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明鉴人伦
孟子的人伦思想源于孔子。《论语》曰：“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得而食诸？’”[3]这里孔子仅列举了君臣、父子两种人伦关系，也是两种最主要的人伦关系。孟子发展了孔子人伦思想，提出了“五伦”，即封建社会中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及各种尊卑长幼关系。在孟子人伦思想中，蕴涵着仁、义、礼、智、信的内核，充满善，别具一格。孟子曰：“后稷教民稼穑，树艺五谷；五谷熟而民人育。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圣人有忧之，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4]孟子说：后稷教老百姓种庄稼，栽培谷物，谷物成熟了才能够养育百姓。人之所以为人，吃饱了，穿暖了，住得安逸了，如果没有教育，那就和禽兽差不多。圣人又为此而忧虑，便派契做司徒，主管教育。用人与人之间应有的伦常关系和道理来教育百姓——父子之间有骨肉之亲，君臣之间有礼义之道，夫妻之间有内外之别，老少之间有尊卑之序，朋友之间有诚信之德。孟子认为父子要重骨肉亲情，君臣要言礼义之道，夫妻要讲内外之别，老少要有尊卑之序，朋友要持诚信之德。不同的社会关系，坚守的伦理是有别的。孟子在明人伦过程中，对父子、君臣、夫妇、长幼、朋友关系阐述详尽，极富启发性。
“父子有亲”，明确了父子关系是家庭中的核心关系。“道在迩而求诸远，事在易而求诸难；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平。”[5]说明了亲情的重要性。在父子关系中，孟子重视“孝”：“世俗所谓不孝者五，惰其四支，不顾父母之养，一不孝也；博弈好饮酒，不顾父母之养，二不孝也；好货财，私妻子，不顾父母之养，三不孝也；从耳目之欲，以为父母戮，四不孝也；好勇斗狠，以危父母，五不孝也。”[6]孟子用“不孝”说明了孝的内容。“内则父子……父子主恩”[7]，在家里有父子关系，父子之间以慈爱为要。如何保持慈爱呢？孟子曰：“不得乎亲，不可以为人；不顺乎亲，不可以为子。舜尽事亲之道而瞽瞍（ɡǔsǒu，舜的父亲）厎（zhǐ，水去后其地已致平复）豫，瞽瞍厎豫而天下化，瞽瞍厎豫而天下之为父子者定，此之谓大孝。”[8]孟子说：不得到父母的欢心，不可以做人；不顺从父母的旨意，不能做儿子。舜竭力侍奉父母，结果他父亲瞽瞍高兴起来，瞽瞍高兴了，天下的风俗因此转好；瞽瞍高兴了，天下父子间的伦常也就确定了，这就叫做大孝。若就某一问题父子之间意见不一致怎么办？孟子曰：“父子之间不责善。责善则离，离则不祥莫大焉。”[9]孟子说：父子之间不要因求善而互相责备，因求善而互相责备就会使父子产生隔阂而互相分离，父子之间有了隔阂，这是最不好的事。若希望父子之间骨肉亲情不分离，那就不要讨论是非对错问题，不要因此起争执而伤了亲情。父子不“责善”是否有方法？孟子曰：“教者必以正；以正不行，继之以怒。继之以怒，则反夷矣。‘夫子教我以正，夫子未出于正也。’则是父子相夷也。父子相夷，则恶矣。古者易子而教之。”[10]孟子说：教育必须要用正理引以正道，用正理正道引而无效，执教者就会发怒。怒气一产生，就会伤害父子之情。儿子会说：“您用正理正道教育我，可您的行为却不出于正理正道。”这样父子之间就相互伤感情了。父子之间相互伤感情，关系就会恶化。所以古时候的人交换儿子来教育。如此则父子就不会“责善”了，不“责善”就不相“恶”，不相恶则“父子有亲”。
“君臣有义”，说明君臣关系需用“仁”、“义”来维系，因为君臣关系关乎国家的盛衰，社会的稳定，万民的福祉。事关国家万民，不可不慎。孔子主张“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11]，君臣双方的关系是互动的。孟子认为，君臣能否相和，主要责任在君，“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12]。孟子在君臣之间重视臣。孟子曰：“外则君臣，……君臣主敬。”[13]在家外有君臣关系，君臣之间以恭敬为主。如何保持恭敬呢？孟子曰：“君有过则谏，反覆之而不听，则去。”[14]孟子说：国君有过错，大臣就要劝谏，反复劝谏不听，大臣就可以辞职离开。孟子认为臣尽心履职就是最大的恭敬，国君有过错，臣反复劝谏不听，臣就应该辞职远离这样的昏君。孟子又曰：“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15]孟子认为：君主若把臣子当作手足，臣子就应该把君主当作心腹；君主若把臣子当作犬马，臣子就可以把君主视为路人；君主若把臣子当作尘土草芥，臣子就会把君主视为强盗仇敌。孟子追求君臣人格平等，反对臣对君的无原则地迁就，或阿谀奉承；更反对臣与君同流合污，戕害百姓。孟子还曰：“长君之恶其罪小，逢君之恶其罪大。今之大夫皆逢君之恶，故曰，今之大夫，今之诸侯之罪人也。”[16]孟子认为：助长国君的恶行，其罪还算小；迎合国君的恶行，罪就大了。如今的大夫，都是在迎合国君的恶行，所以说，如今的大夫，都是如今诸侯的罪人。这是因为：助长国君的恶行，国君也许还有幡然悔悟、迷途知返的可能；如果国君行恶，臣不仅不劝谏，还无原则迎合国君的恶行，国君会认为自己行仁合义，其恶行会有逐渐升级之势，如此臣不仅是不恭，而且罪恶之大就超过国君。如果臣知道君行恶，也劝谏君，而国君不予采纳怎么办？孟子曰：“君有大过则谏；反覆之而不听，则易位。”[17]也就是说：国君有大的过错，臣反复劝谏君都不听，继续行恶，那就只能另立国君了。孟子的君臣之道，虽言恭敬，而以履职为首要，且是有原则的，君必须行仁保民，否则谏而不听，要么臣走，要么另立新君。孟子甚至说：“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18]孟子认为：国君做得不仁不义，大臣完全可以推翻国君，这不能称之为“弑君”，而是救民于水火，为民除害。孟子这一观点与孔子的观点不同。孔子的观点是：国君即使做得非常差，大臣也不可以推翻国君。而国君只要对大臣有礼就行了，国君永远是国君。孔子君臣观只强调“礼”，合“礼”即可；孟子君臣观强调的是道，也就是仁义。“义在君臣之间”，君合道则谏则立，君不合道或去或废。
“夫妇有别”，孟子强调妇女以柔顺为美德，妻子应当顺从丈夫。他还借一个即将出嫁女儿母亲的话，表达自己的这一思想：“丈夫之冠也，父命之；女子之嫁也，母命之，往送之门，戒之曰：‘往之女家，必敬必戒，无违夫子，以顺为正者，妾妇之道也。’”[19]意思是说：男子行成年礼，父亲对他有所嘱托；女子要出嫁，母亲有所嘱托并送到大门口，告诫她说：到了你自己的家，必须恭敬，必须谨慎，不要违抗丈夫。以顺从作为准则，是为人妻妾的道理。事实上，孟子在此并没有说清楚“别”，而“夫妇有别”重在“别”，不在“顺”。自从有了婚姻制度之后，就有了夫妇之人伦。夫妇在家庭中位于核心位置，夫妇关系出现问题，则家庭不和，进而影响到社会和谐。“夫妇有别”就是要求人们正确处理好“夫妇”一伦。什么是“有别”？就是有所分别。为什么要有所分别？因为男人和女人从生理到心理，从思维到习惯，从性格到行为，从家庭分工、角色担当乃至肩负的社会责任等，都有着很大的区别。“夫妇有别”，首先是别在定位上。《周易》曰：“家人，女正位乎内，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义也。”[20]女人在家中的位置是主内，男子则是主外，男女地位摆正了，才符合天地阴阳之大道。《周易》还曰：“阴虽有美，含之以从王事，弗敢成也。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21]阴虽有美德才华，但要含蓄不露地为阳的事业服务，不敢使自己成名。这就是大地的道，这就是做妻子的道，这就是为人臣的道。阴阳五行是天地万物运行的大道，在家庭中，夫为阳，妻为阴，阴只能辅助阳，而不能压制阳而显露自己，否则即为逆天而行。基于这种“男主外，女主内”的分工之别，男人应当是家里的顶梁柱，女人则应当是男人的贤内助。男人闯荡江湖，女人相夫教子；男人耕田，女人织布。其实这是强调夫妇角色分工，并不一味宣扬男尊女卑。因为古代生产力低下，外出劳动，主要靠体力；而家庭事务，特别是烹饪、织布、抚育孩子等，靠的是心灵手巧；故古人倡导男主外，女主内，夫妇各显其长。“夫妇有别”，还别在各自所应当遵循的伦理规范之不同。男人要遵循男人的伦理规范，做大丈夫，做君子；女人要遵循女人的伦理规范，做淑女，做贤妻良母；男人要有阳刚之气，女人要有温柔之美。不难看出，我国古代正是由于“男女有别”才使得夫妻之间彬彬有礼，各司其职，家庭稳固，阖家幸福。在孟子“夫妇有别”思想中，更多的是强调夫妇在家庭中合理分工，各显其长，各负其责，和谐相处，才能使“夫妇有别”变成“夫妇有爱”，家庭兴旺，社会才能和谐发展。
“长幼有序”是儒家思想中的基本伦理关系之一，区分“长”与“幼”的目的在于明确尊卑先后的秩序，从而构建“长幼有序”的社会。因此对于“长幼”伦理概念的关注，主要集中于“有序”。论及“长”与“幼”之间的互动关系，儒家学者又往往侧重于“幼”对“长”的敬、顺，即“悌”。因而“长幼有序”在一定程度上是针对“幼”的行为规范。中国古代“长”、“幼”概念的界定标准是：在宗族之内，先看辈分，长是长辈，幼是晚辈；同一辈分之内再看年龄，长为年龄偏长者，幼为年龄偏少者。在宗族之外，一般根据年龄的大小区分长幼。探讨“长幼”问题的目的，集中于“长幼”之间的关系如何处理。孟子针对不同的伦常关系提出了相应的要求，即“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这里对长幼关系的阐释落在“尊卑之序”上，是将长幼之间的伦常差别对应为社会生活中的等级秩序。具体到长幼，就是要确立长者和幼者之名，建立长者先，幼者后的秩序。《荀子》曰：“曷谓别？曰：贵贱有等，长幼有差。”[22]这种差别是什么呢？贵与贱有一定的等级，长与幼有一定的次序。《荀子》还曰：“故先王案为之制礼义以分之，使有贵贱之等，长幼之差，知愚、能不能之分，皆使人载其事而各得其宜。”[23]所以古代圣明的帝王给人们制定了礼义来区别他们，使他们有高贵与低贱的等级，有年长与年幼的差别，有聪明与愚蠢、贤能与无能的分别，使他们每人都承担自己的工作而各得其所。明代学者吕坤也说：“一门之内，父子兄弟、长幼尊卑，各有条理，不变不乱，是曰家常；饮食起居，动静语默，择其中正者守而勿失，是曰身常。得其常则治，失其常则乱。”[24]认为一家之内，长幼之间的尊卑之序，是不可超越本分的章法。《孟子》曰：“孟季子问公都子曰：‘何以谓义内也？’曰：‘行吾敬，故谓之内也。’‘乡人长于伯兄一岁，则谁敬？’曰：‘敬兄。’‘酌则谁先？’曰：‘先酌乡人。’”[25]可见，乡党之间举行饮酒礼仪，只按照年龄大小行敬酒礼仪，不考虑血缘关系上的亲疏。而对于在礼仪中担任职务的人，则又不论年龄大小都要把优先的尊敬给予他。《孟子》还曰：“‘敬叔父乎？敬弟乎？’彼将曰：‘敬叔父。’曰：‘弟为尸，则谁敬？’彼将曰：‘敬弟。’子曰：‘恶在其敬叔父也？’彼将曰：‘在位故也。’”[26]在祭祀礼仪中，担任祭祀主持的弟弟虽然年龄小，但因为其职务重要而得到更高的尊敬。可见在不同的场合“长幼有序”并非唯一的秩序准则。也就是说“长幼有序”中内含“贵贱有序”。明代敖英云：“或问长幼之序，专序齿耶？不专序齿耶？予曰：兄弟之长幼序齿也，伯叔侄之长幼不序齿也。”[27]认为年龄、辈分等因素，是影响“长幼有序”排列的基本标准。
论及兄弟、长幼之间的关系，兄对弟、长对幼的行为标准皆指向“友”、“爱”，而弟对兄，幼对长的行为标准皆指向“敬”、“顺”。虽然“兄友弟悌”是兄与弟、长与幼之间的互动关系，但这一对关系的重点往往落在幼对长的顺从、恭敬上。《孟子》曰：“曹交问曰：‘人皆可以为尧舜，有诸？’孟子曰：‘然。’‘交闻文王十尺，汤九尺，今交九尺四寸以长，食粟而已，如何则可？’曰：‘奚有于是？亦为之而已矣。有人于此，力不能胜一匹雏，则为无力人矣；今曰举百钧，则为有力人矣。然则举乌获之任，是亦为乌获而已矣。夫人岂以不胜为患哉？弗为耳。徐行后长者谓之弟，疾行先长者谓之不弟。夫徐行者，岂人所不能哉？所不为也。尧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子服尧之服，诵尧之言，行尧之行，是尧而已矣；子服桀之服，诵桀之言，行桀之行，是桀而已矣。’”[28]曹交询问孟子怎样成为尧舜那样的圣人，孟子告之以“悌”，强调做到了恭敬顺从长者这一点，就可以成为尧舜了。孟子把长幼先后之秩序所代表的社会价值置于无以复加的高度，与战国时期混乱无序的社会状况有关，也体现了孟子维护社会秩序的价值追求。
孟子言“朋友有信”，孔子也强调“朋友有信”。《论语》云：“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29]曾子说：“我每天多次反省自己：替别人办事是不是尽心竭力了呢？同朋友交往是不是诚实可信了呢？”《论语》又云：“子夏曰：‘贤贤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30]子夏说：“一个人能够看重贤德而不以女色为重；侍奉父母，能够竭尽全力；服侍君主，能够献出自己的生命；同朋友交往，说话诚实恪守信用。这样的人，尽管他自己说没有学习过，我一定说他已经学习过了。”可见朋友间讲“信”是儒家的传统。儒家认为人是生活在“关系”中，不存在所谓的“个人”。人一定是一个角色，而角色是一种关系，不是一个个完全孤立的人。角色各式各样，什么样的角色关系最重要呢？这就是五伦关系了。五伦关系的限定，各自凸显最主要、最核心的内涵，而其他的关系往往被淡化或忽视。也就是说，各种社会关系都可以回到五伦中来讲，都可以在五伦关系中找到相应的位置。讨论五伦关系的基本原则，也就是讨论各种社会关系。在孟子所言的五种关系中，父子、夫妇、兄弟（长幼），是家内的关系，君臣和朋友是家外的关系，孟子没有把“义”、“信”放在家人关系中，也没有把“亲”、“别”、“悌”放在家外关系中。同时君臣讲“义”，朋友讲“信”，说明“君臣有义”的要求比“朋友有信”的要求高。孟子没有把“义”、“信”放在家内来说，说明孟子认为家内“义”、“信”应是“自在的”，不言自明的，或者说“义”、“信”在家人间是基本的存在，若在家内讲“义”、“信”，那就是一个“见外”的话题。在中国文化的构词中，“信”比“义”的要求低，“信”提高要求就是“忠”，“忠”降低要求才是“信”。因为“信”内含有委托之意，而委托往往对着一件事情而言的，办完了这件事，就表明信任活动结束了，下一次的信任就等着下一个委托的开始。而“忠”涉及人的全部——从思想到身体，当一种关系用“忠”来表述的时候，就等于说为了事业、信仰或者一个特定的人，在必要时可以献出他的思想和生命。由此来看，在君臣之间只讲“信”是不够的，有更高的要求需要维系。所以“信”是做朋友的原则，也是五伦中关系密切程度相对低的一伦。
孟子曰“朋友有信”，也就是说朋友之间有诚信之德。如何才算“有信”呢？孟子曰：“居下位而不获于上，民不可得而治也。获于上有道，不信于友，弗获于上矣。信于友有道，事亲弗悦，弗信于友矣。悦亲有道，反身不诚，不悦于亲矣。诚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诚其身矣。是故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至诚而不动者，未之有也；不诚，未有能动者也。”[31]孟子说：职位低下而得不到上司的信任，是不能治理好百姓的。要获得上司的信任也有一定的方法，如果不能得到朋友的信任，也就不能获得上司的信任。取信于朋友也有一定的方法，如果侍奉父母而不能博取父母的欢心，也就不能得到朋友的信任。博取父母的欢心也有一定的方法，如果反躬自问而不诚心诚意，也就不能博取父母的欢心。要想诚心诚意也有一定的方法，如果不明白什么是善，也就不能做到真心诚意。所以，诚是天道；追求诚是人道。有了至诚的心意而没有感动别人，是没有的。不真心诚意，要想感动别人也是不可能的。孟子认为“有信”要点有二：一是善，二是诚，有此二者可友天下善士。那么如何“友信”呢？孟子曾对齐宣王曰：“王之臣有托其妻子于其友而之楚游者，比其反也，则冻馁其妻子，则如之何？”王曰：“弃之。”[32]孟子对齐宣王说：如果大王您有一个臣子把妻子儿女托付给他的朋友照顾，自己到楚国办差去了。等他回来的时候，他的妻子儿女却在挨饿受冻。对待这样的朋友，应该怎么办呢？齐宣王说：和他绝交！也就是说，不讲信用的人是不能与之为友的，“友信”是孟子所坚持的。应与什么样的人交友呢？孟子曰：“一乡之善士斯友一乡之善士，一国之善士斯友一国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以友天下之善士为未足，又尚论古之人。”[33]孟子说：一个乡的贤达之士，自然想与整个乡的贤达之士交朋友；一个国家的贤达之士，自然想与整个国家的贤达之士交朋友；影响天下的贤达之士，自然想与整个天下的贤达之士交朋友。如果认为与全天下的贤达之士交朋友还不够，又可追论古代贤达之士。孟子认为交友必交“贤达”，交今之“贤达”还不满足，那就再交古之“贤达”。也就是说交友要交贤明通达之士，不交愚蠢昏庸之辈。孟子还强调“取友必端矣”[34]，必须选择正直的人交朋友，因为他们讲“信”；千万不能与奸诈邪恶之徒为友，因为他们不守“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