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力更生的难点在于正确处理与学习外国、争取外援的关系
自力更生不是孤立主义，必须学习外国经验、争取外部援助。正如毛泽东同志指出的：“自力更生的口号是对的，但中国不能孤立也同样要注意到。”[19]
毛泽东同志认为，“每个民族都有长处，都有缺点……所以要学习每个民族的长处，不管这些民族的大小。同这些国家互相交流经验，这样比较好”。“我们不是反对西方的一切，而只是反对那些帝国主义压迫人、欺侮人的东西。它们的文化科学我们要学习。”[20]正因为别的国家有长处，所以有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正因为我们自己有短处，所以有向外国学习的必要。同样，正因为别的国家有短处，所以不能盲目地学，把外国的东西一概搬来；正因为我们自己有长处，所以不能妄自菲薄，崇洋媚外。
因此，“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21]。但是，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用。外国经验，不管是哪一个国家的，只能供参考。“认真学习外国的好经验，也一定研究外国的坏经验——引以为戒，这就是我们的路线。经济战线上如此，军事战线上也完全应当如此。”[22]
新中国成立初期，在国家建设和社会主义道路探索中，我们认真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特别是在重工业方面，几乎一切都抄苏联。这在当时是完全必要的，同时又是一个缺点——缺乏创造性。这当然不应当是长久之计。毛泽东同志坦承：“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我们是总照抄。我们不懂嘛，只好抄苏联的。到第二个五年计划，我们就不照抄了，一九五八年、一九五九年我们自己找出了一套办法。”[23]其中，也有经验的反思：“对于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也应当采取这样的态度。过去我们一些人不清楚，人家的短处也去学。当着学到以为了不起的时候，人家那里已经不要了，结果栽了个斤斗，像孙悟空一样，翻过来了。”[24]
不但学习外国经验如此，争取外援同样需要坚持辩证法。毛泽东同志强调，“只有自力更生，自立自强，自己有办法，自己立于不败之地，然后国际与国内各方助我力量，方能发生作用，才是可靠地取得和平，否则就是不可靠的，是危险的”。[25]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们党的根本方针和国民党相反，是在坚持独立战争和自力更生的原则下尽可能地利用外援，而不是如同国民党那样去依赖外援，或投靠任何帝国主义的集团。毛泽东同志强调：“一切自力更生，不靠任何外援，准备精神的与实力的条件对付将来内战危险，应是你们今后工作的出发点。”[26]
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面对以美国为首西方国家的“封锁”“禁运”，毛泽东同志强调，“在国与国的关系上，我们主张，各国尽量多搞，以自力更生、不依赖外援为原则。自己尽可能独立地搞，凡是自己能办的，必须尽量地多搞。只有自己实在不能办的才不办。特别是农业，更应当搞好。吃饭靠外国，危险得很，打起仗来，更加危险”。“我们这些国家，要以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对外援要争取，但哪个为主，要考虑。自力更生好办事，主动。”[27]
新中国成立之初，我们迫切需要和渴望苏联的帮助，快速把我国的国防和科学技术搞上去，把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建设得强大起来。然而，苏联对我们的援助却并不真诚，总是“留一手”，即便这样的有限援助后来也难以为继。1959年苏联政府撕毁两国签订的新技术协定，1960年单方面决定全部召回在华苏联专家。在短短一个多月的时间内，苏联将在华担负重要任务的1390名专家全部撤回，同时撕毁了两国政府签订的12项协定和两国科学院签订的1个议定书以及343个专家合同和合同补充书，废除了257个科学技术合作项目。这对于正处在社会主义建设极度困难时期的中国而言，无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中国蒙受了巨大的经济损失。
这对中国共产党来说是一个大考验。毛泽东同志在《革命和建设都要靠自己》中指出：“离开了先生，学生就自己学。有先生有好处，也有坏处。不要先生，自己读书，自己写字，自己想问题。”此后，在没有外援支撑的情况之下，他亲自鼓励钱学森和其他科学家自力更生、奋发图强。中国以惊人的速度成功地掌握了“两弹一星”等先进技术。这一切，使中华民族的自力更生精神变得更加具体、更加实在。
当然，毛泽东同志号召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并不是要关起门来搞建设，实行“闭关锁国”政策。相反，他是积极主张争取外援，发展对外联系，反对盲目排外的想法和做法的。早在革命时期，毛泽东同志就阐述了争取外援的重要性。他说：“帝国主义存在的时代，任何国家的真正的人民革命，如果没有国际革命力量在各种不同方式上的援助，要取得自己的胜利是不可能的。胜利了，要巩固，也是不可能的。”[28]
革命需要国际无产阶级的援助，建设也需要国际的支持与合作。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同志反复强调，各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国家之间，以及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之间，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发展友好合作，相互支持，相互学习，取长补短，以求得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快速发展。他同党和国家其他领导人一道，为打破封锁，也为打开国门，积极而有效地开展各种工作。比如，打破意识形态、社会制度的差别，对于同我国建交和未建交的国家，只要尊重中国的独立和主权，都积极争取同它们发展贸易往来和各种联系。毛泽东同志在接见一些西方国家的党政要人时，多次呼吁同他们“做朋友”，“做个好朋友”，不仅经济上合作，政治上也要合作，要拆掉各种各样的“墙”。
经过努力，我国同世界不少国家不同程度地建立了民间或官方的关系，做到了“我们的朋友遍天下”。1971年，我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得到恢复。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中美关系的大门开始打开。正是由于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基础上，积极地开拓对外开放的渠道，才使得帝国主义封锁禁运的阴谋和霸权主义的高压政策逐渐破产，迫使其不得不正视坚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得不改变其错误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