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哲学思想的非同质性
先要言明一个问题,即列宁的“哲学笔记”并不是一部现成在手的哲学著作,而只是记录了列宁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长达20余年的哲学学习和研究的不同性质、形式多样的亚文本与拟文本群,它直接反映了列宁的哲学学习和研究过程是一个跨世纪的复杂思想认识过程。在此专门标识出列宁“学习”哲学的性质,是为了揭开对青年列宁“对哲学并不在行”这一历史事实的意识形态文饰。我要特别指出,列宁从一开始就是一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在经济学与政治理论等其他方面,青年列宁的确有着非常扎实的积累和具体研究。之所以说列宁一开始就是一位马克思主义者,指的是他是以革命性的文献登上俄国的社会历史舞台的。实际上,列宁当然有他非马克思主义的少年和青年时代,虽然他有一个直接参与民主主义革命斗争活动的兄弟,可是他当时受到的影响多为民意党的观念。据资料显示,1888年秋天,列宁就在喀山开始研读马克思的《资本论》,这一研究一直持续到次年夏天,虽然列宁全家又迁居萨马拉,并且他同时还在准备法科大学毕业的国家考试,但这些都没能打断他的学术研究。(4) 当时他的研究对象包括了《共产党宣言》、《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哲学的贫困》、《法兰西内战》、《路易·波拿巴政变记》、《哥达纲领批判》、《法兰西的阶级斗争》,以及《反杜林论》。(5) 可是,在哲学思想的认识和理解上,列宁20多年的思想发展并不是一个绝对同质性的流变过程。
之所以提出这样的问题,是因为在前苏东学术界的传统研究中,对列宁哲学思想发展的理解缺乏真实的历史时间性,为了建构和维护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的总是正确和绝对正确的列宁形象,不惜抹杀列宁思想过程的具体理论质性,而以平滑的同质连续逻辑总体建构出一种虚假的思想镜像,并以此对列宁哲学思想进行了非历史的思想史篡位和逻辑替代。下文中我们将讨论这一历史现象生成的原因。所以,在苏联学界1930年以后对列宁哲学思想发展的评论中,我们看不到这一长达20多年的思想发展过程的具体变化,看不到不同文本之间的差别,看不到列宁自己哲学认识上的具体进步。我以为,这是那种以主观唯心主义逻辑为前提的“辉煌史”构架在列宁哲学研究中的具体体现。(6) 突出地强调这一点,还在于这种情况同样出现在国外学界对列宁哲学思想的研究中,如法国学者巴里巴尔(阿尔都塞的学生)就将列宁哲学视为一个思想同质体,并称其“接近于《达尔文主义和社会主义》(考茨基),介于历史的马克思主义(拉布里奥拉)和决定论的马克思主义之间”。(7)
在此,我提出: 列宁的哲学思想是一个包含一定的非连续性的分期断代过程。依我的看法,列宁哲学思想发展的起点大约是在19世纪末,这一有着内在逻辑联系的思想进程从总体上可以分成三个时段:
一是早期列宁哲学思想发展阶段,这应该是从1894年的《什么是“人民之友”?》开始,一直持续到1906年以前。(8) 在这个时期,列宁的哲学思想并不表现为理论学术上的研究和进展,而是他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实践家在现实革命实践中灵活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过程。青年卢卡奇说过,革命的现实性是列宁思想的核心,也是他与马克思的决定性联系。(9) 这是正确的判断。依我的看法,这主要体现为列宁针对不同时期俄国革命的现实需要,分别强调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前提和革命历史主体的能动作用。前苏联的《哲学史》第5卷的作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列宁阶段的第一个时期为1894至1907年。据称,这一时期是“开辟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列宁阶段时期”。(10) 在这个阶段中,在辩证唯物主义方面,列宁与新康德主义、民粹主义和主观社会学进行斗争;而在历史唯物主义方面,则是“论证主观因素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问题”。我觉得这个总体性的结论过于抽象了,因为在这十多年的革命实践里,列宁在不同的时期针对不同现实问题的分析中,强调了不同的主题。我对这个时期的定性判断,与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中的观点十分不同,我发现,青年列宁这一时段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观念主要是依附于他的老师普列汉诺夫以及第二国际理论家的。阿多拉茨基说,此时列宁“已经熟知普列汉诺夫的全部著作”(11) 。德波林也指出,“列宁在哲学方面是普列汉诺夫的‘学生’,他自己也不止一次地说过”(12) 。并且,在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方面,青年列宁的某些观点并不一定都是完全准确的,此时他尚未形成自己独立的哲学语境和理论回路。前苏联学者阿多拉茨基说,列宁此时已经对辩证唯物主义作出了“光辉评述”,这证明列宁“早在青年时代就已经读过、研究过并且掌握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全部主要著作”。(13) 这种评价显然过高、过满了,这种不实的评价是前苏联列宁思想史研究中意识形态伪构境的开启点。阿多拉茨基还认为,列宁曾经写下过关于《反杜林论》等哲学著作的笔记,但后来都遗失了。
1893年秋天,列宁从萨马拉移居圣彼得堡,在那里完成了著名的《什么是“人民之友”?》一文。此文的中心线索是反对民粹主义,此时的列宁与普列汉诺夫一样,重点强调资本主义在俄国生成的客观必然性。1895年12月,青年列宁被捕入狱,在被关押了14个月之后,他又于1897年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并在那里一直逗留到1900年。前苏联的《哲学史》第5卷作者声称,在流放期间,青年列宁曾经深入研究过康德、黑格尔和法国唯物主义者的哲学著作,并且与弗·林格尼克就哲学问题进行了大量的通信。(14) 而据威特尔的说法,在1900年列宁流放回来后寄给自己母亲的书中,包括了斯宾诺莎、爱尔维修、康德、费希特、谢林、费尔巴哈、朗格和普列汉诺夫的书。(15) 但这些说法都没有第一手的直接文献证据。能够有文献证明的是,在1894—1895年期间,列宁曾经研究了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以及《论住宅问题》,还有马克思的《资本论》第3卷。在哲学方面,他于1895年深入研究了马克思恩格斯的《神圣家族》,并在1901年先于普列汉诺夫读到梅林编辑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拉萨尔遗作选》,关于此书他曾专门向后者提到青年马克思的博士论文。(16) 1900至1903年,青年列宁与他的老师普列汉诺夫以及“劳动解放社”的其他成员(阿克雪里罗得、查苏里奇等人)一起侨居国外(瑞士、德国、法国和英国),这是他与普列汉诺夫关系比较密切的时期。从现存的文献上看,1903年前后,列宁在日内瓦也对西方哲学史和哲学概论进行过并不系统的初步学习和研究,但没能完成对哲学思想史逻辑平台的搭建。(17) 所以,其时在列宁的哲学认识中发生的一些思想转变,除去现实斗争的需要之外,更多是依从普列汉诺夫和其他第二国际思想家的。此时,列宁鲜有自己独立的哲学思考,恩格斯等经典作家以及普列汉诺夫等人的哲学观念即是他的自指他性镜像。这里的自指他性镜像借用了拉康的观点。在拉康的镜像理论中,人的心理自我的形成,最初是借助于外部的某种镜像反指关系来达到的。我在此处想说明的问题是,青年列宁最初的哲学观点主要是通过普列汉诺夫等外部的权威理论逻辑来反指和认同的。可是,自1900年以后,列宁与普列汉诺夫在对俄国社会革命前途等重大现实问题上的看法开始明显不一致起来,在前者的理论构境中存在的实践关怀也愈来愈多地生发出一种强调主体能动性的逻辑射线。
二是1906至1913年这一时期,我觉得,这是列宁研究和掌握哲学唯物主义理论的重要时期。1907年11月,列宁离开俄国,在国外度过了长达九年半的岁月。一直到1917年4月,他才回到俄国。1908年1月初,在斯德哥尔摩和柏林各居住了一段时间之后,列宁在日内瓦定居了下来。期间,他来往于欧洲的各个城市之间。在这个历史时期,除去日益复杂激烈的政治斗争之外,列宁已经开始系统地学习和研究哲学理论,并在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物主义和认识论的基本理论的深入理解中获得了重要的进展。前苏联的《哲学史》第5卷的作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列宁阶段的第二个时期为1908至1917年。据称,这一时期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创造性发展时期”(18) 。我在上面所提到的逻辑质性混淆就发生在这一断代分析之中。因为,列宁1908年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与1914—1915年的“伯尔尼笔记”,被武断地假设为同质性的逻辑连续。在这里,应该注意的理论界线是,既要反对西方列宁学所人为制造的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与“伯尔尼笔记”之间的逻辑断裂,又要仔细界划列宁思想在这两个关键性文本之间的内在联系与重要的质性区别。1906年,针对波格丹诺夫《经验一元论》中的马赫主义的错误观点,列宁写下了题为《一个普通马克思主义者的哲学见解》的长文。这一文献为三个笔记本,可惜它们后来都遗失了。从1908年开始,为了反对马赫主义及其俄国的追随者,列宁两次系统地学习和研究了许多重要的哲学文献,其中不仅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和他的老师普列汉诺夫的著作,也包括有关西方哲学史和当代哲学思潮的文章,当然最重要的还是他集中研究和思考了唯物主义哲学家费尔巴哈和狄慈根的论著,此外还包括关于俄国唯物主义哲学家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研究性著作。通过对哲学唯物主义逻辑的学术研究和逻辑认同,列宁第一次成为了一个有着深厚哲学素养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列宁在这一时期写下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是战斗的哲学唯物主义的光辉论著。面对自然科学的最新进展,列宁在复杂的哲学斗争前线勇敢地捍卫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前提。可是,此时列宁的思想中还缺少对马克思以实践为基础的历史辩证法学说的更深刻的理解,以至于在他对马赫等唯心主义哲学的批判中还存在不少可以进一步加深的地方。特别是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和布尔什维克主义者波格丹诺夫等人,将哲学唯物主义与马克思所批判的资产阶级经济拜物教观念有意混淆起来,使得列宁的理论批判和斗争更加困难与复杂。在这一点上,同期的普列汉诺夫、德波林等人对哲学唯心主义的批判也不具有真正的理论穿透力。具体情况可参见本书第二章的附文。更重要的问题是,列宁并不能将哲学唯物主义的立场与布尔什维克的革命实践意向很好地链接起来。
三是从1914年开始的时期,这个时期的主体部分是列宁在1914到1916年间对黑格尔辩证法和认识论的专题哲学研究,即列宁在“伯尔尼笔记”中的不断变化着的飞跃性哲学思考。列宁于1914年9月5日到达瑞士伯尔尼,在不长的时间内开始进行第三次系统的哲学学习和研究。列宁之所以下决心系统地学习和研究黑格尔哲学,一是起因于他在1913年对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的阅读,他在其中发现,每当马克思与恩格斯讨论辩证法问题时总是同时指涉黑格尔;二是现实革命斗争的实践需要。依我的看法,通过这个时段对哲学的第三次系统研究和思考,列宁破除了普列汉诺夫等人诠释话语中的他性哲学镜像,而在一种自主性的思想构境空间中更加深入地理解和掌握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辩证法的革命本质,成为一名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大家。必须指出的是,即便如此,列宁在“伯尔尼笔记”中对马克思实践辩证法逻辑的理解语境,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辩证法逻辑之间还存在一定的理论间距,切不可对列宁的哲学理论思想作非历史的过高的理论定位。这也是本书关注的一个重要逻辑层面。正是在这次重要的哲学思想进步中,列宁通过对马克思实践辩证法的深入理解,真正找到了俄国社会革命实践的科学方法指南。在后来的俄国无产阶级革命实践中,列宁对唯物辩证法的深入理解和发挥,真正使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论成为无产阶级革命与东方被压迫民族斗争和解放的强大思想武器。十月革命胜利以后,列宁仍然十分关心哲学研究。(19) 他甚至直接提出:“应该组织从唯物主义观点出发对黑格尔辩证法作系统研究,即研究马克思在他的《资本论》及各种历史和政治著作中实际运用的辩证法。”(20) 显而易见,列宁是打算延续自己在“伯尔尼笔记”中的重要理论思考的,可是历史却无情地中断了这一美好的愿景。
在这三个思想发展时段中,我们所看到的文本又是各不相同的。当然,为了完整地研究列宁这20多年的哲学思想演变过程,我的解读对象没有仅仅局限于作为本书主要研究对象的列宁“哲学笔记”,而是扩展到了列宁在这一时期写下的其他论著和文献,除去著名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外,比较重要的还包括刚才提到的《什么是“人民之友”?》、列宁与高尔基的部分通信、《<马克思和恩格斯通信集>提要》和《卡尔·马克思》等。对这一文本群的全面的历史性解读,将会是对列宁早中期哲学思想发展进程的一次重新构境。
下面,我们还是先来集中看一下列宁“哲学笔记”的基本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