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无义战”

孟子生于一个战乱的年代，诸侯争霸的时代刚刚结束，随之又进入一个相互兼并、弱肉强食的时代。孟子曾说“春秋无义战”[21]，然而孟子所在的年代，战争的惨烈程度远胜于春秋。故而孟子曾说：“今之诸侯，五霸之罪人也。”[22]春秋之五霸，虽然互相争霸，战争不已，但是也有“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后，言归于好”[23]的约定。五霸的盟约实有早期国际法的意味，因此，孟子认为今之诸侯，五霸之罪人也。在这样的战争年代，孟子当然发自内心的反对兼并战争，因为战争太残酷，主张以“仁政”统一天下。孟子在任何时候、面对任何对象的谈话中，都激烈地抨击生灵涂炭、践踏国计民生的战争。他最具代表性的表述是“春秋无义战”，他认为刚刚过去的春秋时代，没有一场战争是正义的。在孟子看来，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国之间的战争都是非正义的，其真正的目的都是为了满足他们永远没有穷尽的贪欲。因此，那些为国君出谋划策，攻城略地的“谋士”是一批丧尽天良的人，应该受到最严厉的惩罚。

孟子曰：“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此所谓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于死。故善战者服上刑，连诸侯者次之，辟草莱、任土地者次之。”[24]意思是说：为争夺地盘而战，往往杀人遍野；为掠夺城池而战，往往杀人满城；这就是所谓的为了土地而吃人肉，这些人死刑都不能赎出他们的罪过。所以好战的人应该受最严重的刑罚，从事合纵连横的人该受次一等的刑罚，为了增加赋税而驱使百姓开辟荒野的人该受又次一等的刑罚。孟子反对战争，因为战争杀人遍野，杀人满城，发动战争者犹如吃人肉，禽兽不如，死有余辜。

孟子曰：“今之事君者皆曰：‘我能为君辟土地，充府库。’今之所谓良臣，古之所谓民贼也。君不乡道，不志于仁，而求富之，是富桀也。‘我能为君约与国，战必克。’今之所谓良臣，古之所谓民贼也。君不乡道，不志于仁，而求为之强战，是辅桀也。由今之道，无变今之俗，虽与之天下，不能一朝居也。”[25]孟子说：如今侍奉君主的人都说：“我能替君主开拓疆土，充实府库。”如今所谓的良臣，就是古时候的民贼。当今君王不走过去圣君的道路，不立志于爱民，而是求富贵，就等于是富有的夏桀王。又说：“我能替君主盟约其他国家，打仗肯定能取胜。”如今所谓的这些良臣，就是古时候的民贼。当今君王不走过去圣君的道路，不立志于爱民，所谓良臣却为他求取强大而战，就等于是辅助君主当夏桀王。按照现今的道路，而不改变当今的恶风劣俗，即使把整个天下给他，他连一天都不能占据。孟子认为：凡是夸口能替君主开拓疆土者、能替君主打胜仗者，都是民贼。贼，会意字，从戈，则声。从戈，刀毁贝。本义：残害；伤害。延伸义：杀人抢劫，即匪也。也就是说这些人是邪恶、不正派的，是危害人民的人。这些人完全不考虑在他辅政的国家里实现仁政，率土地而食人肉，为了满足国君的贪欲不惜连年发动战争，把人民和国家都推向灾难的深渊，这种人当然是罪不容赦的“民贼”。良臣应辅君以道，立志爱民，不鼓动君主以战争求取强大。孟子不仅称那些不引导自己国君“志于仁”的人是“民贼”，还讽刺、揭露无才无德却又贪欲无穷的国君嘴脸。《孟子》中有一段孟子与他人的对话：“孟子见梁襄王，出，语人曰：‘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见所畏焉。’卒然问曰：‘天下恶乎定？’吾对曰：‘定于一。’‘孰能一之？’对曰：‘不嗜杀人者能一之。’”[26]孟子见了梁襄王，出来以后告诉人说：“远看不像个国君，走近了也看不出威严的样子。”梁襄王还问孟子：“天下要怎样才能安定？”孟子回答说：“要统一天下才会安定。”他又问：“谁能统一天下呢？”孟子回答：“不喜欢杀人的国君能统一天下。”由此可知，孟子内心十分鄙视梁襄王，但孟子又不能直接斥责他，而是采取形象思维的手法，从梁襄王的外貌入手，来刻画他内心世界的贫乏与无能、无智。所以接着说：“‘孰能与之？’对曰：‘天下莫不与也。王知夫苗乎？七八月之间旱，则苗槁矣。天油然作云，沛然下雨，则苗浡然兴之矣。其如是，孰能御之？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杀人者也。如有不嗜杀人者，则天下之民皆引领而望之矣。诚如是也，民归之，由水之就下，沛然谁能御之？’”[27]梁襄王又问孟子：有谁愿意跟随不喜欢杀人的国君呢？孟子再答：天下的人没有不愿意跟随他的。大王了解禾苗生长吗？当七八月间的时候，若长时间不下雨，禾苗就会干枯。一旦天上乌云密布，哗啦哗啦下起大雨来，禾苗便会茂盛地生长起来。这样的情况，谁能够阻挡得住呢？如今各国的国君，没有一个不喜欢杀人的。如果有一个不喜欢杀人的国君，那么，天下的老百姓都会伸长脖子期待着他来解救。真像这样，老百姓归服他，就像雨水向下奔流一样，哗啦哗啦谁能阻挡得住呢？孟子将梁襄王的超常贪欲通过比喻和对比的手法展现出来，从而形成了认知上的鲜明对比，达到了绝佳的讽刺效果。在孟子的笔下，梁襄王的父亲梁惠王也是一位“弃甲曳兵而走”、“以五十步笑百步”的昏君；齐宣王虽“四境之内不治”，但在公元前314年因为燕要“杀其父兄，系累其子弟，毁其宗庙，迁其重器”[28]，而发动了对燕国的战争，不仅视齐国百姓生命于不顾，使本就置身于水深火热中的燕国人民“水益深”、“火益热”。孟子认为此乃不义战争，必将“动天下之兵”，生灵涂炭，引发灾难。孟子反对诸侯之间不义战争，是对天下苍生寄予了深切地同情，这是孟子仁政学说的根本出发点。所以孟子明确指出：国君在任何时候，在任何情况下，“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为也”[29]。

战国时期的思想家，除了法家，无论儒家还是道家，对于战争基本上都是很厌恶的。然而，儒家的代表孟子对于战争的观点却有独到之处。孟子对于战争不是一味厌恶，而是看重战争的正当性，因此孟子说“征之为言正也”。孟子关于战争正当性的讨论主要有以下几点：首先，战争的目的不是追求自己的私利，不是为了扩大疆土、争夺城池和人民，孟子反对“率土地而食人肉”的战争。正是因为孟子看到了当时的各国之间的战争大多起于君主的贪婪和私欲，孟子才十分重视“义利之辨”，大声疾呼“何必曰利”？孟子所关注的义利之辨大体立于君臣之间，孟子反对臣子以“利”游说君主，其实质是反对君主扩大自己的私欲而贪得无厌，君主最大的欲不在于衣食之美、妻妾之养，而在于称霸于天下，这样的贪欲私利必然导致无休止的战争。孟子轻视“利”绝不代表孟子像后人想象的那样是忽视个人利益的迂腐夫子，实际上孟子反对的“利”主要是君王之利。孟子曾以孔子对为季氏求富的冉求的讨伐为例子，指出如果不行仁政，而一味地追求私利，那就是背叛孔门，如果再是为了土地而不惜发动战争杀害百姓，那就是犯罪。其次，孟子主张施行仁政的天吏之国可以讨伐那些倒行逆施的君主。然而需要注意的是，孟子所主张的天吏之国的讨伐有两个正当性前提：第一，讨伐的对象应该是那些倒行逆施的君主，而不是对一个国家及平民发动战争，故而孟子说要“反其旌倪，止其重器，谋于燕众，置君而后去之”[30]；第二，征讨倒行逆施者的国家本身必须内政修明施行仁政，否则就是以纣诛桀。孟子说仁者无敌的意义也就是这个意思，孟子主张仁者无敌、“不奢杀人者能一之”的重点在于告诫统治者施行仁政，而不在于追求无敌或者天下一统，首先是要求君主志于仁，使自己国内的百姓安居乐业。故而孟子说：“君不乡道，不志于仁，而求为之强战，是辅桀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