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体育起源的几种观点

一、关于体育起源的几种观点

体育这种社会文化现象非常悠久,其前史可以追溯到遥远的古代。这就给探讨体育的起源带来许多困难。而且还由于:体育在历史上未占有它应有的位置,人们忽视它的时间是太长了;此外,前人留下的有关体育资料太少,而且这些资料又散见于各种文献中,加上对它系统整理发掘也不够。在研究的方法论上,也尚未形成体育科学自己特殊的概念、范畴理论体系等等。这些都给对体育的研究带来了困难。

关于体育的起源问题,从所接触的资料看,它深受艺术起源理论的影响。不少人常引用艺术起源的观点于体育,提出种种说法。在这里我们不是对这些观点在艺术领域中的是非妄加评论,也不是对各种体育起源观点的全面评论,而是就其在体育起源这个特定问题的运用而谈的,仅就几个观点的看法。

1.关于体育起源的“摹仿说”

这种观点源于艺术起源的摹仿说。这种说法本身早在古希腊时代的亚里士多德就提出了。他认为是“艺术摹仿自然”,是自然的再现。这种观点后来被系统的引伸发挥,成为一种影响较大的理论。有的学者根据这种理论提出体育也是起源于摹仿。其论据是,如中国体育中的“五禽戏”等,是对动物某些动作的摹仿;体育中的某些动作与战争技击的相似等。不能否认人们从动物的跑跳奔驰舒腿展翅中受到某些启示,获得灵感,这是极可能的。但能否从中得出体育就起源于摹仿的一般结论呢?或者说体育运动就是动物的或生活的某些动作的“再现”呢?我们认为这在事实上难以成立,在研究的方法论上也是值得商榷的。

第一,摹仿说注意到了体育性人的运动与动物的活动在某些外表形态上的相似;但是关键在于它忽视了其间的本质区别。人之作为人,他不仅可以把外在的事物作为自己认识的对象、观察对象,更重要的是在于把它作为改造的对象,改变它的既成状况、关系、性质等,总是要把它作施展自己创造性本质的条件来对待。人的摹仿也是服从于创造,是创造的一个环节,或者它本身就是创造的表现。与摹仿说相反,体育的源泉植根于人们自身的创造活动中,没有人的创造就没有体育。

第二,在运动中,某些动作即使其原初形态是动物的或人的生活的某些动作,这也决不是简单照搬、摹仿,而是一个再创造过程的结果。这再创造的实现,首先必须有对自身需要的自觉意识,即形成明确的目的、目标,而不能只是一种本能;其次必须是基于对自身身体状况、规律的一定认识。相信自己的身体状况是可以改变的,人能够对自己的身体施加某些影响。把健康的主宰权由神变成人,这是认识的巨大飞跃,已经有了人的主体意识,通过自己的“节制”、活动而取得的健康,其中已凝结了人的本质力量。

哲学家黑格尔说得明白:“一般地说、摹仿的熟练所生的乐趣总是有限的,对于人来说,从自己所创造的东西得到的乐趣,就比较更适合人的身份”。“因为人有一种冲动,要在直接呈现于他面前的外在事物之中实现他自己,而且就在这实践过程中认识他自己”。(《美学》第一卷,54,39页)。体育能给人带来巨大的、不可替代的快乐,其根源也在于它是人自己的艰苦创造,运动过程本身是非常紧张严肃的事情,是用汗水浇灌的,决不是一首浪漫诗。也唯因其如此、所以才值得特别珍惜、回味、从中体验到永久的价值。垂手可得的东西就不会珍惜了。

第三,摹仿说在方法论上也是有缺陷的。实际上,摹仿不能产生体育。它所注意的是人在活动中的消极被动方向,人的能动性被贬低了。摹仿得越是微妙微俏,那么“摹本”与“原本”的差别就越小。这只能说明人的创造性程度就越低、主体性也就越低,这怎么能创造出体育文化来呢?这不但与人的本质属性不符合,也与体育精神相悖,其机械论色彩是很浓的。

2.关于体育起源的“精力过剩说”

“精力过剩说”的代表者大概首推斯宾塞。他根据生物进化论原理,认为当生物进化达到高级阶段,往往在满足维持生命的物质需要之余,常有精力和时间的过剩,因而这部分器官功能处于沉寂的休息状态,功能就会退化。为防止退化,就必须进行模拟式的活动,以促进或保持器官功能的全面发展,这种模拟,斯宾塞又称之谓“游戏”。为什么要进行游戏呢?他认为其根本动机在于食肉动物的本能。从小猫追逐线团,这是对假想敌人一一捕获物的进攻;直到小男孩的追逐、角斗、捉俘虏等,这一切“显然是以一种偏狭的方式来满足食肉动物的本能”;人在游戏中的胜利一一是食肉动物毁灭对手得到胜利的满足,是一种嗜血的本能。认为“何种运动是无关紧要的,满足是在于获得胜利一一从对抗者手中取胜”,是“对征服的爱好”等等(毛崇杰:《席勒的人本主义美学》,第181—183页)。在斯宾塞的观点中,所谓“游戏论”、“模仿说”、“精力过剩论”是浑然一体并未截然分开。在这些观点中虽然也有一些合理的因素、成份,但它却是建立在非常错误的理论基础上。如果用社会达尔文主义解释社会生活更是完全错误的。持这种观点的人用生理上的需要来说明体育这种复杂的社会现象的根源则是片面的。“用进废退”原则本身就是有很大局限的。

应该指出,把食肉动物的嗜血性,把对征服的爱好这种反动统治阶级的侵略性看成人的共同本性,与体育联系起来,用体育中的胜负为其作辩护,更是荒谬至极。

3.关于体育起源的宗教、巫术说

马克思主义的宗教观认为,宗教是一种社会现象,它既是一种不可忽视的社会力量、社会实体,又是一种理论体系。作为一种社会实体,它有一套完整的组织、机构、特定的活动、仪式。作为一种理论体系,它是社会意识形式之一。宗教产生的原因是很复杂的,既有社会历史的原因,也有认识和情感的原因。仅就后者来说,宗教的产生是由于原始社会生产力极低,人们对统治着自己的许多自然力量,以及对社会、对自己都不能作出合理的解释;另一方面又由于人自身的特性,对于不能理解的现象又总是要千方百计、运用自己所能运用的手段、能力尽力去解释。这种客观的需要与主体的实际能力的矛盾给人造成很大的苦恼,为摆脱苦恼意识,宗教的产生是必然的。宗教作为一种思想理论体系,马克思并未简单地用“反动谬论”一词去抨击。相反,他把宗教方式与“艺术方式”、“实践精神方式”以及逻辑理论方式相并列,作为人类把握世界的基本方式之一(参见《马恩全集》46卷(上),第39页)。这是很值得深思的。把宗教简地等同于迷信,这是一种严重的误解。

宗教、巫术起源说之对于艺术是非常重要的,艺术起源于巫术、宗教似有成为主流之势,值得注意。但对于体育的起源能否成立呢?至于巫术,它还与宗教有区别,很难成为体育的起源了。

我们认为,宗教对体育的作用一方面取决于宗教本身的性质和特点,另一方面取决于社会的需要。当然这两方面是统一的,后者更为根本。例如,古希腊的宗教,客观上是孕育了体育,促进了体育的发展。因为古希腊的社会特点、自然特点需要有频繁的交往,以维持其统一和团结,宗教则是其思想感情基础;另一方面,宗教、神的特点并不与人相对立(奴隶不是人,只是工具),而且可以互相交往繁殖后代。这种宗教观念和信仰促成了古代希腊体育的特点和繁荣,也为古希腊的体育提供了精神支柱。在古希腊人看来,人体的完美是神明的特征,理想的人是血统好、发育好、比例匀称、身手矫健、擅长各种运动的裸体,教神的最高、也是最好的形式,就是给神献上裸体的角斗、竟走;与神同乐、给神看最美的裸体,这种热情就是最虔诚的表示。(参见丹纳《艺术哲学》,第267页)。

值得注意的是社会对作为教神祭品的优胜者观念的变化,开始是通过优胜者去颂神,后来则成为歌颂竞技优胜者本身,通过体育运动所弘扬起来的主体性精神、自由自觉的创造精神是极为宝贵的。例如,公元前六世纪中期给尼米亚拳击胜利者雕像的题词是:“阿里斯基德在此向/热维斯·赫罗诺斯神致祭/奉上他在尼米西竟祭会上/取得的四次辉煌胜利”。到公元前六世纪末的题词则是:“这是美男子米隆的优美身段,他在毕菲亚摔跤台上七次胜利,膝盖一次也未曾触地”。神不见了,注重的是身段和成功。如果按四年一次比赛,则是二十八年的冠军,当然是很值得骄傲的。到前四世纪时,对摔跤手亚里斯多塔姆的雕像题词则成为:“尼米亚、德尔菲、奥林匹亚,五次给我戴上桂冠。我在四方获得成功,不是靠蛮力,而是靠机灵”。这些雕像、这些题词的深刻内涵何在呢?黑格尔把它们称为“有生命的艺术品”。对于这些雕像,人们“不是把它崇敬为石头的神,而是把它当作整个民族的本质之最高的肉体表现”(《精神现象学》(下)212页)。产生古希腊体育的土壤除当时特有的宗教条件之外,当然还有其他重要因素,这里不再论及。

在中世纪,基督教成为封建统治的精神支柱,君主和臣民的对立表现为神与人的尖锐对抗。神的地位越高,人的地位越低,上帝越是万能,人自己却越无能,上帝的需要越丰富,人的欲望越被禁止,直到人的身体也被看作是灵魂的监狱,人只能在不断的忏悔中,在不断折磨自己的肉体中求得神的宽恕。宗教成为人的精神的枷锁,体育这种“天神的欢娱”在尘世中却被扼杀了,但是诞生了以好勇斗狠为特征的所谓“骑士体育”。

我们肯定在一定条件下宗教对体育的积极作用,但是我们不赞成笼统地说体育起源于宗教,即使古希腊的体育也不是从宗教仪式中诞生出来的。因为第一,宗教是从社会物质生活条件中派生出来的社会现象,本质上属于社会意识形态,属上层建筑领域,其宗教感情对体育的作用是不应忽视的,但不能作为体育的发祥地,何况在很长时期,宗教并不促进体育的发展。第二,由于历史的原因,宗教在人们的心目中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体育和宗教仪式、宗教活动互相渗透,人们借助于体育活动来表达宗教情感,体育则在这种情感中获得支持、普及、发展,这是相互作用关系,不是因果关系,二者都需要从更深刻的社会原因中才能找到答案。第三,马克思的确说过,希腊神话是希腊艺术的土壤和母胎。因为神话是借助于想像和用想像以征服自然的形象反映,它与艺术这种形象思维方式在本质上是相通的,因而它可以成为艺术加工的材料,成为艺术之源;但是体育则不同,其特点更接近于人把握世界的“实践精神”方式。即使能够解释艺术的产生,但用于体育也不一定是合理的。

究竟是什么原因推动了体育的产生,恐怕是很难用某种单一理论所主张的动机所能完全解答。我们相信,解决体育起源这个难题最有价值的探索也应该在人类的实践中,特别是最基本的生产实践中去寻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