这是因为他们还是小“人”，没有安危概念，没有正常思辨能力，没有伦理道德，虽有四体，但不可能懂四端。所以孟子所言四端、四体应指能明善恶、能辨是非的大“人”所为。孟子所言四端，乃人的社会属性，是后天在“善”的环境中熏陶出来的，是人和禽兽的本质区别。孟子的高明之处在于：立论“性如水就下”之性是人的本然之性，而以“四心”论证人性善之性变成了人的社会属性。虽有偷换概念之嫌，但表面上看，逻辑还是很严密的，故公都子也无法辩驳，信以为然。

孟子把人类的本性概括为“四心”，认为这是人与动物相区别的根本标志。这个观点也应该说是一种较有创造性的见解。尽管用“四心”概括人类的共同性是不够准确的，但它毕竟是属于人类所特有的心理和情感，动物是不可能有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的。因此，立足于人的社会性，从心理和情感的角度来区分人性与兽性，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并且对于人类进一步展开人性本质的讨论也有很大的启发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