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以义待利

义、利关系，是一种特殊的伦理规范，先义后利，或以义取利，是千百年来中华民族至高无上的道德准则。孔子曾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35]，认为君子明白大义，小人只知道小利。孔子没有辨别义利之间的辩证关系，也没有论述如何对待“利”。孟子在义利关系问题上，继承发展了孔子义利关系学说，并形成极具个性的义利观。

孟子曰：“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36]孟子意思是说：如果鱼和熊掌都是自己想要的，但这两样东西如果不可能同时得到，那么就只能舍弃鱼而取熊掌。生和义都是自己想要的，但这两样东西如果不可能同时得到，那就舍弃生而取义。孟子崇尚“义”，提出舍生取义的取舍之道，告诉人们在“生”与“义”的抉择中，应毫不犹豫地舍“生”而取“义”。孟子谈问题时除了言明应该如何抉择，还阐述选择的理由。那么为什么会有“舍生取义”之善举呢？孟子曰：“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于生者，故不为苟得也；死亦我所恶，所恶有甚于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如使人之所欲莫甚于生，则凡可以得生者，何不用也？使人之所恶莫甚于死者，则凡可以辟患者，何不为也？由是则生而有不用也，由是则可以辟患而有不为也，是故所欲有甚于生者，所恶有甚于死者，非独贤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贤者能勿丧耳。”[37]孟子认为：生是我想要的，但我想要的还有比生更重要的东西，所以我不做苟且活着的事。死亡是我所厌恶的，但还有比死亡更令人厌恶的东西，所以有的祸害是躲避不了的。如果人们想要的没有超过生命的，那么所有求生的手段哪一个不可用呢？如果人们厌恶的没有超过死亡的，那么凡是可以躲避灾害的手段哪一个不可以用呢？有能生存的手段不去用，有能躲避灾害的手段不使用，是因为所想要的超过了生命，所厌恶的超过了死亡。不仅贤明的人有这样的心思，人人都有，只不过贤明的人没有丧失本性。孟子认为“舍生取义”之念是人心所固有，平时不显现，一旦当所想要的超过了生命，所厌恶的超过了死亡的时候，就会显现出来。虽然人人都有其心，只有在不失本性的贤明人身上才会显现罢了。人是否可以言利？在义、利发生矛盾时如何恰当处理呢？孟子充分肯定人需求的必然性、合理性，但是孟子认为人求利逐利必须有一定的限制和规范，提倡以义待利，推义获利。孟子曰：“为人臣者怀利以事其君，为人子者怀利以事其父，为人弟者怀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终去仁义，怀利以相接，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38]孟子说：当臣子为追逐利而侍奉国君，作为儿女为追逐利而侍奉父母，作为弟弟为追逐利而侍奉兄长，如此会使君臣、父子、兄弟之间最终丢掉仁义，相互怀利以待，如此而国家不灭亡是没有的事。所以孟子强调人不能背义取利，不能以利害义，对待利要以义取之，以义与（予）之。故孟子又曰：“非其义也，非其道也，禄之以天下，弗顾也；系马千驷，弗视也。非其义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与人，一介不以取诸人。”[39]意思是：如果不合乎尧、舜之道义，即使把天下的财富都作为俸禄给他，他也不屑一顾。即使给他千辆马车，他也不看一眼。如果不合乎尧、舜之道义，他不会给别人一点东西，也不会向别人要一点东西。孟子就是希望君子爱利，取之有道，获之有道，与之遵道，对有悖道义“求富贵利达”的人应以之为耻。“非其有而取之非义也”[40]，不是自己应有的而获取，那就是不义。“其交也以道，其接也以礼，斯孔子受之矣”[41]，人家与你交往合乎道，与你接触合乎礼，这样孔子也会接受礼物的。也就是说合礼则受，合道可取可与。“非其道，则一箪食不可受于人；如其道，则舜受尧之天下，不以为泰”[42]，如果不合道义，即使一碗饭也不能接受；如果合乎道义，那舜接受尧的天下，也不过分。人与人之间的授受、给予、获取皆需合乎道义。“不义之禄而不食……不义之室而不居”[43]如果哥哥的俸禄是不义之禄，那么其购买的食物也不食用，其拥有的房产也不居住。总之，在义利面前，首先是舍生取义，其次是先义后利，再次是以义待利。《大学》云：“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44]一个国家不应该以财货为利益，而应该以仁义为利益。强调一国之君应使国人以义为先、见利思义。也就是孟子所说的“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无义不取，无义不与，惟义是举，这就是孟子的义利观。

孟子虽言“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但孟子只是“轻利”，并不是杜绝求利的欲望而单纯地追求义。孟子重义轻利，是不言私利，反对见利忘义，更反对因利而害义。孔子言“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45]，说明孔子也不反对“求富”、“恶贫”。孟子重“义”轻“利”，提倡“以义为先，不必曰利”的观点，言明人们在待人接物中，只有先讲求“义”，才可追求对社会和他人没有伤害的大利。后来董仲舒讲“仁人者，正其道不谋其利”，朱熹讲“必以仁义为先”，都是申发孟子义利观。因此，关于义利问题，孟子主张重义轻利、以义为先，就是希望人们在合乎“义”的前提下，去获取正当的、更长远、更大的“利”，从而在这个支点上平衡社会的利益关系。

孔子“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虽然没有辨别义利之间的辩证关系，也没有论述如何对待“利”，却明确了“义利”的社会属性，为儒家的义利观打下了深厚的基础，并被孟子发扬光大。孟子崇尚的“义”，提出舍生取义的取舍之道，强调“义”是人应追求的一种目标。孟子要求人们在“生”与“义”、“利”与“义”的抉择中，应该舍“生”取“义”。孟子“仁义”思想中，“仁”虽承接孔子，“义”却具有思想延展性和独特性。孟子人性论中提到的“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说明“羞恶之心”是“义”的萌芽。此外，孟子将“仁”和“义”联系起来，说：“仁，人心也；义，人路也。”[46]也就是讲“仁”是人的心，“义”是人的路，“仁”体现在人之心，即人先天的资质上；而“义”体现在人之为，即人后天的行动上。因此他主张“居仁由义”，认为只有后天讲究义的人，才可以在先天的基础上真正成为一个“仁”人。孟子把“义”比喻为“人路”，将此视为一个人的人生之路中的阳光大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