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的话
在当代国内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马克思的哲学思想已经在注重第一手文献精读的文本研究和全新思考语境中被激活和光大了,这正是十年前《回到马克思》一书出版时我对未来的憧憬。在摆脱了教条主义构架之后,马克思的哲学思想能够以显学的方式再一次重现于中国学术界的哲学聚光灯下,这对全世界都将是一件重要的事情。(1) 可是,此时我却又发现,这种光亮之外还存在着一种不应出现的遗忘: 我们忘记了作为重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列宁。依我的观点,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史中,列宁构成了一个不可被忽视的历史性环节,没有列宁,就没有十月革命,自然也就不可能有一直持续到今天的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但令人遗憾的是,苏东事变之后,在俄罗斯以及相关的独联体国家的学术界中,除去布尔乔亚意识形态的非学术反弹以及微弱的传统性申辩之外,人们似乎有意无意地在删除那段并没有被科学说明的俄国共产党人与整个苏联哲学思想生成和发展的历史。(2) 从思想史的逻辑射线来说,这显然是一种不可能的虚无主义幻象。我觉得,在我们这个以马克思主义为民族国家意识形态的国度里,这个历史性的任务此时理当由我们来启始和完成。(3)
回到列宁,以一种全新的方法和情境去重新厘定与清理列宁哲学的思想史研究平台,从而更好地走向今天,这已经是今天我们必须面对的历史责任。其实,“回到列宁”与我十年前提出的“回到马克思”一样,都不是那种诸如从今天回到过去、从现实生活回到尘封的书本一类的可笑肤浅的知性判断(4) ,从我自己的原初思想构境出发,这不过是借喻了胡塞尔—海德格尔那种现象学意义上的“回到事情本身”的逻辑方法,我主要想做的,是要解构第二国际以后,特别是前苏东学界强加于经典文本的意识形态文饰和伪学术构境。仅此而已。
从《回到马克思》到《回到列宁》,在我自己的学术思想进程中,并非一种偶然。这理当是我们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界在脱离前苏东意识形态教条构架之后,以自己独立的研究态度、立场和全新的解读模式来真诚面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文本宏大研究工程的一个有机构成部分。(5) 当然,《回到列宁》一书的理论主旨,是希望以一种比《回到马克思》的那种文本学解读模式更诚实的新的方式——思想构境法来重新拟现列宁哲学思想的历史原像,使其从前苏东的意识形态迷雾,特别是传统教条主义的研究模板中绽现出来。之所以采用这种异常的解读方法,也因之于《回到列宁》一书的主要研究对象大多为阅读摘录笔记和批注性的拟文本、亚文本或生成性文本。特别是,本书核心的解读对象是列宁哲学思想晚近发展中最重要的“伯尔尼笔记”。(6) 在我看来,在前苏东学界传统研究中那种主观强制性的解读话语和理论伪境里,这些文本从来没有被真正打开过。
当然,我并不是从现在才开始研讨列宁的“哲学笔记”的。仔细算来,这已经是我第四次学习和解读这一经典文本群了。记得我曾经在自己的第一部“自选集”的一个专题引言中提到过前几次学习“哲学笔记”的大概经历。(7) 最早接触列宁的“哲学笔记”还是在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那时我只是南京大学哲学系的一名二年级学生。依稀记得,当时,胡福明老师一页页、一段段地为我们领读和解释这一组笔记文献中《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的主要文段。其时,坐在台下听课的我们,在那些极晦涩的文字和高深的观点的集中轰炸下,满心怀着对哲学神殿的敬畏。有一天下课时,一位三年级的男同学神秘而得意地对我们说:“黑格尔说的‘越是抽象,就越是具体’这句话够你们理解一辈子。”后来,这个“论断”与另一位老师的“进来一碗面条,出去一团糊涂”一语,共同成为哲学系高年级学生的著名警句。老实讲,在与“哲学笔记”这第一次遭遇中,除去记下几个陌生而古怪的名词之外,我什么也没弄清楚。那时,我们虽常夹着《列宁全集》(中文第1版)的第38卷在系里晃荡,但内心其实是很虚的。至今记得有一天夜里,我甚至还为自己恐怕一辈子也弄不懂列宁而伤心了一把。说真的,对列宁在“伯尔尼笔记”中的许多论述,我直到后来在三年级迷狂于黑格尔时,才算是搞懂了一些。
第二次系统地读“哲学笔记”是在研究生阶段的最后一年,大约是1981年初前后。我为自己的毕业论文选了一个大家都不愿去碰的“哲学原理”的题目:“否定之否定”。可是,辛辛苦苦写出来的20万字的初稿一上来就被“枪毙”了,专业上负责研究生的孙伯
先生不满意我那又长又灰色的“逻辑建构”。他说,宁可我写些实在点的辩证法学说史。于是,我不得不痛苦地将那个辩证法逻辑建构的庞然大物删改为一篇几万字的缩水物(8) ,而在最后一章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中辩证法发展线索的尾巴上,有了我对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与“哲学笔记”等文献的索引式阅读。在这次有选择的专题式研读中,我本意是想具体找一找列宁关于否定之否定的论述,但因为受到孙伯
教授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方法的那种深层历史逻辑思想的影响,我也自觉地关注了一下列宁在不同时期的哲学思想有没有变化。令人惊异的是,查索的结果竟然是肯定的。其实,在当时这个重要的开端上,我与前苏东那种教条式的“列宁主义哲学”认知模式——静止的和非历史的绝对真理说已经分叉开去了。固然,这还算不上是对列宁“哲学笔记”的全面而深入的探讨,可是,在搜索和整理资料时,我确实意外地发现列宁的辩证法思想的确存在一个变化和发展的过程。虽然列宁的哲学思想并未经过青年马克思和恩格斯那般剧烈的革命性总体转换,但是他的哲学认识始终是向前推进的,这主要表现为列宁在撰写《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他们如何攻击社会民主党人?》(以下简称《什么是“人民之友”?》)与《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之间的哲学观念,与他后来在1914—1915年阅读黑格尔哲学文献前后时段对辩证法的理解,并不是完全同质的。可是,我十分惊讶地发现,前苏东学者竟然从来都没有提及这一点!关于这种想法,我在这篇毕业论文的最后作了简单的说明。但在那里,我只是指出了列宁辩证法思想在不同时期的不同质点,而并没有真正去发掘其中内含的理论逻辑线索。然而,我知道,总有一天,自己还会回到这个题目上来。
1990年,我再一次重新阅读列宁的“哲学笔记”,这回主要是解读这一文本中最重要的《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其时,我已拿到了新版“哲学笔记”的中文译本(《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55卷),准备专门、有目的地精心研读。并且,此时的我已经事先有了关于《德意志意识形态》新译手稿(1988年)的第一次文本学诠释的新鲜体验。那会儿我自然还未确立自己的解读方式,可还真的有些雄心勃勃。我首先把“哲学笔记”特别是“伯尔尼笔记”研究中的传统思路(即用哲学教科书体系去注解经典文本)搁置起来,而直接参照黑格尔的《逻辑学》、《小逻辑》和《哲学史演讲录》等书,一页一页地跟着列宁的笔记向前走,同时细心地留意列宁在读书过程中写下的每一个话语片断。由此,我第一次还原式地体会到了列宁读书时的真实情境(这一方法后来也是我在《回到马克思》一书中解读马克思《巴黎笔记》等摘录性文本时的做法,可是,现在的我又已经意识到这是一个现代性文本学的幻象了)。随后,我再去接触与此有关的众多支援性背景资料,最后才去翻阅第二手的研究文献。这样的过程反复了几次以后,一个新的专题思考的路子终于在我心里形成,于是我写下了国内第一批在逻辑生产式上异质于前苏东学界理论构架的研究列宁“伯尔尼笔记”的论文。(9) 当时,我在发表的一篇论文中突出了“探索”的主题,主要是想表明我并不认定自己这种理解列宁“哲学笔记”的思路就是绝对本真的。我恰恰是想通过这些论文,提供一种新的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的逻辑: 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的观点去真实地探讨经典作家的文本。当时我已经意识到,列宁在青年时代就初步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在这一点上他不同于马克思恩格斯),进而逐步理解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些最重要的基本理论规定,然后才在革命实践和理论研究中更加深刻地把握到这一科学学说的重要内容。这本来是一个十分正常的思想过程。可是,我们的传统哲学解释框架硬是要把这一过程非历史地强制性地同一起来,似乎列宁自始就是一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大家,从发端上开始,他写下的每一句话都一定是正确的,与后来说的每一句话也一定是一致的。看起来,这似乎是维护了经典作家的至上性和完整性,但实际上这种解读框架恰恰使经典文本蒙上了一层非科学的色彩。我坚定地认为,这种从前苏联理论研究中承袭而来的旧逻辑应该被打碎(在列宁“哲学笔记”的研究方面,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前苏联学者凯德诺夫的“计划构想”论,这也是本书主要拒斥和反对的解读模式)。“哲学笔记”的确是列宁的一部十分重要的哲学文献集,但这主要是一部真实记录列宁通过学习和研究哲学唯物主义、黑格尔哲学,进而深入理解马克思实践辩证法的本质,不断形成新的思想飞跃和发展过程的原始文献。因而,按照我的想法,学习和研究这部文献集的最重要的方面,不是力求让列宁笔记中的每一句话都变得英明无比,而是要真正理解列宁是如何掌握哲学唯物主义立场,进而十分艰难地、逐步地进入黑格尔大厦,而后又在黑格尔的逻辑巅峰上比肩于马克思,终而获得实践辩证法真谛的总体逻辑思路。我以为,我们要向大师们学习的绝不是外在的词句,而是活生生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应该说明的是,在这一次研究中,我犯了一个列宁“哲学笔记”传统研究通常易出的错误,即只是简单地关注“伯尔尼笔记”,而不是将列宁的哲学学习和研究与整个历史过程放置到一个有着内在关联的逻辑理路中去理解,这就使得当时我的研究视域中的列宁的“伯尔尼笔记”仍然只是一个孤立的、断裂性的解读对象。这一错误,直到在新近的研究中才逐步被克服。
大约又过了十多年,2004年,我获得了一项国家社会科学规划重点研究项目,内容就是列宁哲学思想研究。不久,这一课题被认定为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的重大研究项目。在课题组分工的时候,我主要负责研究列宁的“哲学笔记”。(10) 这样,我便开始了对列宁“哲学笔记”的第四次研究。这是我对列宁“哲学笔记”最系统也是最深入的一次研究。2005年,我在完成关于拉康的研究和《文本的深度耕犁》第二卷《西方后马克思思潮的文本解读》的写作之后,便正式开始了资料准备和思考。在这一次研究中,我自己15年前对列宁哲学思想的认识被系统地反思了。我从过去只是孤立地关注“伯尔尼笔记”的点式研究,转变为通过原始文献把握列宁哲学思想的全景视域。于是,我不得不再一次重读《列宁全集》,当然,这主要集中于1915年以前列宁留下的各种文献。由此,我获得了有关“伯尔尼笔记”以前列宁哲学思想发展的众多第一手线索和逻辑思考点。在这一次研究中,我自觉地界划于西方列宁学的观点,即不是简单地将青年列宁特别是《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与后来的“伯尔尼笔记”对立起来,而是具体探讨了青年列宁与普列汉诺夫的理论和实践关涉、列宁与哲学唯物主义的学术关联,以及列宁与《马克思和恩格斯通信集》文本阅读的思考关系等更加微观、深入的思想史环节。这使我获得了不少新的认识,从而也为自己后面的“伯尔尼笔记”研究的准确逻辑定位提供了极为重要的背景支援。在这一次研究中,特别是在“伯尔尼笔记”的研究上,较之20世纪90年代初我自己的那次研究,无论是在研究方法、思考深度还是文本的精读解析方面,都有了更加深入的推进。尤其重要的是,通过这次系统研究,我还在研究方法论和关于列宁哲学思想的总体评价上获得了一些非常重要的认识:
第一方面,我首次注意到,所有前苏东学界和西方列宁学的学者在研究列宁“哲学笔记”的过程中,都有意无意地将其视为一本书,然而,这个作为一本书的《哲学笔记》是根本不存在的,真正存在的只是一个列宁在长达20年之久的时段中学习和研究哲学的不同摘录笔记、札记、心得与阅读批注的有明显理论性质级差的文献汇集。这个新认识的意义在于: 首先,从理论思想的深刻度上看,列宁这些文献的理论性质并不都是同质性的。重要的是,与青年马克思和青年恩格斯不同,列宁并未经历一个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时期,他自登上理论舞台开始,就是一位马克思主义者,所以,当列宁在不同历史时期写下的笔记、心得和阅读批注类的文献被不加甄别地集结在一起的时候,人们就不会意识到在他同样属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笔记中,也可能包含着不够深入、不够准确的东西,进而忽视在列宁的哲学思想中,也可能存在一个由浅入深、从一般的正确观念到具体的科学的本质认识的发展进程。也就是说,当我们简单地、非历史地按照哲学原理的专题剪裁列宁不同时期的哲学文献时,就可能出现非科学的同质性的逻辑强暴。其次,各种版本的“列宁笔记”的文献编排被人为地设置成一种等级化的结构,非摘录性笔记特别是阅读批注都被放逐于次等文献的地位,以至于这些重要的阅读批注长期得不到应有的关注和研究,造成了列宁“哲学笔记”研究中的某种逻辑盲区和文献断裂。这也导致人们在面对“哲学笔记”时,都会不自觉地将列宁1914年写于伯尔尼的研究黑格尔哲学的“伯尔尼笔记”简单地等同于“哲学笔记”,而对其他笔记性文献则很少投以深入的关注。(11) 正因为对以上问题的内省,我在这一次研究中,将列宁的“哲学笔记”第一次历史地“还原”到列宁思想发展全程的具体历史情境中去,精细地圈点出每一文献的历史意义和思想深刻度,特别是在一定思想语境中的相对比较质。此外,我还认真厘定了列宁哲学思想构境与他的实践建构的内在关联。可以说,这是迄今为止国内外列宁“哲学笔记”和相关文献研究中最全面的一次“田野工作”。
第二方面,由于历史地甄别了列宁在不同时期、针对不同现实或理论问题形成文献的特设思考语境和复杂背景,我们就不难“第一次”看到20年间列宁哲学思想真实存在的变化、发展甚至是重大认识飞跃的基本逻辑线索和理论构境空间。这是令我最为兴奋不已的事情。我发现,早在19世纪末,作为一名马克思主义革命实践者,青年列宁在反对民粹主义的斗争中的理论着眼点显然是历史辩证法的客体向度,他与普列汉诺夫等人一样,强调了资本主义在俄国发生、发展的必然性,这种实践意向在哲学逻辑中的对象化则是突显了社会历史发展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然而,20世纪初,当以列宁为核心的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在俄国革命前途问题上发生重大争论的时刻,列宁明确提出要发挥无产阶级和革命政党的革命能动作用,从关注客体向度转向以一定的客观现实条件为前提的主体向度。可是,此时的列宁并未真正找到这种新的实践意向在哲学上的落脚点。固然,列宁在1908年反对俄国马赫主义的斗争中也正确地站在了普列汉诺夫一边,以《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这一重要的学术文本有效地保卫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基础,可是,哲学唯物主义却无法更深地支撑列宁此时的革命实践创造性。显然,列宁需要真正的革命性的历史辩证法指导。这也是他1914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下决心研究黑格尔哲学、弄懂辩证法学说最重要的原因之一。我发现,列宁只是在研究黑格尔哲学的过程中,才逐步通过读懂黑格尔的《逻辑学》进而深刻理解了马克思改变现实、“消灭存在”的实践辩证法观念,最终获得了指导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哲学理论武器。这是一个十分复杂的思考转换过程。
第三方面,我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列宁的“伯尔尼笔记”的命名问题。“伯尔尼笔记”,听起来似乎是一个新东西,其实,这就是1914—1915年列宁在瑞士伯尔尼写下的关于黑格尔哲学的读书笔记群。这一文献群,过去处于研究焦点中心的主要是《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而实际上,“伯尔尼笔记”包括了以黑格尔哲学特别是辩证法(认识论)问题为中心思考点的一批重要的读书笔记,共计八个笔记本。在这一次对“伯尔尼笔记”的研究中,我原来已经发现的列宁在学习和研究黑格尔哲学进程中发生的重要思想变化,被进一步精细地解读、思考和具象式地重新构境了。特别是在与黑格尔哲学原初语境的对比性分析、列宁读书进程思想转变的微观考证,以及列宁最后的思想总结和思考方面,都取得了不少新的深入进展。
最后一个方面,也是还需要专门说明的问题,是关于本书的研究方法。这算是我在独立的哲学思考的基础上形成的又一次新的方法论创新尝试,即文本构境法解读(也可以称思想构境论或理论逻辑构境论)。说起来,这也是对我在《回到马克思》一书中创立的文本学解读法的一次超越。这一次,我不再仅仅停留于现代性的文本学讨论域之中,即哲学解释学意义上的那种对文本原初语境的逼近假想中,换句话说,我在一定的意义上承认了后现代文本学的合法地位,特别是晚期巴特那种“文本阅读的本质不是还原,而是创造性的生产”的思想。关于这个新方法,我想再多说几句。
其一,发生这种改变的重要原因,是我逐步意识到,在过去的研究中,我们过多地把自己的理解强加在历史文本之上,当我们拼命坚持说“马克思认为”、“列宁的辩证法”或“海德格尔主张”,并试图为自己的理解和认识争取真理霸主地位而吵得面红耳赤时,我们都没有觉察到,这些观念不过是我们让文本在当下语境中进行我性言说的结果,而非对象文本语境的真实绽出。(12) 所以,在这一次对列宁“哲学笔记”的研究中,我首先自觉地放弃把自己的主观认识直接等同于列宁原初观念的幻觉,从一开始就将文本作者的不在场认定为前提,也承认这种心得性文本的原初语境绝对还原的不可能性。这样,我只能依据已经成为历史的不在当下言说的文本及其所有可能的征候细节,重新建构出我所理解的列宁的思想之境。
其二,之所以选择在此书中标识出这一新方法,还因为这一次我所面对的列宁哲学思想的依托物,不仅不再是完成性文本(我在《回到马克思》一书中称之为第三类文本,即公开发表的论著),甚至连生成性文本(原来我称之为第二类文本,即未完成的手稿和书信)都很少,主要为亚文本(原来我称之为第一类文本,即读书笔记、提要、札记和心得)(13) 与拟文本。这个所谓的拟文本,也就是列宁“哲学笔记”中大量收入的读书批注(这些批注恰恰是以往研究者所忽略的东西)。(14) 与独立的读书笔记不同,这些批注是直接写在被阅读文献上的,通常为各种记号和少量的评语。(15) 这种拟文本被记载、有选择性地排印成文这一事实,已经是某种人为的文本重新建构。我觉得,这第四种“文本”可能会在一些方面真切地反映原读者的基本阅读构架和实际学术水平。但也正由于批注中的记号与评语并非都是有明确意向和价值判断的,这就必然会造成我们在面对这些拟文本时,更多的不是有直接而明确文本证据的指认,而是对阅读本身进行再阅读和再解读,在一种当下的思想构境中呈现再解读者(第二位读者)本人的猜想、推论和主观认定。这种复建性的猜想和认定,主要基于批注者面对阅读文本时所表现出来的看见与看不见的逻辑征候。并且,这种认定主要不是在记号细节和微观词语中,而是一种整体性的重新思想构境,即将已经不在场的读者思考活动重新模拟再现出来。这显然是过去我所说的文本解读方法根本无法直达的方面。由此,我不得不提出新的构境理论。与原先的文本学解读不同,我不再口口声声宣称列宁哲学的思想逻辑就是什么,而是小心翼翼地指认这种今天由自己生产出来的本质为模拟的思想构境。也因此,我也真正做到了内心中的诚实和学风上的踏实。我的就是我的,别硬说是他人的。
最后,这种新想法的形成,还源自两个方面的批评和质疑: 一是我的一些老师特别是孙伯
教授曾当面批评我: 我们做了一辈子的马克思,为何没有看到你所言说的马克思文本中的东西?二是在许多次课堂讨论中,同学们总是提两个问题:“为什么我们在同一文本上看不到你所指出的东西?”“你书里写的一些东西,到底是原作者的思想还是你的?”过去,面对这些质疑,自己总是躲躲闪闪,因为那时我的确十分害怕伪造圣人言之罪名。其实,在相当长的一个时间段中,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者多是在以他人(圣人言,过去是“六经”,现在是马克思和列宁)的名义言说。(16) 因为,在我们的理论讨论域中,马克思主义与真理是同义词,下意识中,似乎将自己的观点说成是马克思的意思就是给自己上了政治保险。这是过去那个年代给人们留下的某种学术后遗症。其实,这种态度并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和发展,绝不应该通过塞私货和理论逻辑上的故意混淆来实现。
关于这个所谓的思想构境理论,我将在本书的导言中加以一定的说明,此处,我只能非常概要地对其作一引导性讨论。构境论是我关于人的存在论的一个东方式的总体看法,它不涉及传统基础本体论的终极本原问题,而只是讨论人的历史性存在的最高构成层级和高峰体验状态。(17) 我区分了社会生活空间中的物性构序结构和人的不同生存层级,特别是不同生存状态和意识体认可能达及的不同生活情境,我将主体存在的最高层级界定为自由的存在性构境。在当代思想的形而上学内省和焦虑中,人们因为担心存在变成石化的在者、概念变成死亡的逻各斯本质,而做作地在存在和概念的文字上打叉(海德格尔的“删除”和德里达的“涂抹”),而构境之存在就是当下同体发生的建构与解构性。情境之在不存留,只是每每辛苦地重建。当然,在现实历史事实中,构境存在通常是与他性理论镜像(18) 和伪构境(19) (幻象)同体共在的。关于这个理论,我会在以后的研究中通过专门的著述逐步进行全面的阐述。在此书中,我只是在文本研究这一讨论域中,第一次采用了思想构境的解读方法。它正好是与我先前已经在文本研究中提出的文本学解读方法相接合的,相比之下,构境论的思考会更加深入一些。
与现代性的结构主义逻辑不同,我提出的构境理论不再停留在某一种线性关系系统的统摄和先在理念支配的构架之中,思想构境即是完整的意识现象突现,它表明了一个人、一种思潮历史性生成的复杂性样态和建构性本质。(20) 原先康德式的科学结构主义的理性逻辑座架和索绪尔式的语言符号系统编码只是思想构境的一个简单性呈现,因为在相同的理性构架与符号系统中,不同个人主体和群体的意识情境生成可能是完全不同的。当然,意识与思想构境实现的最重要的现实基础是历史性的社会生活,实践性的存在构序是全部精神现象真正的本体性依托,可是,思想理论逻辑本身实现为特定条件下的认识与意识过程则要复杂得多。信仰、情感、价值尺度,以及个体或群体的隐秘心理情结,都可能是构境的偶发性主导因素。意识和思想构境是一个精神生活的全景式突现,人们只是在写作、言说和表意情态中显现了其可明示的理性结构、逻辑意向和情感冲动而已。在这个意义上说,思想构境往往是无意识发生的。其中,不可言明的各种逻辑射线在思想构境中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在本书中,我不可能十分详尽地讨论自己的构境理论,而只是在文本解读的语境中提出这种新的想法。这也算我自己哲学创新的一次小小的尝试。社会历史发展证明,任何意义上的革新都不可能总是成功的,尤其是在思想史的平台上。但在一个提倡创造性的时代中,我愿意先走一步。
本书的基本结构是这样的,一个导言和上、下两篇。在导言中,我主要是介绍列宁“哲学笔记”的文献情况,评说传统列宁“哲学笔记”研究中已有的工作和存在的问题,而重点是说明我在本书中新提出来的思想构境理论,特别是与其同构的拟文本解读方法和思想史构型。上篇主要是青年列宁在哲学理论认识上的一个概要的早期思想线索,这从1894年他所写下的第一篇哲学论文《什么是“人民之友”?》开始,一直到他写作《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前后的哲学思想变化过程。其主体,一是对1908年以前青年列宁在早期政治实践斗争中形成的各种历史文献的解读,二是对1908—1913年列宁学习和研究哲学时留下的大量阅读批注与少量笔记的解读。这里的新认识是青年列宁在马克思主义哲学语境中的哲学唯物主义他性理论镜像与他的政治实践立场的链接和脱节。下篇则集中于列宁在1914—1915年学习和研究黑格尔哲学的摘录性笔记,以及少量心得。这算是对“伯尔尼笔记”的专题研究。下篇的中心思想,是在颠覆前苏联学者的“计划构想论”先验构架后,发现列宁在接近黑格尔哲学的认识过程中发生的深刻思想转变,即从他性理论构架向自主性阅读构境空间的转换。关于这种转变的分析和讨论,是本书关于列宁哲学思想研究最重要的进展,它彻底改变了长期以来前苏东学者在列宁哲学研究中的传统观念。并且,我的最新研究成果表明,即使是在“伯尔尼笔记”最后的革命性思考语境中,列宁的理解也远没有超越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思想深度。最后,我将自己25年前写下的关于辩证法理论逻辑的一篇论文作为本书的附录,因为它多少与黑格尔的《逻辑学》思想空间和列宁在“伯尔尼笔记”最后获得的实践辩证法观念相关联。
显然,与《回到马克思》一样,此书的主要思想将是颠覆性的。
令人有些感慨的是,今天回过头去想,我关于列宁“哲学笔记”的研究全程的时间跨度竟然长达25年。在这几乎贯穿我已有的全部理论生命的时间绵延之中,我与列宁的思想间距似乎近了一些,然而却从假想的真理向主观构境论后退了。
2002年深秋,莫斯科的红场上已经飘起了凉凉的雪花。当真的站在列宁墓中那个看起来只是熟睡了的伟人身前时,我长时间地仔细地看着他那透着神性的面容,心想,真是这个头脑想出了这么多鼓励世界上落后地区、被压迫人民起而反对资本霸权的激进话语吗?真是在这个头脑支配下写出了那么多让整个近代东方世界左派激动不已的文本吗?真是在这个头脑中生成了我日夜为之苦恼的那些复杂多变的哲学逻辑和话语之境吗?在这些年思考和写作关于列宁哲学思想历史进程的文字时,我的脑海中浮现出的始终就是这一幕幕滚涌着战火硝烟和高昂革命激情的历史画面,不过,那个我梦想中的列宁不是在熟睡,而是永远精力充沛地到处演讲、读书、写作和战斗。
可能是和我一样激动,我身边一位访客低声地自语了一句,那个始终像雕像般无声地守卫在一旁的长着一副稚嫩面庞的俄国士兵,将食指放在自己的唇边,发出轻轻的嘘声,似乎是怕我们惊扰了这位熟睡的伟人。
列宁,您安睡吧。即使将来有人埋葬了您的物性存在,您的思想已经再一次被世界重新认识(21) ;在您所开辟的解放道路上,在东方那块黄色的土地上,再一次响起了巨人踏实的脚步声。
回到列宁,也就是走向未来。
红场列宁墓中安睡的列宁
列宁故居的纪念碑,上书“历史不会忘记”
(1) 最近,我曾先后与英国学者卡弗教授、雅索普教授、柯林尼可斯教授,美国学者凯文·安德森教授、凯尔纳教授、德里克教授、布伦纳教授,以及斯洛文尼亚的齐泽克教授等人谈到中国学界的这一研究进展,对此,他们似乎也有相同的想法。
(2) 2008年5月,我率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中心代表团访问俄罗斯。这也是我第二次访俄。期间,我们在莫斯科列宁故居、俄罗斯国家档案馆和国家社会历史博物馆查阅与复制了一批重要的学术文献、图片和影音资料。其中,最重要的收获是我们在俄罗斯国家档案馆得到了列宁“哲学笔记”主要摘录性笔记的全部原始手稿的复制纸质拷贝。这可能是关于此书中国目前唯一的原始文献拷贝。在莫斯科,我们参加了由莫斯科大学和俄罗斯科学院组织的学术研讨会,与巴加图利亚等俄罗斯马克思主义专家进行了深入的交流。在这次重要的学术访问中,我们直接感受到了这种历史性的学术断裂。
(3) 在2007年5月苏州举行的中俄哲学学术研讨会上,当着俄罗斯学者的面,我坦率地谈了这个想法,这对他们产生了很大震动。
(4) 令人哭笑不得的是,常常有人在“回到”与“发展”、“超越”马克思这种非学术问题上做文章。
(5) 我现在特别想说的一句话是: 千万不要成天停留在对什么“文本学”、“回到马克思”、“史论关系”之类的口号或宏观问题的空泛讨论和争辩上,如果我们都能把时间用于对文本的精心解读,从而在不久的将来能有一大批由中国学者自己直面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而撰写出的原创性成果不断问世,那才是我们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界应有的学术正果和真正辉煌。据我的了解,清华大学韩立新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的魏晓萍博士以及南京大学的一批青年学者都已经在依据第一手的德文原文,对马克思的经典文本进行严肃认真的科学研究。这正是我们未来的希望所在。我以为,这些研究比那些跟在西方马克思学、西方列宁学和西方毛泽东学后面做应声虫,不懂文本原文且无批判地挪用他人文献成果的所谓“文本学”或伪文献学来说,要重要得多。
(6) “伯尔尼笔记”是我对列宁在1914—1915年间写于瑞士伯尔尼的一组哲学笔记的重新命名。在这组由八个笔记本组成的摘录性笔记中,核心部分是列宁研究黑格尔哲学的学习性笔记和心得,而非先前人们所认定的关于唯物辩证法专著的未完成手稿。
(7) 参见《张一兵自选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8) 参见本书附录一。
(9) 张一兵: 《列宁深化唯物辩证法的真实逻辑》,载《哲学研究》1992年第5期;《列宁“十六要素”新探》,载《探索》1992年第3期;《列宁实践辩证法思想的最终形成》,载《南京社会科学》1993年第2期;《同一的认识论、逻辑学和辩证法理论在实践辩证法上的统一》,载《南京大学学报》1993年第2期。
(10) 我们的这一课题分为三个专题: 一是由刘怀玉教授主持的关于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的研究,二是由我主持的关于列宁“哲学笔记”的研究,三是由张传平教授主持的西方“列宁学”研究。
(11) 2007年10月,我与来访的美国著名的西方列宁学家凯文·安德森教授就此问题交换过意见,他也承认这是整个西方列宁学研究中不够重视的问题。
(12) 最令人心痛的事情,莫过于一些马列主义公共课上的现象,那些从来不认真研读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经典文献的老师们,把他们仅仅从一些二流教科书上复制来的教条主义概念掺上自己狭隘的肤浅认识,直接等同于僵硬的绝对真理(同学们哪怕是背错一句,都会被无情地扣分)。这里的霸权逻辑是:“我就等于马克思”,“我所说的话就等于真理”。这哪里是宣传和传播科学,简直就是糟蹋马克思主义,这种教学是把真理降低为谬误、本质降低为现象的过程。我觉得,在场于现实生活中的青年学生不信这种所谓的“马克思主义”,显然是不应该被责备的。
(13) 参见拙著《回到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3—20页。
(14) 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恩格斯也为我们留下了一大批时间跨度大、内容丰厚的读书批注,这是MEGA2第四部分最后的内容,在前苏东MEGA2编委会的原出版计划中,约有30—40卷。可惜的是,这一计划由于特殊的历史事件而被中断,以至于这些批注至今还没有全部出版。我们知道,毛泽东也留下了内容十分丰富的哲学、历史和文学方面的读书批注。对这些拟文本的研究,将会是我们今后马克思主义文本研究中的一个十分重要又必然艰巨而复杂的工程。我期望,自己的这种关于拟文本的命名和初步研究,会给后来者提供一些必要的学术经验。
(15) 这也不是绝对的,有的批注也会由大量文字构成。比如,在我们做研究生的时候,孙伯
老师给我们讲马克思的早期著作,在他手中的一本《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上,所有空白之处都写满了批注。并且,他告诉我们,这已经是他读的第N本手稿了。前面的几本书,都被他看坏了。我们交给他的作业,每一次拿回来,所有空白处也几乎都写满了他的修改意见和评语。
(16) 还有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即斯大林教条主义的深层语法结构无意识内居问题。在其他并不是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学科中,一些论者将自己的研究对象(这可以是一个当代西方的哲学家,也可以是一个艺术大家)无批判地视为膜拜的对象,他们从来没有想一下研究对象是否存在错误和无思之处,因为虽然他们不是在研究马克思主义,但他们内心深处的语法结构仍然是斯大林式的,所以,他们也从来不曾想过这样一个问题: 在他们精心地复述和评论一个思想文本或对象之后,有什么自己独立的和原创性的思想!这种斯大林教条主义的另一种典型是新理论法西斯主义,这种“文革”残余物的表现形式常常是简单地宣布东方、西方的什么东西已经死亡,然后搞出一个更加恐怖的伪宏大叙事逻辑,并宣称这种伪大他者就是真理。
(17) 在2007年11月台北的一次关于学术范式与学科整合的学术讨论会上,当我提及自己的构境理论与历史学研究的关系时,台湾“中央大学”的一位史学界的老先生在提问中将我误指为“唯心主义”。
(18) 他性是拉康意义上的支配性误认,他性理论镜像主要是指一个思考主体依附于他者观念时形成的结构化思考方式。
(19) 关于伪构境问题,拉康的大小他者理论、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理论和鲍德里亚的拟真理论中都有十分深入的讨论。而我在此处借喻和重新建构的伪构境观念,除去拉康、阿尔都塞和鲍德里亚意义上的反指性意识形态质询关系以外,还指涉一种历史性的思想史环节,即一个时期中被人们假定为存在真谛和真理的东西,在新的存在层级和认知阶段上被重识为伪构境现象。这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理论问题。
(20) 先在理性构架统摄论的典型体现,是在新康德主义的潜在影响下,于20世纪50—60年代逐步形成的一种认知结构理论。它由几条不同论域中的逻辑线索构成: 一是当代自然科学史学方法研究中的突破性。这由波普开创的科学历史学派和法国巴什拉的新认识论科学观异曲同工地体认出来,前者由库恩抽象为范式说以描述科学发展的结构性“革命”,后者则由巴什拉的“认识论断裂”说以概括常识与科学的异质性历史递进,这一观点后来为早期的福柯用“知识型”理论和阿尔都塞的问题式理论所共同标识。二是结构主义思潮的逻辑线索,这由索绪尔开创的语言学结构主义和皮亚杰为代表的科学结构主义共同突显,前者强调了语言符号自身差异性关系系统的共时性支配结构,而后者则主张认知主体不断发生和建构起来的功能性认知心理匹配结构。与结构主义思潮相关的理论线索还有认知科学中的西蒙的符码产生式和乔姆斯基的深层语言转换系统。三是当代自然科学方法论中的复杂性科学,在系统论、协同论和突变论的基础之上,耗散结构理论主导了一种功能性的动态建构存在样态和系统结构,这也是理性构架支配观在当代自然科学方法论中的最早消解。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先在理性构架论在所有领域遭到解构: 库恩的范式说经过拉卡托斯的软性特设说明,最后死于费耶阿本德“怎样都行”的知识无政府主义;福柯的知识型毁于他自己新的话语布展逻辑的“手榴弹”之中;索绪尔的语言结构消解在德里达的解构理论、晚期巴特—克莉斯多娃的互文观、拉康—齐泽克的大他者理论和犬儒意识形态之中。所以说,今天认识论论域也可以被指认为“后范式时代”。有意思的是,当我在上文提到的那个台北“范式转移”的研讨会上提及“后范式时代”时,大多数与会的文史学者们都显得十分惊悸和木然。
(21) 齐泽克最近写有一文,标题竟然也是《回到列宁》(Repeat Lenin)。2007年6月,我邀请齐泽克来南京大学讲学,当面讨论过这一问题。与我的研究不同,他要回到的列宁,是作为永不妥协的激进革命家的列宁。一说到这一点,他就十分激动,因为并不是所有人都能理解他的立场。齐泽克告诉我,为此,他的老朋友拉克劳甚至与他翻了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