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人民群众关心的事情做起，从让人民群众满意的事情做起
民生连着民心，民心关系国运。
“艰难缔造庆成功，五星红旗遍地红。”1949年10月1日，一首气势如虹的《新华颂》激昂豪迈地向世人昭告：“人民中国”，“稳步走向大同”。
时隔半个月，当人们还沉浸在开国大典的欢乐中时，华北由粮食带头，上海由纱布带头，物价开始大幅上涨。而这样的全国性涨价风波，在新中国成立前后不到一年时间里出现了四次。经济上“一穷二白”积贫积弱，民生上“二白一黑”（纱布、粮食、煤球）涨风肆虐，人民的基本生活受到严重影响。
更加严重的是，这一年城镇失业人口达474万人，失业率高达23.6%；全国多地遭遇严重水灾，被淹地区12156万亩，4000万农村灾民流离失所，衣食无着。
“创业艰难百战多”，民生问题尤其如此。旧中国留下的是什么样的“遗产”？“生产萎缩，交通梗阻，民生困苦，失业众多。”中国共产党接手的是一个饱经磨难的、被从几个方向上深刻撕裂的中国，是一个“经过战争蹂躏的经济承受着高通货膨胀、高失业率的沉重压力”的中国。
民生大于天，民心重如地。如果说，革命的目的是为了“改善最大多数人民的生活”，那么革命成功后人民群众同样“要看共产党对他们到底关不关心，有没有解决生活的问题。这是政治问题”[4]。走上全面执政道路的中国共产党，深刻认识到民生问题是政权稳固和社会稳定的大事，牢牢坚持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扎扎实实把人民的生活安排好。
“世界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如何解决吃饭问题，是毛泽东同志自青年时期起就第一位关注的问题。新中国成立以后，他仍然把解决吃饭问题作为治国理政的“第一件大事”。
民生是一饭膏粱，维系万家；民生是油盐柴米，关乎大局。
“应该深刻地注意群众生活的问题，从土地、劳动问题，到柴米油盐问题”，毛泽东同志这样要求党和政府的各级领导。因为，“从根本上说，我们国家所进行的一切建设，都是为了人民群众的福利”。据不完全统计数据显示，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56年末，毛泽东同志关于民生问题的文章、讲话、批示、书信等总计超过130篇。
新生的人民政权采取有效举措把物价基本平抑下来，解除了民众几十年来因物价飞涨而遭受的痛苦生活；初步建立起集中统一的国家财政管理体制，统一调度全国的财力、物力，集中力量办好大事。毛泽东同志称赞：平抑物价，统一财经，其意义“不下于淮海战役”。
“只有进到社会主义时代才是真正幸福的时代。”这是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明确预言的。土地问题是中国共产党解决和发展民生必须要解决的首要问题。新中国成立后，分期分批、有计划、有领导、有秩序地开展的土地改革运动，彻底摧毁了封建剥削制度，解决了民生发展的重要问题。1956年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完成，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华大地确立，滋生贫困的社会制度根源被彻底铲除，为民生建设奠定了良好基础。
这一时期，党和政府把救济失业工人和知识分子、帮助他们就业作为当时八项重要工作之一，发出了一系列解决失业问题的法规文件。拿出20亿斤粮食解决失业工人的吃饭问题，合理调整工商业，使工厂开工，实行以工代赈为主，生产自救、转业训练、帮助回乡生产与发放救济金相结合的办法，帮助失业工人和知识分子陆续重新就业。失业人群的生活有了保障和明显改善。
这一时期，党和政府克服经济困难，投入人力、物力和财力，拨出粮食、物资、药品和救济款，积极安置难民、灾民、游民和生活贫困的群众，帮助谋求生活出路。大力倡导组织群众互助互济，开展捐献“一把米”“一把菜”“一件衣”“一元钱”等活动。贫困群众有了衣穿，有了饭吃，有了安身之所，开启了崭新的生活。
这崭新的生活，自然还包括人民卫生健康水平的显著改善。
“绿水青山枉自多，华佗无奈小虫何！”1950年冬，毛泽东同志收到一封言辞恳切的农民联名信。信的发出地址是上海市郊任屯村，这里是血吸虫病重灾区之一，群众热切期盼新生政权能尽快治好血吸虫病。
任屯村的信发出不久，毛泽东同志派出的医疗队就到了村里，不分昼夜查病治病，抢救了不少病人。
缺医少药、疫病丛生是旧中国医疗卫生状况的真实写照。天花、鼠疫、霍乱、伤寒、疟疾、麻风等传染病以及寄生虫病、地方病，在中国肆虐多年。这其中，血吸虫病在我国流行甚久，遍及南方12个省市200多万平方公里，患病人数在1100万人以上，受感染威胁的人口超过1亿人，对于人民健康的危害是极其严重的，轻则丧失劳动力，重则死亡。患病的妇女不能生育，患病的儿童发育受影响，病区人口减少，生产力下降，少数病区甚至田园荒芜，人烟凋敝。人民群众把这种血吸虫病叫“瘟神”，把消灭这种病叫“送瘟神”。
“就血吸虫所毁灭我们的生命而言，远强于过去打过我们的一个或者几个帝国主义。八国联军、抗日战争，就毁人一点来说，都不及血吸虫。除开历史上死掉的人以外，现在尚有一千万人患疫，一万万人受到疫情的威胁。是可忍，孰不可忍？”毛泽东同志在《〈七律二首·送瘟神〉后记》中这样指出。
“共产党人的任务就是要消灭危害人民健康最大的疾病，防治血吸虫病要当作政治任务。”毛泽东同志到各地视察时，都把这项工作当作必须了解和检查的内容。他一面号召、部署和检查这项工作的贯彻执行情况，一面向有关专家学者调查研究彻底消灭血吸虫病的意见与科学方法。1955年11月，党中央在杭州召开专门会议，毛泽东同志严肃地指出：一定要全面估计血吸虫病，它是危害人民健康最大的疾病。1956年2月17日，毛泽东同志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发出了“全党动员，全民动员，消灭血吸虫病”的战斗号召。
1958年6月30日，《人民日报》以《第一面红旗——记江西余江县根本消灭血吸虫病的经过》为题，报道了当地消灭血吸虫病的消息。毛泽东同志看到这一消息，激动不已。他“浮想联翩，夜不能寐”，“遥望南天，欣然命笔”，一口气写下两首七律《送瘟神》。“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生动表达了送走横行一方“瘟神”的无比畅快。
针对当时社会状况，党和政府坚持卫生工作必须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集中力量防治危害性严重的流行性疾病和严重威胁母婴生命健康的疾病，整顿卫生工作队伍，逐步建立起县、乡（公社）及村（生产大队）三级医疗保健网和合作医疗制度。
为实现让全国人民“都要有衣穿，有饭吃，有事做，有书读”的目标，党和政府坚持从国情出发、立足实际，坚持调动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共同建设，坚持统筹兼顾全国人民、适当安排，坚持以人民利益为出发点、改善民生。同时，对包括建立社会保障制度在内的社会建设作了最初的探索，从而筑起了保障民生、改善民生的社会安全网，推动了我国民生建设的健康发展。火红的年代，民生事业取得了实实在在的进步。人民的美好生活从梦想走向筑基，开始描画最新最美的图画。
小小粮票，曾是人民币之外使用最广泛、价值最稳定的“中国第一票”，伴随着人们走过了近半个世纪，也记录着中国改革发展的脉络和轨迹。1993年5月，北京最后停止使用粮票，粮票全面退出历史舞台。与此同时，布票、肉票、鱼票、油票、副食本、工业券等百姓生活曾经离不开的票证，开始进入历史博物馆。
粮票的停用，标志着一个食品紧缺的“票证时代”的终结，人民生活发生重大变迁，迎来了从温饱不足到小康富裕的伟大飞跃。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讲话时指出的：“忍饥挨饿、缺吃少穿、生活困顿这些几千年来困扰我国人民的问题总体上一去不复返了！”
中国粮食，中国饭碗。从看天吃饭到知天而作，从5亿多人吃不饱到14亿人吃得好，时和年丰的中国向世界讲述着这片土地上发生的故事：1949年我国粮食产量仅有2264亿斤，70年里先后迈过11个千亿斤台阶，现在已连续4年稳定在1.3万亿斤以上；“油瓶子”“菜篮子”“果盘子”供应充足，老百姓餐桌更加丰富。中国以占全球6.6%的淡水资源和9%的耕地，养活了世界近20%的人口，从根本上消除了饥饿，持续改善了人民的营养水平。这是世界农业史上的奇迹，充分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仓廪实，天下安。人们的消费理念随之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对生活的需求由量变上升到质变。食品安全既是重大的民生问题，也是重大的政治问题。进入新时代，中国人民更加关注食物的营养与健康。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要用最严谨的标准、最严格的监管、最严厉的处罚、最严肃的问责，确保广大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2019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改革加强食品安全工作的意见》发布。“人民群众吃得健康、吃得放心”，有了稳稳的制度保障。
“中国人口占世界的近1/5，粮食产量约占世界的1/4。中国依靠自身力量端牢自己的饭碗，实现了由‘吃不饱’到‘吃得饱’，并且‘吃得好’的历史性转变。”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前夕，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的《中国的粮食安全》白皮书这样写道。
同样是在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前夕，杂交水稻研究的开创者袁隆平从习近平总书记手中接过“共和国勋章”。他培育的超级杂交稻单产达到每公顷近18.1吨，刷新了世界纪录，被西方世界称为“东方魔稻”。袁隆平的成果不仅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中国人的吃饭问题，而且也被认为是解决世界性饥饿问题的法宝。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负责任大国，中国与世界各国携手应对全球饥饿问题，为维护世界粮食安全、促进共同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初心不忘，人民至上。关注民生、重视民生、保障民生、改善民生，是我们党搞革命、搞建设、搞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党的宗旨的根本要求，也是人民群众过上更好生活的热切期盼。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党的一切工作以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为最高标准，坚持把人民群众的小事当作自己的大事，从人民群众关心的事情做起，从让人民群众满意的事情做起，民生这个底兜得牢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