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收要“取于民有制”

就税制而言，孟子主张“野九一而助，国中什一使自赋”[11]，希望在农村实行九分抽一税制，在都市自行交纳十分抽一的赋税。孟子提倡什一税率，所以“什一而税”成为之后两千多年来儒家经常宣扬的税收信条。孟子为什么主张“什一而税”呢？“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及陷于罪，然后从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为也？”[12]孟子认为：生活中，有固定产业的人就会重礼遵道，没有固定产业、生活无着落的人，就会不顾礼义廉耻。如果不讲礼义廉耻，就会违礼犯法、为非作歹，无恶不作。等到他们陷入犯罪的泥坑，然后便用刑罚处置他们，这就像是布下罗网陷害百姓。哪有仁人做了君主却干陷害百姓的事的呢？所以贤明的君主必定要恭敬、节俭，以礼对待臣民，向百姓征收赋税要有一定的制度。国君作为百姓的父母官，不能让百姓一年到头劳累不堪，结果还不能养活父母儿女，使得老人孩子四处流亡，死在沟壑。孟子强调要确保百姓“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13]，一是要薄赋税，确保老百姓衣食无忧；二是税敛要有明确的制度，减少征收过程中随意性，确保百姓盈有余，保护劳动者的劳动积极性，激发创造性。目的是为了国家的政治稳定和繁荣富强。

孟子所说“取于民有制”，就是主张取民应有明确的制度。“治地莫善于助，莫不善于贡。贡者，挍数岁之中以为常。乐岁，粒米狼戾，多取之而不为虐，则寡取之；凶年，粪其田而不足，则必取盈焉。”[14]孟子赞同在农业税上采取“助”的单一形式，更不赞成根据几年的收成确定一个平均的定额再征税，因为这样贡税的税率固定，就不可能根据年成好坏有灵活性，年成好，粮食丰收，多征收一点，农民纳得出，也不算苛；遇上凶年，农民收成不好，连耕种粪肥之用都不足，若交税时仍要按定额交足，农民就无法负担。孟子在税率方面是主张有灵活性和伸缩性的。孟子主张实行“助”法，就是因为“助”只是使农民付出一定劳动，不会由于年成不好而使负担增加。在税率方面，孟子也不是主张无限的少。“白圭曰：‘吾欲二十而取一，何如？’孟子曰：‘子之道，貉道也。万室之国，一人陶，则可乎？’曰：‘不可，器用不足也。’曰：‘夫貉，五谷不生，惟黍生之。无城郭、宫室、宗庙、祭祀之礼，无诸侯币帛饔飨，无百官有司，故二十取一而足也。今居中国，去人伦，无君子，如之何其可也？陶以寡，且不可以为国，况无君子乎？欲轻之于尧舜之道者，大貉小貉也。欲重之于尧舜之道者，大桀小桀也。’”[15]由此可以看出孟子并不主张过轻的赋税，因为过轻的赋税使国家财政收入太少，无法保证国家的正常稳定发展所需。他认为北方貉族人所居之地，气候寒冷不生五谷，只好种早熟的黍，人口少，文化落后，国家财政支出也少，所以征税采取二十分之一的税率就可以了。在中原大部分地区，文化发达，国家机构完善，社会发展费用庞大，征税太少，国家财政窘迫，就会入不敷出，影响国家的长治久安。所以他既反对重税，也反对不能满足封建国家正常支出的轻税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