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灵魂
接着是通信集的第一卷,主要是1844—1853年间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通信。在这一卷1844—1846年的部分中只有恩格斯致马克思的信,而且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个时期里讨论哲学问题的大量书信都没有被收录。这是十分遗憾的。
第一卷的前几封信都是青年恩格斯致马克思的书信,恩格斯在信中讨论了一些十分重要的理论问题。之所以言其重要,是因为此时正是历史唯物主义创立的前夕,不少关键性的理论逻辑上的变化征候都在这些信件中初露端倪。譬如在第一封信中,恩格斯向马克思建议要写几本书,以清理以往的陈见和历史观,作为无产阶级斗争的理论“后盾”。第二封信则更加重要,几个直接影响青年马克思和恩格斯思想变化的重量级人物在此悉数登场: 一是德国经济学家李斯特,这是生产力理论的奠基者;二是赫斯,他是先于马克思恩格斯成为共产主义者的德国思想家,他对经济学研究的关注特别是他的经济异化理论,是青年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逻辑前提;第三是施蒂纳,那个在德国思想界第一个向类观念发起进攻,彻底否定费尔巴哈(青年马克思)人本主义逻辑的理论狂人。这三个人,都是在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创立过程中发生过重要影响的人物。(38)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青年恩格斯讨论了施蒂纳个人观的理论意义。他认为,施蒂纳的个人观比赫斯的思想“更重要”,只要把它扭转过来,便可以“作为继续建筑的基地”。他深刻地分析道,施蒂纳对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批判是对的,但是不应停留在这个作为“唯一者”的个人之中,而是要唯物主义地从经验个人出发,上升到作为总体的“人”。(39) 这个观点后来成为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中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即现实的个人与社会生活的关系问题。可是,我发现,列宁对青年恩格斯的这一讨论竟然没有做任何提要,他只是在这封书信的边上划了四条竖线。看起来,我们刚刚介绍的几段重要表述似乎都未引起列宁的注意。按理说,列宁此时的思想应该比较活跃,因为这个时期的青年马克思与青年恩格斯都是哲学的专业高手,讨论的也大多为当时最重要的哲学家和哲学问题。可我们却看到,列宁对这个“史前”时期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讨论的哲学问题总是打不起精神来,原因很简单,这一历史语境的背景对他而言是陌生的。显然,列宁此时的哲学思想构架和理论回路必然使他无法理解恩格斯这里在说什么。
从提要中不难看出,列宁对整个第一卷的阅读显得格外沉闷,因为没有遇到什么与他此时的哲学思想构境相关涉的内容和问题,在留下很少的几处关于社会主义和现实问题的阅读标识与提要后,列宁迅速地结束了对第一卷的阅读。
列宁最后阅读的是通信集的第三卷,这是马克思和恩格斯1861—1867年间往来的书信。这一卷所处的时段仍然是马克思研究经济学的主要时期。我们知道,马克思在自己的经济学研究中恰恰非常关心辩证法,而这也正是列宁此时十分关注的问题,所以,在关于第三卷的提要中,列宁的逻辑思考又开始活跃起来了。
提要中能看到的第一个思想跃动,是在列宁读到马克思1861年12月9日写给恩格斯的信时出现的。马克思在这封信中告诉恩格斯,他同意后者在12月9日信中关于拉萨尔《所获得的权利的体系》一书的评论,并认为拉萨尔书中空想的成分居多,辩证法运用不当。所谓不当,是指拉萨尔常常将辩证法变成一种实例的总和,而“黑格尔从来没有把归纳大量‘事例’为一个普遍原则的做法称为辩证法”(40) 。关于马克思所作的评论,列宁重视之处有二: 一是马克思在讨论辩证法,二是马克思在把黑格尔的东西当作正面的观点来引述。所以,列宁在提要笔记本的第45页的上半页记下:“拉萨尔是‘空想家’,辩证法也用得不对:‘把大量事例成一个普遍原则,并不是辩证法’。”后面这句话是列宁自己的概括,为了表示重要,他还用一个双线大括号将之标识出来。接着,他又完整地将马克思的这一表述摘录下来:“(1861.12.9.马克思:‘第2卷’拉萨尔的)至少由于拉丁引文而更有趣一些。空想主义贯穿了全卷,而辩证方法则用得不对。黑格尔从来没有把归纳大量‘事例’为一个普遍原则的做法称为辩证法。”(41) 此后,列宁在写作《谈谈辩证法问题》一文时,也提到了这一观点。
下一个引起列宁关注的地方,出现在恩格斯1867年6月16日写给马克思的一封书信中。在这封信里,恩格斯评论了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章的方法问题。我们知道,马克思在那一章中采用了黑格尔《逻辑学》中那种从抽象到具体的辩证方法,来阐述自己在经济学研究中的革命性成果。恩格斯提出,第一章的讨论可以将辩证法中获得的东西再“从历史上稍微详细地加以证实”,同时建议马克思用黑格尔《哲学全书》中的方法,即“用特有的标题来突出每一个辩证的转变”。这里指的是《小逻辑》。恩格斯说,谁能够辩证地思维,谁就能理解马克思的《资本论》,这里主要是指马克思直接运用了黑格尔辩证法逻辑的第一卷第一章。(42) 列宁当然会记住恩格斯的这一评论。他在提要中写下:“恩格斯谈《资本论》第一章: 更多一些历史性和具体性……”(43) 在后来对黑格尔哲学的研究中,列宁最终意识到了这一观点的意义,恩格斯这段话被列宁改写为: 不理解黑格尔的《逻辑学》,就不可能读懂马克思的《资本论》,特别是它的第一章。
紧接着,列宁又读到了马克思关于自己的《资本论》的真实想法。这是1867年6月22日马克思致恩格斯的信。在信里,马克思告诉恩格斯,自己部分地接受了恩格斯的建议,在《资本论》中增加了一篇附录,并“加上特有的小标题”。我们知道,在《资本论》第一章中,马克思正是像黑格尔在《逻辑学》中一样,从抽象到具体,即从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中最简单、最抽象的商品现象开始,再一层层通过货币关系的复杂历史演变上升到谜一般的资本关系。马克思说:
最简单的商品形式——在这种形式中,商品的价值还没有表现为对其他一切商品的关系,而只是表现为和它自己的天然形式不相同的东西——就包含着货币形式的全部秘密,因此也就包含着萌芽状态中的劳动产品的一切资产阶级形式的全部秘密。(44)
同时,马克思还说明了自己在第三章的结尾部分是如何“引证了黑格尔所发现的单纯量变转为质变的规律,并把它看作在历史上和自然科学上都是同样有效的规律”(45) 。列宁在自己的提要本上标识了马克思的这一重要说明。
最后,列宁又读到了马克思的一个说明: 赞成这样一种说法,即《资本论》是“把辩证方法应用于政治经济学的第一次尝试”。列宁同样提要了这一观点,并在“辩证方法”一语下加了两条横线,以示重要。(46)
我推测,这三个重要的理论见解,都是促动列宁在黑格尔哲学研究后期发生重要认识转变的理论思考点。从黑格尔的《逻辑学》到马克思的《资本论》,从黑格尔的观念辩证法到马克思的实践辩证法,列宁最终实现了对马克思哲学思想最深刻的一次革命性认识转换和理论逻辑异轨。这恐怕也是列宁这部《<马克思和恩格斯通信集>提要》中最根本的理论意义。
1913年10月30日,列宁写信给妹妹,其中提到自己刚刚看完《马克思和恩格斯通信集》一书。他说,“这个通信集有很多有意义的东西”,并提出想在《启蒙》杂志上写篇评论性的文章。1913年12月14日的《真理报》为此还发过预告,可是后来列宁并没有完成这篇文章,只是写出了此文的第一部分。直到1920年,人们才在《真理报》上看到了这篇文献,由于列宁完成的第一部分只是对青年恩格斯早期思想的讨论,所以正好在纪念恩格斯诞辰100周年时刊发出来。文章发表时,列宁特地为此文加了副标题“恩格斯是共产主义的创始人之一”。不过,我们又看到了列宁的这样一段重要的表述:
如果我们试图用一个词来表明整个通信集的焦点,即其中所抒发所探讨的错综复杂的思想汇合的中心点,那么这个词就是辩证法。运用唯物主义辩证法从根本上来修改整个政治经济学,把唯物主义辩证法运用于历史、自然科学、哲学以及工人阶级的政治和策略——这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最为关注的事情,这就是他们作出最重要、最新的贡献的领域,这就是他们在革命思想史上迈出的天才的一步。(47)
显而易见,列宁已经意识到,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辩证法不是一种可有可无的一般学术观点,而正是全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灵魂。并且,如果希望弄懂辩证法,必然绕不开黑格尔哲学,特别是他的《逻辑学》。这就是列宁从厚厚四本《马克思和恩格斯通信集》中得到的最大收获。
(1) 《马克思和恩格斯通信集》是恩格斯生前嘱托倍倍尔和伯恩斯坦编辑整理的。此书于1913年9月在斯图加特由狄茨出版社出版。列宁显然在第一时间内就获得了这一重要文献。
(2) 此文只完成了一个总体评价和第一部分“概述”中关于恩格斯早期书信的一些背景情况。参见列宁《<马克思和恩格斯通信集>提要》,载《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24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74—281页。
(3) 列宁: 《<马克思和恩格斯通信集>提要》,载《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24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74页。
(4) 列宁: 《<马克思和恩格斯通信集>提要》,载《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24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75页。
(5) 列宁: 《<马克思和恩格斯通信集>提要》,载《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58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9页。
(6) 参见《马克思致恩格斯》,转引自《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58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5—36页。参见《马克思和恩格斯通信集》第2卷,李季译,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324—325页。
(7) 参见列宁《<马克思和恩格斯通信集>提要》,载《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58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5—36页。
(8) 参见沃洛金《列宁与哲学: 不应该提出这个问题吗?》,载《共产党人》1990年第5期。参见《列宁研究》第1辑,中共中央编译局,1993年,第133页。
(9) 参见《马克思致恩格斯》,转引自《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58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8—39页。参见《马克思和恩格斯通信集》第2卷,李季译,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335页。
(10) 列宁: 《<马克思和恩格斯通信集>提要》,载《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58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6页。
(11) 《马克思致恩格斯》,转引自《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58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41页。参见《马克思和恩格斯通信集》第2卷,李季译,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335页。
(12) 列宁: 《<马克思和恩格斯通信集>提要》,载《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58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40—41页。
(13) 参见列宁《<马克思和恩格斯通信集>提要》,载《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58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464页。
(14) 参见列宁《<马克思和恩格斯通信集>提要》,载《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58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43页。
(15) 参见列宁《<马克思和恩格斯通信集>提要》,载《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58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58页。
(16) 列宁: 《<马克思和恩格斯通信集>提要》,载《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58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60页。
(17) 参见列宁《<马克思和恩格斯通信集>提要》,载《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58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467页。
(18) 参见列宁《卡尔·马克思》,载《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26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57页。
(19) 马克思这里反讽地使用的“死狗”一词,源于黑格尔在自己的全集第2版前言中的一段表述,在那里,黑格尔引述莱辛与雅各比谈话时的一个比喻,即“人们谈论斯宾诺莎,还是像谈论一条死狗”。
(20) 参见列宁《<马克思和恩格斯通信集>提要》,载《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58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61页。
(21) 参见列宁《<马克思和恩格斯通信集>提要》,载《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58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468页。
(22) 《马克思致恩格斯》,转引自《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58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65页。参见《马克思和恩格斯通信集》第4卷,李季译,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87页。
(23) 《马克思致恩格斯》,转引自《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58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66页。参见《马克思和恩格斯通信集》第4卷,李季译,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88页。
(24) 列宁: 《<马克思和恩格斯通信集>提要》,载《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58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66页。
(25) 参见列宁《<马克思和恩格斯通信集>提要》,载《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58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83页。
(26) 《马克思致恩格斯》,转引自《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58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90页。参见《马克思和恩格斯通信集》第4卷,李季译,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141页。
(27) 参见列宁《<马克思和恩格斯通信集>提要》,载《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58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90页。
(28) 参见列宁《<马克思和恩格斯通信集>提要》,载《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58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82页。
(29) 参见列宁《<马克思和恩格斯通信集>提要》,载《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58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468—469页。
(30) 《马克思致恩格斯》,转引自《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58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42页。参见《马克思和恩格斯通信集》第4卷,李季译,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352页。
(31) 参见列宁《<马克思和恩格斯通信集>提要》,载《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58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42页。
(32) 参见列宁《<马克思和恩格斯通信集>提要》,载《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58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471—472页。
(33) 参见列宁《<马克思和恩格斯通信集>提要》,载《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58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92页。
(34) 列宁: 《<马克思和恩格斯通信集>提要》,载《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58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94页。列宁后来在《卡尔·马克思》一文中直接引用了此语。[参见列宁《卡尔·马克思》,载《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26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54页。]
(35) 参见列宁《<马克思和恩格斯通信集>提要》,载《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58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45页。
(36) 参见列宁《<马克思和恩格斯通信集>提要》,载《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58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60—162页。
(37) 参见列宁《<马克思和恩格斯通信集>提要》,载《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58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79—180页。
(38) 参见拙著《回到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章第3节、第5章第3节。
(39) 参见《恩格斯致马克思》,载《马克思和恩格斯通信集》第1卷,李季译,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8—9页。
(40) 《马克思致恩格斯》,转引自《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58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18页。参见《马克思和恩格斯通信集》第3卷,李季译,三联书店1958年版,第56页。
(41) 《马克思致恩格斯》,转引自《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58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18页。参见《马克思和恩格斯通信集》第3卷,李季译,三联书店1958年版,第56页。
(42) 参见《恩格斯致马克思》,转引自《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58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442—443页。参见《马克思和恩格斯通信集》第3卷,李季译,三联书店1958年版,第447页。
(43) 列宁: 《<马克思和恩格斯通信集>提要》,载《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58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442页。
(44) 《马克思致恩格斯》,转引自《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58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445页。参见《马克思和恩格斯通信集》第3卷,李季译,三联书店1958年版,第449—450页。
(45) 《马克思致恩格斯》,转引自《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58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446页。参见《马克思和恩格斯通信集》第3卷,李季译,三联书店1958年版,第450页。
(46) 参见列宁《<马克思和恩格斯通信集>提要》,载《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58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450页。
(47) 列宁: 《<马克思和恩格斯通信集>》,载《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24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7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