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是行动的指南

1909年间,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已经发表,但党内斗争却未结束,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一批反映错综复杂的政治斗争的文献在这一年先后公开发表。不过,此时的列宁与前一阶段显然不可再同日而语了,在他的观念里,政治立场与作为世界观的哲学学术观点早已不再两相分立,他甚至进而提出,“‘布尔什维克主义’现在应该成为严格的马克思主义的布尔什维克主义”(1) 。显而易见,这个提法是有针对性的。波格丹诺夫、巴札罗夫等人都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布尔什维克。当然,哲学上的争论依然在继续。虽然有人反对在党的中央刊物上刊登哲学文章,但列宁表示了支持。(2) 这个时点上的他已经知道,作为一种世界观和方法论,哲学至关重要!他开始强调,马克思主义者必须坚定自己的“马克思和恩格斯世界观”(3) 。所以,1910年前后,当某种试图将发生在俄国的这场哲学争论说成是“海市蜃楼”,并引用考茨基在1908年某封书信中将马赫主义称为“私事”的说法的言论冒头时,列宁立即公开批评了这种错误的观点。列宁指出,考茨基写下这封书信的时候,并未认真了解俄国的马赫主义,他的原意只是想促成俄国马克思主义者之间的和解,而考茨基本人“一直是赞成唯物主义、反对唯心主义的”。 不过,我们还不能就此判定列宁此时已经真正透视了考茨基在哲学理论上存在的深层问题。所以,引证这封信来否定哲学争论的意义是没有说服力的。至此,列宁已经坚信,的确存在“哲学争论同马克思主义派别之间生动的现实的联系”(4) 。

不过,在这一时期,另一件事情时时在困扰列宁——他的哲学老师,也是其时的著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普列汉诺夫,总在各种场合,利用一切机会,恶毒攻击列宁和布尔什维克们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是“比较狭隘、比较粗浅的马克思主义”。(5) 其实,普列汉诺夫及其追随者早就多次公开对列宁在哲学研究方面的“不专业”提出了批评,就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出版的同一年,孟什维克的女哲学家阿克雪里罗得就在当年7月号的《现代世界》杂志上发表文章,直接质疑列宁的研究水平,指认列宁是在肤浅的水平上反对马赫主义的。对此,列宁内心一直憋了一口气。不过,列宁对普列汉诺夫和其追随者们的回击只能是政治实践意义上的斗争。我发现,列宁始终没有从哲学理论上直接反击普列汉诺夫。针对孟什维克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列宁用得最多的杀手锏是: 你们把马克思主义的“片语只言和口号死记硬背,但是根本不懂得它们的意思”(6) !或者说,是“用教条主义态度把马克思主义的字句简单化、庸俗化并加以歪曲,背叛马克思主义的精神”(7) 。可见,列宁此时更多的还是在强调,马克思主义不是僵死的教条,而是活的行动指南,如果忽视这一点,

就会把马克思主义变成一种片面的、畸形的、僵死的东西,就会抽掉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就会破坏它的根本的理论基础——辩证法即关于包罗万象和充满矛盾的历史发展的学说;就会破坏马克思主义同时代的一定实际任务,即可能随着每一次新的历史转变而改变的一定实际任务之间的联系。(8)

将辩证法视为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这是列宁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对辩证法学说的一个新认识。依我的理解,这也是列宁对自己在革命实践中灵活运用辩证法的一种理论上的总结和概括。其实,也正是因为将之视为革命行动的指南,列宁才更迫切地产生了深入研究辩证法学说的内在需要。我注意到,在1910年前后,围绕着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学说,俄国学术界还发生了另一场激烈的论战。先是雅·别尔曼出版了《从现代认识论看辩证法》,该书将辩证法看作黑格尔“唯心主义哲学的残余”。对此,德波林则专门写下了《辩证法的“摧毁者”》一文(9) ,重点说明黑格尔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历史关系。不过,正是对这一点的强调后来(1930年)成了德波林的一个理论“罪状”。

另一方面,列宁还要同时面临来自第二国际那些自诩为马克思主义正统衣钵袭承者们的强大压力。早在1903年党内出现分裂时,无论是关于俄国革命的政治实践,还是在思想理论上,第二国际的大部分理论家都在批评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所以,列宁一直在千方百计地争取这部分人的支持,到了此时,他自认为这种努力有了一定的收效。他甚至以为,诸如考茨基、罗莎·罗森堡这样一些人都已经被自己争取过来了,“他们加入了我们党”(10) 。正如我们后来所看到的,列宁对这一点的判断是过于乐观了。同时,为了回应国内外的批评,列宁也开始公开强调,除了无产阶级的主体因素之外,布尔什维克的革命实践路线的制定也是根据俄国资本主义“发展可能性的客观经济条件而得出的”(11) 。相对于前期列宁对这两个方面的不同侧重,这也算是列宁第一次从理论逻辑上尝试统一历史辩证法的主体与客体向度,进而正确地强调,俄国资本主义的社会经济发展(客体向度)是无产阶级革命(主体向度)的重要现实基础。在1911年致高尔基的一封信中,列宁对高尔基认为布尔什维克的国际政策中含有堂吉诃德精神的说法提出了反对意见。列宁指出,“没有资本主义的发展,就没有战胜资本主义的保证”(12) 。这是一个重要的思想佐证。

1913年初,为了纪念马克思逝世30周年,列宁写了两篇关于马克思主义的介绍性文章。第一篇是《马克思学说的历史命运》,刊登在1913年3月1日的《真理报》上。(13) 另一篇则是几乎同时刊登在1913年第3期《启蒙》杂志上的《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一文。上述两篇文章清楚地显示,列宁已经越来越重视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全部学说和体系的把握与理解,而不再像前期那样,主要关注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和政治理论部分。我觉得,这也是列宁第一、第二次系统研究哲学理论,并深入参与到哲学理论战线上的思想斗争中去的结果。在这两篇文章中我们看到,列宁对马克思主义产生的历史分期和发展线索,以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原则和背景所作的概括都十分精确。其中比较重要的一个观点,就是列宁首次明确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历史性本质。他说:

马克思主义同“宗派主义”毫无相似之处,它绝不是离开世界文明发展大道而产生的一种故步自封、僵化不变的学说。恰恰相反,马克思的全部天才正是在于他回答了人类先进思想已经提出的种种问题。他的学说的产生正是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极伟大的代表人物的学说的直接继续。(14)

这个论断十分重要。不过十分遗憾,列宁在此概括的这个正确认识后来没能在斯大林体系中得到延续。在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表述中,列宁强调了哲学唯物主义的立场,并且他开始说明马克思是如何运用黑格尔的辩证法来“丰富”唯物主义的。在这篇文章中,列宁将辩证法概括为“最完备最深刻最无片面性的关于发展的学说”(15) ,也正是因为这一学说,马克思主义哲学才会主张“反映永恒发展的物质的人类知识是相对的”,是不断向前发展的。不过我们也要看到,此时的列宁仍然在错误地认为,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将哲学唯物主义“推广到对人类社会的认识”(16) 。

同样是在1913年,当与高尔基谈到反对马赫主义的斗争时,列宁坚定地说:“交情是交情,公事是公事”,如果波格丹诺夫等人不从1908—1911年的事件中汲取教训,仍然执迷不悟地坚持马赫主义的话,他将继续与之作不懈的斗争。(17) 当然,波格丹诺夫等人并没有放弃自己的错误观点,可是我们也没有看到列宁再对此发表意见,虽然他又进行过一次哲学理论方面的系统研究和理论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