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文 一个被删除的文本存在: 马克思哲学语境中的历史概念——德波林《马克思主义与历史》一文的解读
德波林是与列宁同时代的一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66) 他是普列汉诺夫的忠实学生,在20世纪初俄国复杂的政治斗争中,德波林错误地站在了孟什维克的立场上。但是,在发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那场“物理学危机”中,他又与普列汉诺夫、列宁共同批判了在俄国马克思主义内部滋生起来的马赫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写下了许多保卫唯物主义的论战性文章。十月革命胜利之后,列宁并没有剥夺德波林及其他政治观点错误的人继续生存和发言的权力。(67) 德波林曾任1922年创刊的《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68) 的主编(1926—1930)。在列宁去世之后的30年代,德波林虽然也一度受到斯大林教条主义意识形态的“批判”,但仍然完成了大量论文和学术论著,最终成为早期苏联学术界中有重要分量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学者。(69) 他的大部分论文都收录于1961年出版的文集《哲学与政治》(70) 一书中。我认为,对德波林哲学思想的关注也应是前苏联哲学史研究中极为重要的一环。可是,长期以来,关于德波林的研究却被我们严重忽略了。在此,我们只重点关注一下德波林在1924年写下的多篇论文在后来所遭遇到的文本删除事件。
1924年,是德波林在学术上异常活跃的一年。众所周知,这一年中发生了许多重大事件。一是列宁去世,二是由梁赞诺夫编辑整理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第一卷第一篇“费尔巴哈”第一次以俄文形式在《马克思恩格斯文库》第一卷上发表。(71)
也是在这一年,德波林在杂志《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第1期和第2期上发表了题为《战斗唯物主义者列宁》的文章。此文后来成为德波林的著作《思想家列宁》的第一篇。(72) 在这篇文章中,德波林的思想仍然同质于他十年前的哲学唯物主义的立场。可是,不久之后,他又在同一份杂志上公开发表了另一篇名为《列宁与现时代》的文章,这篇文章后来也收入《思想家列宁》中,作为该书的第三篇。我注意到,在《列宁与现时代》一文的第二小节 “马克思主义与历史”中,德波林已经意识到了一个新的问题,即马克思恩格斯所创立的新世界观的特点是“它主要是面向历史的”(73) 。这是一个全新的提法。之所以萌生这个新观点,最大的可能是作为党的重要理论家的德波林在当时已经看到了由梁赞诺夫整理编辑的马克思恩格斯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手稿,并从中敏锐地捕捉到马克思恩格斯新世界观的真正的革命性质。这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质的新认识与第二国际和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对其传统的诠释之间存在极大的异质性。我认为,纵观德波林的哲学思想全域,这个节点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逻辑断裂。显然,德波林自觉意识到了这一点,但由于特殊的意识形态强制,他不得不坚决地重新遮蔽了自己的这一重大发现。1961年《哲学与政治》一书中的文本删除,就是这种意识形态质询的直接结果。
在1961年公开出版的德波林的重要学术文集《哲学与政治》一书中,《思想家列宁》里的三篇文献里只有第一篇和第三篇被收入,并且已经过一定的删改,而当中的第二篇《列宁与现时代》则被全文删除。(74) 我认为,这次删除乍看起来只是一个文本事件,但实质上却是试图抹掉一段曾经在场的重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术思想的历史存在。这种意识形态的抹除,有意遮蔽了在苏联学术界中本已在场的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创立科学世界观的真正本质,这必然导致后来整个前苏东马克思主义哲学界的整体认识水平下降和低水准重复,也为斯大林教条主义教科书体系的意识形态布展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可能性思想条件。在此,我们希望能够重新复构这一奇异的意识形态文本事件。并借此恢复一段真实存在过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史中的文本实在,以真正历史地、全面地确认列宁“伯尔尼笔记”的学术思想史地位。
一、 意识形态文饰式的删改和文本伪像制作
首先,我们不妨先看看《思想家列宁》一书中后来被收入《哲学与政治》中的两篇文献的删改情况。第一篇被做过手脚的文献是《思想家列宁》中的名为《战斗唯物主义者列宁》的文章,其中有两处被删改了。一是文中的一个边注,内容涉及对列宁和普列汉诺夫的评价。这个注释原先的内容是说明列宁与普列汉诺夫对费尔巴哈的评价问题,原文中提到以下两个要点: 第一,点明了列宁是普列汉诺夫的学生这一事实:
列宁在哲学方面是普列汉诺夫的“学生”,他自己也曾不止一次地说过。不过列宁就教于普列汉诺夫这件事,并不妨碍列宁独立处理一系列的问题,而且在某些重大之点上纠正了普列汉诺夫的看法。从一定的意义上说,这两位思想家是互相补充的。(75)
十分遗憾,这一段基本上是事实的描述被全文删除了。原因很简单,在意识形态的话语构境中,布尔什维克的列宁怎么能是孟什维克者普列汉诺夫的学生呢?(76) 真理又如何能与谬误“互相补充”呢?在斯大林1930年发起的对“德波林学派”的批判中,“抬高普列汉诺夫在哲学发展史上的地位”,贬低列宁在思想史上的地位,正是德波林的主要罪状之一。在与红色教授学院党支部委员会的谈话中,斯大林明确指出:“应当揭露普列汉诺夫,揭露他的哲学观点,他历来对列宁采取的傲慢态度”,特别是他对待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的态度。(77) 显然,为了造就意识形态的同一性,维护列宁的至上形象是重要的,所以,列宁曾经是普列汉诺夫的学生这一的确发生过的事实自然就不能被提及了。不尊重历史,或者随意篡改历史,这是斯大林教条主义式的强制性的意识形态话语的重要文饰方式。必须附带说明的一点是,德波林文中所说的列宁“纠正”普列汉诺夫的看法一事实际上是不准确的。这个思想事件的真实情况是: 在1908年出版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问题》一书中,普列汉诺夫批评费尔巴哈并不了解马克思的“实践批判的活动”;而列宁在1909年出版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中则认为,费尔巴哈与马克思恩格斯一样,在认识论上关注实践,并将“人类实践的总和当作认识论的基础”。后来,普列汉诺夫在其1915年发表的《从唯心主义到唯物主义》一文中对列宁的观点表示赞同。我还注意到,在这篇文章中,德波林干脆说:“列宁同费尔巴哈、马克思、恩格斯和普列汉诺夫一样,首先强调指出必须以人类实践的总和作为认识论的基础”(78) 。其实,在对费尔巴哈关于实践问题的看法上,普列汉诺夫原先所持的观点是正确的,正如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所指认的那样,因为哲学唯物主义者费尔巴哈所说的实践只是人们抽象的自然存在和情感关系,他并不了解作为革命的批判的社会历史实践的意义。德波林的说法,显然是为了讨好那个无处不在的意识形态大他者。
第二,对列宁与普列汉诺夫分别进行了思想史定位。德波林当时的说法为:“普列汉诺夫首先是一位理论家,而列宁首先是一位实践家、政治家和领袖。”与上述意识形态话语构架相同,将伟大的列宁说成是与作为理论家的普列汉诺夫不同的实践家,其中就暗含了对列宁的思想家身份是否认同的问题,这显然也是不妥的。列宁为什么不能首先是一位理论家呢?于是,这一句话也被直接删除了。(79) 人为地令历史不存在,或者假造历史,这是另一种更荒唐的意识形态强暴方式。不难觉察,这个文本删除事件已经为后来发展起来的对列宁的意识形态神化埋下了伏笔。
这一文本中的第二处重要删改则涉及列宁的物质定义问题。正如我们都熟知的,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已对物质下了定义,可是在德波林原来的文本中,竟然说要提供“比较全面详尽的关于物质的定义”。德波林无疑话中有话,似乎另有所指,因为如果说他的定义“比较全面详尽”的话,那么谁的定义是不够全面和详尽的呢?我想,当时肯定有人提出了这个问题。德波林的“全面详尽”的定义如下:
物质是在时间和空间中存在、作用于我们的感觉并在我们的感觉中反映出来的客观实在。在更广泛的意义上,物质是所有无限的、具体的“中介”的总和,即关系和联系的总和。而各门具体的科学——数学、力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等——是研究物质的各种不同的运动形式和“中介”即那同一个物质的过程、关系和联系的诸阶段的。(80)
德波林的这个物质定义的前半段与列宁的物质定义大略是相近的,可后半段那个在“更广泛的意义上”的“中介”与“关系和联系的总和”则是他自己的看法了。从德波林这一新的定义来看,他试图将列宁的物质定义纳入一个新的逻辑论域之中,重点是突破实体论的构架,使物质定义能够包容关系性的客观存在。这个想法有一定的道理,也符合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关于社会存在的本质为社会关系的基本看法。可是,这种对经典表述的革新在他性意识形态镜像话语中同样是不能允许的。列宁都没有说过,你怎么能说呢?于是,这个物质定义中与列宁相异质的地方被全部删除了。(81) 这种删除,也在警示旁人和后人不能提出与经典表述不一致的东西。
第二个被删改的文本是《思想家列宁》的第三篇,即写于1924年的《革命辩证论者列宁》。这份文本在重新发展时被删改的地方就比较多了。第一,题目被改成了《辩证论者列宁》。第二,有两处提法被删改: 一是德波林原文中所谓辩证唯物主义是综合了客观主义和主观主义的“辩证调和”这一确实不准确的话被删除了。二是关于帝国主义的一个评论,即 “在政治方面,帝国主义意味着反动,但在经济方面则意味着进步。这也是垂死的帝国主义的最深刻的矛盾”这句话也被删除了。在20世纪30年代对德波林的那场批判中,这句话被判定为 “考茨基式的帝国主义论”。(82) 我个人以为,德波林关于帝国主义的这句评论基本上是不错的,可问题的关键在于这个说法与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观点又出现不一致了。第三,这篇文章的第二节(“对立面的同一”)的大部分被删除了,只保留了其中的四段,且被并入了第一节。被删除的这一节的主要内容是德波林关于刚刚发表的列宁“伯尔尼笔记” 的评论。(83) 这一节的评论可能也是关于列宁“伯尔尼笔记”的最早的研究性论文,其基本观点同他1929年写下的那篇“伯尔尼笔记”译序一致,仔细读来,文中并没有什么不恭敬的言语,它的被删除或许只是因为德波林的评论显得过于客观平实,从而也就不符合后来人们的那种刻意拔高列宁的意图。譬如,当涉及列宁对普列汉诺夫的批评时,德波林只是小心翼翼地使用了“责难”一词。哪怕用意识形态的挑剔眼光来看,也找不出什么大不了的罪状,所以,对于这份文本为什么会被删除,我还真是苦思不得其解。
二、 铲除历史: 曾在文本的重新缺席
以下,我们将重点来看德波林那篇写于1924年却在1961年被完全删除的题为《列宁与现时代》的文章。该文共有三节,第一节为“马克思主义与资产阶级思想”,第二节为“马克思主义和历史”,第三节为“资产阶级社会、共产主义和新的人”。其中最重要的是第二节,该节也是我们分析的核心文本。
在第一节中,德波林重点界说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资产阶级思想家的观念之间的异质性,其中包含三个值得注意的新的理论要点: 第一,在此时的德波林眼里,马克思和列宁都不是传统意义上那种创造了某种哲学体系的“哲学家”,不过他们却创造了面对生活的“唯一科学的世界观”,这种世界观里“充满了”生活,即真正意义上的实践。我能体会到,这种观念中已经隐含了一种变化,实践和现实生活成了德波林定义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键词。在他看来,马克思的世界观中“充满了生活”,并且这个生活不是外在于人的自然物质,而是历史性的社会生活。在这个观点中,我们看不到自然物质存在,也看不到对费尔巴哈式的唯物主义文本的引述,这与德波林以前的哲学唯物主义立场和逻辑回路显然并不完全一致。第二,在第一节中还有这样的表述:“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不外就是对整个社会关系的总和的革命的批判。”(84) 这也是一个全新的提法。虽然表述还不准确,但德波林通过这一断言而试图表达的东西倒是能够体会到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种革命的社会批判理论。这个观点几乎在同期由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三位创始人卢卡奇、葛兰西和柯尔施共同指认出来。不知道德波林自己曾否意识到,他的这个观点恰好与十几年前波格丹诺夫对马克思的拜物教批判理论的误识相近。第三,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最重要的本质特征就在于它的非历史性,用德波林的原话讲叫“藐视历史”。资产阶级思想家总是将自己的观念视为永恒以及基于超历史的基础之上。历史,这个重要的质性标尺在德波林眼中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一切资产阶级思想的分水岭。这三个理论要点也内在地导引出德波林在此文第二节中表达的全新理论思想构境的中心支撑点。还应该提到,在第一节中,德波林做了一件犯忌的事,即多次引述黑格尔的思想。在斯大林对德波林学派的批判中,这也是重要罪状之一。(85)
第二节显然是文章的核心文本,其关键词是历史。这种与自然物质存在相异的客观实在的社会历史,而今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这显然标志了德波林思想中的一种逻辑转换。我推测,这并不是德波林自己的某种思想自省,而是在强大的外部话语冲击下造成的思想断裂。根据我的推断,导致德波林思想转变的主要原因,显然是他已经直接看到了马克思恩格斯于1845—1846年写下的《德意志意识形态》。此时,梁赞诺夫已经编辑整理了该书的手稿(特别是它的第一篇),并在1924年将之发表在原文版的《马克思恩格斯文库》第1卷上。可以想见,作为党的重要理论家,德波林会在第一时间看到这些文献。而这一事关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质的关键性文本,却是同年去世的列宁和全部20世纪的马克思主义者都没有看到的东西。我以为,这一文本的问世造成了第二国际以来马克思主义哲学诠释伪像的整体解构,而德波林是第一个意识到这一点的人。
正是在对这份新问世的马克思恩格斯创立马克思主义哲学新世界的第一个文本的学习和研究中,德波林逐渐意识到,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没有使认识脱离生活”,此处的生活不再是传统哲学唯物主义者普列汉诺夫、费尔巴哈和狄慈根所讲的自然物质,而是马克思所说的作为社会存在能动建构起来的历史情境。德波林的新认识为:“历史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独特的特征,而社会生活则是它的中心问题。”这一表述显然是有问题的。马克思主义不是历史主义,它的中心问题也不仅仅是社会生活,它并不是一个历时性维度和一个社会历史领域的问题。马克思新哲学的历史性是一个本体性的东西。
并且,当德波林再度重新观察实践问题的时候,实践本身的内容又发生了改变:“在马克思主义中,正是人们的实践生活第一次成为理论的基本内容;世界观的最后根源和根据,寓于实践活动之中,文化创造之中,社会历史生活之中。”(86) 请注意,德波林在此专门使用了“世界观的最后根源和根据”一语,依我的理解,这是针对哲学唯物主义立场而提出的。哲学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先在基础,但马克思用以观察自然与观察人的社会存在的最后根源却是历史的实践。在德波林自己于不久前写下的《战斗唯物主义者列宁》一文中,实践还仅仅是一个狭义的认识论范畴,而到了此处,实践却已成为一个本体性的概念。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理论逻辑进展。在这个意义上,德波林是前苏联学术界第一个读懂《德意志意识形态》的人。放到20世纪20年代的语境中看,这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此外,我认为,这种新的理解明显是超越了列宁的最终哲学视域的。所谓超越,并不是因为德波林比列宁高明和深刻,而是因为他看到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手稿。具有反讽意味的是,在1985年出版的《苏联哲学史》中,作者竟然指控,在20世纪20年代,“德波林分子”不够重视历史唯物主义问题。(87)
当然,德波林为此也重新诠释了存在论意义上的历史,他使历史的维度在单纯的面向过去的单一向度基础上增加了一个面向未来的向度。他认为:
历史过程的特点是通向未来的趋向。历史的对象不仅是过去,而且还有未来。现在不仅要消失为一去不返的过去,而且还要面向未来;现在孕育着未来。历史是经常注入现在的、生成中的未来。现在则通向未来。现在是“过去的结果和未来的保证”。时间是历史乃至整个生命的基本范畴。正因为如此,就是说,正因为一切都在变化,整个的历史才得以存在。当马克思说历史是唯一的科学的时候,也正是应当从上述意义上来理解。(88)
在这一点上,德波林是正确的。此后他还说过:“人们所过的是历史的生活,这是人胜过其他自然创造物的一大优点。”所以,在马克思那里,历史性的“时间是一个独特的范畴”。(89) 马克思的历史时间概念不是物性意义上的时间,而是历史性的社会存在中的独特生命时间。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中的历史观念与人的生命存在意义上的时间是内在一致的,这个本体论意义上的时间中的历史存在不是简单的过去,而是将过去和未来否定性地扬弃在自身内部的现在。马克思的这种基于现代性生产情境的历史和时间观念,后来又被海德格尔以思辨的方式重新表述过。我曾经在《回到马克思》一书中论及这一点。(90) 而在这里,德波林比海德格尔和其他全部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都更早地发现和理解了这一点。在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中,本雅明的历史“当下”概念是接近这一语境的。
三、 历史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
德波林还将这一重要的新的逻辑视角转向哲学本身,于是,他看到:
哲学和理论中的一切理性主义和绝对主义都表现为所确定的真理不依赖于时间,这样它们也就取得了绝对的、也是抽象的性质。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一切设置和一切存在物都只有相对的价值。任何东西都不能脱离历史的即具体的条件,一切都只有暂时的存在。(91)
由此,德波林得出了这样的结论:“马克思主义就其本身的实质而言是历史的。”这种说法相当深刻。可是,他又说,列宁是一位历史的思想家,因为在他的全部活动中,自始至终贯穿着一种历史的“精神”。这是对的,可又是不对的。说其正确,是因为列宁的一生,的确是充满历史精神的革命者的一生,他不懈地推动东方的俄国社会走进世界历史,超越资本的霸权逻辑;言其不对,则是因为列宁并没有看到《德意志意识形态》,因而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包括“伯尔尼笔记”对实践辩证法的最后理解,都没能注入具体的现实的社会历史性的逻辑。
通过对历史概念的这种独特理解,德波林进而发现:“人在自己的历史生活中创造某种独立的世界。”(92) 在马克思那里,这也是一个客观的物质世界,但又是一种不同于过去德波林与普列汉诺夫在哲学唯物主义中坚持的那种自然物质世界的新的客观世界。这一点,德波林基本上说对了。然而,德波林又说,这个世界仅仅是指“宗教、法权、艺术、哲学、科学、经济等等”,即指黑格尔那里属于“精神科学”的对象。显然,德波林错误地将马克思所说的社会历史存在简单地理解为文化观念现象。也是在这个意义上,他说,这些东西是“集体的人的创作”。并且,“这些由人的活动创造的产品,异化于人而与人相对立,成以客观的实在,成为某种独立的世界”。这真是一团逻辑糨糊。
首先,社会历史的观念生活之畸变成独立的客观实在是一种异化,这是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观点。在黑格尔那里,理念沉沦于自然物性存在,在社会历史中又通过人的劳动异化为实在的“第二自然”,只是在最终的绝对观念之自我扬弃中才复归于精神。德波林并不知道,这种东西,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物主义逻辑中是不能简单复述的。其次,20世纪初,在与普列汉诺夫、德波林的哲学唯物主义论战时,波格丹诺夫曾在错误的意义上使用了马克思的拜物教批判语境,并将哲学唯物主义作为拜物教彻底否定掉了。德波林此处的理解正好误入波格丹诺夫埋设的逻辑陷阱。可悲的是,德波林对此丝毫未觉。我认为,就这一点而言,德波林仍然没有真正弄懂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或者说,德波林从根本上将马克思的历史性概念误读了。
也因此,德波林才会将这个不同于自然物质世界的新的“独立的世界”,简单看作马克思所批判的那个意识形态。在他看来,马克思是这样认为的:
人们在发展自己的物质生产的同时,在自己的这种活动中也发展和改变着自己的思维和自己思维的产物。人们的历史生活和活动的全部内容可以归结为改变自然,不断改造自然,以及相应地改变“精神”即整个意识形态。可见,整个意识形态是历史的产物,而在每一具体阶段上则是人对自然的一定关系和人们彼此间的一定关系的结果。在这样的条件下,历史就成了一切科学世界观的中心问题。(93)
德波林总会在理论表述中暴露出自己的理论破绽。每当他转述马克思的观点时,总有相当大的误读成分。正如在此处,德波林的结论是对的,历史是马克思科学世界观的中心问题,可是,人们的改变自然的物质生产并不直接与意识形态相对应,其间是有一个巨大的社会历史生活和历史性的社会存在作为中介的。根据马克思的原意,意识的本质是历史时间中的“我对我环境的关系”,可是意识形态的本质并不是人们对自然与人和人之间的一定关系的一般结果,而是以歪曲的形式颠倒地呈现出来的观念存在,这既可以是人对自然的非历史的理解(如费尔巴哈哲学唯物主义中的自然概念),也可以是以虚假的关系遮蔽起来的奴役性的社会统治关系。显然,在马克思那里,意识形态并不是一个中性的描述性概念,而是一个批判性概念。拜物教就是布尔乔亚最大的意识形态之一。在这一点上,作为马赫门徒的波格丹诺夫在《偶像国家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一文中的阴毒的理解倒是对的。(94)
认识到这一点之后,德波林进行了深刻的自我反省,他终于再次回到了哲学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可是这一次,他又开始透视哲学唯物主义。在他看来:
主体对客体的关系问题,不是通过直观、而是通过在实践中掌握客体这个途径来解决的。只有通过劳动,通过活动,人们才能揭开事物的本质,深入存在的奥秘。主体对客观的胜利,是通过技术、通过劳动而得到的。过去的哲学家们设想,我们跟世界的关系止于思维。现在我们知道,我们跟世界的真正关系在于活动。(95)
我们对外部世界的关系,不再是哲学唯物主义所固守的人与自然物质的关系,而是人与自己作用于其上的客体之间的关系。并且,我们与客体的关系并不始于直观,即不始于感性经验,而是始于主体的实践,即主体性的劳动生产活动。在不久前写下的《战斗唯物主义者列宁》一文中,德波林还在强调“物质反映在我们的感觉中,也就是说,物质通过它作用于我们的感觉器官而造成的印象被我们所认识”(96) ;到了此处,人的认识就不再是由外部物质直接作用于我们而形成的意识了,必须从主体活动出发,也只有通过主体的实践活动,才能揭开包括自然物质存在在内的全部客观事物的存在和本质的奥秘。一来一去,德波林在认识论观念上有了很大的进步。显然,我们能看到德波林这里的观点已经在接近列宁在“伯尔尼笔记”思想变革中获得的新认识。德波林终于理解,“存在既包含自然界,又包含历史”(97) 。更重要的是,“自然界作为人们活动的客体,通过历史揭开自己的秘密”。这是对康德问题的马克思式的正确解答。康德说,自然通过一定的形式呈现给我们;马克思则认为,这个呈现本身是由人的历史性实践造成和构境的。也由此,“从马克思的时代起,世界历史构成了生活和哲学思考的中心问题,因为在历史活动中,就像一个焦点一样,集中着我们对自然界以及对精神界的全部关系,即集中着全部生活”(98) 。不过,德波林的表述常常缺少完整性,在此他就又漏掉了自己刚刚理解了的社会生活。
德波林在诠释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历史科学时这样写道:
辩证唯物主义主要是历史的世界观。存在的本性、一切现存事物的本性,都在它的产生过程中即它的历史发展中被揭示出来,因为世界是永远变化的,而不是什么僵死的、一成不变的东西。世界的历史是世界的演进的特殊形式。所以说,历史是整个宇宙的存在形式。既然是这样,历史就必将成为一门基本的学科。(99)
德波林的第一句话是对的,可是,他对马克思哲学新世界观中历史概念的解释还是有问题。历史概念虽然不再是历史学的那个领域性范畴,但也不是他那里仅仅成了变化发展的那个含义,依我的理解,这一点也不是马克思历史概念的主要质性规定。我已经说过,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中的历史概念是基于现代性的物质生产而建构起来的一种本体论的范畴,它主要表明了一定历史语境中的现实的、具体的真实时间性。在此,历史表征了一种深刻的社会存在的有限生成性,而不是所有物质存在都具有的变化发展特点。
有意思的是,德波林的论述逻辑常常相当混乱。在这一文本的最后,他再次重新定义了马克思新世界观的历史概念。这一次,他将其与黑格尔哲学的历史逻辑进行了联结,其间又是真理与谬误交杂。我猜想,德波林此处关于黑格尔的讨论,也是他的“罪行”之一,在斯大林看来,他一定过于强调了马克思主义与黑格尔的关联。
德波林说:“人的历史的内容是人们的活动,因为人们的活动首先表现在物质活动的生产中”。这是对的。德波林看到,在黑格尔哲学中,经济与劳动已经被纳入到理性的体系中去了。于是,“历史其实是劳动的王国,因为通过劳动实现着发展的过程,即向文化的高级阶段的上升”。但德波林认为,黑格尔虽然比同时代的其他哲学家更深刻地理解了经济的意义,但也没能真正理解经济的内在生活和发展。“真正的社会界的哲学家,劳动的哲学家乃是马克思”(100) ,因为后者把劳动提升为“世界历史性的原则,世界观的原则”。所以,在一定的意义上,“劳动是一个辩证法的原则”。德波林说:
经济的意义不止于满足我们的物质需要,它还是人类社会借以占有自然界、成为自然界的主人的手段。经济是组织起来、联合起来的人类的伟大而客观的创造物。而整个人类的认识、全部科学,其最后的根据也就在于这种创造,这种活动。与此同时,马克思把具体的社会实践提到了哲学理论的高度。人的实践生活、实践活动第一次成为思想的理论工作的对象——极其重要的对象。在这里,客体不再作为某种异在的东西与主体相对立,也就是说,随着外界客体——自然界——的变化,人也在发生变化。物质生活的生产成了客体与主体之间、自然界与社会之间的联系。(101)
德波林想表达的意思似乎是有一定道理的,可是,这里的表述中存在着多重逻辑混乱。在他那里,实践活动、物质生产与经济是一种东西;而在马克思那里,这完全是三种有着质性差别的、不同层级的社会活动。历史性的社会物质实践,是全部马克思主义哲学新世界观的基础;物质生产是实践活动中最基始的条件,也是社会存在的决定性物质前提;经济活动不过是人类社会物质生活历史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出现的特定的社会现象。不过,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理论领域中这一重要的理论逻辑分辨,从第二国际理论开始就是一笔视线模糊的理论和学术的烂账。
此文的第三节则主要讨论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破产以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经验,特别是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对未来共产主义的意义。其中,德波林还展望了共产主义新人的出现。不过,没有什么令人激动的东西。
这就是德波林写于20世纪20年代的一个被删除的历史文本。文本中包含了对马克思恩格斯历史唯物主义的正确指认,但这一发现被意识形态地铲除了,消失在历史的黑暗之中。如今,终于能够重新面对这个历史真相,从而令我们能更准确地看到一种马克思主义思想史的历史性时间刻度。
(1)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55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82页。
(2) 参见《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55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84页。
(3)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55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85页。
(4)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55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90页。
(5)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55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91页。
(6)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55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92页。
(7)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55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22页。
(8)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55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22—123页。
(9) 参见《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55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26页。
(10)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55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27页。
(11) 黑格尔: 《逻辑学》下卷,杨一之译,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第429页。
(12) 参见黑格尔《逻辑学》下卷,杨一之译,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第430页。
(13) 参见《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55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42页。
(14)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55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57页。
(15) 参见《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55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57—158页。
(16)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55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58页。
(17) 黑格尔: 《逻辑学》下卷,杨一之译,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第429页。
(18) 黑格尔: 《逻辑学》下卷,杨一之译,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第431页。
(19) 黑格尔: 《逻辑学》下卷,杨一之译,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第432页。
(20)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24页。
(21)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55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58页。
(22)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55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58页。
(23)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55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59页。
(24) 参见黑格尔《逻辑学》下卷,杨一之译,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第437—438页。
(25)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55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59页。
(26) 参见拙著《回到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4章。
(27) 柯尔施: 《关于“马克思主义和哲学”问题的现状》,载《马克思主义和哲学》,王南湜译,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第81页。
(28) 德波林: 《哲学与政治》下册,李光漠等译,三联书店1965年版,第835页。
(29)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55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60页。在稍后的一段笔记中,列宁再一次说明了这个观点。[参见《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55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86页。]
(30)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405页。
(31) 参见莱文《辩证法内部对话》,张翼星等译,云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83页。
(32) 弗兰尼茨基: 《马克思主义史》第2卷,胡文建等译,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2页。
(33)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55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62页。
(34) 参见黑格尔《逻辑学》下卷,杨一之译,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第475页。
(35) 参见《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55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70页。
(36)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55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71页。
(37) 参见黑格尔《逻辑学》下卷,杨一之译,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第459页。
(38)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55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72页。
(39) 参见黑格尔《逻辑学》下卷,杨一之译,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第467页。
(40) 参见黑格尔《逻辑学》下卷,杨一之译,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第475页。
(41)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55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75页。
(42) 参见阿尔都塞《列宁在黑格尔面前》,载《列宁和哲学》,杜章智译,台湾: 远流出版公司1990年版,第141页。
(43) 参见阿尔都塞《列宁在黑格尔面前》,载《列宁和哲学》,杜章智译,台湾: 远流出版公司1990年版,第143页。
(44)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55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75页。
(45)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55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78页。
(46) 参见黑格尔《逻辑学》下卷,杨一之译,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第485页。
(47) 黑格尔: 《逻辑学》下卷,杨一之译,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第485页。
(48)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55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77页。
(49) 参见《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55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78页。
(50)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55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81页。
(51)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55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81页。
(52)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55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82页。
(53) 黑格尔: 《逻辑学》下卷,杨一之译,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第522页。
(54)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55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83页。
(55) 参见《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58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92页。
(56) 参见莱文《辩证法内部对话》,张翼星等译,云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74页。
(57) 杜娜叶夫斯卡娅: 《马克思主义与自由》,傅小平译,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59页。
(58)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55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86页。
(59) 参见《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55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60页。
(60) 参见《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55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86页。
(61)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55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83页。
(62)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55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83页。
(63)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55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87页。
(64) 参见弗兰尼茨基《马克思主义史》第2卷,胡文建等译,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7页。
(65) [瑞士]鲍亨斯基: 《苏俄辩证唯物主义》,薛中平译,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32页。
(66) 德波林(ДЕБОРИН, 1881—1963),全名为阿布拉姆·莫伊谢也维奇·德波林,前苏联著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1881年,德波林出身于立陶宛科夫诺城的一个犹太家庭。1897年,他曾经学做锁匠,后供职于乌克兰克尔森政府,因与秘密社会团体来往,1902年曾被逮捕。1903年,德波林逃离俄国,在瑞士伯尔尼大学学习哲学和历史。同年,加入布尔什维克。1908年德波林毕业于伯尔尼大学哲学系。早年,德波林师从普列汉诺夫,十月革命前已成为重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在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方面做出了重要的功绩。他在1909年所撰写的《辩证唯物主义》(最早发表于《时代的交叉点》杂志)一文,曾经被列宁摘录过。可是,德波林在政治立场上却一度是一名孟什维克主义者。十月革命胜利后,德波林主要从事社会科学理论研究和编辑工作,一度成为以《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为阵地的“德波林学派”的主要代表,与所谓的“机械论”进行过理论争论。1929年,德波林加入苏联共产党,并成为苏联科学院院士。1931年,“德波林学派”被斯大林点名批判。1935年,德波林转入苏联科学院工作,曾任哲学所所长、历史与哲学部主任。主要代表性论著有: 《思想家列宁》(1925年)、《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入门》(1931年第6版)、《费尔巴哈》(1929年)、《17—18世纪唯物主义史纲》(1930年)、《辩证法与自然科学》(1930年第4版)、《哲学与政治》(文集,1961年)等。
(67) 1921年成立红色教授学院时,列宁同意吸收德波林任教,但他明确指出:“如果他宣传孟什维克,就逮捕他”。
(68) 列宁十分重视这一刊物,他那篇著名的《论战斗唯物主义的意义》就发表于此刊1922年第3期上。该刊于1944年停刊。
(69) 我注意到,目前国内学术界对德波林的评价仍然沿用过去前苏联学术界的观点。比如许多相关中文辞典和网站对“德波林学派”的说明如下:“苏联以哲学家德波林为首的一个哲学派别。20世纪20年代初在与机械论派的论战中形成,20年代后期在与正统派的论战中达到全盛;30年代初受到斯大林和联共(布)中央的批判后解散。主要成员有德波林、卡列夫、史登、卢波尔等。理论阵地为《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主要观点为: 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普遍意义,批判机械论派‘科学本身就是哲学’的观点。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同英、法、德等国古典哲学的联系,甚至把马克思主义哲学黑格尔化。主张实践和理论互为基础,反对正统派的哲学‘以国家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为中心’的主张。拒绝和曲解列宁主义哲学的党性原则。低估列宁及其著作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中的作用,否认哲学发展的列宁阶段,抬高普列汉诺夫在哲学发展史上的地位。斯大林认为,德波林学派的特征是理论脱离实际,抛弃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为社会主义服务;其居于领导地位的人,故步自封,骄矜自傲,互相吹捧;在学术上缺乏应有的谦虚。1931年,该学派受到联共(布)中央和苏联哲学界的批判。1月25日,联共(布)中央作出改组《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编辑部的决议,并将其成员从各个哲学机关领导岗位上调离。德波林学派的哲学观点和苏联对它的批判,在苏联、中国及欧洲的哲学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我认为,前苏联学术界对德波林的这个评价是存在问题的。其中,从学术评价上看,对德波林的批评,一是说他“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同英、法、德等国古典哲学的联系,甚至把马克思主义哲学黑格尔化”;二是抬高了普列汉诺夫,低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发展中的列宁阶段,特别是在《思想家列宁》一书中说“列宁是普列汉诺夫的学生”(参见《苏联哲学百科全书》I,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第508页)。而我认为,德波林所持的两个观点除去所谓“黑格尔化”以外基本上都是正确的,这正好涉及我在本文中将要分析的问题。前苏联学界对德波林的评价,基本上依从了1930年斯大林与哲学和自然科学红色教授学院党支部委员会的谈话中的观点,即从“形式主义”的错误升格为“孟什维克的唯心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斯大林的观点主要是政治性的,在学术层面上是站不住的(参见《斯大林与哲学和自然科学红色教授学院党支部委员会的谈话》,李静杰译,载《哲学译丛》1999年第2期)。直到1985年,前苏联学界集体编写的《苏联哲学史》一书仍然维持对德波林学派的政治定性,只是说了一句“遗憾的是,后来德波林分子的哲学立场被某些哲学家说成是彻头彻尾的唯心主义、黑格尔主义、反马克思主义”(参见叶夫格拉弗夫主编《苏联哲学史》,贾泽林等译,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25页)。我也注意到,周国平早期曾写过关于德波林的文章,他的一些评论值得肯定,但他的研究还是过于简单和表面化(周国平的文章可参见《未定稿》1980年第5期)。
(70) 德波林: 《哲学与政治》,李光漠等译,三联书店1965年版。
(71) 马克思、恩格斯: 《德意志意识形态——“I. 费尔巴哈”》,载《马克思恩格斯文库》第1卷,莫斯科,1924年,第211—256页。中译文参见梁赞诺夫编《梁赞诺夫与<德意志意识形态>》,夏凡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72) 德波林: 《思想家列宁》,莫斯科,1925年。此书一共有三篇: 一是写于1924年的《战斗唯物主义者列宁》,二是写于1925年的《辩证论者列宁》,三是写于1924年的《列宁与现时代》。
(73) 德波林: 《哲学与政治》下册,李光漠等译,三联书店1965年版,第835页。
(74) 参见德波林《哲学与政治》下册,李光漠等译,附录,三联书店1965年版,第835—840页。中文版将俄文版中1961年出版时被删除的一些重要文本和文本段落依照原始文献重新译出,并作为文集的附录刊出。这一做法使该文集的中译本具有了重要的历史文献学意义。
(75) 参见德波林《哲学与政治》下册,李光漠等译,三联书店1965年版,第817页。
(76) 在米丁与德波林的论战中,米丁说,列宁是普列汉诺夫的学生这样一个说法“应该结束了”,“列宁从其活动的最初年代起就已经是唯一的、最彻底的、名副其实正统的、自立的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发展的真实历史是从马克思恩格斯到列宁,绝不是经过普列汉诺夫”。(参见米丁《关于后哲学辩论的总结》,载《德波林学派资料选编》,张念丰、郭燕顺等编译,吉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86页。)
(77) 参见《斯大林与哲学和自然科学红色教授学院党支部委员会的谈话》,李静杰译,载《哲学译丛》1999年第2期。
(78) 德波林: 《战斗唯物主义者列宁》,载《哲学与政治》下册,李光漠等译,三联书店1965年版,第422页。
(79) 这一注释的原文参见德波林《哲学与政治》下册,李光漠等译,三联书店1965年版,第817—818页,被删改后的注释则见第422—423页注②。
(80) 这一物质定义的原文参见德波林《哲学与政治》下册,李光漠等译,三联书店1965年版,第818页。
(81) 这一物质定义被删改过的文本情况可参见德波林《哲学与政治》下册,李光漠等译,三联书店1965年版,第440页。
(82) 这两处删改情况可参见德波林《哲学与政治》下册,李光漠等译,三联书店1965年版,第819页。
(83) 1925年,苏联杂志《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第1—2期合刊和《布尔什维克》第5—6期合刊分别发表了列宁“伯尔尼笔记”的部分内容。
(84) 德波林: 《哲学与政治》下册,李光漠等译,三联书店1965年版,第830页。
(85) 1930年,斯大林在与苏联哲学和自然科学红色教授学院党支部委员会的谈话中明确指出: 德波林学派“比普列汉诺夫还坏。辩证法对德波林分子来说恰好是现成的箱子,而黑格尔是他们的圣像。他们一成不变地接受黑格尔。他们使黑格尔复辟,并将他塑成圣像”。(参见《斯大林与哲学和自然科学红色教授学院党支部委员会的谈话》,李静杰译,载《哲学译丛》1999年第2期。)
(86) 德波林: 《哲学与政治》下册,李光漠等译,三联书店1965年版,第835页。
(87) 参见叶夫格拉弗夫主编《苏联哲学史》,贾泽林等译,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25页。
(88) 德波林: 《哲学与政治》下册,李光漠等译,三联书店1965年版,第836页。
(89) 参见德波林《哲学与政治》下册,李光漠等译,三联书店1965年版,第837页。
(90) 参见拙著《回到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6章。
(91) 德波林: 《哲学与政治》下册,李光漠等译,三联书店1965年版,第836页。
(92) 德波林: 《哲学与政治》下册,李光漠等译,三联书店1965年版,第837页。
(93) 德波林: 《哲学与政治》下册,李光漠等译,三联书店1965年版,第837页。
(94) 波格丹诺夫: 《偶像国家与马克思主义哲学》,载《马列著作编译资料》第14辑,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95) 德波林: 《哲学与政治》下册,李光漠等译,三联书店1965年版,第837—838页。
(96) 德波林: 《战斗唯物主义者列宁》,载《哲学与政治》下册,李光漠等译,三联书店1965年版,第439页。
(97) 德波林: 《哲学与政治》下册,李光漠等译,三联书店1965年版,第838页。
(98) 德波林: 《哲学与政治》下册,李光漠等译,三联书店1965年版,第838页。
(99) 德波林: 《哲学与政治》下册,李光漠等译,三联书店1965年版,第839页。
(100) 德波林: 《哲学与政治》下册,李光漠等译,三联书店1965年版,第839页。
(101) 德波林: 《哲学与政治》下册,李光漠等译,三联书店1965年版,第839—84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