循循善诱，引君入瓮

孟子与齐宣王有一对话。孟子问齐宣王：“王尝语庄子以好乐，有诸？”王变乎色，曰：“寡人非能好先王之乐也，直好世俗之乐耳。”曰：“王之好乐甚，则齐其庶几乎！今之乐犹古之乐也。”曰：“可得闻与？”曰：“独乐乐，与人乐乐，孰乐？”曰：“不若与人。”曰：“与少乐乐，与众乐乐，孰乐？”曰：“不若与众。”“臣请为王言乐。今王鼓乐于此，百姓闻王钟鼓之声，管籥之音，举疾首蹙頞而相告曰：‘吾王之好鼓乐，夫何使我至于此极也？父子不相见，兄弟妻子离散。’今王田猎于此，百姓闻王车马之音，见羽旄之美，举疾首蹙頞而相告曰：‘吾王之好田猎，夫何使我至于此极也？父子不相见，兄弟妻子离散。’此无他，不与民同乐也。今王鼓乐于此，百姓闻王钟鼓之声，管籥之音，举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几无疾病与？何以能鼓乐也？’今王田猎于此，百姓闻王车马之音，见羽旄之美，举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几无疾病与？何以能田猎也？’此无他，与民同乐也。今王与百姓同乐，则王矣。”[17]孟子生活在战国时期，诸侯纷争四起，“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18]，各诸侯国国君都野心勃勃，追求“莅中国而抚四夷”的霸主地位。他们崇尚的是“霸道”，而孟子宣扬的是王道仁政学说。在这种情况下，要对崇尚霸道的齐宣王宣扬王道实在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孟子的高明之处就在于善于察言观色，见机行事，引君入瓮，把握对方的心理，循循善诱，因势利导。孟子一见到齐王就问：“王尝语庄子以好乐，有诸？”齐王脸色变了，并称自己喜好的不是先王的音乐，而是世俗之乐。可见谈话的开始有些“话不投机”。齐王脸色变了，当然是“惭其好之不正”，为自己不喜欢先王之乐而好世俗之乐而羞愧。齐王知道儒家是推崇先王之乐而反对世俗之乐的，齐王的立场似乎与孟子对立起来了。可见说话的气氛很紧张。然而孟子却提出了“王之好乐甚，则齐其庶几乎！今之乐犹古之乐也”的观点。可以说是出其不意，观点新颖。“好乐”与国家的治理紧密相关，“今之乐”等同于“古之乐”，这让齐王感到意外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当然最重要的是孟子迎合了齐王的心理，从而改善了谈话的气氛。所以齐王忍不住问：“可得闻与？”然而孟子接下来并没有谈“今之乐”与“古之乐”的异同在哪里，而是巧妙地转换话题，再以“快乐”诱使齐王的思维进入孟子预设的圈套，从而牢牢地掌控谈话的主动权。既然齐王同意了独乐不若与人同乐，与少数人同乐不若与多数人同乐，自然而然就把齐王引入到自己想谈的领域——仁政。

孟子与梁惠王也有一段对话。梁惠王曰：“寡人之于国也，尽心焉耳矣。河内凶，则移其民于河东，移其粟于河内。河东凶亦然。察邻国之政，无如寡人之用心者。邻国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19]梁惠王说：“我治理国家，总算尽了心啦。河内遇到饥荒，就把那里的老百姓迁移到河东去，把河东的粮食转移到河内；河东遇到饥荒也是这样做。了解一下邻国的政治，没有像我这样用心的。邻国的百姓不见减少，我的百姓也不见增多，这是为什么呢？”孟子对曰：“王好战，请以战喻。填然鼓之，兵刃既接，弃甲曳兵而走。或百步而后止，或五十步而后止。以五十步笑百步，则何如？”[20]孟子说：大王喜欢打仗，让我用战争做比喻吧。咚咚地敲响战鼓，两军开始交战，战败的士兵扔掉盔甲拖着武器逃跑。有人逃了一百步然后停下来，有的人逃了五十步然后停下来。因自己只跑了五十步而耻笑别人跑了一百步，那怎么样呢？梁惠王曰：“不可；直不百步耳，是亦走也。”[21]梁惠王说：“不行。只不过没有跑上一百步罢了，那也是逃跑啊。”孟子通过设喻，诱使对方在不知不觉中说出：“不可，直不百步耳，是亦走也。”这正好钻进孟子的“圈套”，所以孟子说“王如知此，则无望民之多于邻国也”[22]，回答了“民不加多”的原因。梁惠王认为自己对待百姓的政策比邻国都好，但孟子却指出，魏国的政策虽好一些，但与邻国相比，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本质上都是相同的。孟子根据梁惠王好战的特点，采用“五十步笑百步”的常识打比方，让梁惠王陷入自相矛盾之中，既巧妙委婉地批评了梁惠王的急功近利（想雄霸天下），又自然引出自己的王道主张。这个比喻甚是高明，先切中梁惠王好战的要害，再顺势让他进入自己设定的类比推理圈套之中，最后顺理成章得出“则无望民之多于邻国也”的结论。

孟子在论辩过程中，往往是牵引对方，巧妙地转换话题，循循善诱，引君入瓮，因势利导，适时宣扬自己的主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