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一种思路想问题
其实,从上文的分析中我们不难发现,前苏联学者在有关列宁“哲学笔记”的研究中陷入了两个层面的理论幻象: 一是迫于意识形态大他者的质询目光,热衷于种种武断的主观预想和逻辑悬设;二是将列宁学习和研究哲学长达20余年的渐进发展和不断变化的思想进程视为一个目的论的学术写作计划的实现过程。如今看来,这条解读路径无疑是一种基于主观主义的平面化的线性逻辑伪构境,本书的重要理论意图之一也就是要证伪这一隐性唯心主义的研究方法和思考逻辑。
在我看来,在普列汉诺夫等人的指引下,列宁固然早在登上社会历史舞台之初就已是一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在俄国革命实践的许多重大政治、经济和现实问题上,成功地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这的确是一个毋庸置疑的历史事实。然而,承认这一点也并不就意味着,列宁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所有方面自始就是成熟的理论家。我认为,哲学就是早期的列宁不曾给予足够重视的思想领域,以至于直到1908年以前,列宁在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系统了解和深入把握上,一直要远远逊色于其在政治和经济学等领域的造诣。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一时期列宁所持有的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立场和观点的认识,主要还是来自于他的老师普列汉诺夫等人,在这个阶段里,列宁自己根本还不具备开展哲学领域学术研究并进行思想创造的现实动机和学术基础,并且,他也无法将哲学立场和方法与自己的实践意向统一起来。此其一。所以,凯德诺夫关于列宁在19世纪末就开始思考唯物辩证法理论体系创造问题的指认,是没有任何史实和文献根据的。其二,到了1908年,为了反击和批判俄国马赫主义的错误,列宁才两次对哲学理论进行了比较系统的学习研究,但即便是在系统的学习和思考之后,列宁也只是在哲学唯物主义理论方面有了一些长进,与第二国际的理论家们和普列汉诺夫一样,此时的列宁依旧还是没有真正意识到实践的历史辩证法理论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关键性地位。事实上,这种状况直到1913年列宁阅读了马克思与恩格斯之间的大量信件之后才发生彻底的改变,再加上现实斗争和俄国无产阶级革命实践的迫切实际需要,共同触发他在伯尔尼痛下决心,认真研读黑格尔哲学,特别是其辩证法思想,从而为我们留下了重要的“伯尔尼笔记”。
我认为,凯德诺夫所谓的“计划构想论”只不过是一种简单性叠加的伪复杂,他借此将列宁在“伯尔尼笔记”中与黑格尔哲学的深刻遭遇——一场艰难复杂的思想实验进程——漫画式地改写成一个外在的理论搭建过程。如果否定凯德诺夫的计划构想论,那么,随之而来的新问题是: 在关于哲学的长达20余年的研读过程中,列宁的理论研究目的和思考逻辑是否总是同一的?抑或是如同凯德诺夫描述的那样,仅仅是一个构建唯物辩证法体系的“构想”的形成和实现过程?特别是列宁关于黑格尔哲学研究的“伯尔尼笔记”是否是一个同质化的思想过程?是否真如凯德诺夫所言,那是某种唯物辩证法逻辑体系的多重写作计划的不断实施过程?对此,我的研究结论显然都是否定的。
以后者为例,我在最近的研究中发现,“伯尔尼笔记”中体现出来的列宁前期阅读的思考逻辑好比是一个他性的同一,但这种虚假的同一性不久之后就随着阅读和研究的深入渐次消解了。事实上,列宁之思在一路行进中不断地出现了一些矛盾,甚至屡屡发生逻辑分裂,然而正是这种真实曲折的思考理路,直接促动他实现了重要的理论逻辑异轨和重大认识飞跃。有意思的是,当研究全部完成以后,列宁在自己的理论小结中又一次无意识地建构了一种新的非同一性。这是一个生动的和有深度意味的动态理论思想构境空间。
如果说“伯尔尼笔记”中对黑格尔哲学的研读全程是列宁全心投入的一次思想实验,那么实验的思考焦点的确是辩证法。较之于作为哲学家甚至是思辨哲学大师的黑格尔和创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马克思,我以为,列宁在这次研读过程之初并未显现出足够全面的哲学学术积累。虽然列宁在很早就接受并信仰了马克思主义,但他毕竟不曾接受过系统的专业哲学训练,因此在初遇艰深的哲学学术思想和理论思辨构架时势必感到捉襟见肘,这也是他与青年马克思在学术基础和思想立场上的截然不同之处。因此,此时的列宁显然还未完全进入马克思、恩格斯所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最深层的思境,甚至即使当他完成了全部黑格尔哲学的研究,达及较深入一层的思想境界时,我们也还是不能轻易言称列宁在总体上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从客观来看,列宁通过对黑格尔的研究,深入地理解了马克思的一些重要观念和基本思考逻辑,并在一些问题上超越了马克思的思考——这恐怕才是一种实事求是的评价。
其实,不仅“伯尔尼笔记”如此,对列宁20余年的读书和思考全程都不能主观武断地作某种平面化的、线性的和单质性的简单认定。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我将尝试在本书的研究中探索一种新的解读方式,即在文本学研究中以重新拟现思想空间与重新拟建逻辑结构的方式来面对研究对象,我将这种独特的解读方式命名为思想构境论。通过思想构境论所营造的研究情境,列宁的思想实验将呈现为一个真实而复杂的功能性变换的逻辑空间,最重要的是,这个逻辑空间并不直接来自列宁,而是由我——当下的解读者——所建构的模拟性的理论思想之境。必须言明的是,此间已经隐含了一个方法论上的重大转变: 在过去的文本学研究中,我们固然也意识到文本与读者之间不可避免的历史间距性,但最终总还是将作为解读者的我们研读文本所认识到的结论视为文本客观的对象性意义场的映现,与此不同的是,在我此时提出的这个思想构境论中,离开文本原作者而被呈现的当下文本语境却是由文本研究者建立起来的。换言之,在当下这个时刻里,文本意义场的打开始终是此岸的。毋庸置疑,面对静态的历史性文本,我们绝不可能完全复原原初文本的语境。也是在这个意义上,我反对简单的反映论。人们在研究中常常会作出诸如“马克思认为”、“孔子主张”、“在海德格尔那里”之类的指认,事实上,这里的任何一种表意都已是由我们之思重新建构起来的新的为我式思想之境。诚然,在大多数情境下,这种重建往往是无意识的,我们在不知不觉中将自己重新建构的思想情境想当然地视为文本的客观意义。在阿尔都塞那里,这叫“无罪的阅读”。故而,在本书的研究中,我希望实现一种方法论上的转变,实现一个从字句解义到把捉隐性话语逻辑,从诠释学语境中的文本解读到重构思想情境的转变,以此谋求建立一个全新的学术逻辑情境构架,并借此实现对传统文本学解读方式的超越,或者说是一种后文本学的思考。(122)
上述方法其实也是构境存在论在文本解读中的运用。构境存在论是我长久以来一直在酝酿和思考的一种哲学观念,完整阐释构境存在论的理论平台和逻辑结构将是一个浩大的学术工程,今后我还将专门对此进行讨论。在本书中,我只能在文本解读的层面上,一般性地映射这种新的思考方式。此处,我们不妨暂且将之称为文本构境理论。
我以为,任何一种学术理论思想的本质都不是一个凝固化的逻辑构架(如同牛顿的实体性的时空构架),而是一种复杂的时刻处于变动之中的学术思想场境之历史性建构。思想构境的本质恰恰是非范式的,甚至没有可具象的死去或石化(在者化)了的概念框架,而是一种功能性的提问和思考。它常常表现为一个易碎的、随时重构的问题追问和暂时性的立场支点,其中交织着多重负载着不同时间向量的逻辑射线(123) 、理论回路(124) 和话语异轨过程(125) 。学术思想境的建构,通常由思考主体在运思中直接重复或激活特定的学术记忆点(126) 后,自觉或不自觉地依据手头据有的他性理论镜像或者理论生产式(127) 当下突现式地建构起来。思考主体与特定的理论构架或理论生产式的关系,是一种并不对等的双向建构。在思想构境生成的过程中,理论构架或生产式对思考主体形成重复性的结构化支配,而思考主体则否定性地推动思想空间的改变,以至理论构架或生产式的质性变革。后面我将说明,不同性质的思想构境将通过完全异质的方式建构起来。当然,思考主体自身无意识的不同逻辑射线和怀疑性问题,却是思想构境变化和变革的真正驱动力。同时,这种非线性的构境逻辑回路也将是通过整体的格式塔转换实现的,新的建构逻辑当下再形成新的思想构境。一定的思想构境通常由于理论生产式在时间与空间中的移转,在新的思想空间中蜕变为伪构境(128) 和幻象。构境伪像和幻象总是在历时性逻辑转换中被历史性地指认的。在以上的讨论中,我已经实际地运作了这一范式。
在我看来,解读经典文本所构筑的基本理论逻辑场境,可以区分为基于历史性的思想史平台而进入经典文本内部所生成的不同历史语境的神交构境,以及我们在解读文本之上直面世界的独创性思考之境。前者为解释学或者是我所谓的文本学的视域。用冯友兰先生的话说叫“照着说”,其实,研读者任何一次面对文本的过程都不可能达及与文本原初思想语境的完全重合,所以,“照着说”必定总是一种历史性的重新成像和意义拟境。后者则是研读者自身思想的原创性生成。这种情况就有些接近于被冯先生命名为“接着说”的思想情境,作为读者的思想家在真实面对文本之后,说自己的话,生成属于自己的原生学术思想境。
关于这个所谓原创性(生产性)构境理论的进一步探讨,我们在下面的思想史层面上再作讨论,在此,我们权且将研究的焦点先集中于思想构境论在文本学意义上的第一个方面,即传统解释学语境中文本解读的不同历史视域之融合问题。我现在认为,其实根本不存在视域融合之类的事情,两种视域或观点的相交相融是一个幻觉,因为在任何一种文本解读的过程中,从来就没有新旧视域的接合问题。其真相是,所谓历史性的视域(作者与文本的原初意义场)始终是由读者通过激活已经死去的文本和文字重新建构的,这种历史冒牌货和假想性替代物的本质只能立足于今天的意义情境,这是由于文本解读中真正在场的事件总是读者依据可进入的文本语义层重新建构起来的意义情境。即使存在所谓某种历史性的融合,那也仅仅是两种不同思想构境之间的相交。并且,两者相交,读者的思想构境总是处于权力话语的地位,不在场的作者和沉默的文本总是弱者。这才是真相。
为此,我们可以看一个现成的例子,即我的《回到马克思》一书出版之后在国内学界的遭遇。这本书的思考缘起于20世纪80年代末,而写作完成于1998年,当交由出版社时,它开始生成为对象性文本,对我而言,此书的基本构架和主要观点都已经被锁死,我只能在一校样中作些观点修改,在二校时,就只能改动文字,三校,连文字也被锁死。当我第一次拿到《回到马克思》样书时,它的第1版已经成为历史性文本。在那一刻,我突然发现,自己与它的关系开始变得有趣起来,作为这部耗费十年心血、篇幅超过50万字的《回到马克思》的作者,我固然还活着(存在着),可是,我与这一文本的关系开始处在一个似熟稔又陌生,亦即亦离、若远若近的情境之中了。即使对许多重要的章节段落,也只有当我认真专注地研读并真正进入之后,这些由文字与句段构成的理论和观点才能真正重新激活,自己当初的思考问题域也才能重建起来,进而约略达及写作时原初的思想情境。即便如此,这种原初思想情境的重现依然会出现细微的偏差,换句话说,连我——此文本的原作者都很难完全复现文本的原初语境,或者说很难还原属于这个文本的历史性视域,就更不用说那些横亘了时间、空间的远距和社会历史背景的巨大差异,甚至是经由另一种语言文字系统的中介之后遭遇某个他性文本的情形了。(129) 在当代欧洲的文本发生学研究中,我的这一想法得到了初步的共识。(130)
仅就《回到马克思》的例子而言,写作时的原初语境之所以不可还原,还有另外一些重要原因: 首先,发表或出版时呈现给读者的文本与我自己写作完成时的文本比较起来已经有了比较大的变化,一是我在完稿之后的修改中陆续删除了部分对马克思观点的批评性反思,二是在出版前,我对原稿中使用的一些生僻概念,包括我自己界定的一些东西又作了仔细的斟酌和调整。在本书(《回到列宁》)的写作和修改过程中,此类事件也同样不可避免地发生了。类似的文本生产与特定信息隐匿事件,在马克思的早期文本中也出现过。当青年马克思写作《神圣家族》和《德意志意识形态》时,正值普鲁士王国实施“书报检查令”的年代,其中某一条款规定,凡超过21印张的书籍予以免检。于是,为了出版的需要,马克思恩格斯写于这个阶段的一些大部头文本中就留下了许多并非出自他们理论本意的段落。此外,马克思恩格斯在修改自己的文本时进行过大量的删除,其中也有不少处删改并非因为他们发现自己在文字表达上真有什么问题,而是囿于政治限制或是考虑到当时的具体关系(比如他们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批判的德国“真正社会主义”的代表赫斯,此时就在参与《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写作)。可见,文本中被删除掉的部分并不就一定是被作者认为是错误的、否定的或者无价值的部分。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各种复杂的原因,马克思、恩格斯都曾留下大量未能发表或者中途放弃的笔记和手稿,著名的MEGA2第四部分中主要收录的就是这些笔记。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文本的语境与作者真实的思想场境甚至会更贴近一些。关于马克思文本的三种类型及其相互关系,我在《回到马克思》一书的导言中已经作过具体而明确的说明。(131) 在此不再赘述。
其次,在方法论上,虽然我已经深透了解了后现代文本学的观念,但仍然坚持采用这种基于现代性的哲学解释学语境的文本解读方法。我当时觉得,对这样一种写作策略的选择十分重要,因为我希望自己在书中表达的观点和思路能够让大多数国内同行和读者理解。在我的另一部专著《问题式、征候阅读与意识形态》一书第二章中,同样因为在面对研究对象阿尔都塞时采取的文本学方法——“征候阅读法”仍然是现代性的逻辑基底,故而不得不专门进行了一场理论反打,即将一篇评述晚期巴特后现代文本学思想的文章作为附文,以凸显一种新的理论参照系。(132) 也因此,对书中的很多论述,我都没有作绝对的结论,反而在为马克思思想寻求一个走向当代的开放端口上做了更多的理论努力。遗憾的是,理论倘若不彻底,逻辑立场势必含糊不清。这自然使得我对当时这一思考场景的复现和重新构境变得尤为困难。
作者本人面对自己生产的文本尚且如此,那么当他人阅读我这部《回到马克思》时,出现种种饶有意趣的阅读事件自然就不足为奇了。首先,吾师那一辈老先生们的阅读观感就十分强烈,针对书中大量迥异于传统认识和习惯的观念、方法,甚至是用词,先生们表达了诸多不满,记得有一位老先生非常严肃地向我指出:“你为什么要用‘语境’,而不用大家都懂的‘背景’呢?”其实,“语境”与“背景”真的不同。我的老师孙伯
先生也对书中诸如“历史现象学”、“复调话语”一类的新东西表示了尖锐的不同意见。这完全是合情合理的现象。但是,从另一个方面来思考,前辈们基于他们所处的历史时段而形成了一些特定的理论情境和观念系统、语词系统,这是时代的产物,可随着时空的变迁和思想史的演进,我们在面对时刻发展着的历史情境时难道需要永远沿用同一个不变的逻辑尺度和思想话语体系吗?其实,那也是一种不自觉的根据过去对现在的重新构境。其次,是一些站在当代理论前沿的学者发出的疑问,即提出与“回到”历史的马克思相对立的今天的马克思,他们并不知道我所谓的“回到”不过是一个前期的逻辑清场过程,目的恰恰是为了让马克思从意识形态伪构境中绽显出来,进而更开放地走向当代。在他们的理论讨论域中,我的思考情境显然没有得到基本的拟现。第三类意见则来自于一些在理论上主观、武断并且轻率的学者,一部分人甚至在对该书的大概脉络都还未读清楚时,就开始暴力地以一种想当然的理论构架将《回到马克思》座架到他自己假想的批判罗网中。在我看来,这其实是一种低层次的理论法西斯主义!(133) 其四,还有一些人将《回到马克思》中的文本学研究简单地与文献学考证对立起来,他们不能理解文献学说明只是文本学理解的前提和基础,而对马克思思想的深入理解才是学术研究的目的本身。(134) 第五,还有不少学者对《回到马克思》进行了深入的解读和中肯的批评,他们多少是认真读懂了我的文本中的一些基本观点并深刻地捕捉到了其中的一些重要问题。(135) 但是,我们很容易就能发现,这些解读无一不是将《回到马克思》中的某一种观点或语境编织进自己的话语链之中,他们再现的东西大多是重新建构和诠释的文本思想。当然,这应当说是十分有益的讨论。
文本作者尚在当代,处于同一个时代背景、同一种文化情境和语言系统中的人们在面对其文本时就已经出现了这样的情形,倘或面对远距时空、另一种文字系统中的文本时,读者与作者思想构境之间的鸿沟自然就更加难以跨越了!解读已经是思想的重新拟现和再构境,而非对原初语境的还原。我对文本解读的这个观点接近于巴特晚期的后现代文本观,即立足于阅读者的生产性文本观,但我同时又时刻在提醒自己,切不要掉入巴特和克莉斯多娃的互文性那种相对主义的逻辑陷阱之中。
根据上文这样的构境论,我又将传统文本的解读进程细化为三个不同的阶段: 一是符号文本层解释,二是互动性的意义场的理解,三是生产性文本阅读的思想构境。不过,我也发现自己在《回到马克思》一书中对文本学研究方法的阐释过于简单,导致读者们在理解时容易产生较多他性的意义附着,造成理解偏差。
首先,符号文本层解释是文本解读的初级层面,也是一般读者经过努力皆能达及的水平。在这个阅读层次上,读者往往只是以文字和语句的基本含义为理解之限,而不能跨越符号的能指和所指关系的表层意义,达及更深一层的意义语境。处于这个阅读层次的读者主要是一些普通读者,其中也包括大部分学生读者,他们在面对经典文本时,囿于自身的知识背景,很难超越这个层次而进入对文本深层意义的理解境界。所以,我觉得,传统解释学问题对于非学术化的读者实际上也是不存在的。
其次,文本解读的第二个层面是理想性的互动意义场,这也可以说是与传统的解释学平行的一种阅读理解过程,是胡塞尔以降西方文本学研究中最重要的成果,例如伽达默尔的视域触合的哲学解释学、阿尔都塞的准结构主义和拉康语境中的“有罪的阅读”,都是这个层面上的观点。这种文本解读模式大致可以归入现代性的文本理解方式之列,因为它仍然基于一种二元分立的认知构架,在这种模式的统率之下,死去的文本与活着的读者之间依旧处在一个不平等的逻辑关系当中。同时,复归原初文本语境的求真意识仍然是这种文本解读的重要理论旨趣。
我认为,除上述两种情况之外,文本解读中的第三个层面就是本书提出的生产性文本阅读的思想构境论,事实上,思想构境论最重要的关节点就在于这样一种认识,即阅读不是为了还原,而是指向创造性的生产。在我看来,文本学真正的基础是“关系本体论”,可以直言不讳地说,根本不存在脱离了读者的文本。当然,为了防止误解,我得声明这一点并不是在“本体论”意义上指认的,而是专指没有任何读者的文本就是已经死亡的东西。因此,在文本学中,文本与读者的二元分立永远是虚假的,文本阅读中真正存在的情形永远是读者视域中的文本被读者重新激活的过程,这是一种关系性的存在。斯皮瓦克在解读德里达的《论文字学》时说过一段很有意思的话,她认为文本根本没有什么“稳固的同一性”,所谓“‘书’一直就是由同一性和差异性建构而成的‘文本’”,所以,“书的‘同一性’是不可重复的: 每读一遍都会对‘原文’产生假象”。(136) 我觉得她说得过了一些。在解读文本的途中,读者始终为上,真正存在的其实永远是读者以自己的理论逻辑去积极建构的某种特定的理解之境,只不过人们总是倾向于将自己的诠释理想化地指认为文本的原初语境罢了。也是在这个意义上,德里达将语言翻译和文本解读的结果比喻为踪迹,以说明原初性意义的不在场,可是我觉得这太消极了。换句话说,每一种文本诠释,其实都是读者以文本的名义在进行一种当下性的为我式言说,而非对象文本语境的真实绽出,甚至在历来以史料客观性为追求的文献学研究中,情况同样如此。(137) 柄谷行人说,真正的阅读是“除了‘作品’之外,不预设任何哲学前提,也不把任何作者的意图当作前提来直接阅读”(138) 。我以为,这是不可能出现的情形,这种理想中“干净的”阅读只是文学家的幻想。
本书关于列宁的研究,大致处于上述第二、第三层次上,同时也是关于“拟文本”思想实验的研究。在《回到马克思》当中,我曾经大致区分了马克思文本的三种基本形式: 一是完成了的正式文本,亦即马克思公开发表的论文、论著和其他作品;二是生成性文本,这是指马克思的一些尚处在文本生成过程中的各类手稿和未完成作品;三是发生学意义上的亚文本,主要是部分摘录性笔记和各种思想理论提纲。这三种文本类型是我原先已经界划性地确认的,在此我只是重新命名这三类文本。因而,研究的情况也许会更复杂一些。列宁在研究哲学的过程中留下的文本主要是以摘录笔记、随想式的心得、思想提纲和少量未完成的文本的形式呈现的后两类文本,即生成性文本和亚文本,此外,还有一批以读书批注形式呈现给我们的拟文本。
同时,我现在还意识到,就每一个原创性的思想者来讲,独创性思考之境的生成[我们上文所提及的原创性(生产性)构境理论]本身就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过程。不过,我发现,在比较多见的思想史范例中显现出的一般模式,或者说几乎每一个思想家的理论逻辑生成过程,大约都是一个从他性镜像空间经由自主性思想构境,再到独创性的思考构境的转变过程。
所谓他性镜像空间,系指一个人的学术思想建构中的支配性话语,主要是对作为他者镜像(139) 在场的他性学术思想逻辑(文本)的依存和自觉或不自觉的挪用,一般而言,他性思想构境会以一种或多种未被激活的理论资源(学术记忆集群)和他性理论问题式作为理论建构有意图或者亚意图的支撑构件,由此激发出一种特定的接合式的思考。挪用和改写一下克莉斯多娃的话语,这是一种简单的互文性。在理论生产式与思考主体的关系上,通常表现为他性理论构架对主体的结构化支配和观念锚定,而主体的思考空间则呈现为一种简单再生产或封闭式的理论回路,由此生发出一定的生产性和相对的理论独立性。此时被激活的突现式的思考之境,从根本上说还是镜像式的无意识认同。更复杂的是,他性思考空间中的学术记忆常常会以想象性的理论误认(140) 的形式重现,通常,在这种想象性的观念误指中,能指与意义所指往往是脱节的。我发现,这种他性逻辑建构通常发生于思想家早期的学术发展中。本书研究的列宁早期哲学思想,情形即是如此。虽然从青年列宁在有关社会经济发展和现实政治斗争领域中的思考与研究来看,他很早就已经是一个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者了,可另一方面,列宁早期对哲学的认识更多的是一种基于他性认知结构的产物,可以说当时他所持有的还是一种依托于普列汉诺夫、狄慈根和费尔巴哈等人的哲学观念。同样的情况在列宁研究黑格尔哲学的初始阶段中也出现过。普列汉诺夫本人的哲学思想一直是处于他性结构之中的,其中很少的一部分独创性却是对马克思的误解,如地理环境决定论。关于这一点,我们在后文中还将进行比较详细的讨论。再比如,德国哲学在20世纪初期的发展,多少都是以胡塞尔的现象学为他性镜像的,海德格尔、舍勒、伽达默尔、马尔库塞等人都是从现象学的镜像走向自己的哲学原创的;而法国哲学在20世纪上半叶的发展,又多是以科耶夫和伊波利特解读的黑格尔哲学为他性镜像的,巴塔耶、拉康、萨特、梅洛-庞蒂、福柯等人要么直接是科耶夫研讨班上的听众,要么就是深受这种法式黑格尔镜像的影响,从而在其之下开启自己的哲学思考的。此间更复杂的问题是,在整个中世纪的神学统治和斯大林教条主义的意识形态构架下,强暴式的他性镜像结构成为了个体思想存在的唯一方式。处在其中,思想是停滞和死亡的。
而自主性思想构境则是一个思想家开始走向自己理论成熟的过渡性的思想发展环节,在这个时期,思想家通常会开始摆脱他性理论构架的支配,展开立足于自己的独立思考,其中固然还有相关的互文思考,但多数情境下原先作为外在镜像的他性构架都将逐步转化为我性学术思想生产。在理论生产式与思考主体的关系上,思考主体将开始较多地否定性地生成主动的建构活动,迫使原有的理论学术资源更多地服务于新的思考场景。他性思想空间中的封闭式的理论回路与简单再生产也开始受到新的思考向度的挑战,主体建构性地变理论逻辑构架为创造性的理论生产式成为必然,由此,为我性的理论生产和开放式的理论回路成为思想构境的基本内容和运行方式。比如1844年前后的青年马克思的思想,实际上就同时受到了多重他性思想资源的共同影响,其中包括活跃在他深层逻辑中的黑格尔和费尔巴哈,也包括与他处于直接对话层面上的青年恩格斯和赫斯,还包括他的否定语境中的英国古典经济学。我们不难发现,青年马克思从来都不简单地屈从于任何他性构架,他总在努力将别人的东西转变为自己的理论逻辑构件,《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劳动异化理论正是在这种更深意义上的多重互文性基础上建构出的一种自主性思想构境的成果。不过,青年马克思对资产阶级的批判固然已经是站在无产阶级的政治立场上来进行的,可他所据有的理论问题式却仍然是他性的,即还是那种费尔巴哈式的人本主义异化逻辑,这是更深层次的问题了。在即将开始着手的《回到马克思》一书的修订中,我将采用这种新的观察视角。
独创性的思考构境,则是指思想家通过原创性的理论生产,建构自己独立的整体理论逻辑和思考空间的过程,毋庸讳言,这种情况必然多发于思想家的理论成熟期。此时,思想家终于开始批判性地超越自己原先持有的全部他性思考构架,将前人假性解决问题的思路扬弃为终极真理的幻象。从而,学术记忆得以从原先那种无意识的镜像认同和误识伪相中挣脱出来,通常是有意的变形和转喻的意义被激活,进而在一个全新的话语体系或自主性的理论问题式中深化前人的思考,特别是通过发现前人问题解决方案中的“未思之处”,生成新的问题生产方式。于是,学术观念的能指与所指话语系统被全新地创造出来,最终直接建构起新的独特原生性的思考空间。独创性思想构境成就之时,也是一个伟大的思想变革发生的时刻。经此变革,甚至可能导致全部思想史在一种新的理论回路中得到改写或重写。当然,以后现代的视点来看,绝对的思想原创是不存在的,所以,这种所谓的自主性思想构境,从本质上看也是一种更加高级的互文性的思想编织(巴特语)和整合。我发现,思想史上最伟大的一些理论学术原创,大都发生在这种逻辑整合式的思想突现式的理论构境之中。如苏格拉底之后柏拉图的理念论,休谟之后康德的先验认识论,费希特、谢林之后黑格尔的绝对观念,黑格尔、费尔巴哈和李嘉图之后马克思1845—1858年创立的历史唯物主义,克尔凯郭尔、胡塞尔之后海德格尔的存在论,等等。
当然,就一个思想家思想发展的全程来讲,在任何一个思想生产时段中都可能发生不同思想构境的整体转换,但最重要的思想空间的转换,还是从他性镜像空间向自主性思想构境的格式塔转换。这个转换是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他性思考不断地让位于自主性的思考,思考主体从被动的地位逐渐转向主动建构和积极独立思考的状态。当然,只有为数不多的原创性思想家,才可能最终确立独创性的理论生产式。同时,也不排除相当多的学者将始终停留在他性构架之中。当然,这里还可能存在另一种例外,即一个思想家从自主性或原创性的思想构境非常性地退回到他性镜像的状况。这种情况的发生,大多与意识形态的外部强制相关。比如青年卢卡奇早期已经拥有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在斯大林教条主义意识形态的高压下,他不得不违心地屈从于传统哲学解释构架这种他性镜像。布洛赫的情况一度也大致如此。以我最近正在研究的早期鲍德里亚思想为例,在1969至1973年间,鲍德里亚的表层思想表现为对列弗斐尔、巴特和德波的理论挪用,此后他开始较多地以索绪尔的话语以及从肯定到否定语境中的马克思的批判逻辑作为重要的逻辑参照。可是,在鲍德里亚思想的深处,起着支配作用的实际上却是莫斯—巴塔耶的草根浪漫主义他性话语。可见,在鲍德里亚之思中,似乎就不曾经历过简单的完全由某个他性思想构架支配的阶段,可以说,在开端上,鲍德里亚的学术出场就是具有自主性观念构境的。到了《象征交换与死亡》一书的阶段,鲍德里亚更是进一步通过拟像—拟真范式来凸显自己的原创性思想构境。近期,我正在修改自己已经完成的一部关于鲍德里亚早期三本最重要的学术论著《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生产之镜》和《象征交换与死亡》的批判性书稿——《反鲍德里亚》(141) ,关于此处提到的这个问题,我将在书中进行详尽的分析。
这个新的观点,同时也应该算是我目前最新的思想史解读模式。
我想,以这样一种新的方法和独立诚恳的心态来重新面对列宁哲学思想的历史演进过程,前苏东学界那种平面化、线性目的论的主观预设的伪构境将被消解,一个全新的列宁哲学思想发展的历史逻辑线索将拟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