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六朝绘画
六朝以前的艺术，大多不是自觉的艺术。战国时代的帛画、秦汉时代的陶俑、汉画像石和画像砖等，基本上都是厚葬之物，这些艺术样式的功利目的十分明显，不以审美为第一要务。到了六朝时期，艺术和当时的文学一样，开始进入一种自觉的状态，人们的思想进一步解放，开始放眼周边世界，山水、花鸟画也因此而得到发展。
六朝人物画已臻成熟，题材范围有所扩大，除服务政教和宣传佛教的内容外，还流行与文学佳篇相配合的故事画，描绘现实生活的风俗画等。表现能力有较大提高，由简略变为精微，造型准确，注意传神，甚至六法皆备。风格也趋多样，涌现出的诸多名家各具特色。如三国时期的曹不兴，以绘画技艺卓越被列为“八绝”之一；西晋卫协因技艺卓越被誉为“画圣”；东晋顾恺之、刘宋陆探微均善“密体”，南梁张僧繇则长于“笔才一二，象已应焉”的“疏体”，相貌气质上有“张得其肉，陆得其骨，顾得其神”的区别，大大丰富了秦汉以来的人物画传统。
六朝绘画名家，见于史籍记载的不少，最早以吴国曹不兴、西晋卫协、东晋顾恺之、刘宋陆探微、南梁张僧繇最负盛名。北朝亦有北齐曹仲达、杨子华著称一时。但留传至今可供参考的作品却寥寥无几。唯有传为顾恺之的《女史箴图》、《列女仁智图》、《洛神赋图》，梁元帝萧绎的《职贡图》，宋人临的杨子华的《北齐校书图》等。
顾恺之、陆探微和张僧繇被誉为“六朝三杰”，他们的绘画作品为后人所追慕，唐代画家阎立本、吴道子等就深受他们的影响。在绘画美学上，顾恺之提出“以形写神”，南齐的谢赫在《古画品录》中提出“六法”论。这是中国绘画美学的一大成果。
顾恺之（345—406），字长康，小字虎头，江苏无锡人。他年少即有才气，时人誉之有三绝：才绝、画绝、痴绝。《晋书·顾恺之传》记载了他的“痴绝”：“恺之尝以一厨画，糊题其前寄（存）桓玄，皆其深所珍惜者。玄乃发其厨后，窃取画而缄闭如旧以还之。绐云未开。恺之见封题如初，但失其画，直云：‘妙画通灵，变化而去，亦如人之登仙。’了无怪色。”
顾恺之在中国绘画史上的地位非同一般，他不仅善画，有《女史箴图》、《洛神赋图》、《列女图》等传世，而且在绘画美学上第一个比较系统地、明确地提出了“传神论”问题，认为绘画要“以形写神”。《世说新语·巧艺》载：“顾长康画人，或数年不点目睛。人问其故，顾曰：‘四体妍蚩，本亡关于妙处，传神写照，正在阿堵中。’”他还提出“迁想妙得”的观点。对于如何才能达到以“形”写“神”的问题，他认为，要“迁想”，才有“妙得”。也就是说，要不断地观察，不断地思考，不断地想象，才能达到传神的目的。“写形”是手段，“传神”是目的。“传神”，通俗地说，就是要使艺术达到神气活现的状态。我国著名学者陈传席认为，“传神”论的产生,标志着艺术已经进入到了自觉的阶段。（陈传席：《中国绘画美学史》，人民美术出版社2002年7月版）
《女史箴图》是顾恺之为西晋张华的《女史箴》一文所作的“文配画”。《女史箴》一文有“劝诫”之意，所规劝的是不恪守封建妇道的皇后贾氏。顾恺之的《女史箴图》，描绘了许多的人物形象，古代宫廷妇女的神采跃然纸上。这要归功于画家笔下优美而流畅的线条，这些线条如春蚕吐丝、流水行云。
唐人摹本《女史箴图》，图卷共12段（现存9段），依次为妇德尚柔、樊姬感庄、卫女矫恒、冯婕妤挡熊、割欢同辇、防微虑远、知饰其性、出其言善、灵监无象、欢不可以渎、静恭自思、女史司箴。每段之首皆题写张华《女史箴》原文，卷尾有摹者手写“顾恺之画”四字。图卷生动地描绘了不同场合下的人物，尤其是女子的形象。如第四段冯婕妤挡熊（图4-1），冯婕妤是西汉元帝的嫔妃，建昭年间，元帝到御园去看斗兽表演，突然跑出来一只黑熊，直扑元帝，众嫔妃惊慌失措，只有冯婕妤挺身上前，毫无惧色，两武士乘机将黑熊刺死。作品表现了“传神写照”的绘画美学思想。
《洛神赋》是魏晋文学中的名篇，作者是曹植。曹植曾深深地爱恋着一位甄氏女子，由于他父亲曹操乱点鸳鸯谱，结果甄氏嫁给了其兄曹丕。不久，甄氏就郁闷死去。曹植在洛水之畔，梦中与甄氏相会，醒来万分惆怅，作《洛神赋》。在《洛神赋图》（图4-2）里，曹植在洛水之畔遥望，他心中的洛水女神缓缓飘立在平静的水面上，那回头相望、含情脉脉状，使人生发无限感慨。画家把洛水女神描绘得娴雅动人，把曹植描绘得感伤郁闷、落落寡欢。
图4-1 女史箴图（局部） 东晋 顾恺之
图4-2 洛神赋图（局部） 东晋 顾恺之
从东晋一直到南朝刘宋时期，人物画主要以“秀骨清像”为美。具有丰富艺术想象力的顾恺之把文学家笔下的形象化为视觉形象，他笔下的洛神骨肉匀称，步态轻盈飘忽如云，是一位活生生的佳人。同时，卷中的主要人物与故事情节，全在山水树木的场景中展开。从这些山水树木的描绘中不难看到中国画最古老的勾勒平涂之绘画风格。山石无皴擦，树木如张扇，布局平列，颇有些“人大于山、水不容泛”的味道。从中我们也能看到中国早期山水画的面貌。
陆探微（？—约485），南朝宫廷画家，擅画肖像，笔锋如刀，锐利强劲。他的画能“穷理尽性，事绝言象”，有“秀骨清像”的艺术感觉，而且重在表现人物的内在精神。遗憾的是他的作品没有留传下来。画史将他和顾恺之并称为“顾陆”，同为“密体”画风。
图4-3 职贡图（局部） 梁 萧绎
张僧繇活跃于萧梁时期，生卒年不详，南朝人。他曾被梁武帝派到西域，为远征的皇子画像。他作画“思若泉涌，惜其画作不取资天造，笔才一二，象以应焉”，属“疏体”画风。在金陵安乐寺有“画龙点睛，破壁飞去”的神异传说，表现了人们对他艺术的钦佩。
杨子华（生卒年不详），北齐画家，擅人物、鞍马。相传他在壁上画马，“夜听蹄啮长鸣，如索水草”。杨子华的艺术为“北齐之最”，入唐后备受推崇。传为杨子华的《北齐校书图》，现藏美国波士顿美术馆，为宋人摹本。
萧绎（508—554），即梁元帝，字世诚，南兰陵（今江苏武进）人，博学善画，尤擅肖像画。萧梁诸王多爱文艺，萧绎更是才华横溢，时人称为文、书、画“三绝”。现存萧绎《职贡图》（图4-3）为宋代摹本，画有波斯、百济、龟兹、倭国、狼牙修等12国使者像。其人物造型精当准确，服饰装束、肤色神情、年龄气质表露无遗。铁线描遒劲流畅，敷色高雅古朴，体现了中国南朝绘画的艺术水准。此图虽为宋摹本，但却是今人研究南朝绘画的重要依据，也是研究古代民族史、外交史的珍贵资料。
南朝还出现了不少绘画理论著作。如宗炳的《画山水序》，王微的《叙画》和谢赫的《古画品录》等，其中以谢赫的“六法论”影响最大。
谢赫（479—502），是南齐的人物画家，更是著名的绘画理论家。他的《古画品录》是中国绘画史上第一部较为系统的绘画理论著作，而他提出的“六法论”则是中国绘画美学的一大成果。所谓“六法”：一曰气韵生动是也；二曰骨法用笔是也；三曰应物象形是也；四曰随类赋彩是也；五曰经营位置是也；六曰传移模写是也。
其中，气韵生动是对人物画的整体要求，也是谢氏对中国画（主要是人物画）的品评标准。这是顾恺之“传神论”的进一步发展。所谓“气韵”，就是说绘画要表现出人物内在的个性、气质和韵致。有“气韵”，绘画才“生动”。因此，“气韵”就成为中国绘画的一条非常重要的审美标准。
“六法”中的骨法用笔，是指表现人物的形体结构所需的笔墨效果；应物象形、随类赋彩、经营位置是指绘画创作中的形、色、构图问题，这是绘画艺术的造型基础；传移模写，是指习画的一种方法，即临摹。宋人郭若虚在《图画见闻志》中说道：“六法精论，万古不移。”从此，“六法论”就奠定了中国绘画的基本走向，“气韵生动”不仅是绘画艺术的审美标准，而且也成为中国其他艺术样式的审美标准。
北朝画家中，北齐的曹仲达在画史上的地位较高，他以画“梵像”著称。郭若虚在《图画见闻志》中把曹仲达和唐代的吴道子相提并论，“曹之笔，其体稠叠，而衣服紧窄”，“吴之笔，其势圆转，而衣服飘举”。前者就是“曹衣出水”的“曹家样”，后者就是“吴带当风”的“吴家样”。
佛教的盛行带动了六朝佛教艺术的繁荣。六朝的石窟壁画中，早期人物画是用粗线条画出轮廓，用单纯的色彩平涂出身体的细部，是为“龟兹画风”，如敦煌莫高窟的早期壁画。到了晚期，虽然还能看到外来文化的影响，但是民族性的表现形式逐渐占了上风。如在佛和菩萨像的描绘上，出现了飘举的锦带和点缀的散花，使画面在庄严中有了流动、活泼与生气，“自觉”地表现出了“气韵生动”的美学追求。
甘肃敦煌的莫高窟开凿于公元4世纪，此后一直到元朝，历朝历代都在开凿。现存十六国、北魏、西魏、北周、隋、唐、五代、宋、西夏、元朝洞窟492个，其中有2000多尊彩塑和45000多平方米的壁画，成为中国古代最大、最重要的艺术宝库之一。
图4-4 萨埵那太子本生图 北魏 莫高窟428窟
图4-5 鹿王本生图（局部） 北魏 莫高窟257窟
六朝时期的莫高窟壁画，从内容看主要有四大类：神话传说（东王公、西王母、伏羲、女娲等）、故事画、佛像画、装饰性图案。其中故事画所占比重较大，代表作有428窟的《萨
那太子本生图》（图4-4）、254窟的《尸毗王本生图》、257窟的《鹿王本生图》（图4-5）等。
《萨
那太子本生图》讲的是萨
那和两兄弟上山，看见山崖下有七只小虎，而母虎都快要饿死了，萨
那大发慈悲，劝走了两个兄弟，跳下山崖，舍身饲虎。两个兄弟回来时，看见了一堆白骨，恸哭一场。舍身饲虎的萨
那太子，就是释迦牟尼的前生。这个阴森凄厉的故事，告诉人们要不惜牺牲，才能成佛。它描写无情世界的情感，在常人难以克服的苦难中寄托着灵魂的善良和美丽。
《鹿王本生图》为北魏佛教本生故事壁画。据《佛说九色鹿经》记载，恒水边有一鹿王，毛呈九色。它见一人落水，将他救起，并嘱咐他不要把它的住地告诉别人。国王的王后梦见了九色鹿，想要这鹿皮做衣服，鹿角做首饰，要国王为她悬赏捕捉九色鹿。那个落水人忘了救命之恩，反而萌生贪财之心，带领国王的人马前往鹿王住地，进行围捕。鹿王未逃，向国王揭发了落水人的忘恩负义。国王闻之十分感动，遂命令任何人都不得伤害九色鹿。那个落水人遭到了“恶报”。壁画上鹿王昂首挺胸地站在国王的马前，鹿的形象很美，整个画面装饰有满地的小花小草，土红的底色，似乎就是神话般的色调。这个故事宣扬了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佛教思想。
图4-6 竹林七贤与荣启期 南朝 南京西善桥
除了石窟壁画外，六朝时期的墓室壁画，近年来也有多处发现。如甘肃嘉峪关新城的魏晋墓、吉林集安高句丽墓、新疆吐鲁番北凉与西凉墓、山西太原北齐墓和江苏南京、丹阳南朝墓，以及河南邓县南朝墓等。整体来看，魏晋、北朝的壁画，用笔粗放，线条豪迈，形象生动；南朝的壁画，线条飘逸流畅，刻画细腻，具有清秀雅致的艺术风格。
江苏南京西善桥墓砖印壁画《竹林七贤与荣启期》（图4-6），是南朝壁画中的代表作品。其中总共刻画了竹林七贤（阮籍、嵇康、山涛、向秀、王戎、阮咸、刘伶）和荣启期（春秋时期的高士）八个人的形象，他们姿态各异，或手握酒杯、或沉思、或打坐、或抱膝、或弹琴，神态悠闲放逸，尽显名士的林下风流—放浪形骸、超然物外。
竹林七贤是魏晋时期的七位名士。他们处在曹氏与司马氏两大政治集团相互争斗的特定历史时期，那朝不保夕、荣辱不定、生死无常的现实状况深刻地影响了这些士人的生活。他们极力逃避政治，希望避祸全身，所以他们纵情诗酒，崇尚清谈，游于竹林，号为七贤。他们大都崇尚老庄之学，不拘礼法，生性放达。在政治上，阮籍、刘伶、嵇康对司马氏集团均持不合作态度，嵇康因此被杀。相反，王戎、山涛等先后投靠司马氏，走了与嵇康、阮籍完全不同的生活道路。
甘肃嘉峪关、敦煌及新疆吐鲁番、山西太原等地也发现了大量六朝时期的墓室壁画，所画内容为各种生产劳动场面，有耕地、播种、牧马、放羊、杀猪、宰羊等。如山西太原的北齐娄
墓，壁画内容丰富、形象生动，主要选材有出行图、回归图、仪仗图、显宦生活图、祥瑞图与天象图，其中《公牛与神兽》（图4-7）刻画精美。这一时期还有大量的彩绘画像砖，形象夸张、拙朴，别有一番风味。如甘肃嘉峪关魏晋墓出土有《射猎图》（图4-8）、《骏马图》、《杀猪图》（图4-9）等作品。从作品风格判断，彩绘砖画应为民间画工所为，体现出浓郁的乡土风情，生活气息扑面而来。
图4-7 公牛与神兽 北齐 山西太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