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尔尼笔记”: 列宁研究黑格尔哲学的过程中思想变化的历史原像
我已经反复说明,列宁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政治理论方面的著述,的确很早就成熟起来,并在与俄国民粹主义、第二国际理论家、普列汉诺夫和孟什维克的现实斗争中,愈来愈站在了马克思主义当代发展的高点上。可是,在哲学理论方面却不尽然。列宁的理论起步不是哲学观念,而恰恰是俄国革命的现实,他对哲学的关注也是因为对现实斗争与科学世界观关系的深刻理解。1895到1913年间,从脉络上看是列宁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第一个时期和第二个时期,在这两个阶段中他的思想发展也呈现为一个复杂的转换和深入过程。关于这一点,上文已作了基本说明,在正文上篇各章节中我还将对此展开比较详尽的讨论,而现在我打算集中地对列宁哲学思想发展的第三个时期作一重新梳理,特别是有关“伯尔尼笔记”的内部逻辑进展线索。
在本书提出的思想构境论的解读语境中看,列宁在“伯尔尼笔记”中研究黑格尔哲学的过程并不是一个平滑的同质性逻辑进程,在整个认知全程中列宁对黑格尔哲学的认识也并不总是完全正确的。我的看法是,“伯尔尼笔记”不是一种为了撰写学术论著而做的专题资料性研究笔记,而是一般的学习阅读性笔记。根据文本发生学的理解,一部作品的前文本生成过程包括了“提纲、资料性笔记、草稿、誊清和定稿手稿”(142) 等环节。我可以确定,“伯尔尼笔记”肯定不是为了写作唯物辩证法专著而作的专题资料性研究笔记。在此之前,我们也未发现列宁留下过任何关于辩证法专著的写作或思考提纲。在已有文献中我们可以看到的事实是: 但凡在写作重要学术论著前,列宁大多会事先拟订写作或思考提纲。下面我还会说明,列宁在“伯尔尼笔记”最后写下的思想小结,也并不是什么“写作计划”和体系性逻辑构想。这一重要的读书笔记,恰恰为我们映射出列宁的研究在这期间经历了多重思想认识的转换和重大的理论逻辑异轨。我认为可以将之界划为如下几个异质性的阶段: 在第一个阶段,列宁还处在他者镜像语境下,这是列宁以否定性的观念来面对黑格尔的认识阶段;第二个阶段是不同的逻辑认知构架在列宁之思中激烈冲突的思想矛盾时期;在第三个阶段,列宁已进入了一个自主性思考的空间,这是一个思想产生重大转变、认识得到飞跃的关键时期;第四个阶段则是他对自己哲学研究的思想小结。
我以为,在开始关于“伯尔尼笔记”的研究之前,我们必须首先自觉地厘清以下几个方法论问题: 首先,在进入黑格尔哲学的阅读时,列宁自觉地建构了一种他性的阅读构架,如果借用拉康的大他者理论来分析,不难发现这是一个外在的来自于马克思、恩格斯、普列汉诺夫、费尔巴哈和狄慈根的镜像他者。按拉康的话语逻辑,他者是一个非我的外在显像,他者不是我,可是我却恰恰在失去自己的过程中内居于他者之中。(143) 不过,我在此处使用的他性镜像其实并不是一个简单的贬义概念,而是一个中性的判断,它只是指列宁在面对黑格尔哲学之初,是以某种外部理论权威作为其分析研究的思想参照系的。在我看来,列宁在面对黑格尔哲学伊始所处的这种他者镜像状态的认知情境,至少由三个学术记忆集群部分构成: 一是未被正确理解的马克思关于黑格尔辩证法“颠倒说”的抽象能指,这也是他性镜像中的一个假性所指;二是由费尔巴哈和狄慈根的观念建立起来的一般唯物主义哲学立场,并且基本可以说是以原型学术记忆点的方式出场的,不过问题在于它被同时误认为马克思的唯物主义观念;三是由普列汉诺夫转述和重构的一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并不高明的理论诠释,从客观上说它是包含着正确理解的误认。可见,此时列宁脑中的这个他性镜像还是很复杂的,其中第一个理论构件是一个假性所指,第二个理论构件是被误认的真质所指,而第三个理论构件则是由双重语音叠建而成的,其中既有被普列汉诺夫误认的马克思,也有真正属于普列汉诺夫自己的观点。此外,第二、第三个理论构件还是第一个抽象能指的支援背景。我以为,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思想构境情节,即列宁着手阅读黑格尔的时候,其理论思考主体正是由这种他者询唤建构的。当然,此时的列宁肯定假性地以为这是正确的阅读参照系。正是这样一种外在的镜像他者,建构起了列宁前期阅读中的整套理论回路,在那个阶段,列宁的每一次文本改造的定性判断几乎都来自于这个不断返回的立场和原则基础的闭合式的思路。至此,我们也几乎可以断定,“伯尔尼笔记”写作前期的列宁所据有的理论思维场境的主体运作实为一个他性思想空间。(144)
其次,是黑格尔的巨型思辨哲学逻辑以及列宁一开始对它所作的简单定性判断,以及后来逐步对这个思辨逻辑体系的接近和理解。从这个阶段前期列宁所作的摘录笔记看,其时他脑中确实存有一些原生的黑格尔的思辨学术情境,但它们多半处于未被激活的状态,自然更谈不到去再现式地生成或者重构黑格尔的原初逻辑情境了,固然其中也有列宁对这种理论逻辑的另一种激活,但至多是一种外在的假性理论成像。必须指出,黑格尔辩证法的逻辑情境是到列宁自己的思想发生重大认识转换之后才开始被真正激活的,并且是通过实践的唯物主义变形和转喻而达到的一种对马克思哲学语境的重新认知和激活。我还以为,即便如此,我们也不能简单认定列宁最终完全重合性地把握了黑格尔哲学。关于这一点,我们以后可以看到,基于不同的认知构架,列宁对黑格尔哲学的认识曾经呈现出两种完全不同的思想理论空间。
第三,是马克思恩格斯建立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及列宁对它的理解和发展。由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创立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新视界,是已经被列宁接受和理解了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毋庸置疑,早在系统研读黑格尔哲学之前,列宁就已经是一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了。可是,当列宁后来说“20世纪,没有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是理解马克思”时,这个意境是十分深刻的,我们不难再次发现,列宁的思想话语情境并不是静态和同一的,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经历了一个深化的进程。在这里,列宁对马克思哲学的理解显然发生了一个重大的认识飞跃,不过,此处的认识飞跃并不是巴什拉—阿尔都塞式的“认识断裂”,而是一个同向逻辑中的飞跃式的认识进步。在我看来,这种认识上的精进与其说是源于他对马克思恩格斯文本的直接解读,不如说是基于其对黑格尔哲学逻辑的激活和对马克思哲学思想的重新构境。正是由此处出发,列宁登上了关于马克思哲学之思的一个更高的自主性思考层面。
第四,是列宁此次系统哲学研究的真实的实践旨趣。在列宁关于黑格尔哲学的全部读书和研究进程中,这种实践旨趣并不是一种显性的理论直白,而是一种体现在其具体思想构境中的看不见的逻辑射线。对此,我以为有两方面的思考线索: 一是他自1900年开始关注的无产阶级现实的主体能动性;二是聚焦于实际斗争革命策略中的灵活性。前者的关键,在于反对第二国际以及普列汉诺夫的经济决定论,从而能够科学判断俄国革命的方向和未来;后者的重点,则是有关处理现实复杂斗争中各种辩证关系的思考,譬如如何处理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各种矛盾和选择的策略,也包括十月革命胜利初期的“布列斯特和约”,以及之后的“新经济政策”时期一系列重要的政策调整。
我最近的研究结果表明,在“伯尔尼笔记”的整个写作过程中,列宁的哲学认识过程经历了四个阶段。
在起初的第一个阶段中,列宁建构了一个学习性的阅读空间,其间存在两个最基本的话语线索: 一是作为历史文本形态的黑格尔哲学逻辑,它存在于未被真正激活的《逻辑学》、《小逻辑》、《哲学史讲演录》和《历史哲学讲演录》之中。其实,准确地说,这还不是黑格尔哲学逻辑的全部,因为列宁并未阅读过《精神现象学》和哲学全书中的另外两个部分(《自然哲学》和《精神哲学》)。二是被列宁认同为自己理论逻辑的马克思主义基本观念部分。这个部分也不完全,因为从哲学论域来看,列宁此时尚未读到青年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及马克思恩格斯那部真正生成广义历史唯物主义思想语境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也未看到《致安年柯夫的信》和《19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等重要哲学文本。这些情况,注定了列宁对马克思哲学思想语境的理解还不可能是真正完整的。
上文中我已经提及,这第二个话语线索在此特设性地表现为马克思恩格斯对黑格尔辩证法的“唯物主义颠倒”,显然列宁将其视为自己批判性地阅读黑格尔哲学的主要理论参照系。仔细分析,列宁的这个话语线索之中隐匿了多重逻辑思考支点: 一是马克思恩格斯关于黑格尔辩证法的颠倒问题,关于这一点,列宁起初的理解实际上只是一种外在的他性理论镜像,而非自己的独立思考。并且,在列宁此时的思想空间中,马克思“颠倒说”的理论能指与所指是脱节的,这主要是指列宁跟随费尔巴哈和狄慈根将黑格尔的观念简单地替换为物质概念。二是列宁关于哲学唯物主义的理解镜像,主要包括费尔巴哈、狄慈根的哲学文本建构的学术记忆以及普列汉诺夫的误认性诠释,此处的关键逻辑支点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的物质和外部自然界。其三,这里还有一个重要的逻辑界划尺度,即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一般分界: 从物到感觉再到观念的唯物主义正确逻辑与从观念到感觉再到物的唯心主义错误逻辑。这倒成为列宁前期阅读中“颠倒”黑格尔时的一个重要透视点。
在实际阅读过程中,当这两种话语线索发生解释学意义上的关联时,列宁并未打算现象学式地进入黑格尔哲学,即从来没有试图在黑格尔所设定的理论逻辑构件之上重建绝对观念之思境。可见,列宁的理解从起点上就是以站在唯物主义哲学家的立场,否定黑格尔哲学逻辑总体的合法性为前提的,他从未尝试过要获取一个完整的黑格尔哲学的语境。德波林在他的“伯尔尼笔记”的译序中说,“列宁认为黑格尔的体系基本上是正确的”(145) ,这可能是一个正确的判断。然而,这是列宁在《逻辑学》一书研究性阅读的最后时段中,通过激烈的逻辑异轨和思想重新构境才实现的结果。刚刚进入黑格尔哲学研究的列宁,绝不可能生成这样的判断。所以,德波林的这一“正确”判断缺少的是历史性的具体时间定位。换句话说,列宁与黑格尔的相遇是一种建立在总体否定性之上的解构活动,面对黑格尔哲学,他只是想从这种解构了的唯心主义废墟中选取能为自己所用的辩证法成分。后来他称之为辩证法的要素。当时,列宁对黑格尔哲学作出的最初的定性判断是: 黑格尔哲学(唯心主义、神和上帝的观念)是胡说。他并没有意识到黑格尔哲学逻辑中真正的秘密。在这一证伪性的话语相交过程中,列宁前期阅读的逻辑运思空间中根本没有黑格尔哲学之境被激活和完整复建的任何理论可能性。所以,我们看到列宁所关注和选摘出的黑格尔哲学观点,常常是从一定的逻辑语境碎裂中获得的非激活的理论要点,再经过列宁的唯物主义“颠倒”,其思想观念原有的系统质已不复存在,而且,其中的部分内容即使是在列宁的思考逻辑之中也无法重新确立起来。我觉得,列宁对黑格尔哲学研究的前期阅读从总体上看是一次并不成功的思想实验,或者说是一种被外在的他性镜像所支配,在一套封闭式的错位的理论回路中发生的假性阅读。试想,倘若黑格尔哲学的总体理论逻辑本身就不在场,那又何谈获得对黑格尔辩证法思想的真知?并且,我们完全可以推断,在列宁着手阅读黑格尔《逻辑学》一书的初期,进展实际上是十分艰难的,对其中艰深的内容他常常感到困难和“头痛”,而不是像凯德诺夫等人一厢情愿假设的那样,列宁手到擒来地轻松改造了黑格尔哲学,建构起唯物辩证法理论的伟大逻辑体系。
不过,这个状况在接下来的第二个阶段中有了重大的改观,从文本的内在逻辑走向看,这种变化起初并不是列宁主动为之的,而是阅读进程中的一种被动摄入,与黑格尔走得越近,从《逻辑学》等文本的总体逻辑中生发出的新的理论思考场,就使列宁与一种未知的马克思唯物辩证法的大写逻辑靠得越近。在列宁的阅读进程中,越来越多的非他性的思想火花不断地冲击着原先的阅读构架,另一条新的自主性的读书思路在他的思考悖结和自我反思之中似乎就要破茧而出了!在原先的思路里,黑格尔被列宁完全置于马克思的对立面,而在逐渐生成的新的思想情境中,列宁开始将黑格尔的辩证法逻辑(不是唯心主义!)放在与马克思历史唯物论和达尔文进化论同一的思想脉络上来了。列宁的研读越深入,这个理论意向也就越强烈,不过,原先的阅读构架此时仍然是居主导地位的,所以,从第二阶段写下的文本中,我们常能发现列宁在两种迥异的阅读构架中左冲右突的矛盾与困窘。因为,在此时列宁复调性的逻辑构境和读书视界中,某种颠覆性的解构因素已经呼之欲出了,只不过先前的逻辑暂时还占着主导的优势,用时髦的术语来说,前者是权力话语,而后者是一种萌芽之中的新的否定性。可见,列宁阅读黑格尔哲学的第二个阶段处在由一对矛盾的双重逻辑无意识地纠缠交织而形成的思想构境之中,其间新旧逻辑交替性地消长,但尚未发生根本性的质变。
在第三个阶段的阅读中,这种隐约模糊的思想火花最终成形为一个全新的理论情境,列宁从而得以在自己的理论逻辑异轨中,重新建构对黑格尔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解读语境。这其中,又具体表现为两次重要的认识转变。
我认为,列宁在这个阶段中的第一次认识转变,发生在列宁对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概念论”的“推理”规定的阅读和思考中。他通过复杂的革命性思想实验突现了一种全新的读书逻辑——彻底更新了对黑格尔哲学的总体认识和评价,而这种思想飞跃恰恰建立在总体否定原有解读框架的基础上。由此,两条阅读思考逻辑的矛盾和冲突终于被彻底解决。必须强调的是,原先的读书思路并不是被列宁判定为错了,而是被扬弃为新的读书逻辑构架中并不和谐的无意识子结构。此时,列宁仍然是在批判性地阅读黑格尔的哲学,但这种批判无疑已经比先前的简单否定要深刻得多了。同时,列宁也终于发现,马克思全部理论的结构性因素之一是已经被唯物主义地改造了的黑格尔哲学中的历史辩证法逻辑。列宁的认识一经改变,原先的理论逻辑空间随即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格式塔转变,原本被作为他者镜像中的一般唯物主义方法与那个简单的唯物主义正确和唯心主义错误的逻辑边界被解构了。解构的结果是以原有学术记忆集群彻底分裂的形式来实现的: 一是被重新深刻理解了的马克思恩格斯的哲学逻辑终于第一次真正在场,从而纠正了列宁自己原先的假性理论误认;二是彻底超越了以普列汉诺夫为代表的被误读了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诠释物;三是这种理论诠释物直接转变成为列宁批评的对象,这就是甚至不如黑格尔“聪明”的马克思意义上的“旧唯物主义”(费尔巴哈和狄慈根);四是列宁发现,非常有必要从辩证法的角度出发,加深对康德—马赫主义的批判,这也是他对自己原有“辩证唯物主义”思想空间的重构和深化。不难发现,当这些重要的理论逻辑参数发生重要改变时,列宁的理论构境自然也就被彻底重组,一系列新见解和新思考层出不穷,一个全新的开放式的理论回路正在形成。其中最重要的是,列宁意识到,只有真正理解黑格尔哲学的辩证法思想,才能更深刻地进入马克思恩格斯的新哲学视域。
也是在这第三个阶段中,列宁思想还发生了第二次认识转变,即在新的理论中真实获得唯物辩证法真谛并将其创造性发展起来的过程。这无疑使他的新的理论构境得到了巩固和加强。在这里,列宁第一次深刻理解了马克思的真正科学的唯物辩证法思想,理解了马克思恩格斯在新的实践的唯物主义视界中更深刻地批判一切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论,最终超越旧唯物主义,并以这种科学的理论(逻辑)去认识世界、指导实践、改造世界,实现哲学革命的伟大意义。也正由于对黑格尔哲学的态度发生了彻底的转变,列宁对辩证法总体结构的把握也随之转换,从而突现出一个崭新的辩证法理论视界,即客观的、现实的实践辩证法。我从文本分析中推断,第二次转变与第一次相隔不远,更直接地说,我认为它是在列宁研读黑格尔《逻辑学》“概念论”第二篇(客观性)第三章“目的性”之时发生的。在此,列宁第一次以对比的方式,将自己所理解的唯物辩证法与黑格尔的唯心辩证法进行了总体结构上的对置。列宁的这个重要发现的逻辑前延的接口就是哲学本体规定上的主体参与性,当然,这个参与并不是黑格尔所说的主观理念,而是客观实践,并且这个“实践”是作为本体论的辩证法基础而出场的。我以为,这就是理解列宁“伯尔尼笔记”中第二个理论逻辑异轨的关键。显然,与之前那种简单的概念置换式的“颠倒”相比,此处对黑格尔哲学的唯物主义改造是真正彻底的,它表现为对黑格尔整体逻辑的颠倒和重构。列宁终于初步领会了人的能动的、客观的实践辩证法在人与对象的关系和外部世界中的地位及作用,进而才达及了他并没有直接看到过的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呈现的哲学新视界的深层理论逻辑: 我们周围的自然是实践的结果,客观的实践辩证法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新世界观的真实基础,而这一切又都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最重要的基础性原则。在不久之后的第二个对比性的思考中,列宁进一步意识到,正是实践在绘制客观世界图景,这也是实践辩证法在哲学本体层次上的重要地位的最终确立。人脑海中的客观世界图景并不是对外部对象世界的直接反映,编织这幅图景的经纬线正是改变外部现实的实践功能度,即根据人的目的(需要)变更客体的这些或那些方面的量和这些或那些方面的质的进度。至此,列宁终于实现了自己自主性的理论构境。此时,他虽然尚未看到过马克思恩格斯的《德意志意识形态》、《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等重要文献,但已天才地达及了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视域,并在一些重要的方面实现了自己的理论原创性。此外,在列宁获得的新认识中,还包括人们熟悉的辩证法、认识论和逻辑学的“三者同一”在实践基础之上的重新确认。
“伯尔尼笔记”的第四个阶段是列宁对自己这一次黑格尔哲学研究的小结,它始于《逻辑学》一书研读的最后(“绝对观念”),首先以“辩证法的十六要素”的形式出现,并陆续散落在多篇摘录性笔记、札记和心得之中。
与凯德诺夫等人的观点不同,我认为“十六要素”并不是列宁有意识地去主动建构唯物辩证法理论体系的成果,而是对自己在研读中关于唯物辩证法的收获所进行的归纳,并且仅仅是关于主观辩证法理论的一些小结。离开这个特定语境而人为地将其抽象拔高,特别是把“十六要素”直接作为客观辩证法的结构,并不符合列宁的初衷。最有意思的是,在这个小结式的理论要点中,列宁完全没有涉及他在先前的研究和思想实验中发现的一些新东西,即实践的逻辑构境。根据我的看法,列宁在此时作这样一个小结,用意并不是为正面建构一个唯物辩证法逻辑结构而去拟写一份写作计划或者提纲,而只是简要地概括自己在读书进程中对黑格尔哲学印象最深的一些东西,特别是在辩证法(和认识论)方面的一些观点。所以,他在其中也没有进一步提出辩证法和认识论的实践基础问题。不久之后,列宁又开始了关于黑格尔哲学史著作的阅读,期间列宁则再一次确认了自己不久前发现的实践辩证法思考空间。他发现了唯物辩证法的逻辑结构,即人的主观辩证法与客体辩证法在运动着的实践辩证法的中介下构成特定的基本逻辑构架。在这里,主观辩证法并不与客体辩证法直接同构,而是与实践辩证法结构同步,并通过具体的、现实的、历史的人类实践,“同实在事物的无限多的方面中的一个方面相符合”。列宁深刻地注意到,主观辩证法并不直接映射客体辩证法,只有通过不断发展的实践辩证法(“技术、历史”),并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实践功能度中,人们才能在认识的“一定环节”上反映客体辩证法的一定规定性。
在结束对黑格尔哲学的阅读之后,列宁集中写下三个思想小结,即《黑格尔辩证法(逻辑学)的纲要》、《斐·拉萨尔<爱非斯的晦涩哲人赫拉克利特的哲学>一书摘要》,以及《谈谈辩证法问题》。我认为,其一是读书小结,其二是对辩证法理论逻辑结构形成的再评估,其三是列宁自己关于学习辩证法和想要展开说明的一些思想心得。其中,我觉得分量最重的是《黑格尔辩证法(逻辑学)的纲要》,因为这是列宁对自己全部读书活动的整体逻辑构析。在这篇文献中我们看到,列宁已经更清醒地把握了这样一个理论事实,即黑格尔的辩证法结构是人类主体认识结构的逻辑映照,他的错误只是把这个主体的主观认知结构唯心主义地确定为客体存在结构的基始性本质,我们批判性地改造黑格尔决不意味着再把这个主观认知结构直接说成是客体结构本身,而是要在主体中重新确定主观认知结构的真正基础,这个基础就是实践!人的主观认知结构(逻辑) 是由人的客观实践进程的结构和逻辑制约的,黑格尔所描述的逻辑递升有序度只能是主体走向客体的实践掘进度!客体结构唯有透过实践结构的中介才能历史性地表现出来。在我看来,这就是列宁在阅读黑格尔哲学著作的进程中,其自主性思想构境所达到的最高点!也是在这一点上,他极其深刻地从总体上把握了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的实质,进而大大深化了这种思想。
最后,必须说明的是,列宁哲学思想场境在“伯尔尼笔记”中发生的这场格式塔转换,并不直接来自于马克思恩格斯文献的促发。早在十多年以前,列宁已经认真阅读研究过马克思的《资本论》和其他公开发表的重要文本,1913年前后,他又集中研究过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但并未有如此深刻的心得和思想建构,而这一次,他通过起初试图否定的黑格尔哲学逻辑场境,激活了自己对马克思哲学逻辑更深刻的总体性理解。这是一次高水平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逻辑构境!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方面,从我们这里的讨论出发,似乎是因为列宁从学理上读懂了黑格尔的辩证法进而深刻理解了马克思的历史辩证法和革命批判精神,但事实却不是这么简单,这种思想转变中最关键的驱动力其实是在当时那个历史当下时刻中困扰着列宁的现实革命实践和斗争。我们知道,相当长一个时期以来,列宁所领导的布尔什维克的俄国革命实践走向,始终面临着来自列宁自己的老师普列汉诺夫和整个第二国际的批评和质疑,俄国在资本主义初期发展起来的现实生产力基础终究还是很难达及马克思恩格斯所设定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客观物质前提。关于这个问题,列宁在马克思恩格斯留给后世的政治经济学、历史学和社会政治文献中怎么也找不到现成的答案,而在阅读黑格尔哲学过程中逐步形成的自主性思想构境的高峰上,他惊喜地发现了马克思实践辩证法中那个实践创造和改变存在的命题。应该说,这是一次无意识的学术话语异轨。列宁激动地指出,20世纪以来,没有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是理解马克思的,这个判断并不仅仅针对哲学理论,而恰恰是指现实无产阶级革命的科学辩证方法。
所以,我认为,列宁在“伯尔尼笔记”中关于黑格尔哲学的研究,最终指向的,并不是一本有定论、有体系的唯物辩证法专著的写作,而是俄国现实的无产阶级实践和革命事件。巴丢说,列宁“始终喜欢事件,而不专门从事学说或理论”(146) 。这是对的。前苏联学者,特别是凯德诺夫所提出的“计划构想论”是令人生疑的。在十月革命的前夕,列宁为什么要去写一本哲学书?他置笼罩全欧洲的“一战”风云于不顾,潜心埋头研究黑格尔哲学,研究辩证法问题,究竟是为了写书,还是为了现实的革命?!这并不是一个可以自说自话地主观猜测和判断的问题,而是科学地面对文本真实,分析文本情节,祛除意识形态幻象后重新拟现的历史事实。
因此,让我们重新回到列宁!
(1) 参见[苏]凯德诺夫《列宁<哲学笔记>研究》,章云译,求实出版社1984年版;黄楠森《<哲学笔记>与辩证法》,北京出版社1984年版;王东《辩证法科学体系的“列宁构想”》,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
(2) 关于马克思主义与西方马克思学、西方列宁学和西方毛泽东学的原则差别,近来又被一些根本不懂马克思主义的人将水搅浑了。可笑的是,非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学”竟然成为他们建构马克思哲学的新方向。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可参见姚顺良教授等学者的文章(《南京社会科学》2007年第10期)。最近,我与南京大学的张传平博士开始组织一个小小的西方列宁学研究方面的翻译系列,目前已经购买了相关论著的版权。其中,凯文·安德森教授的《列宁、黑格尔与西方马克思主义》已经翻译完成,不久便可以在我主编的“当代学术棱镜译丛”中出版。而安德森教授则于2007年10月访问了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为南京大学师生做了有关他的列宁学研究的专题报告,并与我们比较深入地交换了对相关问题的看法。
(3) 新版“哲学笔记”系《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的第55卷,由人民出版社1990年12月出版。此卷新版文稿中的许多重要改译和总体编排均参考了林利同志的《哲学笔记》新译文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0年版)。新版《列宁全集》第58—60卷的内容为列宁的其他摘录笔记和批注,这同样是一批极为重要的原始文本和拟文本。
(4) 费希尔不同意这种说法,他认为列宁是在萨马拉才开始阅读《资本论》的。(参见[美]费希尔《神奇的伟人——列宁》,彭卓吾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34页。)并且,他认为在萨马拉时,列宁的思想中还存在着民意党的影响。
(5) 据阿多拉茨基说,列宁还写有《反杜林论》的笔记,可是后来遗失了。(参见[苏]阿多拉茨基《列宁怎样研究马克思》,载《阿多拉茨基选集》,石柱译,三联书店1964年版,第501—504页。)
(6) 参见拙文《何以真实地再现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载《学术月刊》2005年第10期。
(7) 参见[法]巴里巴尔《马克思的哲学》,王吉会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4页。
(8) 列宁的原名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乌里扬诺夫,1870年4月出身于辛比尔斯克城的一个俄国知识分子家庭,其外祖母为德国人。1887年8月列宁进入喀山大学法律系学习,同年12月因参加学生运动被捕并被开除学籍。此时,列宁已经开始接触到马克思主义思想,并从德文译出了《共产党宣言》、《资本论》部分篇章等重要文献。1889年,列宁全家移居萨马拉省的阿拉卡耶夫卡村,在那里列宁完成了大学法律专业的全部课程,并在1891年参加圣彼得堡大学法律系的考试,以优异成绩获得毕业文凭。1892年,列宁正式注册为律师助手,同年3月在萨马拉地方法院担任辩护人。1893年,列宁完成《农民生活中新的经济变动》一文。同年秋,23岁的青年列宁从萨马拉来到圣彼得堡,加入到俄国政治斗争的行列之中,从此登上了俄国的历史舞台。
(9) 参见卢卡奇《论列宁》,1924年。
(10) [苏]敦尼克等主编: 《哲学史》第5卷,秦念方、何清新、齐力译,三联书店1976年版,第36页。
(11) [苏]阿多拉茨基: 《论列宁对哲学的研究》,载《阿多拉茨基选集》,石柱译,三联书店1964年版,第432页。
(12) [苏]德波林: 《哲学与政治》下册,李光漠等译,附录,三联书店1965年版,第817页。当然,德波林因为说出了这一历史事实而受到了斯大林的批判,并被迫在自己后来出版的文集《哲学与政治》中删除了这一表述。
(13) 参见[苏]阿多拉茨基《论列宁对哲学的研究》,载《阿多拉茨基选集》,石柱译,三联书店1964年版,第425页。
(14) 参见[苏]敦尼克等主编《哲学史》第5卷,秦念方、何清新、齐力译,三联书店1976年版,第34页。克鲁普斯卡娅也有类似的说法(参见[苏]克鲁普斯卡娅《列宁回忆录》,哲夫译,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8页)。
(15) 参见[奥]威特尔《辩证唯物主义》,周辅成等译,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136页。
(16) 参见普列汉诺夫1901年9月21日致列宁的信,载《马列主义研究资料》第1辑,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73页。
(17) 阿多拉茨基曾经说,在1898—1899年列宁被流放时期,他曾经研究过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的哲学史,其中包括斯宾诺莎的《伦理学》、《神学—政治论》和《人类知性改造》,赫尔维修的《论精神》、《论人》,休谟的《论人的知识》,以及康德、费希特、谢林、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著作。(参见[苏]阿多拉茨基《论列宁对哲学的研究》,载《阿多拉茨基选集》,石柱译,三联书店1964年版,第432页。)
(18) [苏]敦尼克等主编: 《哲学史》第5卷,秦念方、何清新、齐力译,三联书店1976年版,第37页。
(19) 据阿多拉茨基介绍,1920年秋天,列宁定购了意大利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拉布里奥拉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论哲学》两本书。1921年6月,列宁再次研究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和《逻辑学》,并且阅读了伊林的《黑格尔的哲学——一种关于神和人的具体性的学说》(两卷本)。(参见[苏]《阿多拉茨基选集》,石柱译,三联书店1964年版,第427页。)
(20) 列宁: 《论战斗的唯物主义的意义》,载《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3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9页。
(21) 参见[南]弗兰尼茨基《马克思主义史》第2卷,李嘉恩等译,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5页。
(22) 我在俄罗斯国家档案馆查到了此书,这是一个类似小32开的精装本,红色的硬封面,其中收有“伯尔尼笔记”的前3本。书首是列宁在1914年拍下的那张相片,书的目录在全书的最后。笔记最前面是德波林写的序言,共五节21页。之后是一个致读者的编辑说明。从第24页起开始为列宁的笔记。我复制了此书的纸质拷贝。
(23) 此书为类似大32开的精装本,天蓝色的硬封面,出版日期为1930年,其中收有“伯尔尼笔记”的后5本以及列宁写于1895年的《神圣家族》摘要笔记和其他笔记。书首为阿多拉茨基所写的序言,共四节20页。之后也是一个致读者的编辑说明。第26—27页间附有一个列宁《神圣家族》摘要笔记的影印件(共2页)。从第28页开始为笔记正文。第288—289页间还附有一个列宁的《黑格尔辩证法(逻辑学)的纲要》的影印件(共2页)。我复制了此书的纸质拷贝。
(24) 《列宁文稿》第12卷中曾经收入的列宁与布哈林关于弗·涅夫斯基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僵死反动派的哲学》的“便条往来”,最早发表于1920年。这可能是在某一次会议上布哈林与列宁传递的便条,它们写在同一张活页纸上。便条的内容是围绕波格丹诺夫1912年发表的《组织形态学》(第1卷)展开的,此书对布哈林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一书影响很大。可是,在便条中,布哈林似乎已经意识到波格丹诺夫的“组织形态学”不过是“经验一元论”的变种而已。列宁的回复是以反讽的口吻指认布哈林“上当了”,而布哈林则否认这一事实。(参见《列宁文稿》第12卷,苏联国家出版社1930年版,第384—385页。中译文可参见本书附录三。)
(25) 上世纪80年代,我在一家旧书店买到此书,书的文献编排和内容与中文第1版的《列宁全集》第38卷几乎完全相同,甚至连精装硬封面的棕色都是一样的。
(26) 我在俄罗斯国家档案馆查到了此书,书的文献编排和内容与中文第2版《列宁全集》第55卷相同,只是精装封面颜色不同。
(27) 参见王东《辩证法科学体系的“列宁构想”》,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33页。
(28) 列宁: 《哲学笔记》,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
(29) 列宁: 《哲学笔记》,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
(30) 1976年7月,列宁的《谈谈辩证法问题》由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蒙古文单行本;1979年11月,列宁的《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由民族出版社出版蒙古文版。
(31) 王东博士将其误认为删去了“夹杂在《关于帝国主义的笔记》中的7篇”,实际上为6篇。(参见王东《辩证法科学体系的“列宁构想”》,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32页。)
(32) 原来版本中“关于论述黑格尔《逻辑学》的各家著作的书评的札记”,现在被命名为“关于论述黑格尔的最新文献”。从文献内容上看,这个更名是合适的。因为原来的文献中包括了一些并不是研究《逻辑学》一书的东西。文本结构上的两个部分也作了前后调整。
(33) 参见《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54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34) [俄]沃洛金: 《列宁和哲学: 不该重新提出这个问题吗?》,载《列宁研究》第1辑,中共中央编译局,1993年,第132页。
(35) 因为所有的列宁“哲学笔记”文献和《列宁全集》的全部中译本均转译自俄文相关文献,所以本书下面所提及的编者都是指前苏东文献学专家和原编者。
(36) 笔者此处参考的文献资料,均依据由中共中央编译局公开出版的第2版《列宁全集》和部分公开出版的文献研究的中文资料。
(37) 参见《列宁全集》(中文第1版)第38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5—38页;《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55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5—36页。
(38) 《列宁全集》中文第1版第38卷中同时注有俄文版的页码,而中文第2版第55卷则删除了这一信息。
(39) 参见《列宁全集》(中文第1版)第38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39—42页;《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55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5—36页。
(40) 《列宁全集》中文第1版第38卷中刊有原文期刊名、书名与原作者的名字,而中文第2版第55卷则删除了这一信息。[参见《列宁全集》(中文第1版)第38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43—44页;《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55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27页。]
(41) 参见《列宁全集》(中文第1版)第38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457—461页;《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55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445—448页。
(42) 参见《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55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59—444页。
(43) 这篇批注原先在《列宁全集》中文第1版第38卷中列在德波林《辩证唯物主义》一文的批注之后,而在中文第2版第55卷中,则被调到了莱伊《现代哲学》一书的批注之前。[参见《列宁全集》(中文第1版)第38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5—38页;《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55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545—564页。]
(44) 参见《列宁全集》(中文第1版)第38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462—536页;《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55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465—515页。
(45) 参见《列宁全集》(中文第1版)第38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45—49页;《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55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28—330页。
(46) 《列宁全集》中文第1版第38卷中刊有原文书目、作者名,以及列宁写下的俄文札记原文,而中文第2版第55卷则删除了这一信息。
(47) 参见《列宁全集》(中文第1版)第38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51—79页;《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55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7—59页。
(48) 王东博士的说法是一个没有封面的“单独的笔记本”。(参见王东《辩证法科学体系的“列宁构想》,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8页。)
(49)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55卷编者将此文题目错为“阿·德波林《辩证唯物主义》一书批注”。[参见《列宁全集》(中文第1版)第38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537—545页;《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55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516—522页。]
(50) 普列汉诺夫这本书先是在1892年以论文的形式发表,1894年曾经出版德文版单行本,1909年由普列汉诺夫重新修订后,1910年在圣彼得堡出版了俄文版。[参见《列宁全集》(中文第1版)第38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565—626页;《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55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523—559页。]
(51) 参见《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55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560—610页。
(52) 在《列宁全集》中文第1版第38卷中,这两篇札记在目录中是分列的,而在中文第2版第55卷中则合为一目,另外,写作时间也从1912年改为1913年。[参见《列宁全集》(中文第1版)第38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444页;《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55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34页。]
(53) 列宁在他第二次系统研究哲学中阅读了此书。
(54) 参见《列宁全集》(中文第1版)第38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449页;《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55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31页。
(55) 参见《列宁全集》(中文第1版)第38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450—451页;《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55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32页。
(56) 参见《列宁全集》(中文第1版)第38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452—453页;《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55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33页。另外,在《列宁全集》中文第1版第38卷中,这四篇札记均刊有原文书目、作者名,而中文第2版第55卷则删除了这一信息。
(57) 参见《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55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02页。但在此之后,列宁又阅读了《黑格尔全集》第6卷中《小逻辑》的结尾部分。
(58) 参见《列宁全集》(中文第1版)第38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81—257页;《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55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71—206页。
(59) 参见《列宁全集》(中文第1版)第38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259—267页,原文献名为“关于论述黑格尔《逻辑学》的各家著作的书评的札记”;《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55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36—340页。
(60) 参见《列宁全集》(中文第1版)第38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367页;《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55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40页。另外,在《列宁全集》中文第1版第38卷中,此文献刊有原文书目、作者名,而中文第2版第55卷则将其全部译为中文。
(61) 参见《列宁全集》(中文第1版)第38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369—371页;《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55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5—36页。另外,在《列宁全集》中文第1版第38卷中,这篇文献是以列宁所写的原文与中译文对照的形式刊出的,而中文第2版第55卷则删除了这一信息。
(62) 参见《列宁全集》(中文第1版)第38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372—373页;《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55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43页。
(63) 参见《列宁全集》(中文第1版)第38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374—375页;《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55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44页。
(64) 参见《列宁全集》(中文第1版)第38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269—339页;《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55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07—268页。
(65) 参见《列宁全集》(中文第1版)第38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341—353页;《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55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69—278页。
(66) 参见《列宁全集》(中文第1版)第38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339页;《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55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67—268页。两个版本都将其置于列宁关于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一书摘录的最后。
(67) 参见《列宁全集》(中文第1版)第38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376—377页;《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55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47页。另外,在《列宁全集》中文第1版第38卷中,此篇札记刊有原文书目、作者名,而中文第2版第55卷则删除了这一信息。
(68) 参见《列宁全集》(中文第1版)第38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378页;《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55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48页。另外,在《列宁全集》中文第1版第38卷中,这篇札记刊有原文作者名,而中文第2版第55卷则删除了这一信息。
(69) 参见《列宁全集》(中文第1版)第38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379页;《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55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49页。
(70) 参见《列宁全集》(中文第1版)第38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359—366页;《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55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79—285页。另外,在《列宁全集》中文第1版第38卷中,文献中刊有部分原文书目、编辑名,而中文第2版第55卷则将其全部译为中文。
(71) 参见《列宁全集》(中文第1版)第38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354—358页;《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55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86—291页。
(72) 参见《列宁全集》(中文第1版)第38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380页;《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55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49页。另外,在《列宁全集》中文第1版第38卷中,此篇札记刊有原文书目、作者名,而中文第2版第55卷则删除了这一信息。
(73) 参见《列宁全集》(中文第1版)第38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381页;《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55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50页。
(74) 参见《列宁全集》(中文第1版)第38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384—402页;《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55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92—304页。
(75) 参见《列宁全集》(中文第1版)第38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403—412页;《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55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05—311页。
(76) 参见《列宁全集》(中文第1版)第38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413—423页;《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55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12—319页。
(77) 参见列宁《<马克思和恩格斯通信集>提要》,载《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58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61页。
(78) 参见列宁《<马克思和恩格斯通信集>提要》,载《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58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45页。
(79) 在《列宁全集》(中文第1版)第38卷中,这一笔记被置于伯尔尼笔记的最后,而《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55卷则将其放在了伯尔尼笔记的首位。我赞成前一种做法。
(80) 参见《列宁全集》(中文第1版)第38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445—448页。
(81) 参见《列宁全集》(中文第1版)第38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454页。
(82) 参见《列宁全集》(中文第1版)第38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440—443页;《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55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53—356页。
(83) 参见《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55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51—352页。
(84) 参见《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55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53—356页。
(85) 参见[苏]吉谢辽夫《关于列宁的“哲学笔记”》,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6页。
(86) 20世纪30年代由列弗斐尔译成法文的列宁的“哲学笔记”,以及30年代由杜娜叶夫斯卡娅译成英文的文本,都只是列宁写于1914—1915年的关于黑格尔哲学的研究笔记,所以,这个“哲学笔记”就是我们这里所说的“伯尔尼笔记”。
(87) 现代的学术谱系学研究缘起于尼采关于基督教文化的隐性逻辑构架分析(《道德的谱系》),所谓谱系学研究是指透过文献史料与现象深入探究一种文化思想和学术话语的深层逻辑线索的发生、发展和消灭过程。
(88) 据文献记载,1922年8月,苏维埃政府先后逮捕了100多位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并于数月后将他们流放或驱逐出境。其中包括著名思想家布尔加柯夫、别尔嘉耶夫、弗兰克、卡尔沙夫、劳斯基、拉帕辛和伊林等人。传说列宁在读过伊林的《黑格尔哲学是对人与上帝的具体性解释》一书后,曾经专门让人释放了伊林,但后来还是将其驱逐出境。
(89) [苏]德波林: 《列宁文稿》第9卷序言,载《列宁文稿》第9卷,苏联国家出版社1929年版,第3页。并参见本书附录二。
(90) 我们从德波林的“序言”中可以看到,他对列宁笔记文本第三节的引用突然出现了无序跳跃,原本作为列宁最后阶段写下的学习小结的内容突然被插入到思考构境的逻辑前件之中,我以为,在德波林此时没有被强化的解读构境里,显然还无意识地假设了列宁“伯尔尼笔记”的思想同质性和等值性。当然,他的主要分析还是依列宁的阅读进程展开的。不过,即使如此,我们仍然看不到德波林对列宁哲学认识的深化和理论思考构境重组的体认。具体情况可参见本书附录二。
(91) 1929—1930年间,德波林及其追随者与红色教授学院的米丁、尤金(共产党小组的指导员)和拉尔采维奇等青年哲学家发生论战,争论的核心问题是哲学与现实的关系。德波林等人以哲学界的元老自居,否认学术与现实生活的直接关系,强调理论工作的主要任务就是从事学术研究。1930年8月和10月,联共(布)哲学与自然科学红色教授学院党支部曾经两次作出决议,批评德波林学派理论脱离实际的倾向,并在第二个决议中直接指出德波林对列宁哲学思想的作用估计不足,不懂列宁的哲学著作是辩证唯物主义的“一个更高的阶段”,同时,也批评了德波林对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态度。在双方论战达到高潮时,斯大林在1930年12月9日对红色教授学院党支部成员发表了谈话,直接对这场论战表明了态度。他直接将德波林的立场判定为孟什维克的观点,批评德波林对待列宁哲学的态度。之后,红色教授学院党支部于1930年12月29日召开全体党员大会,形成第三个决议,将德波林学派的错误直接定性为“反对列宁主义”、“反对唯物主义辩证法”和“反对马克思主义”。1931年2月25日,联共(布)中央作出“关于《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杂志的决议”,并改组了杂志的组织机构和领导层人员构成,德波林被解除主编职务,米丁和尤金进入编辑部,米丁成为实际的主要负责人。(参见《德波林学派资料选编》,张念丰、郭燕顺等编译,吉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94—96、105—116页。)
(92) 参见[苏]德波林《致编辑部的信》,载《真理报》1931年12月18日,转引自叶夫格拉弗夫主编《苏联哲学史》,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124页。并参见德波林1933年发表于《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上的“自我批评”,中译文参见《德波林学派资料选编》,张念丰、郭燕顺等编译,吉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65—471页。
(93) 转引自《阿多拉茨基选集》,石柱译,三联书店1964年版,第559页。
(94) 参见[苏]阿多拉茨基《十八年间》,载《阿多拉茨基选集》,石柱译,三联书店1964年版,第548—549页。
(95) 参见[苏]阿多拉茨基《列宁著作中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法》、《论列宁对哲学的研究》、《列宁著作的哲学意义》、《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黑格尔的辩证法》、《列宁怎样研究马克思》,载《阿多拉茨基选集》,石柱译,三联书店1964年版。
(96) [苏]阿多拉茨基: 《论列宁对哲学的研究》,载《阿多拉茨基选集》,石柱译,三联书店1964年版,第439页。文中的黑体为引者所加。——引者注
(97) [苏]阿多拉茨基: 《论列宁对哲学的研究》,载《阿多拉茨基选集》,石柱译,三联书店1964年版,第439页。
(98) 参见[苏]阿多拉茨基《列宁著作的哲学意义》,载《阿多拉茨基选集》,石柱译,三联书店1964年版,第446—466页。
(99) 参见《德波林学派资料选编》,张念丰、郭燕顺等编译,吉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17页。
(100) 《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第1版出版于1938年,此后各版的封面上都注明“联共(布)中央特设委员会编”和“斯大林主编”,但1944年版的意大利文译本却写有具体作者的姓名,他们是: 斯大林、加里宁、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卡冈诺维奇、米高扬、日丹诺夫、贝利亚。1948年以后,此书则只被列为斯大林的个人著作。潘克拉托娃在《二十五年来的苏联历史科学》一文中透露,此书的真正作者为苏联历史学家雅罗斯夫斯基(参见潘克拉托娃等编著《苏联历史科学二十五周年纪念》,莫斯科,1942年,第35页)。
(101) 1941年2月5日,《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编辑部与苏联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在莫斯科召开会议,纪念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关于《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杂志的决议十周年。会议最后发表了那封著名的“致斯大林同志的致敬信”。(参见《纪念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关于<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杂志的决议十周年》,载《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1941年第2期;另参见《德波林学派选编》,张念丰、郭燕顺等编译,吉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73页。)
(102) 参见斯大林《与哲学和自然科学红色教授学院党支部委员会的谈话》,载《哲学译丛》1999年第2期。1931年1月联共(布)中央通过的关于《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杂志的决议中,列宁主义被确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中的列宁主义阶段”。
(103) 参见《列宁传略》,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
(104) 参见苏联白俄罗斯哲学所和列宁大学哲学系编《列宁<哲学笔记>研究》,王先睿译,三联书店1964年版,第24页。
(105) 参见[日]柄谷行人《马克思,其可能性的中心》,中田友美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版,第2页。
(106) 参见拙著《回到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页。
(107) 参见[苏]吉谢辽夫《关于列宁的“哲学笔记”》,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6页。
(108) 苏联白俄罗斯哲学所和列宁大学哲学系编: 《列宁<哲学笔记>研究》,王先睿译,三联书店1964年版。
(109) [苏]苏沃洛夫: 《列宁<哲学笔记>中的辩证法问题》,章云译,求实出版社1981年版。
(110) 参见[苏]敦尼克等主编《哲学史》第5卷,秦念方、何清新、齐力译,三联书店1976年版,第15页。
(111) 参见[苏]敦尼克等主编《哲学史》第5卷,秦念方、何清新、齐力译,三联书店1976年版,第174页。
(112) 费希尔说,为了“想塑造一个列宁的民族形象,把列宁说成是一个百分之百的、纯血统的俄罗斯人”。(参见 [美]费希尔《神奇的伟人——列宁》,彭卓吾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9页。)
(113) [苏]敦尼克等主编: 《哲学史》第5卷,秦念方、何清新、齐力译,三联书店1976年版,第21页。
(114) [苏]凯德诺夫: 《论辩证法的叙述方法》,贾泽林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8页。
(115) 参见[苏]凯德诺夫《论辩证法的叙述方法》,贾泽林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0页。依凯德诺夫的指认,在此书的第2版(第264页)中,作者肯定性地写道:“列宁曾计划写一本有关唯物辩证法的专门著作,可惜他没有来得及实现这一计划”。并且,在接下来的连续三版中,“都一字不差地重复了上面这句话”。凯德诺夫将这一点作为他立论的重要根据。
(116) 参见[苏]凯德诺夫《列宁<哲学笔记>研究》,章云译,求实出版社1984年版,第377—378页。
(117) 参见[苏]凯德诺夫《论辩证法的叙述方法》,贾泽林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314页。
(118) 参见[苏]凯德诺夫《论辩证法的叙述方法》,贾泽林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403—412页。
(119) 参见[日]柄谷行人《马克思,其可能性的中心》,中田友美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版,第8页。
(120) 还应该提到的是,从20世纪20—30年代开始,在苏俄式的正统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框架之外,也出现了与斯大林体制下的列宁哲学研究不同的思考理路,这就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和西方马克思学的学者所开辟的理论道路。最早批评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的是并未读到过“伯尔尼笔记”的柯尔施。在发表于1930年的《关于“马克思主义与哲学”的现状问题》一文中,柯尔施批评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是一部无意识的黑格尔主义论著。当列宁的“伯尔尼笔记”公开发表之后,绝大多数西方马克思主义(新马克思主义)和西方马克思学的学者对列宁的“哲学笔记”(实为“伯尔尼笔记”)基本上都还是持肯定态度的,而对《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则有不同程度的批评和否定。在这里,大部分西方学者都没有认真关注过列宁1895—1913年的哲学学习过程,因而彻底忽略了大量当时已经出版的列宁前期的哲学笔记和读书批注,这使他们对列宁“伯尔尼笔记”的研究缺少一个过程性的维度。这本身就会有一个历史性的误认问题。或者说,这确立了一种新的理论逻辑模式,即将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与“伯尔尼笔记”简单对立起来的做法。例如新马克思主义者彼德洛维奇就认为,《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并不是代表列宁“最终的哲学观点的著作”,相反,“哲学笔记”才是真正需要认真对待的论著,其中“列宁批判性地考察了他以前曾持有的哲学观点”。(参见彼德洛维奇《与马克思主义相对立的斯大林主义》,载《南斯拉夫哲学论文集》,《哲学译丛》编辑部编译,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232页。)弗兰尼茨基认为,列宁的“创造性哲学遗产”正是包括在这部“哲学笔记”之中的。(参见弗兰尼茨基《马克思主义史》第2卷,李嘉恩等译,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7页注①。)还有,列弗斐尔和杜娜叶夫斯卡娅则是分别将列宁的“伯尔尼笔记”最早译成法文(与古特曼合作,1938年)和英文(1953年,作为《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一书的附录)的人,特别是后者对列宁的哲学思想有着十分独特的见解。此外,阿尔都塞、莱文和凯文·安德森对列宁哲学思想的研究也是比较系统和有一定深度的(杜娜叶夫斯卡娅: 《马克思主义与自由》、《哲学与革命》;阿尔都塞: 《列宁与哲学》;莱文: 《辩证法内部对话》;凯文·安德森: 《列宁、黑格尔与西方马克思主义》)。不过,2007年10月在我向来访的安德森教授提出,为什么他的论著中没有提及莱文的列宁研究成果时,他表示莱文的列宁研究算不上真正的科学思考。
(121) [俄]沃洛金: 《列宁与哲学: 不该重新提出这个问题吗?》,载《列宁研究》第1辑,中共中央编译局,1993年,第132页。2007年5月,在苏州举行的中俄哲学学术研讨会上,我报告了自己的研究进展,应该说,我的观点在与会的中俄学者中引起了一定的反响。
(122) 自从20世纪末我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提出自己的文本学解读方法之后,很高兴地看到许多中青年学者不断地加入到这个方法论的变革实践中来,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文献的深度文本解读方面涌现出大批可喜的成果。可是令人遗憾的是,也有极少数人,在不注明出处的情况下非法挪用“文本学”一语,并将其畸变为一种没有实际解读实践的形而上学空谈,更甚者,还有人将解释学语境中的文本解读混同于版本考证式的文献学或“文本发生学”。可笑之事还包括,一些并未掌握原始手稿(包括拷贝),而且也根本不懂文本原文的人,竟然将自己从二手资料中拼凑而成的东西宣称为“文献学考证”。严格地说,这不仅不是我所说的文本学解读或者文献学考证,甚至可以说是一种变形的学术剽窃。
(123) “射线”一词在自然科学中指肉眼通常很难看见的波长较短的电磁波,如红外线、X射线等,我在此使用的“逻辑射线”一词主要指称某种无法直接表现于逻辑空间中的隐性意图。如人们的实践意向、道德价值取向、情感和心理结构都会不自觉地隐性布展于逻辑构境的各个层面之中。所以,特定逻辑射线的发现,也会在研究中起到穿透皮肉看到骨骼和隐藏物的作用。
(124) “回路”一词原本指一电路上电流通过其他介质后回流的通道,回路一般也叫闭合电路。在脑科学中,回路也用来说明神经网络中突现的意识生成途径。我在此用闭合式的理论回路来表征一种存在于理论确证中的他性思路,而用开放式的理论回路来指认自主性的思考进展。
(125) “异轨”(Détournement)为法国情境主义者德波的一个重要概念,其原意为打破传统景观支配的思想革新,它通常由艺术性的非常情境来达及。我在此使用的话语异轨是用来指认不同思想语境或亚认知结构的非常规转换。德波的说法参见德波《景观社会》,王昭凤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附录三。
(126) “学术记忆”表征存留在思想者知识构架中的他性学术资源,学术记忆通常表现为点状知识和思想片断形式的学术记忆点、复杂知识形式的学术记忆集群和镜像式的他性理论生产式等多重存在方式。
(127) 生产方式借用自马克思,理论生产式表明了一种与石化概念构架的绝裂,而主要指在功能性的思考和追问中,主体生产与再生产学术思想的建构性活动格局。
(128) 逻辑伪构境,是我对存在于思想学术研究领域中,以某种先验的意识形态幻象取代真实的具体性、历史性和现实性理论研究之现象的指认。逻辑伪构境在不同的历史时代和不同的研究领域中会呈现不同的历史表象形式。黑格尔和海德格尔所否定的形而上学化、马克思所揭露的经济拜物教、青年卢卡奇所反对的布尔乔亚直观性和自然性、阿尔都塞所贬斥的“无罪性”阅读、阿多诺和拉康所批评的概念帝国主义,都是这种逻辑伪构境的一个特定侧面。
(129) 我有一位翻译家朋友,当她听说我们所谓的文本研究常常就是以转译的中文为基础而进行的时,不无轻蔑地说:“翻译过来的东西,难道能作研究吗?”我惭愧地觉得,自己真是被狠狠鄙视了一把。不过,在此次提出的构境理论中,这种非法性有望被化解一些。因为,传统现代性的基础主义还原的旨趣,在这里已经为重新构境的生产性创造所取代了。
(130) 一位叫孔塔的文本学专家写道: 文本的“作者还在世,作者便成了一种有无数次变化的构思,这种构思重新在手稿中出现时就变得更加复杂了”。(参见[法]德比亚齐《文本发生学》,汪秀华译,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07页。)
(131) 最近,我竟然看到一篇文章这样说: 以马克思、恩格斯“已经删除的东西”和“他们不愿意发表的手稿”来研究他们的思想是不合法的。这显然是过于简单的无反思独断,文章作者应当对什么叫文本学研究作个专题性的常识性学习。(参见《浙江社会科学》2005年第2期。)
(132) 参见拙著《问题式、征候阅读与意识形态——关于阿尔都塞的一种文本学解读》,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年版,第二章。
(133) 《回到马克思》发表之后,甚至有人写了一本《回到整体马克思》(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来谩骂式地批判我的这一文本,其中除去对思想史作一些无知和武断的推论之外,就是简单标榜自己的绝对正确。我想,时至当代,这种理论唯我论和思想帝国主义难道还有市场吗?其实,今天中国的绝大多数中青年理论工作者大都已经明白,我们都只能在某一学科领域中持有相对合理的理论解释,大家可以平等地交流和商榷,共同创造一种更加宽松、和谐的理论学术环境,从而也共同创造民族精神和文化再腾飞的明天。我觉得,对于那些人来说,在作自以为是的批判之前,他们至少应当首先设法读懂他们所批判的对象。
(134) 其实,从20世纪初开始,欧洲思想界就存在着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上说明与理解的形而上学对立,即偏重实证说明的孔德的实证主义与强调精神理论的狄尔泰的“人文历史主义”的对立,而后来,温奇已经在方法论上提出了将二者重新统一起来的方法论逻辑(参见温奇《社会科学的观念及其与哲学的关系》,1958年;中译本,张庆雄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今天,存在于马克思哲学研究中的这种将文献学说明与文本学理解对立起来,特别是将文献学神话的做法(用夏凡博士的话来说,叫“MEGA拜物教”,这是很深刻的指认)明显是在开历史倒车。好笑的是,在这些人看来,文本学理解成了他们读不懂的形而上学“玄思”。
(135) 参见王金福《“广义历史唯物主义”、“狭义历史唯物主义”概念的规定及其与马克思哲学的关系——论马克思哲学的实质兼与张一兵同志商榷》,载《南京社会科学》2000年第6期;颜严《<穆勒摘要>与<1844年手稿>逻辑关系再考证——与张一兵先生商榷》,载《内蒙古社会科学》2005年第2期;胡大平《马克思最初遭遇生产力问题的语境、理论逻辑和意义》(上下),载《人文杂志》2005年第5—6期。
(136) 参见斯皮瓦克《德里达<论文字学>译者前言》,载《从解构到全球化批判: 斯皮瓦克读本》,陈永国等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4页。
(137) 例如,在德国马克思学学者陶伯特近期关于马克思恩格斯文献的整理中,所谓的“价值中立”背后就隐匿着对马克思主义的解构。(参见《学术月刊》2007年第1期上发表的张一兵、夏凡的相关论文。)需要多说一句的是,前东德的马克思主义文献学专家陶伯特的这种“马克思学”的转向,实为现实的布尔乔亚意识形态所迫。实质上,她的一些重要观念仍然没有从传统的斯大林构架中摆脱出来。这是一个更加复杂的理论与现实问题。熟悉内情的德国朋友告知,更可悲的是,即便陶伯特作出了上述的屈从,她目前在德国的MEGA研究中仍然被边缘化了。
(138) [日]柄谷行人: 《马克思,其可能性的中心》,中田友美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版,第2页。
(139) 这是拉康的概念。但在他那里,他者又有小他者(other)和大他者(Other)之分,前者为个人主体在自我确立的初期,对自我的镜像投射的存在论误认;后者则是整个语言符号系统对个人主体的质询性建构。(参见拙著《不可能的存在之真——拉康哲学映像》,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
(140) 想象性误认也可称为假性误认,在这里,我通常用它来指处于意识形态伪构境与历史构境之间的某种很快就会消解的过渡性误认。假性误认通常为他性思想空间中的逻辑构件。
(141) 张一兵: 《反鲍德里亚——一个后现代学术神话的解构》,此书近期将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142) [法]德比亚齐: 《文本发生学》,汪秀华译,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29页。
(143) 参见拙著《不可能的存在之真——拉康哲学映像》,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第2、7—8章。
(144) 我还可以举一个更简单的例子,以便我们更好地理解这个所谓的他性语境。最近,一些论者对我的《回到马克思》一书又进行了长达数万言的批判性解读,他们唯一的肯定性参照是西方马克思文献学的所谓“最新成果”,所以,他们的“批判”总也逃不脱简单依据一些外在的文献数据来指认《回到马克思》一书的引证有许多“过时”之处的套路。这就是我所说的典型的无思考主体的他性镜像。没有独立的思考,就不得不在自己的论说中依存于他者的理论逻辑,屈从于外部的权威,成为一种他性观念的尾巴主义可怜虫,并反过来将《回到马克思》一书中原创性的学术思想认定为思辨玄学而进行否定和贬斥。2006年秋天,在我们主办的第一届“当代资本主义国际研讨会”(江苏常熟)上,我曾经遇到这些批评者的老师、英国著名马克思学文献专家卡弗教授。一天晚上,在我们与英国学者交流的酒会上,在有人提到上述这种对《回到马克思》的“批判”时,卡弗教授在表示了他不想介入这场“战争”之后,当着另外五位英国学者的面对我说:“你是一位原创性的学者,而他们不是。”显然,他十分知道这些人所据有的可怜的他性话语。
(145) [苏]德波林: 《列宁文稿》第9卷序言,载《列宁文稿》第9卷,苏联国家出版社1929年版,第3页。参见本书附录二。
(146) 巴丢: 《本体论与政治: 巴丢访谈》,载《生产》第三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1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