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唯物主义: 《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问题》一书批注
普列汉诺夫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问题》一书,是他在反对马赫主义的斗争中写下的一篇关于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观点的重要的长篇论文。(175) 它的写作时间是1907年11—12月,1908年5月由俄国“我们的生活”出版社出版了单行本。显然,列宁在第一时间阅读了此书。普列汉诺夫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问题》一书由一个简短的引子和16小节构成,全书的最后还有一篇题为“辩证法和逻辑”的附文。书中第1—3节讨论的是哲学基本问题,主要重申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物主义基础;第4节说明了马克思与费尔巴哈的关系;第5节讨论了辩证法;第6—16节都是在阐述唯物史观的重要观点。附文是对第5节的补充。
我们看到,列宁关于普列汉诺夫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问题》一书的批注是少量的,并且也十分简单,对此我有两种假设: 一是列宁对普列汉诺夫的这本书只作了简单的阅读,他有针对性地选读了部分内容,在快速浏览中对此书作了很少的一些批注;二是列宁非常认真地阅读了这一文本,可是列宁并不能深入地全部理解这些哲学上的专业问题,所以,他看到的只是自己熟悉和觉得有意义的东西,或者说,该书中他可以看到的东西和能够激活他的思考的内容是少之又少的。这两种可能都是存在的。在此,我假定在列宁阅读此书的过程中发生的是上述第二种境况。
列宁的这一读书批注是从此书的第23页开始的,那么,我们需要思考的第一个问题就是: 为什么列宁没有在前23页中留下阅读记号?我们先来看一看,普列汉诺夫在前23页中讨论了什么。此书的前23页已几乎包括了第1—3节的大部分内容。在其中,普列汉诺夫主要讨论了19世纪30—40年代德国哲学史中黑格尔、费尔巴哈与马克思恩格斯的新世界观的关系。
在引言中,普列汉诺夫称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完整的世界观”,是“现代唯物主义,也就是现今发展到最高阶段的世界观”。(176) 这是对的。普列汉诺夫正确地指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并不能脱离“哲学唯物主义”。这是全书的主题。其中,普列汉诺夫特别提到了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不准确地“通俗化”了的狄慈根。
在第1节中,普列汉诺夫主要讨论的是马克思哲学思想的变化过程,他正确区分了这样几个阶段: 一是撰写博士论文时期的青年马克思“完全是一个黑格尔派的唯心主义者”;二是《德法年鉴》时期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已经很稳定地站在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观点上了”,根据接下来他所作的定义,这种人本主义的基础正是哲学唯物主义,因此这就是青年马克思思想中的第一次转变了;三是合作《神圣家族》时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费尔巴哈哲学的进一步研究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四是这种进步的“方向”在1845年马克思写下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可以看出来”,这当然是指马克思主义的确立,也就是马克思思想中的第二次转变。(177) 我第一次发现,普列汉诺夫关于马克思哲学思想发展的看法竟然也是两次转变说。我认为,这是一个相当深刻的思想史认识成果,它与后来的前苏东学界的观点是截然不同的,固然,普列汉诺夫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中还是包含了众多的误读。
普列汉诺夫认为,我们之所以不能很好地理解这段思想史,主要有两个原因: 一方面,我们不善于利用相关思想史的材料,同时,也不具备深入理解这些材料所需的理论“修养”,因此我们无法理解这一复杂的思想史转变过程。写到这里,我不禁哑然失笑,因为我突然想起,最近国内的一些论者正在起劲地否定马克思哲学思想发展过程中所经历的“两次转变”,还有一些人将青年马克思站在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立场上时所持的观点等同于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些判断相对于普列汉诺夫这里的研究水平而言要差上很远,这无异于是在使马克思哲学思想研究倒退100年。另一方面,普列汉诺夫认为,是“关于黑格尔哲学的知识传播得不广,而没有这种知识,就很难领会马克思的方法”(178) 。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观点,列宁在后来的“伯尔尼笔记”中深刻地体会到了这一点,并且将之深化为黑格尔的《逻辑学》与马克思的《资本论》的内在逻辑关系。同时,普列汉诺夫认为,发生这种情况的原因还由于人们“对历史唯物主义不熟悉”,而不通晓历史唯物主义,就无法理解费尔巴哈是马克思恩格斯的“直接哲学前辈”,因为费尔巴哈的哲学唯物主义“在很大程度上还奠定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世界的哲学基础”。可见,普列汉诺夫这本书的重点就是要讲清楚费尔巴哈哲学唯物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的关系,强调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仍然是哲学唯物主义。这个观点,显然是有问题的。
在第2节的前半部分里,普列汉诺夫主要说明了费尔巴哈哲学的基本观点,其一是后者的人本主义思想。显然,普列汉诺夫力图说明和解释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就是“唯物主义学说”,但是,当他大量地去讨论“人把自己的实质、把自己的精神当作上帝”之类费尔巴哈的哲学观点时,初入德国近代哲学史视域的列宁显然对此不知所云。在随后的内容里,虽然普列汉诺夫是在说明费尔巴哈对黑格尔哲学的唯心主义实质的批判,可是当他复述康德的“外界的规律得自悟性而不是悟性得自外界,同神学上所谓神的悟性迫使世界接受它的规律的观点,也有着极其密切的血缘关系”,以及费尔巴哈所说的“我对于我本人是‘我’,同时对于别人就是‘你’。我是主体,同时又是客体”之类的思辨哲学话语时,列宁的“认知结构”中也是肯定不具备与之“匹配”的信息接受支点的。所以,这些内容在列宁此时的阅读中很可能会作为皮亚杰所说的“神秘的余数”而被视而不见。第2节的后半部分对列宁来说同样是陌生和艰涩的,因为普列汉诺夫在其中讨论了费尔巴哈人本主义与斯宾诺莎哲学的关系。他说,“费尔巴哈的‘人道主义’本身不过是卸下了神学装饰品的斯宾诺莎主义”,甚至,“马克思和恩格斯跟唯心主义分裂以后,正是采取费尔巴哈从神学装饰品中解脱出来的这个斯宾诺莎主义的观点的”。在这里,普列汉诺夫的论证过于简单了。他写道,斯宾诺莎的实体就是物质,所以,“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斯宾诺莎主义,也就是最新的唯物主义”。(179) 我估计,列宁对普列汉诺夫此语的真实意义也实在摸不着头脑。没有直接标注书上的内容就是一种阅读理解困难的征候。
不过,普列汉诺夫在第2节最后部分的讨论中有一个令我吃惊的观点。他在说明马克思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是对费尔巴哈唯物主义思想的发展时,谈到了马克思与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区别:
费尔巴哈说我们的“我”只是因为受客体的影响才认识了客体。马克思反驳道: 我们的“我”因为自己对客体的影响才认识了客体。……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世界观所形成的那个时代的社会潮流,就在这种从主体起积极作用方面来观察客体和主体相互关系的欲望中表现出来了。(180)
普列汉诺夫的这一观点真是非常深刻,并且十分有趣的是,这一观点与他自己那个地理环境决定论又似乎恰好是异质性的。不过,他仍然没有将这一重要思想与马克思在“提纲”中提出的实践观点正确地结合起来,因为这种观点与普列汉诺夫的哲学唯物主义逻辑构境并不是同构的,但却正好同质于列宁此时的现实逻辑射线。在后来的“伯尔尼笔记”中,当列宁的思想发生第二次重要理论逻辑异轨和认识飞跃时,他深入地理解了这一点。在那里,列宁比普列汉诺夫要更深刻地理解了马克思的实践辩证法逻辑,并最终获得了十月革命的哲学基础。而此时,列宁并没有直接标注这一重要观点。
第3节的主要内容还是关于思想史中的哲学唯物主义思想的讨论。这一次,普列汉诺夫从德国又走到欧洲其他国家17—18世纪的“最杰出的唯物主义者”那里。拉美特利、狄德罗、霍布斯、赫胥黎、福勒尔纷纷登场,与形形色色的唯心主义思想一起拼杀。显然,这些内容都没能引起列宁的兴奋。可是,在此书的第23页,也就是第3节的后半部分,我们终于看到了列宁的第一处批注,这是普列汉诺夫在总结费尔巴哈哲学唯物主义时解决哲学基本问题的主要观点,列宁在普列汉诺夫谈到的哲学唯物主义的前提是“不依赖于思维的存在”这句话下划了三条横线,并且在这页的边上加了三条竖线后又写下了“注意”二字。这是列宁的第一个关注点。这是这一批注中两个“注意”批注中的一个,同时,这也是此批注中唯一一个三条划线的强调标识。我想,令列宁印象最深的东西是: 哲学唯物主义的基础是不依赖思维的物质存在。这恰恰是其时马赫、波格丹诺夫之流正在否定的东西。列宁还注意到,在第24页上,普列汉诺夫说,“费尔巴哈的哲学比约·狄慈根的哲学要明确得多”。在阅读结束时,列宁又重新复述了这一他认为重要的观点。列宁同样也在这句话下划了一条横线,并在页边加了两个反括号,以示重要。(181) 这让列宁知道,狄慈根和费尔巴哈的著作构成了哲学唯物主义最重要的基本观点。我发现,就是在此处,普列汉诺夫的一个错误诠释,即狄慈根和费尔巴哈的哲学唯物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直接基础的观念,内化为列宁思想中一个重要的他性镜像的逻辑支点和强制性的理论回路。
在第4节中,普列汉诺夫通过对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讨论,来说明马克思恩格斯与费尔巴哈的关系。普列汉诺夫反对如下一种观点,即马克思恩格斯曾经是费尔巴哈的信仰者,但当他们的新世界观生成之后,就又彻底地否定了费尔巴哈,特别是后者的哲学唯物主义。普列汉诺夫认为,在马克思1845年写下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我们不难看出“这几条提纲并没有排除费尔巴哈哲学的基本论点,而且主要是要求比费尔巴哈更彻底地应用这些论点去解释人的周围现实,尤其是解释人们自己的活动”(182) 。这个判断倒不完全错。在马克思恩格斯新世界观的基础仍然是唯物主义这一点上,普列汉诺夫是对的,可是,马克思恩格斯的新世界观绝不是费尔巴哈哲学的发展,而是终结了包括哲学唯物主义在内的全部旧哲学。多么遗憾,普列汉诺夫始终意识不到马克思新唯物主义的革命意义。(183) 在这一节里,普列汉诺夫还具体讨论了《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的几个重要观点与费尔巴哈哲学的连续性,比如费尔巴哈关于主体与客体的关系与“提纲”第3条的联系,费尔巴哈的“人的本质不过是人和人的共同性、统一性”观点与马克思的“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观点的相近之处,这些解释大部分是不准确的。列宁对此没有留下任何标注。只是在这一节的最后,当普列汉诺夫说到“唯物主义历史观首先具有方法论的意义”时,列宁在这段话的页边上加了一条以示关注的竖线。
第5节是普列汉诺夫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讨论。从批注上看,列宁显然表现出了一定的思考热情。他仍然关注普列汉诺夫在上一节的最后提出的那个观点,即“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唯物主义方面的最伟大的功绩之一,就是他们制定了正确的方法”(184) 。在这一节的开始(第31页),普列汉诺夫还提出了对费尔巴哈的批评,即费尔巴哈“很少重视和利用黑格尔哲学的辩证法的要素”(185) 。列宁虽然在这里并没有直接标注这一观点,但在“伯尔尼笔记”的最后小结中,他使用了“辩证法的要素”这样的相近概念。显然,普列汉诺夫此书中的这一观点是给列宁留下了重要印象的。在普列汉诺夫关于辩证法的讨论中,引起列宁特别关注的内容是普列汉诺夫提出的这样的观点:
许多人把辩证法和发展学说混同起来,而事实上辩证法就是这种学说。但是,辩证法与庸俗的进化“理论”有本质区别,后者完全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原则之上的: 无论自然界或历史都不发生飞跃,世界上的一切变化只是逐渐进行的。(186)
从批注的情况看,这是普列汉诺夫这本书中列宁最为关注的内容。在普列汉诺夫的这一段表述中,列宁在好几句话下都划了横线,有些还加了三条横线,并在页边也用三根竖线作了标识,在普列汉诺夫说到“飞跃”和“逐渐”变化的句子边页,还用一个双线的三角标出“注意”二字。显然,列宁是赞同普列汉诺夫这一观点的。在后来的“伯尔尼笔记”中,我们看到列宁也关注了黑格尔同样的观点。
从第6节开始,普列汉诺夫开始讨论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为了突出马克思恩格斯历史观的唯物主义性质,普列汉诺夫对他那个错误的地理环境决定论作了反复的强调。从批注中可以看到,列宁两次在普列汉诺夫的相关表述下划了横线: 在第39页,列宁标识了“地理环境的特性决定生产力的发展”这句话;在第7节的第46—47页,他又标注了普列汉诺夫所说的“在马克思看来,地理环境是通过在一定地方、在一定生产力的基础上所产生的生产关系来影响人的,而生产力发展的首要条件就是这种地理环境的特性”。(187) 不过,我们并没有看到列宁对此错误表达出任何的疑问。前面我也指出过,在列宁哲学思想发展的过程中,虽然也多次批评了普列汉诺夫在哲学上的失误,可是始终没有直接反对过这个地理环境决定论。
在此后的阅读中,列宁似乎再也没有发现什么可以令他激动的东西。他只在普列汉诺夫关于唯物史观的一些基本原理的要点旁做了少量的记号。
在全部批注的最后,列宁写下了关于此书的唯一一句心得:“费尔巴哈和狄慈根。24。”(188) “24”,是普列汉诺夫提到费尔巴哈和狄慈根的第3节的第24页。也就是说,通过阅读这部书,列宁知道了关于哲学唯物主义最重要的两个人物: 费尔巴哈和狄慈根。这将是他下一步阅读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