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列宁读《神圣家族》
正如上文所说,青年列宁的思想发展无疑是经历了一个历史变化过程的。作为一个与民粹主义进行着现实斗争的战士,他此时的理论重心和现实逻辑射线自然是俄国社会走向资本主义的客观性,因而不得不将主要精力放在政治经济学上。所以,列宁很难像自己的老师普列汉诺夫那般面面俱到,精通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十八般武艺。一旦认识到这一点,列宁立即开始抓紧时间,加强学习。
我在研究中始终感到十分敬佩的是,列宁可谓是一位特别善于学习的革命思想家。在完成《什么是“人民之友”?》的第二年,也就是1895年初,青年列宁读到了普列汉诺夫的《一元论历史观》(此书出版于1月)。可是,他并没有留下批注或其他读书笔记。我之所以判断他读过此书,是根据列宁思想与普列汉诺夫此书中观点的同步改变。这当然只是一种推测。似乎是为了探寻自己先前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与老师的理论回路之间存在的差异并辨明真伪,他在同年的4—9月间认真研究了马克思恩格斯第一次合作写下的《神圣家族》。就是在此时,25岁的青年列宁为我们留下了他的第一份较为完整的摘录性“哲学笔记”。(65) 根据我的文本学分类来剖析,这份笔记当属亚文本的范畴。
图2 列宁《马克思和恩格斯<神圣家族>
一书摘要》手稿第1页复制件
从这份笔记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列宁的读书过程进行得相当仔细。他的摘录性笔记思路清晰,整体把握文本的能力很强,似乎总能迅速地提炼出文本中最基本的一些学术要点,其眼光之锐利、概括之精准,都是十分鲜见的。只是由于他当时的哲学理论基础不够厚实,支援背景尚显单薄,所以还不能真切地捕捉到马克思恩格斯思想转变过程中一些更为重要的理论征候性的东西。当然,这种局限更多的是由当时特定的历史情况所导致的,所以,对当年的列宁,我们不能用今天的学术眼光去苛求。无论如何,这份笔记性亚文本对于研究列宁早期哲学思想的发展来说是一份极为重要的历史性文献。下面,我们不妨就从这份笔记入手,对青年列宁当时对马克思恩格斯相关思想的基本认识作一个考察。
第一个方面,这份笔记清晰地显示,当时的列宁已经非常准确地意识到《神圣家族》是一部过渡性的论著,他以高度敏锐的历史性眼光注意到,《神圣家族》时期的马克思恩格斯正处于某种重要的思想转变之中。
一是“马克思由黑格尔哲学转向社会主义: 这个转变是显著的——可以看出马克思已经掌握了什么以及他如何转到新的思想领域”(66) 。不过,列宁不知道,实际上,马克思向社会主义转变的时间比他所看到的还要更早一些(应该是在《德法年鉴》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时期),这种并不成熟的社会主义观念充分地表现在列宁当时没能看到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列宁此处所指的转变,是马克思恩格斯借助蒲鲁东而发起的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批判,以表达一种对资产阶级社会的愤怒。他准确地体察到,此时的“马克思以很赞扬的口吻谈论蒲鲁东”(67) 。这主要是指古典政治经济学在认证资产阶级私有制(68) 时所产生的自相矛盾。蒲鲁东做了“从国民经济学观点出发对国民经济学进行批判所能做的一切事情”,可却是没有出路的。
二是马克思“几乎已经形成了无产阶级革命作用的观点”。从列宁所摘录的内容看,他的这个判断指的主要是马克思将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视为“人的自我异化”的一正一反的对立统一两面,更重要的是,马克思已经在确证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使命了。有意思的是,青年列宁此时对马克思思想中仍然残留的人本主义概念似乎始终浑然不觉,“异化”、“人的本质”和“类意识”这样一些关键的字眼在列宁眼中一目十行地就忽略过去了,完全引不起他的兴趣,他甚至都不会去复述它们。我在想,这恐怕是第二国际以来,那些经济决定论式的理论家们假手实证主义进行洗脑而造成的闭合性理论回路的后果。事实上,我甚至认为,列宁从来都没有进入过人本主义的理论视域。这一点,在列宁所作的关于费尔巴哈相关哲学笔记的研究中,我们还可以得到印证。其实,弗兰尼茨基也注意到了这一点,他指认道,人的问题“基本处于列宁的哲学视野之外”(69) 。我觉得,诸如人、人的本质一类的哲学规定,似乎是列宁哲学理论构境中的逻辑缺环,不过,这与后来整个传统哲学解释框架中的“人学空场”是否相关,倒不能完全确定了。
三是此时的马克思已经开始“接近自己的整个‘体系’(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的基本思想——即如何接近生产的社会关系这个思想”(70) 。从笔记内容中分析,列宁指的主要是马克思的如下一段表述:“实物是为人的存在,是人的实物存在,同时也就是人为他人的定在,是他对他人的人的关系,是人对人的社会关系”(71) 。列宁称这段话“极为出色”,因为马克思的思想从这里开始接近客观的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社会生产关系了。我认为,这是列宁体现于这份笔记中的最重要的心得之一。我也注意到,在笔记的最后部分,列宁特别关注了马克思恩格斯在该文本中最重要的一段表述,即“对历史的现实认识”中,“人对自然的理论关系和实践关系”与“自然科学和工业”的重要性问题,以及“某一历史时期的工业和生活本身的直接的生产方式”对认识一定的历史时期的关键性作用问题。(72) 在这一大段文本摘录的边上,列宁加划了一条竖线,并写上了“注意”二字。
四是由于列宁此时更熟悉的恰恰是政治经济学,所以他很敏锐地注意到,在批判蒲鲁东的过程中,马克思已经开始“接近劳动价值论”。(73) 这个判断是对的,因为就在之前不久的《巴黎笔记》和《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青年马克思还与青年恩格斯一样,站在哲学人本主义的逻辑上否定劳动价值论。(74) 不过,列宁并不知道这些文本的存在。这主要是指在“批判性的评注4”中,马克思关于生产与劳动时间之间关系的讨论。
此处,还有一个特殊的理论情境特别值得注意,即列宁对《神圣家族》一书第五章中相关内容的无感觉状态。我们知道,《神圣家族》第五章第二节的内容是关于黑格尔唯心主义哲学“思辨结构的秘密”的精彩分析。在那一节当中,马克思从“果实”这个一般概念与“苹果”、“梨”等具体存在的个别水果之间的辩证关系入手,唯物主义地剖析了思辨哲学是如何从事物的共同本质抽象出发,走向本体论颠倒的,体现出一种十分深刻的辩证法观念。可是,我发现,列宁对马克思关于辩证法的这一处重要讨论却没有进行详细的摘录,他只是简单地标记这处针对黑格尔的批判“极有意思”。在我看来,这个特定的文本现象恰好说明了此时的列宁在哲学基本理论构境方面,特别是在辩证法问题上的研究还不够深入。虽然他也留意到马克思对黑格尔的一段评语,即“黑格尔‘常常’在思辨的叙述中作出把握住事物本身(die Sache selbst)的、真实的叙述”(75) ,但我认为他此时其实并不十分清楚马克思这段评语的真实所指。
第二个方面,列宁十分关注马克思恩格斯在这部书中对人民群众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地位的论述。众所周知,在《神圣家族》一书的第六章中,马克思恩格斯批评鲍威尔等人的“绝对批判”是对人民群众的贬低。他们指出,该理论立场的本质是“观念”对历史本身的背离,而“‘观念’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出丑”。青年列宁对马克思恩格斯的这段分析投以了高度关注,并集中做了大段文本摘录。他尤其关心马克思恩格斯是如何说明人民群众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创造性活动和作用的,因为这也是他自己在当时的现实革命斗争中必须面对的紧要问题。其中,恩格斯的如下一段话着实让青年列宁兴奋不已:
历史什么事情也没有做,它“并不拥有任何无穷尽的丰富性”,它并“没有在任何战斗中作战”!创造这一切、拥有这一切并为这一切而斗争的,不是“历史”,而正是人,现实的、活生生的人。“历史”并不是把人当做达到自己目的的工具来利用的某种特殊的人格,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76)
事实上,列宁也正怀着同样的心情关注着俄国的社会历史发展。他要证明,只有人民群众,才是创造和改变历史的真正力量。我推测,这可能也对他此时较多地强调社会历史进程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性方面这样的做法产生了一些触动。在此后的思想转变中,列宁理论中关涉现实的逻辑射线开始从社会历史观察的客体向度转向主体向度,更加重视人民群众的创造性作用。并且,这不仅是他的理论抱负,在不久的将来,他还将通过伟大的十月革命来实现这一点。青年卢卡奇在他写于1924年的《论列宁》一书中,集中论述了这一点。
第三个方面,列宁认为,《神圣家族》一书中“最有价值的部分之一”是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法国唯物主义历史的概述”,即该书第六章第三节第四目“对法国唯物主义的批判的战斗”,列宁几乎详细地摘录了这个主题下的所有主要论点。我注意到,在对《神圣家族》的阅读中,哲学唯物主义是列宁的一个新的兴奋点。其实,在之前第六章第二节的阅读中,细心的列宁已经发现了恩格斯“对费尔巴哈的热烈赞扬”(77) 。并且,列宁在关于第六章后面各节的专门摘录中摘出来的“值得注意”的两段话,大略也是马克思恩格斯对黑格尔思辨唯心主义的批判以及对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肯定。(78) 此外,列宁在阅读中格外关注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18世纪的唯物主义和19世纪英国、法国的共产主义的联系”。马克思恩格斯在多处强调,“从唯物主义的前提中最容易引申出社会主义”(79) 。列宁发现,马克思恩格斯讨论了空想社会主义者傅立叶和欧文、巴贝夫主义甚至其他一些“共产主义者”与唯物主义的关系。他概括道:
傅立叶是直接从法国唯物主义者的学说出发的。巴贝夫主义者是粗陋的、不文明的唯物主义者。边沁根据爱尔维修的道德学建立了自己的体系,而欧文则从边沁的体系出发去论证英国的共产主义。卡贝把共产主义思想从英国带到了法国(卡贝是一个最出名的然而也是最肤浅的共产主义的代表人物)。“比较科学的”是德萨米、盖依等人,他们把唯物主义学说作为现实的人道主义学说加以发展。(80)
我以为,列宁完全可能由此萌生了一种新的观念,即哲学唯物主义的党性原则。他从马克思恩格斯的讨论中看到,在近代西方历史上,唯物主义学说似乎总在现实中导引出一些走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革命思潮。但遗憾的是,列宁也并没有直接形成上述党性原则,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他似乎总是倾向于将具体在一个人身上的哲学世界观与现实政治立场分立开来,比如普列汉诺夫及后来在布尔什维克阵营内的波格丹诺夫和巴札罗夫,在他眼中皆是如此。在列宁看来,前者是世界观正确,政治立场错误;而后者则是政治立场正确,世界观错误。换句话说,此时的列宁还看不到一个人的世界观与他的政治立场之间不可分割的内在关联性。列宁的这个错误认识一直到1908年前后才逐步得到克服。有意思的是,从理论上意识到这一点是在他后来阅读狄慈根哲学论文的过程当中发生的。
与列宁同时代的前苏联学者阿多拉茨基评论说,从这篇文献中“可以看到列宁是如何精细地研究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他怎样研究马克思的唯物主义世界观的发展过程,他对马克思方法的每个细节怎样深思熟虑”(81) 。我认为,这个评价肯定是过高了: 一是《神圣家族》中肯定还没有后来人们所说的“辩证唯物主义”;二是列宁的这份笔记中也没有多少足以说明其对马克思方法已经“深思熟虑”了的东西。因此,阿多拉茨基的这个判断纯属抽象的过誉。前苏联学者凯德诺夫在《列宁<哲学笔记>研究》一书中也写下了一些有关这个文本的段落,可竟然都只是对列宁文本的简单复述,而没留下什么有价值的评论。(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