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列宁与他的哲学老师普列汉诺夫
被阿尔都塞忽略掉的文本事实是: 青年列宁对唯物辩证法,特别是对否定之否定的态度,甚至包括对黑格尔的态度,在不久之后就发生了改变。我已经指出过,阿尔都塞对马克思文本的研究常常是细中有粗,对列宁文本的研究则还要更甚。我自己认为,列宁的这种变化主要是因他的老师普列汉诺夫的《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以下简称《一元论历史观》)公开发表所引起的。之所以作此推断,是因为当我们对历史文献进行仔细考察之后,并未发现青年列宁在这个时期曾开展过独立的哲学研究;另一方面,青年列宁的这个思想转变,与普列汉诺夫在同期新发表的这篇论著中的思想十分接近。不过,这只是一个主观推断。
我们知道,最早将马克思的思想介绍进俄国的思想家虽然是齐伯尔(37) ,但普列汉诺夫(38) 是当时受到恩格斯直接赞扬的马克思主义者之一。恩格斯在世时,曾对维拉·查苏里奇提起,只有两个人理解和掌握了马克思主义,即梅林和普列汉诺夫。自1889年普列汉诺夫在伦敦拜会过恩格斯之后,两人之间始终保持着书信往来,留存下来的信件就有普列汉诺夫致恩格斯的书信14封以及恩格斯给普列汉诺夫的复信5封。可以说,普列汉诺夫所著的大量介绍马克思主义的书,“培养了一整代俄国马克思主义者”(39) 。列宁自己也说过,他在当时就“几乎知道普列汉诺夫的全部著作,对《一元论历史观》有很深刻的印象”。显然,对于青年列宁来说,普列汉诺夫是自己这一代人的思想导师。1900年,当列宁和普列汉诺夫在政治上开始出现日益严重的分歧之后,列宁写道:“我们热中于爱戴他,实际上当了奴隶,当奴隶本来是不体面的事情,正是因为是‘他’本人(指普列汉诺夫——引者注)使我们亲身尝到了做奴隶的滋味,我们就更加懊丧百倍……”(40) 可见,在此之前,青年列宁无论在哪一方面对普列汉诺夫都是十分信服的。即便到了后来,普列汉诺夫在政治上走向堕落,列宁不得不与之彻底决裂之后,在总的哲学观点上列宁与普列汉诺夫还是基本一致的,这个情形一直持续到1914年。我们甚至可以将普列汉诺夫所诠释的马克思主义,视作当时整个俄国左派知识分子共同的假设认同镜像和理论回路——这种判断应该也是不为过的。
普列汉诺夫的大部分著作都是介绍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但这些文本充其量也只能显示出他是了解马克思主义的,十分可悲的是,自始至终,普列汉诺夫都很少在现实的革命实践中具体、正确地运用马克思主义。这是他与列宁的重要区别。不仅如此,在介绍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或批判修正主义的过程中,普列汉诺夫还存在着两个较大的缺陷: 一是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夹杂了明显的机械唯物主义色彩,主要是地理环境决定论的错误思想;二是他尚不能真正科学地理解马克思的历史辩证法,或者说,他仅仅持有消极的、抽象的观念辩证法。上述缺陷不仅表现在普列汉诺夫的哲学思想中,也反映在他的政治活动中。之所以指认出这一点,是想说明列宁曾经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受到普列汉诺夫哲学思想的显著影响,在一定的意义上普列汉诺夫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甚至成了列宁无批判认同的他性镜像。虽然列宁一直很坚定地反对普列汉诺夫在政治上的错误做法,但对于普列汉诺夫在哲学上的理论缺陷,早期的列宁却浑然不觉。比如,在1908年以后写下的一些批判马赫主义和康德主义的论著中,列宁已经开始不断地发现普列汉诺夫在哲学观点上的“含糊之处”了,但此时的他并未从实质上认清后者错误的根源。因此,虽然列宁此时也已经自觉地开始将自己的哲学观念与普列汉诺夫的思想区别开来,但这种区别并不是异质性的。真正的转变发生在1914年以后,也就是在列宁撰写“伯尔尼笔记”的《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的后半时段,即当列宁自己的哲学思想发生革命性的认识飞跃后,他才更深刻地意识到普列汉诺夫错误的思想根源。尽管如此,列宁此后还仍然认为,普列汉诺夫是一个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他的“全部哲学著作”都是“整个国际马克思主义文献中的优秀作品”,应当被列为必读的共产主义教科书,如果不能很好地研究和学习他的哲学著作,就不能成为一个有觉悟的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可见,列宁对自己的老师始终心存崇敬。
以下,我们不妨先来考察对列宁此时的哲学思想产生了直接影响的普列汉诺夫的《一元论历史观》,这部书也是普列汉诺夫为了批判米海洛夫斯基等俄国民粹主义而专门写下的重要学术论著。(41) 此书的出版,正好与列宁在同一时期写下的一些批判民粹主义的文章形成呼应,也是这一对师生在思想斗争中朝同一个方向作出的努力,在政治立场和哲学观念上,此时的他们显然是基本一致的。
首先,在这本书中我们发现,普列汉诺夫同样也在反驳米海洛夫斯基对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攻击,但是他却并未像青年列宁那样简单地否定“三段式”,而是首先从黑格尔出发,来揭示这个“三段式”表象背后的否定之否定规律的实质。值得关注的是,与青年列宁对黑格尔的抽象否定不同,普列汉诺夫对黑格尔的辩证法作出了客观的历史性的评价。在普列汉诺夫这里的理论构境中,18世纪的旧唯物主义所无法面对的“具体现象的复杂和多样的链索”这项 “伟大任务”,恰恰是由黑格尔通过辩证法来“掌握”和完成的。(42) 与青年列宁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仅仅描述为社会历史进程的客观性(“自然历史过程”)不同,普列汉诺夫在元哲学的层面上,将辩证法定义为在现象的联系和发展中观察世界的方法。他准确地注意到:“黑格尔以自己的辩证法哲学与这一切形而上学对立,辩证法对一切现象是从它们的发展和从它们的相互联系方面来加以考察的,而不是把它们看成现成的和彼此之间为深渊隔着的。”(43) 普列汉诺夫对辩证法的把握视角是正确的。显然,普列汉诺夫此处的思考空间,更接近于撰写《反杜林论》时的恩格斯。
接着,普列汉诺夫十分准确地从作为事物本质结构的矛盾(对立面的转化的必然性)入手,将矛盾作为事物运动与发展的内驱力,并从量的变化出发,捕捉到了作为发展的根本性环节的质变(革命性否定),而后再提示矛盾在历史性视角中的展开,即否定之否定规律。在他看来,所谓的“三段式”,不过是肯定—否定(新的肯定)—否定之否定(新的否定)的外部特征罢了。我发现,普列汉诺夫此处关于辩证法理论逻辑结构的分析,是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内部对之表述最清晰的一次。因此,普列汉诺夫判定,米海洛夫斯基把黑格尔哲学简单地归结为外在的“三段式”的结论是十分荒谬的,因为“在黑格尔十八卷全集中,在任何一卷那‘三段式’一次也没有起过论据的作用”(44) 。普列汉诺夫指认道,否定之否定并不是黑格尔的“基本问题”,而是从“任何现象转化为自己对立物这一命题”产生出来的。(45) 矛盾恰是否定之否定的根据。继而,他深入分析道:“任何现象,发展到底,转化为自己的对立物;但是因为新的,与第一个现象对立的现象,反过来,同样也转化为自己的对立物,所以,发展的第三阶段与第一阶段有形式上的类同。”(46) 至此,普列汉诺夫就有效避免了片面地仅仅着眼于黑格尔为思辨唯心主义体系的需要而制造出来的大量外在“三段式”的假性误区,从而成功地揭示了否定之否定(三段式)的内在结构和本质。这一段论说无疑是十分深刻和有力的,普列汉诺夫在此所展现出来的理论功力应当说远在这个时段的青年列宁之上。关于唯物辩证法,特别是否定之否定学说的内在逻辑结构的讨论,可参见我在本书的附录二中所进行的研究。
也是在这本书中,普列汉诺夫有针对性地反驳了米海洛夫斯基对恩格斯为说明否定之否定规律而举的一些例证的非难,特别是那个燕麦生长的“三段式”。普列汉诺夫从米海洛夫斯基“已经是不要再相信燕麦是照黑格尔式生长的时候了”的结论出发,详尽批驳了他对恩格斯关于否定之否定规律的正确阐述的恶意攻击。与此同时,普列汉诺夫历史地、深入地说明了恩格斯关于辩证思维的发生和发展过程的观点。从古代的对立统一思想到近代与形而上学观念对立的辩证思维,从莱布尼茨到德国古典哲学,普列汉诺夫着力区分了黑格尔唯心辩证法和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根本差别所在,充分证明了唯物辩证法的客观性前提。最后,普列汉诺夫风趣地总结道,“燕麦仍然将”按照黑格尔的辩证方式“生长”。显然,普列汉诺夫的这一重要论断给青年列宁留下了深刻印象,促动后者在相近观点上发生了悄然的改变。依我的看法,这是青年列宁的思想与来自于他性镜像(普列汉诺夫话语)的同步转换和闭合性理论回路。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普列汉诺夫就辩证法所作的讨论是以恩格斯的《反杜林论》的逻辑为前提的,因此他的辩证法属于元哲学的逻辑层面,故而他其实并不能理解马克思恰恰是从社会历史发展的现代性生产中导引出历史辩证法的合法性的。而青年列宁倒是正确地从马克思对社会历史的观察中引出了辩证法,可是却又将某种特定的历史发展规定(“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历史过程”)误认为是辩证方法本身。这是一个十分复杂交错的逻辑构境关系。不过,普列汉诺夫同样不知道《德意志意识形态》和《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的存在,也不晓得马克思创立了更加复杂深厚的历史唯物主义、历史辩证法学说。因此,我们同样也不能在这一点上对他求全责备。
其次,我们还可以注意到,普列汉诺夫在这本书中也讨论了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这甚至是普列汉诺夫这本书的主要论题。他的另外一本论述历史唯物主义的学术论著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问题》,列宁在1908年读到了这一文本。关于这一文本对列宁的影响,我们在后面的讨论中会具体谈到。可是,在谈论历史唯物主义时,普列汉诺夫却又从来不谈辩证法,特别是马克思的历史辩证法。正是在普列汉诺夫试图说明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过程中,我们发现了他在诠释逻辑构境上的致命问题,即基始层面中的地理环境决定论。其实,在着手阐释马克思的科学历史观之前,普列汉诺夫倒曾写下过一句十分准确的话:“为了理解马克思的历史观点,应该记住,直接先行于马克思而出现的哲学和社会历史科学已经得到了什么样的结果。”(47) 这是一个重要的观点,因为,惟其如此,我们才可能辨识出马克思在理论上的真正贡献。这也是我在《回到马克思》一书中努力的方向。普列汉诺夫准确地把捉到,法国历史学家已经认识到“‘公民生活’、‘财产关系’乃是整个社会制度的根基”,黑格尔在自己的唯心主义法哲学中也充分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普列汉诺夫认为,马克思站在了前人思想的肩膀上,承认“市民社会”在社会结构中的基础性地位,从而判定“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求之于它的经济”,并且进一步提出了“特定的社会的经济是依赖什么来决定的”。对此,普列汉诺夫在书中替马克思所作的回答十分有趣:
马克思的伟大的科学功绩就在,他完全从相反的方面去接近问题,他把人的天性看作是历史运动的永远地改变着的结果,而历史运动的原因在人之外。为了生存,人应该维持自己的机体,从他的周围的外间自然中摄取他所必需的物质。这种摄取需要人对这个外间自然的一定的作用。可是,“在作用于外间自然时,人改变了自己本身的天性”。在这几句话中包括着马克思的历史理论的全部本质。(48)
说马克思认为人的天性是在历史运动中永远改变着的结果,这话大约是不错的。可是,普列汉诺夫这个诠释逻辑建构中的致命要害又在于那个“历史运动的原因在人之外”。普列汉诺夫承认物质生产在社会存在中的根本性地位。与青年列宁从生产关系和经济形态出发展开阐述的思路不同,普列汉诺夫更准确地抓住了生产力。他一针见血地指出,“经济结构”恰恰是由“它们的生产力的状态决定的”(49) 。这一点,是青年列宁当时没有注意到的。在1902年批判司徒卢威的论文中,普列汉诺夫也明确标注了马克思的这一重要观点。(50) 然而,由于某种实体要素论的影响(51) ,普列汉诺夫对生产力的理解出现了重要的偏差,物质生产的关键因素被普列汉诺夫假性指认为物性的劳动工具。在1902年批判司徒卢威的论文中,普列汉诺夫也标注了这一观点,并用武器性质决定军事结构的例子对之加以说明。(52) 更要命的是,在反驳另一些人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指责时,为了维护劳动工具的客观基始性,普列汉诺夫不惜将自然地理环境引入,作为决定劳动工具—生产力的基始性条件。在他看来,从事生产劳动的人类生存总是处于一定的地理环境之中,因而后者对前者而言具有三重意义: 一是为劳动工具的改进提供“必需的材料”;二是“以改进了的工具为加工的前提条件的对象”;三是自然地理环境中的“天然的交通”对生产的关键性作用。(53) 所以,普列汉诺夫认为:“在生产力发展的历史过程中,人的‘制造工具’的能力,首先应该看作是不变量,而使用这个能力的周围的外间条件——应该看作是经常变动的量”(54) 。这两个不同的量的定位是有明显意向性的,经常变动的量导致不变量的改变,所以,地理环境是最终的决定因素。我以为,普列汉诺夫的这种机械决定论的观点也是最终导致他在现实革命问题上选择错误立场的深层次原因。对于这一点,列宁也是在很久之后的“伯尔尼笔记”中才真正理解的。
可见,普列汉诺夫固然也正确地看到,一个社会的法律和政治国家的上层建筑“取决于生产的方式及由这个生产方式所造成的人们之间的关系”(55) ,甚至还在批评旧唯物主义“使人完全服从盲目的物质”的错误时,正确指认了马克思笔下那种在历史发展中由社会实践构成的历史主体性(56) ,但他却将地理环境确定为社会存在的最终基础,最终功亏一篑。他认为,“生产力发展本身是为环绕着人的地理环境的属性决定的”,“社会人的属性在每一个特定的时间是为生产力发展的程度决定的,因为,整个社会联合的制度是取决于这些力量发展的程度。这样,归根到底,这个制度是由地理环境的属性决定的,它给予人们以发展他们的生产力的或大或小的可能”。(57)
虽然普列汉诺夫也强调,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对地理环境的依赖将“从直接的变成间接的”,而现在“地理环境经过社会环境影响人”,(58) 但这无法改变他在本体论逻辑中对地理环境的一往情深。(59) 这就是犯错也犯得十分可爱的普列汉诺夫。对他这个方面的错误,以往的研究中已有过较多的批评。事实上,普列汉诺夫的错误中还要加上与地理环境决定论密切相关的严重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情结。(60) 对此本书就不赘述。应该指出的是,关于普列汉诺夫的这个重要的理论错误,列宁似乎始终未曾自觉意识到,倒是斯大林曾经在20世纪30年代正确地将之指认了出来。(61)
最后,常常为人们忽视的一个方面是,普列汉诺夫还细致地发现了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中的一个批判性原则,即对经济必然性的超越。这可能也是他异质于第二国际理论家的一个高明之处。我觉得,普列汉诺夫从马克思的经济学研究中正确把握了历史唯物主义中的批判维度,他深刻地注意到,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出现了人的“奴隶状态的新形态: 经济的必然性”。
而且他对自然的统治愈增长,他的生产力愈发展,这种新奴隶状况便愈巩固: 跟着生产力的发展,在社会生产过程中人们的相互关系就更加复杂起来;这一个过程的进展就完成了他们的控制;生产者成了自己本身生产物的奴隶(例如: 生产的资本主义无政府状态)。(62)
普列汉诺夫相当激动地宣称,正是马克思主义第一个指明了该“怎样对付经济必然性”。而这个所谓的经济必然性,正是被此时的青年列宁指认为马克思辩证法内核的经济社会形态中的“自然历史过程”。一旦人“意识到经济必然性奴役他的原因”,就有了“意识战胜必然性,理性战胜盲目的规律的新的和胜利的可能”。这就又不准确了!在马克思那里,战胜经济必然性的并不是意识和理性,而是自觉的无产阶级革命实践。其实,在哲学逻辑上,普列汉诺夫的这个观点倒是与西方马克思主义后来的发展理路相一致,遗憾的是,他并没有由此出发,真正科学地反驳后来波格丹诺夫从拜物教理论出发对唯物主义发起的恶毒攻击。而列宁始终没有更深地意识到这一点。(63) 也是在这一语境中,普列汉诺夫反对将马克思主义哲学指认为“经济唯物主义”,而是明确主张将其命名为辩证唯物主义,并将这种哲学称为“实践哲学”和“行动哲学”。从时间上看,普列汉诺夫的这个观点要比青年卢卡奇、葛兰西和柯尔施的类似结论早上将近30年。更有意思的是,后来,波格丹诺夫一伙之所以接受和贩卖马赫主义,在社会历史观中恰恰是从反对拜物教观念、批评经济唯物主义开始的。逻辑起点是对的,可他们的路走偏了,本意是反对物神和偶像世界,最终自己却掉进了唯心主义的逻辑陷阱。(64) 对此,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中并没有正面予以回击。
可见,对普列汉诺夫这部重要著作中的大部分哲学观点,青年列宁其时并不能够完全深刻地把握和理解,但其中的一些理论观点多少对他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