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文 物·关系·拜物教: 一场被忘却的思想交锋——评1908年普列汉诺夫与波格丹诺夫的哲学论战
对于斯大林主义泛化之后的社会主义国家中的人们来说,在20世纪初那场由自然科学革命所引发的“哲学危机”中,正是列宁,以他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有力回击了在当时的俄国马克思主义内部滋生起来的马赫主义和唯心主义思潮。可是,当我们真实地走进思想史,翻开布满意识形态尘土的卷宗时,一个重要的历史事实即刻就跃然眼前: 恰恰是那些在政治上走了弯路的孟什维克主义者们,在列宁之前,从哲学学理上首先站出来反击马赫主义。其中,最值得我们关注的,首推发生于1908年的普列汉诺夫与波格丹诺夫之间的思想论战。不过,时至今日,我们之所以重提这场被意识形态地遮蔽了的历史事件,并非仅仅是为绽出一种史实,而是为了重现这场思想斗争的复杂性并彰显其当代意义。
为说明这场思想斗争的真正逻辑底线,我们不妨先来看一看在同样让列宁大为光火的出版于1908年的那本《马克思主义哲学概论》文集中,波格丹诺夫到底贩卖了什么货色,然后,再来细数普列汉诺夫等人与波格丹诺夫的思想交锋。
过去,我们已经熟悉了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所批判的那个炮制《经验一元论》的没有头脑的马赫门徒波格丹诺夫,可是,我们并不十分了解作为布尔什维克主义者的波格丹诺夫是如何将马赫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嫁接到一起去的。作为波格丹诺夫主要论战对手的普列汉诺夫和列宁,似乎也很少涉及这个关键性的问题。通过对历史文献的研究和分析,我发现,波格丹诺夫在这个问题上的处理手法基本上有两种: 一是从自然科学与哲学的关系入手,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自然科学进步的关系;二是从马克思的社会批判理论出发,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否定对象正是作为拜物教出现的哲学唯物主义。
第一种手法,在1907年出版的马赫的《感觉的分析》一书俄文版的导言中表现得最清楚。在那里,波格丹诺夫主要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是自然科学,而当代自然科学的最新成果就是马赫主义,所以,马赫主义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最新科学基础。列宁说波格丹诺夫头脑简单,他果真就简单得可以。其可笑的论证逻辑是这样的:“为我们时代提供完整的和真正的世界观的哲学,应该以自然科学为基础”。马克思的哲学基础就是自然科学,甚至“马克思主义无非就是社会生活的自然科学的哲学”。(189) 而在今天,马赫就是“目前自然科学哲学工作者中最伟大的人物”,所以,固然马赫的思想是资产阶级的东西,但这并不妨碍马克思主义也以他为基础。在这里,波格丹诺夫还以马克思从黑格尔、李嘉图、达尔文那里学到东西为佐证,来为自己作为一个马赫主义者而辩护。(190) 而对普列汉诺夫等人的批评,波格丹诺夫竟然认为,普列汉诺夫所依据的霍尔巴赫的19世纪的资产阶级哲学,还不如20世纪“马赫的温和社会主义”。我现在的认识是,波格丹诺夫的理论误识主要在于: 马克思恩格斯的确从许多资产阶级思想家那里学习了一些东西,可他们总是在批判性地、超越性地面对他们所遭遇的这些思想和观念,而波格丹诺夫的做法却是五体投地地直接跪倒在马赫的面前,不加批判与甄别地就成了资产阶级思想的奴仆。别尔嘉耶夫说,波格丹诺夫将马赫和阿芬那留斯“宣称为无产者哲学的拯救者”(191) 。在这个俄国神学哲学家鄙视的目光里,“波格丹诺夫先生热诚地传布自己关于形而上学粗陋的杜撰,即使他每每提及阿芬那留斯和马赫等权威的名字也无济于事,而卢那察尔斯基先生则基于阿芬那留斯哲学,甚至创立了无产者的新型宗教”(192) 。我觉得,这真是一件很丢人的事情。
第二种手法是我在这里要重点讨论的问题。自1906年以后,波格丹诺夫在俄国贩卖马赫主义的错误做法受到了普列汉诺夫等人的强烈反对,因此自然要不断地为自己的所作所为进行辩护。到了1908年,波格丹诺夫领着一群俄国马赫主义者合写了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概论》(文集),在题为《偶像国家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文章中,波格丹诺夫为马赫主义辩护的理论逻辑发生了重大的转移,这一回,他是从马克思对经济拜物教的批判着手,开始发动自己的战略性反攻的。请注意,这与原先那个着力于诠释马赫和阿芬那留斯唯心主义经验一元论及原则同格论的自然科学基础的理论出发点是十分不同的。在此时的波格丹诺夫看来,当代学术思想中的主要矛盾演化成了科学与拜物教的斗争。这是一个崭新的提法。我认为,这也是波格丹诺夫绞尽脑汁想出来的斗争对策,目的是想用马赫与马克思在社会历史理论中的直接关联性来压住自己的理论对手。
在那篇文章中,波格丹诺夫一上来就说:
社会生产力的增长,社会对自然的支配的发展在科学的认识中得到直接的反映。相反,在认识的偶像和物神中则表现出社会在同自然的斗争中软弱无力、生产力不足、人被自然所支配。由此产生了科学与拜物教的对抗,偶像越来越受到科学思维的排挤。(193)
乍一看,我们或许并不明白波格丹诺夫究竟想说什么,可若一联系上下文的语境,一切就豁然开朗了,此处所谓的科学认识就是指由物理学革命中生成的马赫主义,而所谓的“偶像和物神”则是普列汉诺夫和列宁所坚持的哲学唯物主义。这是一个诡异的理论指认。波格丹诺夫认为,此刻,物神正充斥着我们的生活,偶像处处皆是,产生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不是哲学的问题,而是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支配作用。比起波格丹诺夫以前的那个将自然科学与哲学联结的观点,这是一种更毒辣的理论逻辑链接。波格丹诺夫认为,产生拜物教哲学的基础,正是由于“现代人类的整个生活渗透了交换价值的拜物教,这种拜物教把人们的劳动关系理解为物的属性”(194) 。在马克思那里,准确地说应该有两个理论质点: 一是批评古典经济学不是将资本理解为一种社会关系,而是理解为物;二是批判性地指认资本主义市场交换将人与人的劳动关系颠倒为物与物的关系,而在三大拜物教(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和资本拜物教)中,人们将这种颠倒的物相直接当作物性现实(财富)。其实,波格丹诺夫这段话本身是不错的,也算是对马克思《资本论》中关于布尔乔亚意识形态即拜物教批判的概括,这在当时不失为一个十分重要的理论见解。即便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代创始人青年卢卡奇等,也是在近20年之后才意识到这一点的。
然而,在波格丹诺夫看来,正是在这种拜物教思想的作用下,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一切法律和道德规范不是被当作“他们自身的现实关系的反映,而是看作一种不依赖于他们的、对人们施加压力并要求人们绝对服从的力量”(195) 。其实,如果站在马克思的历史现象学的观点上去看,波格丹诺夫的这个分析倒也不是完全不对的。在布尔乔亚的王国中,人所创造的社会关系以颠倒的形式而成为一种外在的物性力量,反过来统治和奴役人本身——这正是马克思试图揭露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我发现,马克思的这些重要的历史现象学观念,恰恰是第二国际以来那种被实证主义浸透了的“正统马克思主义”所完全忽视的,当时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普列汉诺夫和列宁也不例外。除去波格丹诺夫和1924年的德波林(196) 曾经对此有所察觉之外,马克思历史现象学的批判逻辑直到后来才被西方马克思主义再次以歪曲的方式发现。
有意思的是,波格丹诺夫还能看到,“从自然经济形态的偶像崇拜到高度发达的商品经济形态的抽象拜物教”之间保持着连续性。他说,马克思主义就是一种透视拜物教的“历史—哲学的批判”,或称“社会—解释的批判”。我得说,波格丹诺夫这次倒真是从马克思出发的。上文已经指出过,波格丹诺夫等人的理论出发点,恰好是试图将马克思主义与马赫主义结合起来。如果说他们原先强调的是自然科学与哲学的关联,那么在此则凸显了其社会历史理论与哲学的逻辑联结。这似乎是1908年的俄国马赫主义者们的一个共同愿望。1908年,俄国马赫主义者瓦连廷诺夫为此专门致信马赫,直接询问他:“科学社会学(指马克思主义——引者注)创始人的观点与您的学说的原则是否能结合起来?”(197) 还有一个值得指出的方面,即后来西方马克思主义那种将马克思主义与西方文化思潮有机嫁接起来的理论逻辑倾向,最早也是从这里发生的。
然而,波格丹诺夫的理论意图并不是要说明马克思的社会批判理论,而是另有他意。随后,他笔锋一转:“在对自然界的认识方面,大多数人也不是把自然界的规律理解为物的现实关系,而理解为控制世界的独立的实在,物和人都要服从的实在。”(198) 与普列汉诺夫等人在反击波格丹诺夫的错误思想时,粗暴地无视波格丹诺夫所提出的理论问题的实质不同,我认为,我们应当承认,波格丹诺夫此处的观点之中,在一定的意义上包含了一些来自于现代自然科学革命的重要的最新内容,即他深刻地注意到了人所面对的自然界的“规律”的实质是由某种特定的现实关系构成的(准确地说,是基于一定的实践关系水平之上的自然科学图景),历史上被人们看作客观实在物和外部规律的东西(如牛顿的“万有”式的客观规律),不过是人的认识在一定历史条件中,在特定的实践关系(科学与技术结构)座架下产生的主观反映外部世界的结果。所以,波格丹诺夫正确地说,人在哪儿和在多大程度上战胜自然,科学认识就在哪儿和多大程度上产生。这句话,也是恩格斯曾经表述过的正确观点。显然,波格丹诺夫的思想在1908年发生的这次理论转折的意义不应被低估。依我的看法,列宁在“伯尔尼笔记”的思考中也意识到了这一正确的观点。
可是,波格丹诺夫的错误在于,他虽然正视了这一科学认识中的新事实,却将客观物质存在当作自然观中存在的“拜物教”否定掉了。我还注意到,这种否定本身的理论构境也是十分复杂的。波格丹诺夫认为,“社会劳动的领域是社会经验的领域。认识的任何体系都是从这里产生的,拜物教的王国也是从这里产生的”(199) 。这个表述同样是深刻和正确的。在马克思那里,根本不存在脱离了具体社会历史生活的意识、认识和观念,人的一切观念(包括对自然的认识)都只能是一定时代的社会存在的产物。遗憾的是,波格丹诺夫用马克思的正确理论话语来论证的,却是错误的唯心主义观点。以下,我们还将看到,即便是站在正确的唯物主义立场上的普列汉诺夫和列宁,也并没有真正意识到波格丹诺夫错误思想中内含的这个正确观点。
接下去,波格丹诺夫就依循着这个逻辑,着手说明哲学唯物主义作为世界基始的那个“自在之物”的历史发生。据波格丹诺夫自己说,在远古时代的原始思维中,一开始,“世界只是行动的复合,只是在后来,这复合才结晶为物”(200) 。显然,波格丹诺夫提出这个表述,意在希望能够从马克思的实践关系本体论悄然过渡到马赫的关系本体论,因为他意识不到这两种本体论在哲学本质上是根本对立的。他同样意识不到的是,如果这里的世界是指原始人面对的外部自然物质,那么它就不可能是“行动的复合”;如果这个世界指的只是人的社会生活存在(胡塞尔—海德格尔意义上的“生活世界”),那么“行动的复合”倒多少可以成立。我认为,波格丹诺夫的问题是,他把一些根本异质的理论逻辑混淆了起来,即把外部自然物质世界和对这种世界的历史性认识图景都当成了人的行动与关系的产物,其哲学唯心主义基础正是由这种思想混乱的伪逻辑构境产生的。故而,他试图将马克思与马赫嫁接起来的企图也是非法的。这也是1908年普列汉诺夫等人反驳波格丹诺夫时根本没有抓住的问题实质所在。
在波格丹诺夫看来,只有当人在劳动中越来越依从于复杂的物性工具时,才出现了“物”。他说:
当工具逐渐变得比较复杂和种类较多的时候,工具的生产过程不仅在生活中开始起重要的作用,而且也在实际上逐渐从工具使用过程中独立出来。这时候,工具成为一系列复杂的有条不紊的劳动行动稳固的结晶,于是开始有“物”的范畴。(201)
在波格丹诺夫看来,“物”是参照工具的样子结晶而成的。“在每一种物的概念中,同样有多少是连续的一系列行动的结合和联系,既有人自己的行动,也有人体验到的、外部自然界作用于他的行动”。令我吃惊的是,波格丹诺夫竟然也像马克思晚年在《评瓦格纳教科书》一文中那样,直接说明了语言的形成与人的劳作之间的关系。(202) 这种说明固然含混不清,却又是极其深刻的。波格丹诺夫认为,如果说行动的关系的“复合”世界的观点是“原始的辩证法”,那么后来与工具的复杂结构相关的物的世界观则就是“静力学”的观念。在波格丹诺夫这里,“原始辩证法”接近于马克思与马赫,而“静力学”则是普列汉诺夫等人的哲学唯物主义。有意思的是,在反对普列汉诺夫的“静力学”的过程中,波格丹诺夫还在他后来写下的《组织形态学》里把自己的所谓建构性的组织学与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的第十一条直接联系在一起。他提出,建构性的组织学不在于“解释世界”,而是要将各种经验要素组合为自然、劳动和思维,从而建构世界。
我以为,波格丹诺夫此处所讲的“物”始终是一个混乱的概念。首先,普列汉诺夫与列宁的哲学唯物主义都坚持的“物”并不是观念意义上存在的“物”的概念,而是指人之外存在的客观物质和物质现象,可是波格丹诺夫此处说明的“物”却是康德意义上的现象界,或者说是人对外部世界客观存在的主观看法。倘若波格丹诺夫的出发点是通过这个表述来证明人对外部世界的看法历史地依存于社会历史实践,特别是依存于劳动生产和历史变化着的工具,那么是不错的,而且也符合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可是,他的用意却是否定哲学唯物主义的前提,差之毫厘,失之千里,结果就荒谬无比了。其次,波格丹诺夫根本没有意识到,马克思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相近逻辑中还探讨了不同于自然物质存在的社会存在,即历史唯物主义中的社会关系存在物,这种物并不是以自然物质中实体的方式存在的,而是以人的社会历史行动和关系的方式被建构和解构着的。这是肤浅的波格丹诺夫无法触及的理论深度。不过,无论如何,我都认为波格丹诺夫在此处的一些思想是不可小看的。
在波格丹诺夫的体系里,从物的观念到“自在之物”之间,还有一段历史要走。首先是落后的劳作社会必然产生的康德式的二元世界: 一是看得见的经验世界;二是在经验世界背后再假设存在着一个看不见的世界,即客观实在世界。其次,波格丹诺夫又将这个二元化的世界里看不见的那个东西与古代的原始的万物有灵论假性链接起来:“这第二个世界即看不见的世界,不管它是万物有灵论者的‘灵魂’,还是康德的‘本体’,还是霍尔巴赫和普列汉诺夫的‘物质’,都被认为是更重要的、‘本质的’、主宰的。”(203) 并且,这种本质主义的观点与神正论的生成又是一致的。我发现,就在此处,波格丹诺夫还正确地说明了宗教神学不断被嵌入人的观念是“由人们的社会联系的基础,即人们的‘理解’构成的”。灵魂与神的观念,都不过是人们类交往关系中共同感情和愿望的一种“代换”而已。直到康德和哲学唯物主义为止,那个躲在经验背后的看不见的这个物的外壳里的自在之物,其实是“起源于人们之间的相互了解,被偶像化的替代”。不得不承认,波格丹诺夫相当深刻。
至此我们已经不难看出,波格丹诺夫布展的这个证伪逻辑是多么狡猾。反对二元世界是出于肯定马赫、阿芬那留斯“经验一元论”的需要,反对本质主义则是为了从根本上消灭客观物质存在。为此,他甚至不惜把根本异质的古代的万物有灵论、德国古典哲学中的康德与整个近现代的哲学唯物主义者非历史地假性混在一起。其间,他的论证中还不时冒出一些非常深刻或者是貌似深刻的见解。应当说,波格丹诺夫的唯心主义逻辑建构是一个极其复杂的伪逻辑构境工程。
在波格丹诺夫看来,技术与认识的进步以及新的劳动关系的推广,使二元论的万物有灵论开始衰落,可是二元论的思维方式却长久地遗留了下来,特别是以偶像化的自在之物的形式留存下来的唯物主义认识更是一直存在。更重要的是,“自在之物”在今天最重要的社会存在基础,就是资本主义社会中经济生活的自发性。波格丹诺夫是相当聪明的,他的各种歪点子总是深藏于理性的重重深层狡计之中。他说:
表现在交换体系中的无政府主义的或者说无组织的劳动分工,创造了自发性对觉悟的新型统治,即社会关系对人们的统治,同时也创造了新型拜物教,即对“商品”价值和一切物的“实体”和“效力”的抽象的形而上学的拜物教。(204)
在他看来,唯物主义哲学不过是拜物教观念在哲学上的表现而已,而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拜物教正是把“在商品交换领域里强制形成的那种类型的思维推广到一切‘物’”(205) 。如果说原先的拜物教是用“活的和具体的物神”去代替实在的物,那么在资本主义商品交换中的拜物教则是用“抽象的物神”来代替实在的物。对此,波格丹诺夫还一本正经地说,由劳动产生的交换价值被看成是决定商品在市场上运动的“效力”,“凝聚在交换价值这个物神中的人们的劳动被说成是物即商品的内在本质,凝聚在实体和效力这两个物神中的人的认识活动的成果,即经验的总结,被说成是物和过程的隐蔽的本质。这同样是拜物教”(206) 。在此,波格丹诺夫十分阴险地埋伏了一个理论逻辑的链接点——在马克思那里已经被揭露出来的资本主义物化关系存在再一次被神化为物的力量。波格丹诺夫的意思是说,普列汉诺夫和列宁都没能领会马克思的拜物教批判理论,即物化关系的拜物教批判就是唯物主义批判。显然,这是波格丹诺夫对马克思科学社会批判理论的逻辑强暴。不过,十分遗憾的是,普列汉诺夫等人并未留意到这条重要的理论线索。波格丹诺夫并不懂经济学,可是他却懂得要抓住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中对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历史现象学批判大做文章,而普列汉诺夫和列宁在政治经济学理论方面都比波格丹诺夫要精通得多,可是又都各自守着经济学的摊子而没能越界去提炼出哲学的批判逻辑。这是一个让人抱憾的逻辑反差。
我以为,波格丹诺夫讨论了一个他其实根本无法深入驾驭的理论问题。在马克思那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中的经济拜物教观念并不是一种思想抽象,而首先是长期的商品生产与市场中客观交换关系的客观历史抽象,这种历史抽象生成于商品交换中的等价参考关系,它从等价物到一般等价物,再到货币,最终在能够生钱的资本统治中达到顶峰。此处的资本关系抽象不是主观观念,而是现实资本主义生产中的统治和支配关系。马克思之所以揭露这种“抽象成为统治”的历史事实,批判人与人的劳动关系颠倒和物化为物与物的交换市场,反对市场的自发性和人创造的物性经济力量对人的奴役,并不是为了反对唯物主义,而恰恰是意图论证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性。(207) 马克思这种深刻的历史现象学,到了波格丹诺夫手里却被篡改成一种反对哲学唯物主义的武器,这实在是一个巨大的理论反讽。可惜的是,以普列汉诺夫为首的当时的俄国马克思主义者们,竟然都无力透视这重逻辑迷障,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悲剧。后来,处于斯大林教条主义意识形态构架之中的前苏联学界,却又颠倒黑白地说波格丹诺夫是肯定资产阶级拜物教观念的。前苏联学界总是热衷于徒劳的、可笑的理论文饰。(208)
在波格丹诺夫的《偶像国家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一文后半部分的论述中,就没有什么值得认真考究的东西了。他花了很大的篇幅来说明,马赫和阿芬那留斯的经验批判主义,正是在揭露拜物教和偶像的基础上提出经验一元论的。其间的逻辑联结点是指认马赫主义的关系本体论与马克思的关系本体论之间的同质性。他的最终结论是: 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哲学是“一种完全建立在经验基础上的、同时在我看来是目前所能达到的最一元论的世界观。因此,我认为可以把这个世界观称为‘经验一元论’”(209) 。
其实,波格丹诺夫对拜物教的反对倒是真心实意的,可是,他是站在马赫的立场上,以唯心主义的观念来观察现实世界的。在他看来,非拜物教的科学认识就是遵从马赫的经验一元论,将一切都视为经验要素的不同组合,那么,整个世界的存在基础就是由经验关系构成的。继而,如果经验属于主观意识的领域,那么意识就是存在的基础。由此,他才会得出列宁所批判的那个荒谬的结论:
人们在生存斗争中,只有借助于意识才能结合起来,没有意识就没有交往,因此,形形色色的社会生活都是意识—心理的生活……社会性和意识性是不可分离的。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按这两个词的确切的含义来说,是同一的。(210)
关于这种弱智的历史唯心主义错误,列宁已经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中给予了明确的批驳。在此不另赘述。
我没有认真读过波格丹诺夫的其他文本,但仅就这份文本中表现出来的思想性和哲学深刻度来看,就不能小觑。这种从正确的历史现象学出发延展的错误,又哪里是一般的哲学唯物主义就能轻而易举地驳倒的呢?
那么,面对波格丹诺夫狡猾的思想错误,当时的俄国马克思主义者们又是做了哪些重要的理论工作来与之斗争的呢?1907年,在上文提到的日内瓦辩论会上,德波林提交了题为《马赫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论文,并在文中对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之基础作了如下表述:
1. 只有自然界是实在的。2. 自然界的存在不依赖于主体。3. 主体是同一自然界的一部分。4. 一切认识产生于经验,即产生于主体由外界所获得的知觉。5. 因此,外界即存在决定着我们的意识。6. 既然现实是认识的唯一对象,我们的认识就只有在它与现实、与存在一致的时候才是合乎真理的、客观的。(211)
德波林自己说,这就是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赖以成立的唯物主义哲学原则。他说得固然不错,可是我自己觉得,德波林此处的这种说明只是将马克思主义哲学降低到一般哲学唯物主义的前提和基础上而已,其最大的问题是它的逻辑抽象性和非历史性。1908年,面对波格丹诺夫的新谬论,德波林并没有能再发表有分量的东西。1909年,在《辩证唯物主义》一文中,德波林倒是详尽说明了历史上“辩证唯物主义”与一般哲学唯物主义的一致性,可是在界划两种不同的唯物主义世界观时,他又只是着力于说明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的质性观点是强调物质的变化,把“世界看作是过程”,由此扬弃了“存在与非存在”的对立,承认认识论上的可知性等等特征,并以此来证伪马赫主义的唯心主义“物质消失论”。(212) 这样隔靴挠痒式的阐释,相对于我们之前看到的波格丹诺夫那些新的来自于马克思社会批判理论的曲解和谬论,无疑是苍白无力的。1924年,当马克思恩格斯的《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被发现之后,德波林迅速写下了《马克思主义与历史》一文,在那篇文章中,他对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解显然有了重要的深化。(213)
1908—1909年间,普列汉诺夫与波格丹诺夫的经验一元论展开了长达三年的论战,先后发表了致波格丹诺夫的三封公开信。这三封信可能也是他在这场论战中留下的理论分量最重的文本了。
第一封公开信发表于1908年《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第6—7期(5—6月),是普列汉诺夫为回应波格丹诺夫在1907年第7期《生活杂志》上发表的一封致自己的公开信而写下的。普列汉诺夫在信中深刻地指出,现今俄国理论思想界中存在的一个重要现象是:
各种各样的唯心主义,在反动势力的影响下,借口重新审查理论上的价值,在我们的著作界特别活跃,而且某些唯心主义者,大概是为了便于宣传自己的思想,宣布自己的观点是最新式的马克思主义。(214)
显然,普列汉诺夫此时的头脑还是十分清醒的。他表示,要坚决反对“那些假借马克思主义旗帜,想贩卖自己的唯心主义货色的人”。就此,普列汉诺夫明确宣称,自己认为波格丹诺夫 “已经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也不可能成为自己的“同志”。可遗憾的是,在信中涉及具体讨论的部分中,普列汉诺夫又过多地纠缠于他与波格丹诺夫思想交往中的一些细节,尤其是在波格丹诺夫称他为“霍尔巴赫的学生”的问题上喋喋不休。直到信的最后,他才通过引述马克思恩格斯的《神圣家族》,说明了一般唯物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必然联系。(215) 普列汉诺夫指出,在历史上,唯物主义总是代表着革命的阶级和力量,所以只有资产阶级才会“厌恶唯物主义”。“在商品生产者互相残酷竞争的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趋向于不掺杂任何利他主义成分的自满”,从而导致资产阶级的心理结构和道德取向总是自觉不自觉地倒向唯我论。普列汉诺夫的这段表述是深刻的,可以说是一种有力的政治立场和哲学党性原则的界划。可是,就批判波格丹诺夫精心布展的错误思想这个目标来看,普列汉诺夫的这个招数实在没有什么太大的攻击力。
在发表于同一份杂志第8—9期(7—9月)的第二封信中,普列汉诺夫针对波格丹诺夫关于物质与自在之物的关系展开了批评,主要思路还是坚持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基本界限,突出强调物质(物体)的基始性。他说:
我们所说的物质的对象(物体),就是那些不依赖于我们的意识而存在的对象,这些对象在作用于我们的感官时唤起我们一定的感觉,而这些感觉反过来又成为我们关于外部世界,亦即关于那同一的物质对象及它们的相互关系的观念的基础。(216)
明眼人一眼就能看穿,在反驳波格丹诺夫的时候,普列汉诺夫总在强调哲学唯物主义的那个前提,即自然物质是存在于人类主体之前的,亦即马克思所说的那个自然界对人类永恒的“优在性”。所以,他始终坚守的一条底线是,当地球上没有人的时候,“显然不会有人们的经验”,可是那时物质的地球仍然是存在的,故而,可以证明它是“存在于人们的经验之外的”。由此,普列汉诺夫认定那种断定“没有主体就没有客体”的观念站不住脚,因为“客体发展到一定的阶段时才有主体的存在”。(217) 并且,这种由历史产生出来的主体本身就是客体存在的一部分。我认为,用哲学唯物主义反对马赫一类关系本体论的唯心主义新变种(包括以后的海德格尔的存在关系本体论和怀特海的过程哲学),在表层逻辑上是正确的。可是,两者的思考点并不在同一个层面上,这就导致这种哲学思想斗争的效力十分有限。可以肯定的是,在第二封信的主要分析中,普列汉诺夫重新回到对马赫经验一元论的一般讨论上去了。
普列汉诺夫致波格丹诺夫的第三封公开信写于1909年夏天,这封信的发表当然已经是在波格丹诺夫发表《偶像国家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一文之后了。在该封书信里,普列汉诺夫仍然拒绝波格丹诺夫坚持希望“成为好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意愿。他一针见血地指认,波格丹诺夫既想“保存马克思主义者的头衔而又想拿自己的世界观去迎合现代我们资产阶级的超人”(218) 。可是,在实质性的思想讨论当中,普列汉诺夫对波格丹诺夫的回击仍然停留在对一般客观性的确证上。普列汉诺夫说,波格丹诺夫是这样理解 “外部事物的客观性”的:
外界物体的客观性,归根结蒂总是归结于意见的交换,但远不是在任何时候都直接以它为根据。在社会经验的过程中积累着某些一般关系、一般规律性(抽象的空间与时间也在其列)来说明物理世界和理解物理世界。这些一般关系的社会地形成和巩固,主要地是和经验之社会协调性相联系,主要地是客观的。(219)
概言之,“物理世界是社会地协调了的、社会地谐和了的经验,一句话,是社会地组织起来的经验”(220) 。这也是波格丹诺夫一个很重要的逻辑支撑点。譬如,空间与时间的抽象形式并不是客体的形式,而只是“表现经验的社会组织性”,当“人把自己的感觉和别人的感觉协调起来时,就创造了时间的抽象形式”。(221) 在普列汉诺夫看来,波格丹诺夫将物理世界视为“社会地组织起来的经验的结果”,并且以为“这种哲学比所有其他哲学更能做出符合马克思主义精神的结论”。(222) 因为波格丹诺夫说:“在马赫描写认识过程与社会劳动过程相联系的地方,他的观点与马克思的思想的符合有时简直是惊人的。”(223) 与上文提到的那种批判性的论断相比,波格丹诺夫此处的讨论是肯定性的。对波格丹诺夫的这个演绎,普列汉诺夫一笑置之,他幽默地反讽道,根据波格丹诺夫的理解,似乎“人的存在是先于地球的存在: 首先有了人;他们开始发表‘意见’,社会地组织起来自己的经验;于是一个幸运的机会,大概就发生了物理世界,特别是发生了地球”(224) 。开完这个玩笑,普列汉诺夫进一步指认道,波格丹诺夫的这种观点看起来似乎是涉及到了马克思的“经济唯物主义”,可是,经济唯物主义只是承认“在经济关系以及为其所制约的人的社会生活的基础上,发生与其相适应的意识形态”,而波格丹诺夫的意思则是要由此“发生物理世界”。普列汉诺夫认为,正是在此,波格丹诺夫跨出了走向唯心主义泥潭的重要一步。这一次,普列汉诺夫的回击才基本上算是有的放矢。但还要多说一句的是,普列汉诺夫在此所指认的马克思的那种“经济唯物主义”其实是不存在的,那只是第二国际理论家的错误诠释之下的产物。
令人遗憾的是,在此后的讨论中,普列汉诺夫又故调重弹,再次以一般哲学唯物主义的观点去反对和证伪波格丹诺夫。无疑,这种手法已经没有什么新意了。应当说,普列汉诺夫对波格丹诺夫的批判从方向上看当然是正确的,可是,对波格丹诺夫从马克思拜物教批判入手而对哲学唯物主义展开的有效的阴毒攻击,普列汉诺夫竟只字未提。这究竟事出何因呢?这场论战真的结束了嘛?我十分怀疑。
(1) 马斯诺夫: 《列宁回忆录》第3卷,莫斯科,1989年,第25页。转引自《列宁研究》第3辑,中共中央编译局编,1994年,第170页。
(2) 参见《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56、57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3) 参见《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56—101页。
(4) 参见《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57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5—26页。
(5) 参见柯尔施《马克思主义和哲学》,王南湜译,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第80页。
(6) 列宁: 《什么是“人民之友”?》,载《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53页。
(7) 参见列宁《什么是“人民之友”?》,载《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35、137、159页。
(8) 列宁: 《什么是“人民之友”?》,载《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36页。
(9) 这一错误的诠释性论点主要来自于第二国际的理论家,他们将马克思在狭义历史唯物主义中指出的社会历史发展中出现的反常的与自然界相似的盲目运动(“似自然性”),误认为历史唯物主义的一般规律。(参见拙著《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主体向度》,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序言”第5页、第三章。)
(10) 俄国的民粹主义是19世纪70年代出现的一批左派知识分子在接触到马克思主义之后所形成的一种夹带着民族主义情绪的社会思潮。其代表人物为拉甫罗夫和米海洛夫斯基等人。显然,他们已经看到了欧洲资本主义制度对工人的残酷剥削和社会的不平等,所以他们力图使俄国社会在其发展历程中跳过资本主义,沿着俄国公社的道路,在避免阶级冲突的情况下达到农业社会主义。为此,他们还直接写信给马克思,那封著名的马克思致查苏里奇的信就是这种背景下的产物。也是在这种特定的历史语境之中,民粹主义思想家们才会自称是“俄国人民之友”。
(11) 参见列宁《我们拒绝什么遗产?》,载《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04—405页。
(12) 列宁: 《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载《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8页。
(13) 查苏里奇(Vera Zasulich): 俄国著名马克思主义者。查苏里奇曾经赞成过民粹主义的观点,并曾经于1881年2月致信马克思,马克思于同年3月8日复信,提出了俄国有可能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设想。马克思给查苏里奇的复信共写了四稿,前三稿为草稿,最后一稿为正式的复信,关于俄国农村公社有可能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的设想是在第一稿中明确提出来的,而在正式的复信中没有直接确认这一观点。可是,马克思在次年给查苏里奇俄文版《共产党宣言》所写的序言中,则有条件地指认了这一可能。
(14) 参见卢卡奇《论列宁》,1924年。
(15)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439、437页。
(1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432页。
(17) 实际上,在1877年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内,马克思对于俄国社会发展和革命的未来前途的看法,主要是从彻底的社会革命的客观历史条件角度出发的。特别是在批判巴枯宁的无政府主义观点时,基于当时对俄国农村公社之历史意义的认知水平,马克思仍然着力强调:“彻底的社会革命是同经济发展的一定历史条件联系着的;这些条件是社会革命的前提”。(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35页。)
(1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326页。
(19)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88页。
(20) [俄]别尔嘉耶夫: 《哲学的真理和知识阶层的现实》,载《路标集》,彭甄、曾予平译,云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2页。
(21) 列宁: 《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与无产阶级社会主义》,载《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1页。
(22) 米海洛夫斯基(Николай Константинович Михайловский, 1842—1904): 俄国民粹主义理论家、文艺评论家和哲学家。
(23) 司徒卢威(Пегр Бернгардович Сгрве, 1870—1944): 俄国经济学家、哲学家、“合法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
(24) 参见《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73—374页。别尔嘉耶夫曾经提到当时的情形,他说,“在一个时期内我们几乎将席美尔当作一位马克思主义者”(参见[俄] 别尔嘉耶夫《哲学的真理和知识阶层的现实》,载《路标集》,彭甄、曾予平译,云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3页)。
(25) 列宁: 《对民粹主义社会学的批判》,载《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72页。
(26) 列宁: 《对民粹主义社会学的批判》,载《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73页。
(27) 参见拙著《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主体向度》,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三章。
(28) 参见《阿多拉茨基选集》,石柱译,三联书店1964年版,第429页。
(29) 参见列宁《什么是“人民之友”?》,载《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36页。
(30) 参见列宁《什么是“人民之友”?》,载《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37页。
(31) 参见阿尔都塞《列宁在黑格尔面前》,载《列宁和哲学》,杜章智译,台湾: 远流出版公司1990年版,第135页。本书原译者将作者名译为“阿图塞”,本书统一采用“阿尔都塞”。——引者注
(32) 阿尔都塞: 《列宁在黑格尔面前》,载《列宁和哲学》,杜章智译,台湾: 远流出版公司1990年版,第137页。
(33) 阿多拉茨基: 《论列宁对哲学的研究》,载《阿多拉茨基选集》,石柱译,三联书店1964年版,第428页。
(34) 吉谢辽夫: 《关于列宁的“哲学笔记”》,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页。
(35) 参见苏联白俄罗斯哲学所和列宁大学哲学系编《列宁<哲学笔记>研究》,王先睿译,三联书店1964年版,第20页。
(36) 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编写的《列宁传略》一书,就是将1893年刚刚来到圣彼得堡的23岁的列宁称为“一个完全成熟的、富有学识的、对工人阶级无限忠诚的马克思主义革命家”,并将次年写下《什么是“人民之友”?》的青年列宁指认为“像马克思恩格斯一样,兼备了最伟大的学者、研究家以及同群众有血肉联系的革命领袖的各种特征”。(参见《列宁传略》,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2页。)
(37) 齐伯尔(N.Ziber, 1844—1888): 俄国经济学家,曾任基辅大学经济学教授。早在19世纪70年代,齐伯尔就在自己的经济学研究中介绍了马克思的经济学观点。马克思曾在《资本论》第2版序言中提及他。
(38) 普列汉诺夫(全名为格奥尔基·瓦连廷诺维奇·普列汉诺夫,Georgii Valentlnovich Plekhanov, 1856—1918): 俄国著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1856年12月11日(俄历11月28日)诞生于沃罗涅什省利佩茨克县古达洛夫卡村。普列汉诺夫的父亲是世袭贵族、退职上尉瓦连廷·彼得罗维奇·普列汉诺夫,母亲玛丽亚·费多罗夫娜是维·格·别林斯基的侄孙女。1868年,普列汉诺夫进入沃罗涅什军事学校二年级就读,在该校毕业后于1873年进入彼得堡的康土坦丁诺夫炮兵学校,1874年秋转入彼得堡矿业学院。曾任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总委员会主席,是俄国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创始人和领袖之一,也是最早在俄国和欧洲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家,俄国和国际工人运动著名活动家。普列汉诺夫始终受到列宁的尊敬。早年普列汉诺夫是一个民粹主义者,1882年前后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他第一个将《共产党宣言》译成俄文。1883年,普列汉诺夫与波里索维奇·阿克雪里罗得、维拉·伊万诺夫娜·查苏利奇等志同道合者在日内瓦创立了“劳动解放社”。该社把马克思恩格斯的许多著作如《雇佣劳动与资本》、《哲学的贫困》、《费尔巴哈论》、《关于自由贸易的演变》、《恩格斯论俄国》等书译成俄文出版。在理论斗争中,普列汉诺夫也是俄国最早站出来批评民粹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与列宁一样,主张俄国资本主义道路的必然性。他在一生中写下了大量战斗性的文章和论著,先是批判伯恩斯坦、司徒卢威等人对马克思主义的修正和歪曲,后来又批判波格丹诺夫等的经验批判主义错误。1900年以后,普列汉诺夫与列宁合作编辑出版《火星报》和《曙光报》。但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后,普列汉诺夫渐渐与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分道扬镳,此后又对十月革命持反对态度。1918年5月30日,普列汉诺夫在芬兰病逝。他的主要著作为《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1895年)、《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问题》(1908年)等。
(39) 列宁: 《论“前进派分子”的派别组织》,载《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08页注释。
(40) 列宁:《“火星”怎么会差一点熄灭了?》,载《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03—304页。
(41) 普列汉诺夫的这部书写于1892年,书名起初为“我们的意见分歧。第二部”,准备秘密发表。后来,公开出版的时机成熟,便更名为《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可是,在1895年1 月正式出版时,普列汉诺夫却用了笔名“别尔托夫”。本书使用的中译本译者为博古,由三联书店1961年出版。
(42) 参见[俄]普列汉诺夫《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博古译,三联书店1961年版,第60页。
(43) [俄]普列汉诺夫: 《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博古译,三联书店1961年版,第267页。
(44) [俄]普列汉诺夫: 《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博古译,三联书店1961年版,第66页。
(45) 参见[俄]普列汉诺夫《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博古译,三联书店1961年版,第66—67页。
(46) [俄]普列汉诺夫: 《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博古译,三联书店1961年版,第66页。
(47) [俄]普列汉诺夫: 《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博古译,三联书店1961年版,第106页。
(48) [俄]普列汉诺夫: 《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博古译,三联书店1961年版,第106页。
(49) [俄]普列汉诺夫: 《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博古译,三联书店1961年版,第163、178、183页。
(50) 参见[俄]普列汉诺夫《反对哲学中的修正主义》,刘若水译,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84、220页。
(51) 根据我的理解,传统教科书中对生产力主要作了实体性要素的理解,如劳动者、劳动工具和劳动对象。这实际上是对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关于劳动过程的表述的一种假性误认。在马克思那里,生产力只是表明社会物质生产发展的一定水平和能力的功能性规定,而非三种实体性的东西。
(52) 参见[俄]普列汉诺夫《论马克思学派中的所谓危机》,载《反对哲学中的修正主义》,刘若水译,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72页。
(53) 参见[俄]普列汉诺夫《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博古译,三联书店1961年版,第111页。
(54) [俄]普列汉诺夫: 《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博古译,三联书店1961年版,第112—113页。
(55) [俄]普列汉诺夫: 《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博古译,三联书店1961年版,第132页。
(56) 参见[俄]普列汉诺夫《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博古译,三联书店1961年版,第176—177页。
(57) 参见[俄]普列汉诺夫《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博古译,三联书店1961年版,第195页。
(58) 参见[俄]普列汉诺夫《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博古译,三联书店1961年版,第195页。
(59) 在普列汉诺夫其他介绍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中,这一错误观点也有所表现,比如出版于1908年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问题》一书。(参见[俄]普列汉诺夫《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问题》,张仲实译,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8—29、32—33页。)列宁在此书出版的当年阅读过这一文本,并做有一个简短的批注。[参见《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55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445—448页。]
(60) 普列汉诺夫直接将马克思与达尔文联系起来,他认为马克思的研究起于达尔文研究的终止处,他甚至极其错误地指认“马克思主义是达尔文主义的社会学应用”。这种观点也是第二国际某些理论家的错误。(参见[俄]普列汉诺夫《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博古译,三联书店1961年版,第196—197页注②。)
(61) 参见《斯大林与哲学和自然科学红色教授学院党支部委员会的谈话》,李静杰译,载《哲学译丛》1999年第2期。
(62) [俄]普列汉诺夫: 《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博古译,三联书店1961年版,第196页。
(63) 列宁曾经在《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一书中提到过马克思的拜物教理论,他指认道,相对于史前社会中“野蛮人”对自己与生产的关系的“明确认识”而言,“资本主义社会固有的拜物教把人的社会关系表现为产品关系,因为每一种产品都变成了为不知道的消费者生产和必须在不知道的市场上实现的商品”。[参见列宁《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载《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9页。]此处的拜物教,只被理解为一种不明晰性而已。不过,列宁显然没有理解马克思拜物教理论的深刻批判性内涵,因而才会忽略后来波格丹诺夫哲学错误中另一个更重要的逻辑层面,即从资本主义物化关系拜物教批判到对哲学唯物主义的根本性误识。
(64) 这主要是指1908年出版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概论》文集中,波格丹诺夫的那篇《偶像国家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卢那察尔斯基的《无神论》。我觉得,波格丹诺夫的论文是错得有水平的。这一点,我将在后文讨论列宁于1908年前后进行的第一次系统的哲学研究时作具体分析。(参见本书第二章附文。)
(65) 列宁的这份笔记写于德国。其时,列宁正为了与“劳动解放社”建立工作关系而奔波于国外。从现今留存的手稿文本看,他是于8月前后在德国柏林皇家图书馆进行研究的,当时阅读的是德文原版文献。这个摘录性笔记写在一个单独的笔记本上,共计45页。因为列宁没有在手稿上直接标明写作日期,所以写作时间只能根据他在德国停留的时间来推断。
(66) 列宁: 《马克思和恩格斯<神圣家族>一书摘要》,载《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55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6页。
(67) 列宁: 《马克思和恩格斯<神圣家族>一书摘要》,载《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55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6页。
(68) 其实,在1858年之前,马克思并没有对他所面对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支配结构形成科学的认识,他甚至没有使用过“资本主义”一语,而多用“资产阶级社会”。这一重要工作,是在他的经济学研究取得重大进展后完成的。对此,笔者正在进行相关的专题研究。
(69) [南]弗兰尼茨基: 《马克思主义史》第2卷,李嘉恩等译,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4页。
(70) 列宁: 《马克思和恩格斯<神圣家族>一书摘要》,载《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55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3页。
(7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52页。
(72) 参见列宁《马克思和恩格斯<神圣家族>一书摘要》,载《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55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0页。
(73) 参见列宁《马克思和恩格斯<神圣家族>一书摘要》,载《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55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3页。
(74) 参见拙著《回到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3章。
(75) 列宁: 《马克思和恩格斯<神圣家族>一书摘要》,载《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55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3页。
(76) 马克思、恩格斯: 《神圣家族》,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18页。
(77) 列宁: 《马克思和恩格斯<神圣家族>一书摘要》,载《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55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8页。
(78) 参见列宁《马克思和恩格斯<神圣家族>一书摘要》,载《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55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9页。
(79) 转引自列宁《马克思和恩格斯<神圣家族>一书摘要》,载《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55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8—29页。
(80) 列宁: 《马克思和恩格斯<神圣家族>一书摘要》,载《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55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8—29页。
(81) [苏]阿多拉茨基: 《列宁怎样研究马克思》,载《阿多拉茨基选集》,石柱译,三联书店1964年版,第506页。
(82) 参见[苏]凯德诺夫《列宁<哲学笔记>研究》,章云译,求实出版社1984年版,第80—90页。
(83) 列宁: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载《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7页。
(84) 列宁: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载《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页。
(85) 列宁: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载《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6页。并参见同卷,第230页。
(86) 参见列宁《书评》,载《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76页。
(87) 参见列宁《党纲说明》,载《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85页。
(88) 列宁: 《第三次代表大会关于临时革命政府的决议给了我们什么?》,载《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11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2页。
(89) 列宁: 《致某人》,载《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4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45页。
(90) 列宁创办的第一份全俄政治报。1900年12月24日,第1期《火星报》在德国莱比锡出版。《火星报》创刊后不久就迁往慕尼黑出版,自1902年4月起改在伦敦出版。1903年春天起又改在日内瓦出版。列宁实际上是《火星报》的主编和领导者。
(91) 列宁: 《同经济主义的拥护者商榷》,载《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5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27页。
(92) 列宁: 《同经济主义的拥护者商榷》,载《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5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26—327页。
(93) “合法的马克思主义”是指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的一批左派知识分子,其代表人物有司徒卢威、别尔嘉耶夫和布尔加柯夫等人。在反对民粹主义的斗争中,他们曾经是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同路人,可是在1900年前后,他们与马克思主义分道扬镳,转向康德主义和宗教神秘主义思辨。由于他们通常在《生活》等合法刊物上发表文章,所以被列宁等人戏称为“合法的马克思主义”。
(94) 参见《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62—263页;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85—91、432页;第6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51—252页;第7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68页;第10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39页。
(95) 参见列宁《社会党国际局会议》,载《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17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12—213页。
(96) 列宁: 《怎么办?》,载《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6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8页。
(97) 列宁: 《怎么办?》,载《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6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9页。
(98) 列宁: 《怎么办?》,载《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6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66—67页。
(99) 列宁: 《君主制度的铲除和共和制》,载《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11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2—23页。
(100) 列宁: 《怎么办?》,载《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6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87页。这句话,是列宁在修改普列汉诺夫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党第一个纲领草案时所写下的意见。
(101) 参见列宁《怎么办?》,载《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6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19页。这句话,是列宁在修改普列汉诺夫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党第二个纲领草案时所写下的意见。
(102)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纲领》,参见《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7卷,附录,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426页。
(103) 参见列宁《致格·瓦·普列汉诺夫》,载《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4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72—73页。
(104) 参见列宁《致格·瓦·普列汉诺夫》,载《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4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47—149、183—184、205—207页。
(105) 参见[俄]普列汉诺夫《反对哲学中的修正主义》,刘若水译,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334页。
(106) 参见列宁《致格·瓦·普列汉诺夫》,载《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4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19页。
(107) 《俄国社会民主党第二次代表大会材料》,参见《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7卷,附录,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88页。
(108) 参见列宁《致格·瓦·普列汉诺夫》,载《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4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86页。
(109) 在列宁看来,《火星报》是在1903年底第51号开始转向孟什维克主义的,所以他将此前的《火星报》称为“旧《火星报》”。[参见《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16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97页。]
(110) 参见[俄]普列汉诺夫《答波格丹诺夫: 第一封信》,载《反对哲学中的修正主义》,刘若水译,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336页。
(111) 参见[俄]普列汉诺夫《答波格丹诺夫: 第一封信》,载《反对哲学中的修正主义》,刘若水译,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337页。
(112) [俄]普列汉诺夫: 《答波格丹诺夫: 第三封信》,载《反对哲学中的修正主义》,刘若水译,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446页。
(113) 参见列宁《进一步,退两步》,载《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8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411—412页。
(114) 列宁: 《弗·宇伯威格<哲学史概论>》,载《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55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23页。
(115) 参见列宁《弗·保尔森<哲学引论>》,载《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55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24—326页。
(116) 参见列宁《关于恩·海克尔<生命的奇迹>和<宇宙之谜>的书评的札记》,载《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55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27页。
(117) 参见[俄]科尔古纽克《<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及对它的批评》,载《列宁研究》第5辑,中共中央编译局编,1995年,第51页。
(118) 列宁: 《社会革命党的孟什维克》,载《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91页。
(119) 参见列宁《孟什维克的危机》,载《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14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49页。
(120) 列宁: 《关于社会民主党参加临时革命政府的报告》,载《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10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28页。
(121) 参见列宁《应当怎样“把革命推向前进”?》,载《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11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6页。
(122) 还可以参见列宁《关于社会民主工党统一代表大会的报告》,载《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26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6页。
(123) 列宁: 《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载《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11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93页。
(124) 列宁: 《革命教导着人们》,载《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11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30页。
(125) 参见列宁《卡尔·马克思致路·库格曼书信集俄译本序言》,载《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14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79—381页。
(126) 转引自列宁《卡尔·马克思致路·库格曼书信集俄译本序言》,载《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14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77页。
(127) 参见列宁《致格·瓦·普列汉诺夫》,载《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5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29页。
(128) 参见《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5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418页注124。
(129) 参见列宁《反对抵制》,载《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16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0页。
(130) [瑞士]鲍亨斯基: 《苏俄辩证唯物主义》,薛中平译,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32页。
(131) 参见列宁《游击战争》,载《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14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2页。
(132) 列宁: 《为什么社会民主党应当坚决无情地向社会革命党人宣战》,载《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6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62页。
(133) 列宁: 《“革命公社”与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载《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11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69页。
(134) 列宁: 《致伊·伊·斯克沃尔佐夫-斯捷潘诺夫》,载《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5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96页。
(135) 杜娜叶夫斯卡娅: 《马克思主义与自由》,傅小平译,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74页。
(136) 列宁: 《孟什维克的危机》,载《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14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57页。
(137) 列宁: 《孟什维克的危机》,载《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14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67页。
(138) 列宁: 《关于我们杜马党团的宣言》,载《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24页。
(139) 列宁: 《暴风雨之前》,载《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35页。
(140) 参见列宁《致亚·尼·波特列索夫》,载《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4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6—17页。
(141) 列宁: 《致亚·尼·波特列索夫》,载《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4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1—32页。
(142) 参见[俄]别尔嘉耶夫《哲学的真理和知识阶层的现实》,载《路标集》,彭甄、曾予平译,云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143) 波格丹诺夫(Боданов,1873—1928,波格丹诺夫的真姓为马林诺夫斯基,党内化名有马克西莫夫、里雅多沃伊、维尔涅尔等): 俄国著名思想家,1899年毕业于哈尔科夫大学医学院,原为职业医生,1896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党。1903年,波格丹诺夫成为布尔什维克,并在1904年当选布尔什维克委员会常务委员。在俄国社会民主党第三、四、五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中央委员。曾任布尔什维克报纸《前进报》、《无产者报》、《新生活报》的编委。1909年被开除出布尔什维克。十月革命后,任苏联共产主义科学院院士,在莫斯科大学讲授经济学,1921年任莫斯科输血研究所所长,1928年因在自己身上进行输血试验失败而逝世。主要代表作有: 《经济学简明教程》(1897年)、《自然史观的基本要素》(1899年)、《经验一元论》(三卷,1904—1906年)、《社会心理学》(1906年)、《政治经济学导论》(1914年)、《科学与工人阶级》(1918年)、《论无产阶级文化》(文集,1924年)、《组织形态学》(三卷,1913—1929年)等。
(144) 参见普列汉诺夫1901年11月17—19日致列宁的信,载《马列主义研究资料》1982年第1辑,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78页。
(145) 其中第一封信刊载于《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1908年第6—7期上,第二封信刊载于第8—9期,而第三封信则是1909年专门为《由防御到进攻》的文集所写的,后来这三封书信又被以《战斗的唯物主义》为题结集,出版了一本小册子。(参见[俄]普列汉诺夫《反对哲学中的修正主义》,刘若水译,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
(146) 参见[俄]敦尼克等主编《哲学史》第5卷,秦念方、何清新、齐力译,三联书店1976年版,第81页。
(147) 《列宁传略》,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78页。
(148) 列宁: 《关于马克思主义的讲演提纲》,载《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17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13页。
(149) 据克鲁普斯卡娅回忆,列宁与波格丹诺夫关系的恶化发生在1908年2月13日前后。(参见[俄]克鲁普斯卡娅《列宁回忆录》,哲夫译,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59页。)
(150) 列宁: 《论工人阶级政党对宗教的态度》,载《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17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91页。
(151) 在相当长一个时期内,历史唯物主义被同时指认为唯物主义历史观(中文中有时简称为“唯物史观”),这其实是一个严重的误认,这是将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作为一种科学世界观的历史科学——历史唯物主义错误地降格为一种社会历史领域中的部门哲学的做法。关于这个问题,笔者将专文进行研究。
(152) 《马克思主义哲学概论》,圣彼得堡,1908年。这一文集中的论文包括了波格丹诺夫的《偶像国家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卢那察尔斯基的《无神论》、格尔方德的《狄慈根和现代实证主义》、苏沃洛夫的《社会后哲学的基础》、巴札罗夫的《现代的神秘主义和实在论》等文。其实,这是一个在波格丹诺夫周围形成的哲学团体。此外,他们还在1904和1909年分别出版了《现实主义世界观文集》和《集体主义哲学文集》。
(153) 列宁: 《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载《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17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3页。
(154) 列宁: 《致阿·马·高尔基》,载《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6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42—243页。
(155) 列宁: 《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载《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17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6页。
(156) 参见列宁《普列汉诺夫一伙人怎样维护修正主义?》,载《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17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60页。
(157) [苏]德波林: 《哲学与政治》下册,李光漠等译,附录,三联书店1965年版,第817页。
(158) 列宁: 《致阿·马·高尔基》,载《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5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71页。
(159) 列宁: 《致阿·马·高尔基》,载《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5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76页。
(160) 参见[俄]阿克雪里罗得《修正主义的新变种》,载《火星报》1904年第77号。1908年,普列汉诺夫、德波林等在孟什维克的《社会民主党人呼声报》的第4—5、6—7、8—9号上连续发表文章,批评波格丹诺夫、巴札罗夫和卢那察尔斯基的哲学错误。
(161) [俄]别尔嘉耶夫: 《哲学的真理和知识阶层的现实》,载《路标集》,彭甄、曾予平译,云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4页。
(162) 参见《列宁全集》(中文第1版)第4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32—39页。
(163) [俄]托洛茨基: 《托洛茨基自传》,胡萍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52页。
(164) 列宁: 《致阿·马·高尔基》,载《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5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82页。
(165) 列宁: 《致阿·马·高尔基》,载《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5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92页。
(166) 列宁: 《致卡普里学校学员们》,载《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5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53页。
(167) 参见列宁《致卡普里学校学员们》,载《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5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57页。
(168) 参见列宁《致阿·马·高尔基》,载《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5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99页。
(169) [美]费希尔: 《神奇的伟人——列宁》,彭卓吾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03页。费希尔说,在那里还留下了几张列宁与波格丹诺夫在高尔基别墅的凉台上下棋的相片。很幸运,我在俄罗斯档案馆找到了这几张照片中的一张(参见图3)。
(170) 参见[俄]克鲁普斯卡娅《列宁回忆录》第1卷,哲夫译,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13页。
(171) [俄]普列汉诺夫: 《伯恩斯坦与唯物主义》,载《反对哲学中的修正主义》,刘若水译,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2页。
(172) 参见[俄]普列汉诺夫《伯恩斯坦与唯物主义》,载《反对哲学中的修正主义》,刘若水译,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3页。
(173) 参见收录于普列汉诺夫《反对哲学中的修正主义》中的诸文,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
(174) 参见拙著《张一兵自选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46页。
(175) [俄]普列汉诺夫: 《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问题》,张仲实译,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
(176) 参见[俄]普列汉诺夫《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问题》,张仲实译,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页。
(177) 参见[俄]普列汉诺夫《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问题》,张仲实译,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3—4页。
(178) [俄]普列汉诺夫: 《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问题》,张仲实译,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4页。
(179) 参见[俄]普列汉诺夫《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问题》,张仲实译,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9页。
(180) [俄]普列汉诺夫: 《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问题》,张仲实译,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0—11页。
(181) 参见《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55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445页。
(182) [俄]普列汉诺夫: 《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问题》,张仲实译,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8页。
(183) 参见拙著《回到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章。
(184) [俄]普列汉诺夫: 《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问题》,张仲实译,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1页。并参见《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55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446页。
(185) [俄]普列汉诺夫: 《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问题》,张仲实译,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1页。
(186) [俄]普列汉诺夫: 《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问题》,张仲实译,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2页。并参见《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55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446页。
(187) 参见[俄]普列汉诺夫《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问题》,张仲实译,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8、32页。并参见《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55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446—447页。
(188)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55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448页。
(189) 参见[俄]波格丹诺夫《俄国读者要从恩斯特·马赫那里寻找什么?》,载黄枬林、庄福龄主编《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教学资料选编》中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730页。
(190) 参见[俄]波格丹诺夫《俄国读者要从恩斯特·马赫那里寻找什么?》,载黄枬林、庄福龄主编《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教学资料选编》中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734页。
(191) [俄]别尔嘉耶夫: 《哲学的真理和知识阶层的现实》,载《路标集》,彭甄、曾予平译,云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5页。
(192) [俄]别尔嘉耶夫: 《哲学的真理和知识阶层的现实》,载《路标集》,彭甄、曾予平译,云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4页。
(193) [俄]波格丹诺夫: 《偶像国家与马克思主义哲学》,载《马列著作编译资料》第14辑,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58页。
(194) [俄]波格丹诺夫: 《偶像国家与马克思主义哲学》,载《马列著作编译资料》第14辑,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58页。
(195) [俄]波格丹诺夫: 《偶像国家与马克思主义哲学》,载《马列著作编译资料》第14辑,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58页。
(196) 参见本书第十一章附文《一个被删除的文本存在: 马克思哲学语境中的历史概念——德波林<马克思主义与历史>一文的解读》。
(197) 转引自[苏]敦尼克等主编《哲学史》第5卷,秦念方、何清新、齐力译,三联书店1976年版,第146页。
(198) [俄]波格丹诺夫: 《偶像国家与马克思主义哲学》,载《马列著作编译资料》第14辑,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58页。
(199) [俄]波格丹诺夫: 《偶像国家与马克思主义哲学》,载《马列著作编译资料》第14辑,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60页。
(200) [俄]波格丹诺夫: 《偶像国家与马克思主义哲学》,载《马列著作编译资料》第14辑,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63页。
(201) [俄]波格丹诺夫: 《偶像国家与马克思主义哲学》,载《马列著作编译资料》第14辑,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63页。
(202) 参见[俄]波格丹诺夫《偶像国家与马克思主义哲学》,载《马列著作编译资料》第14辑,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63页。
(203) [俄]波格丹诺夫: 《偶像国家与马克思主义哲学》,载《马列著作编译资料》第14辑,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64页。
(204) [俄]波格丹诺夫: 《偶像国家与马克思主义哲学》,载《马列著作编译资料》第14辑,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66页。
(205) [俄]波格丹诺夫: 《偶像国家与马克思主义哲学》,载《马列著作编译资料》第14辑,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66页。
(206) [俄]波格丹诺夫: 《偶像国家与马克思主义哲学》,载《马列著作编译资料》第14辑,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66—167页。
(207) 参见拙著《回到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9章。
(208) 参见[苏] 康斯坦丁诺夫主编《苏联哲学百科全书》第1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第276页。
(209) [俄]波格丹诺夫: 《偶像国家与马克思主义哲学》,载《马列著作编译资料》第14辑,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81页。
(210) [俄]波格丹诺夫: 《自然界和社会发展中的生命的发展》,转引自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载《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18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37页。
(211) [苏]德波林: 《马赫主义与马克思主义》,载《哲学与政治》上册,李光漠等译,三联书店1965年版,第43—44页。
(212) 参见[苏]德波林《辩证唯物主义》,载《哲学与政治》上册,李光漠等译,三联书店1965年版,第88—116页。此文原载于1909年在莫斯科出版的文集《在时代的交错点上》,列宁在同年对此作过摘录笔记。
(213) 参见本书第十一章最后关于这一文本的研究性附文。
(214) [俄]普列汉诺夫: 《战斗的唯物主义》,载《反对哲学中的修正主义》,刘若水译,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331页。
(215) 参见[俄]普列汉诺夫 《战斗的唯物主义》,载《反对哲学中的修正主义》,刘若水译,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344页。
(216) [俄]普列汉诺夫: 《战斗的唯物主义》,载《反对哲学中的修正主义》,刘若水译,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359页。
(217) 参见[俄]普列汉诺夫《战斗的唯物主义》,载《反对哲学中的修正主义》,刘若水译,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379页。
(218) [俄]普列汉诺夫: 《战斗的唯物主义》,载《反对哲学中的修正主义》,刘若水译,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402—403页。
(219) [俄]波格丹诺夫: 《绝对观念一元论》第1卷,转引自[俄]普列汉诺夫《战斗的唯物主义》,载《反对哲学中的修正主义》,刘若水译,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406页。
(220) [俄]波格丹诺夫: 《绝对观念一元论》第1卷,转引自[俄]普列汉诺夫《战斗的唯物主义》,载《反对哲学中的修正主义》,刘若水译,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411页。
(221) 参见[俄]波格丹诺夫《绝对观念一元论》第1卷,转引自[俄]普列汉诺夫《战斗的唯物主义》,载《反对哲学中的修正主义》,刘若水译,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414页。
(222) 参见[俄]普列汉诺夫《战斗的唯物主义》,载《反对哲学中的修正主义》,刘若水译,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412页。
(223) [俄]波格丹诺夫: 《绝对观念一元论》第1卷,转引自[俄]普列汉诺夫《战斗的唯物主义》,载《反对哲学中的修正主义》,刘若水译,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413页。
(224) [俄]普列汉诺夫: 《战斗的唯物主义》,载《反对哲学中的修正主义》,刘若水译,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41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