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以意逆志

《孟子》中有孟子和咸丘蒙的对话。咸丘蒙问：“舜之不臣尧，则吾既得闻命矣。《诗》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而舜既为天子矣，敢问瞽瞍之非臣，如何？”孟子曰：“是诗也，非是之谓也；劳于王事而不得养父母也。曰：‘此莫非王事，我独贤劳也。’故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如以辞而已矣，《云汉》之诗曰：‘周余黎民，靡有孑遗。’信斯言也，是周无遗民也。”[4]咸丘蒙问孟子：舜没有以尧为臣，这个我已经懂得了。《诗经》上说：“天下所有的土地，没有一处不归君王；全部土地之上，没有一个不是君王的臣民。”而舜既然做了天子，请问瞽瞍却不称臣，这是为什么？孟子答道：这首诗，不是你所理解的那样；而是说为王事勤劳不能奉养父母。诗中的意思是说：“这些都是大王的事务，只有我才更辛劳。”所以解说《诗经》的人，不能因为文字损害语句，不能以语句损害原作主旨。要用自己的思考去领会诗意，才能探明诗的真谛。如果只看词句，就如《诗经·大雅·云汉》说：“周朝剩余的平民，没有一个生存。”你若相信这句话，就等于说周朝没有后代了。“以意逆志”是孟子提出的重要的文学思想。孟子针对咸丘蒙对《诗·小雅·北山》理解上的偏差，提出了“以意逆志”的文学解读方法。孟子指出咸丘蒙对诗的理解是不正确的，因为他没有抓住诗人之志，而是断章取义地理解诗句，自然会出现理解上的偏差。“文”是文采，“辞”是言辞，“意”指作品之意旨，“志”指作者的思想。孟子的意思是说，解读诗歌，不要捕捉文中片言只语而望文生义，主观臆断；也不能对某些艺术性夸张修辞作生硬理解，必须联系诗歌产生的时代与作者生平去探索作品的本旨和思想内涵，在领会全篇的精神实质的基础上，探寻作者的志趣和思想倾向。孟子认为此诗的关键之处是“此莫非王事，我独贤劳也”，因为此诗是讽刺国王任用大夫劳逸不均，善恶无别，所以诗中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绝对不是以实言之，而是一种夸张的手法，就如同《诗·大雅·云汉》中所说的“周余黎民，靡有孑遗”一样，并不是实指周朝没有一个平民生存，而是一种虚夸。孟子“以意逆志”思想虽然是就正确理解《诗经》而提出的，但它具有普遍意义。故孟子又云：“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仁人无敌于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5]《尚书·武成》记述的是武王伐殷之事，事后武王具体描述了牧野之战当时的情景：“甲子昧爽，受率其旅若林，会于牧野。罔有敌于我师，前途倒戈，攻于后以北，血流漂杵。”说的是甲子日清晨，商纣王率领他如林的军队，来到牧野会战。敌方的军队对我军没有抵抗，前面的士卒反戈向后面攻击，因而大败，血流之多简直可以漂起舂米的木棒。孟子对这样不符事实的描写，很不满意，认为此乃“以辞害义”，所以他提出“尽信《书》，则不如无《书》”的主张，这里并不是不要《书》，而是要对《书》中所描述进行具体分析，正确理解，不可盲目相信《书》中所写的一切。所以说“吾于《武成》，取其二三册而已矣”，不可信者则不取。关于“以意逆志”，宋理学家朱熹云：“当以己意迎取作者之志，乃可得之。”[6]朱熹强调读诗人必须全面地领会诗篇之含义，有了正确的认识方可得作者之志。这里的“意”，首先应该属于读者阅读作品时所产生之意。读者在阅读作品时，必然有自己对作品的理解，以己之理解去探寻作者之本意，即如汉赵岐所说的“以己之意逆诗人之志”[7]。其次是作者作品之意。苏轼曾说：“夫诗者，不可以言语求而得，必将深观其意焉。”[8]认为读诗者在品评鉴赏诗歌的时候，不应该简单地局限于文学文本语言层的感受来探寻诗的本意，而要超越文字的表层意义去进一步把握作品的内在蕴涵，唯有如此才能真正探究诗歌意旨。苏轼主张要“深观其意焉”，而不是只了解诗的字面意义，“深观其意”的“意”即是考察作者、作品之意。也就是说诗有内有外，显于外者，曰文曰辞；蕴于内者，曰志曰意。汉、宋学者认为“志”属作者，而“意”为读者。换言之，“意”与“志”具有同一性，“意”是“志”之载体，“意”用来载“志”，因此，“意之所到，即志之所在”。说通俗一点，孟子的“以意逆志”是要求阅读评析文学作品的人，要把握作品的全部内涵，而不是断章取义，在此基础上去探寻作者之“志”。这里的“意”和“志”虽有联系，但却是不同的。“志”可以看作诗的主题，“意”是文章的基本内涵，要对文章进行全面把握和理解。若只见得一字或一段就轻下结论，往往会断章取义式的理解，实是歪曲和误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