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篇 “伯尔尼笔记”： 站在哲学巨人肩上的列宁
图9 1914年的列宁
列宁哲学思想发展的第三个时段是从1914年开始的,期间的核心文本就是我们十分熟悉的“伯尔尼笔记”,主要就是列宁于1914—1915年间,在瑞士伯尔尼系统研究黑格尔哲学时写下的一批非常重要的摘录性笔记和心得。无疑,这也将是本书下篇集中研究和讨论的主体内容。客观而言,比之原来的研究,这部分作为研究对象的文本并未增加太多新内容,解读的关键问题在于以什么样的思考构架来重新面对它。这部分内容是本书研究和思考的重点,我所提出的理论构境方法也主要就是针对这个文本群的语境活化。
图10 1914—1915年列宁学习和研究黑格尔哲学时
所在的瑞士伯尔尼图书馆
在1930年以后斯大林教条主义意识形态构架的统摄之下,那种将列宁哲学思想强制性地置于非历史性的同质化解读语境之中的粗暴做法在前苏东学界逐步盛行,尤其是前苏联学者凯德诺夫关于列宁“哲学笔记”研究的“计划构想论”,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成为这个研究领域中重要的理论参照模型,影响深远。然而,在对列宁长达20余年的哲学学习和研究过程进行深入考察、分析与探讨之后,我认定,凯德诺夫的这个“计划构想论”完全是带有意识形态意味的伪构境。这个伪构境以一种非历史的拟像,制造出列宁的第三次系统哲学研究——“伯尔尼笔记”只是为写作辩证法专著而做这一虚构的思想史假性构境。我以为,这个结论根本经不起严肃的文献学和理论学术的深究性追问。从我所拟现的新的构境式的解读语境来看,列宁在“伯尔尼笔记”中对黑格尔哲学的研究过程并不是一个平滑的同质性逻辑进程,并且,在这次研究的全程之中,列宁对黑格尔哲学的认识也并不总是完全正确的。与此相反,“伯尔尼笔记”恰恰映射出这一时期列宁思想所经历的多次重大逻辑异轨和飞跃。细细考察之下,我们可将之界划为如下几个异质性阶段: 第一个阶段为列宁以否定性的观念来面对黑格尔的认识阶段,第二个阶段是不同逻辑认知构架激烈冲突的思想矛盾时期,第三个阶段系列宁哲学思想产生重大转变和理论逻辑异轨的阶段,第四个阶段则是他对自己哲学研究所作的思想小结。从逻辑线索上看,在“伯尔尼笔记”中,列宁前期阅读的思考逻辑是一个他性的同一,而不久之后,随着阅读和研究的深入,这种假性的同一性和他性理论回路自然而然地消解了。并且,在列宁的思考逻辑中,矛盾的认识甚至是逻辑分裂的现象不断出现,但恰恰就是在这种矛盾与分裂的内省和思考中,列宁迈向了新的重要理论逻辑异轨。当全部研究划上句号,在进行理论小结时,列宁又无意识地建构起一种新的非同一性。
本书下篇的研究,将以细微的文本拟境印证我的这个新的理论判断。
需要特别说明的一点是,在以下的“伯尔尼笔记”研究中,除去前苏东学者的论见,我们还将遭遇一些西方列宁学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者的相关见解,如柯尔施、阿尔都塞、莱文、杜娜叶夫斯卡娅等。他们对列宁哲学思想的关注主要集中于“伯尔尼笔记”。特别是自列弗斐尔于1938年和杜娜叶夫斯卡娅于1953年将“伯尔尼笔记”分别译成法文和英文之后,这种研究成为西方学界的一个热点。增加这种特殊的互文性视角,主要是试图界划自己的观点与西方列宁学观念的异质性。
伽达默尔说过,文本不是一个独立的质性事物,而是一种关系。(1) 当我们面对文本时,关系就已经发生,我们看到的永远不是某个独立的文本,而是文本与我们的关系,我们的阅读和研究所背负的历史性视域已经浸透其中。因此,我认为,囿于特定的教条主义理论构架的制约,凯德诺夫并未真正走进列宁“伯尔尼笔记”的语境。不过,凯德诺夫们在特定历史时期中以他们的视域所得出的理论结论也并不能就此封闭文本阐释的可能空间,进入21世纪,当我们愿意诚恳地重新来面对这份重要文本时,它同样将为我们重新开启。我希望,自己的这次研究会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学者在摆脱前苏东意识形态构架之后,独立探索和开拓出的全新的阅读和研究视域。
图11 列宁从事写作的书桌
图12 列宁曾经阅读过的书籍
(1) 参见伽达默尔《解释学、美学与实践哲学——伽达默尔与杜特对谈录》,金惠敏译,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4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