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体育哲学的研究情况
人类在从事体育活动实践中，不仅拥有大量感性的、经验的认识；而且会逐渐形成关于体育活动发展规律的理性认识。中外历史上的思想家和体育活动家们虽然早已根据自己的哲学见解去研究体育问题，提出过有关体育的种种主张，但是，把体育哲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来研究，则是近二、三十年的事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体育哲学的研究是与运动心理学、体育社会学、美学、伦理学等方面的问题结合起来进行的。以美国哈佛大学教育学博士埃尔默·伯尔利在1927年所写的《体育运动哲学》一书为例，该书的主要内容是研究开展体育运动的宗旨和哲学指导思想；体育运动中的教育学与心理学基础；体育运动的作用和社会价值；体育运动中的道德状况与评价以及提高运动道德水平的方法等问题。又如，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德国体育哲学问题的研究也主要涉及运动员的心理因素与社会价值；运动员的劳动所起的社会作用；体育与不同宗教信仰者之间的关系等问题。这说明早在本世纪二十年代末期和三十年代初期，人们对体育运动的研究已不单是局限于训练过程或技术问题了。已经开始从社会、心理、伦理道德及哲学等各个方面去进行考察。由于当时学科分化不够，所以有关各种体育社会科学问题的研究，往往都统称为“体育哲学”。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各国的经济在恢复的基础上得以发展，许多国家的生产迅速增长。经济的发展推动体育运动出现新的局面，这种新局面的重要表现之一就是体育科学出现了大发展的势头。不仅体育生物类学科得到了进一步的提高，而且由于战后经济的发展，体育投资的增多，各体育组织之间的交往日益密切，体育竞赛活动空前活跃。这就在体育与政治、经济、文化道德的关系、体育与法的关系以及体育运动的管理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的新问题，要求给予科学的回答。社会的需要是体育科学发展和分化的前提。加上自60年代以后，基础哲学、社会科学的理论也纷纷向体育科学领域渗透，从而促进了体育社会科学学科的分化。首先是体育哲学与体育社会学之间各自确定了自己的研究对象和区分界线；同时，体育美学和体育伦理学也从哲学中逐步分化出来。此外，战后西方的科学学、科学哲学、教育哲学、文化哲学等学科的研究十分活跃，它们以整体科学为研究对象，探讨其发展的一般规律性和哲学问题，这种趋势对体育哲学的发展也有重要影响。总之，在六十年代以后，体育哲学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逐渐形成为一门具有特定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与体育社会学、伦理学、美学相区别的一门独立的学科。
进入六十年代以后，西方学者陆续出版了一批体育哲学方面的论文和专著。例如，美国体育理论专家E·F·齐格勒这时把自己学术研究的方向集中在体育哲学方面，他在1962年发表的《体育哲学的新关键》一文引起了体育理论界的广泛重视。接着他又发表了《真正的专业工作者需要有坚实的哲学武装》（1962年）、《对职业性、半职业性和业余性的体育比赛的哲学分析》、（1964年）、《教育领导者与哲学基础》（1963年）和《对娱乐与闲暇的哲学分析》（1965年）等数十篇论文。此外，他还出版了《体育、健康、娱乐、教育的哲学基础》（简称《体育哲学基础》）（1967年出版）、《体育运动的哲学与历史问题》（1968年）、《体育运动的个性化与体育哲学》、《体育运动导论》等一批有影响的体育哲学专著。在这一时期中，美国另一位著名的哲学家帕尔·维斯，也相继发表了《娱乐本质的哲学研究》、《对体育运动的哲学考察》、《人和自然》、《哲学和人类的运动》、《体育哲学探讨》以及他和查尔斯·科威尔合著的《体育哲学原理》（1963年）等十多篇论文及多部专著。此外，还有J.F、墨菲的《闲暇概念的哲学涵义》、K·皮尔逊所写的《人类运动行为取向的哲学探讨》等一系列有代表性的论文。这些著述的发表，把体育哲学的研究活动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其中，作为这个新阶段主要标志的代表著作是E·F·齐格勒在1967年出版的《体育、健康、娱乐、教育的哲学基础》和帕尔·维斯在1969年写成的《体育哲学探讨》以及日本哲学家阿部忍在1972年发表的《体育哲学》等几部具有广泛影响的专著。
美国研究体育哲学较早，在六十年代出版了两部具有代表性的体育哲学专著。一部是美国体育哲学家厄尔利·齐格勒在1964年写成，1967年出版的《体育、健康、娱乐、教育的哲学基础》一书，（以下简称《体育哲学基础》）。另一部是美国耶鲁大学哲学教授帕尔·维斯于1969年撰写的《体育哲学探讨》一书。这些著作明显地体现出体育社会科学群各学科已经开始分化，体育哲学研究有了自己特定的范围。
E·F·齐格勒所著的《体育哲学基础》一书，共分十四章，归纳起来主要有下列几个方面的问题。①它总结了哲学观念发展的历史。②评价了西方的朴素自然主义、实证主义、观念论和实验主义等哲学派别的哲学观和教育观，以及他们在体育、健康、娱乐、教育方面的基本主张；③该书还研究了各个哲学派别共同关心的体育理论问题，如体育的本质论、价值观、身心关系的哲学考察、娱乐与游戏观等等，并且还将这些观点与各自的哲学本体论、认识论及方法论联系起来进行分析。通过这些研究，不仅使人对各个时期的体育思想有较为全面的了解，而且还能从哲学上弄清其思想发展的由来，这不能不是一个重要的进步。齐格勒的这部著作是本世纪60年代学科进一步分化的产物，它标志着体育哲学作为一门学科已开始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
帕尔·维斯的《体育哲学讨》一书，于1969年在南伊利诺斯大学首次出版，后又多次再版发行。此书对美国体育界很有影响。由于帕尔·维斯是美国知名的哲学教授，他对体育运动问题如此关心并为之撰写专著，所以吸引了一大批北美的学者们重视体育哲学研究。有人把《体育哲学探讨》一书誉为北美体育哲学研究中出现转折阶段的标志。
从该书所研究的内容来看，帕尔·维斯的这部著作较齐格勒的《体育哲学基础》又有长足进步。①该书的视野比前者开阔，不是仅限于对体育教育作了考察，而且重视了对竞技体育和群众体育问题的研究。②书中对体育运动行为的主体——运动员（或体育活动的参加者）进行了多角度的哲学考察。既分析了他们在竞赛中夺取胜利的精神因素（如事业的吸引力，运动员的进取心理，勇于献身的精神等）；又分析了取得优秀成绩的各种物质条件（如身体素质、技术水平、设备条件、训练状况等）；此外，还研究了合理调整业余运动员与专业运动员、男运动员与女运动员、出场运动员与后补运动员之间的关系等问题。③该书还把研究的触角指向实现体育运动行为的各种场合。如对竞技运动（Sport）、游戏（Games）、玩耍（Play）等进行了研究，考察了它们的特点、起源及演变过程。总之《体育哲学探讨》一书开拓了体育哲学研究的新的领域，特别是它对竞技运动从哲学上作了详细的考察，为这方面的研究打下了基础。
七十年代以来，体育哲学的研究活动更加活跃。一方面是因研究队伍迅速扩大。1972年12月，在美国波士顿召开了国际性的体育哲学学会（简称P、S、S、S）成立大会暨首届学术讨论会。会上决定出版学会的机关刊物《体育哲学学会通迅》，并主办期刊《体育哲学杂志》。目前这些刊物都有广泛的影响。另一方面，从研究的内容来看，在这段时期中，由于现代科学技术整体化发展的趋势加强，人们十分重视从认识论和科学观方面对科学技术进行研究，这种状况对体育哲学也有影响。体育哲学也出现了以体育科学为对象的研究。例如，1972年5月出版的、由日本体育大学教授阿部忍所著的《体育哲学》一书，就体现了这种特点。①该书善于把一些重要的体育理论问题提高到哲学上去进行比较分析。如对体育目的的研究，作者概括了美、日、英等国学者的不同观点，并上升到身心关系即存在与思维的关系这一重要的哲学观上去进行研究，从而发挥了哲学作为人们的认识工具，要对人类思维的成果即各种理论、观点进行反思和再认识的功能。②《体育哲学》一书开始把体育科学也作为研究对象，对它进行了整体考察。作者在总结70年代以前体育教育科学发展成果的基础上，根据自己的哲学见解和研究心得提出了体育科学的体系结构，第一次把体育科学看成是由多学科组成的有机系统，并努力去探索这个系统内部的合理构成关系，这不能不是又一进展。③阿部忍在该书中还首次构建了体育哲学学科本身的体系结构。他把70年代普通系论的先进思想和层次结构观点引入体育哲学研究，并且设计了这门学科的理论体系应包括研究对象论、研究内容论和研究方法论等几大组成部分以及它们的内容等。总之，阿部忍的这本书，对体育哲学学科的理论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对各国的研究工作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进入80年代后，国外体育哲学的研究出现了下列几方面动向。
1.欧美各国日益加强了对体育哲学的研究。如西德的体育科学研究所自1982年起便把体育哲学列为体育科研重点大纲之中。该大纲提出了有关体育哲学研究的十一个方面的研究课题。并且，还决定在西德体育院校中开设体育哲学课程。此外，在美国、加拿大等国早在70年代中期就在体育院校开设体育哲学必修课了。
2.这一时期中，有关体育哲学研究的国际学术交流活动也日益频繁。在国际体育联合会之下，早就成立了国际体育哲学协会（ISPA），积极开展有关的各种活动。此外，1972年成立的体育哲学学会（P、S、S、S）近几年来也十分活跃。其成员遍及美国、加拿大、日本、瑞典、比利时、瑞士、英国及巴西。该会每两年召开一次学术讨论会。1988年于第24届奥运会期间在南朝鲜汉城举行又一届学术讨论会。再如，1986年6月，在加拿大召开了题为“人、身、心”的东西方学术交流及体育哲学与其它学科交叉的学术讨论会，我国也有代表应邀参加会议并在会上作了学术报告。
3.近几年来，西方体育哲学研究的内容大致向两方面深入。一是对体育理论问题溯因、追源；对运动技能的学习和认识过程进行探讨；以及进一步对体育观、体育价值观、奥林匹克主义的精神实质方面作研究。另一方面则是重视对体育运动中提出的实际问题进行考察。例如，对运动员的职业化问题，对服用兴奋剂的道德审理问题，对从事危险性大的运动项目其行为合理性的评价，以及从生物——心理——社会的综合角度研究体育运动中的人并探讨其发展的内部因素与外部条件等等。
4.苏联体育社会科学理论的研究在相当长时期中局限于“体育教育理论”的范围之内，学科间的分化不够，研究空气也比较沉闷。但近几年来情况有了变化。原有的体育理论开始面临学科分化的局面。这种新的形势是以1984～1985年间全苏体育理论界展开的一场大辩讨为标志的。在1984年和1985年，全苏哲学学会付主席、著名哲学教授В·И·斯特利雅罗夫先后发表了《在体育科学研究中确立概念的方法论原则》、《竞技体育与生活方式》、《论体育理论问题（方法论分析）》等文章。文中多次提出体育理论的研究不能再囿于原来的模式之中了，需要开拓新的领域，确立新的研究对象，要从理论上到方法上建立新的体系等。这些文章发表后，在苏联体育理论界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并导致了有关体育社会科学理论建设问题及学科发展问题的一场公开大辩论。在此期间陆续发表了一系列有代表性的文章。如Н.И·波罗马廖夫撰写的《再论体育理论》；Л·A·日列霍夫的《体育是个大系统》（关于体育理论研究对象的评论）；Л·П·马特维也夫的《体育理论导论》；И·Н·帕列费金的《体育是个服务部门和社会管理的对象（关于体育理论研究对象问题）》等等。这些文章中要求开展具有新内容、新体系的体育理论的研究，要探讨发展体育社会科学新学科问题。文章还涉及到对体育方法论的研究，对体育大系统的整体考察以及对体育事业的产业性质和服务性特征的研究等等。在上述舆论准备的基础上，1986年5月又召开了题为“体育科学的理论与实践”的全苏专题学术讨论会。在会上，全苏哲学学会付主席В·И·斯特利雅罗夫教授作了题为《体育运动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报告。在报告中他要求苏联国家体委在1986～1990年科学研究计划中，应尽快将体育哲学、社会科学方面的内容列入在内。这次会议除大会报告外下分两个专题组进行深入的讨论。在“体育运动中的哲学、社会科学问题”专题组中，有一百多名代表参加，与会者就如何开展体育哲学和社会科学研究问题作了进一步的热烈讨论。
在会议期间，苏联《体育理论与实践》杂志编辑部又以“体育及其理论”为题召开了园桌讨论会。在此会上白俄罗斯明斯克体院的代表归纳了与会者的意见作了重要发言。他提出：①建议大会委托Л·П·马特维也夫教授为此次会议写出总结，在总结中要对新含义的体育理论今后发展方向提出具体建议。②委托全苏教材编写委员会为体育院校的学生编出新的体育理论学科群的各种教材。③建议在1987～1989三年中围绕新的体育理论各门学科的内容、体系结构等基本理论问题召开学术讨论会，以便推动此项研究工作。
以上情况表明：苏联学者们近几年来的这些讨论，正是他们突破僵化的思想，及时调整步伐，使体育理论研究迎头赶上体育运动发展新形势的表现。这种情况还表明，苏联的体育理论研究正面临着学科分化的局面，它预示着一群新兴的体育社会科学学科正在形成之中。正像我国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一方面国内原有的体育理论这门课程分化为运动训练学、学校体育学、体育社会学、群众体育学等学科；另一方面体育哲学、体育经济学、体育管理学、体育伦理学、美学、法学、比较体育学等体育社会科学群中的诸学科也应运而生的形势相类似。现代科学在它自身的发展中必然出现学科的不断分化、不断重组，在相互联系和渗透中呈现出整体化的趋势。学科的分化与综合，是现代科学在自身矛盾运动中不断发展、提高的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