阶级意识与革命的能动性
1905年,在关于俄国革命的现状与前途的基本判断上,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之间的斗争日益尖锐。列宁后来曾总结道: 在20世纪初期,俄国“社会民主党内部曾经发生过两次大的分裂: 一次是1900—1903年‘经济派’和旧火星派之间的分裂,一次是1903—1906年‘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之间的分裂”(118) 。列宁说,这两次分裂都是由党内存在的机会主义与革命派之间的斗争引起的。斗争的实质是关于俄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进程的领导权问题。在布尔什维克看来,“无产阶级担负着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进行到底和充当这一革命的领袖的积极任务”;而孟什维克则认为,“在资产阶级阶级革命中革命的动力和革命规模的决定者应该是资产阶级”,无产阶级不能领导资产阶级革命,更不用说将这种革命进行下去,直到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了。(119) 两派之间横亘了一道根本异质性的政治思想分歧。
斗争初期,分歧主要表现在普列汉诺夫领导的新《火星报》和列宁领导的《前进报》之间的争论与关于社会民主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文献之中。此时,列宁已经会这样来评价他的老师普列汉诺夫先生了: 他“只字不提俄国的具体情况,他的全部学问就是会搬弄几句不相干的引文”(120) 。列宁指出,在面对俄国社会发展的现实情况时,那些所谓的“新火星派”只会“一般地描写过程,丝毫不谈我们的具体任务”,这种方式“使人联想到马克思(在‘他的著名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对缺乏辩证法思想的旧唯物主义的评语”。列宁的这个评价实在是入木三分的。他指控道,普列汉诺夫和“新火星派”的毛病就在于, “忽视那些认识了革命的物质条件并领导着先进阶级的政党在历史上所能起到和应当起到的积极的领导作用和指导作用,因而降低了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意义”。(121) 列宁曾多次谈及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第十一条,即“哲学家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但他说马克思是在批评旧唯物主义。(122) 精确地说,马克思在此所提到的哲学家泛指以往一切哲学。在这一点上,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恰恰是超越了普列汉诺夫所坚持的费尔巴哈式的哲学唯物主义的!在列宁看来:
经济派背熟了政治以经济为基础的原理,把这个原理“理解”为必须把政治斗争降低为经济斗争。新火星派背熟了民主革命按其经济基础说是资产阶级革命的原理,把这个原理“理解”为必须把无产阶级的民主主义任务降低到资产阶级温和立场的水平。(123)
此时,列宁心里惦记着的是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和革命实践的能动性。与此同时,他在批评所谓“解放派”的“现实主义”时指出:“解放派先生们除了爬行的现实主义以外,不知道其他的现实主义;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现实主义的革命辩证法一窍不通,根本不懂得马克思主义现实主义就是要强调先进阶级的战斗任务,就是要在现存事物中发现推翻这种事物的因素”(124) 。列宁说,“马克思最重视的是群众的历史主动性”,他“观察世界历史,是从正在创造历史,但无法事先绝对准确地估计成功机会的那些人们的观点出发的”。(125) 列宁的这个观点与《神圣家族》中马克思的观念是一致的。显而易见,列宁的认识与普列汉诺夫的观点已经形成巨大反差,因为在1905年12月以后普列汉诺夫就开始声称“本来就用不着拿起武器”(126) 。有意思的是,在1905年10月底,列宁曾非常真诚地致信普列汉诺夫,邀请后者与布尔什维克“一起工作”。列宁认为,布尔什维克与普列汉诺夫的分歧是“暂时性的”,是由“某些特殊情况引起的”。他在信中明确承认普列汉诺夫是“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最优秀的力量”,并向后者表示,“一直感到整个运动极需要您的领导,您的热心的、直接的参加”。(127) 列宁甚至提出可以与普列汉诺夫会面,以消除两人间的一些误解。列宁之所以这么做,并不是对普列汉诺夫的错误妥协,而是希望能积极争取后者转向布尔什维克的正确道路上来。可惜,普列汉诺夫拒绝了列宁的邀请。他在当年出版的《社会民主党人日志》第3期上发表了一篇短评,指责列宁与“经验一元论者”混在一起,并称这是一种毫无原则的表现。(128) 说起来,这倒的确是列宁的硬伤,可是并无损于当时列宁正确的政治立场。当然,列宁也注意到,马克思主义与其他一切社会主义理论的根本不同就在于,它能够出色地“以完全科学的冷静态度去分析客观形势和演进的客观进程”,又能够非常坚决地承认人民群众(先进的阶级团体)的“革命毅力、革命创造性、革命的首创精神的意义”。(129) 我以为,这是列宁试图将社会历史发展的客体向度与主体向度辩证地结合起来的努力。鲍亨斯基信口开河地说:“列宁特别强调人的意志在社会发展中的意义,这样,他实际上就放弃了马克思的经典的经济决定论”(130) 。这显然是胡说八道。第一,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不是经济决定论,而只是坚持物质生产和再生产的基础性决定作用;第二,列宁对阶级意志在社会历史进程中的能动作用的强调,是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之上的。可是,这种来自于现实政治斗争的实践逻辑射线如何与哲学世界观一致起来的问题,此时却还没有进入列宁的思考空间之中。
列宁在俄国革命实践中强调的另一个重要的辩证法观点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对此,他始终保持着清醒的认识。他坚持认为马克思主义绝不是“抽象公式”和“学理主义方法”,只有将马克思主义与“历史的具体环境”结合起来,才可能坚持科学的社会主义实践方向。(131) 真正革命和真正社会主义的党,“只能是把社会主义与俄国工人运动结合起来的党”(132) 。“具体的政治任务要在具体的环境中提出。一切都是相对的,一切都是流动的,一切都是变化的。”(133)
谈到这里,我们不妨举个实例。在1909年的一封书信中,列宁曾经谈到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围绕俄国历史发展的前途问题而发生的那场争论,焦点主要是有关资本主义道路的问题。他说,在俄国社会民主党早期与民粹派的斗争中,争论的焦点是俄国的前途到底是资本主义还是“人民生产”,而今,历史已经证明和确认了资本主义在俄国的真实发生,当这个旧问题“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已经解决的时候”,提到日程上的就应该是另一个“更高级的问题”了:“是a型的资本主义还是b型的资本主义?”这个问题也就是布尔什维克与孟什维克之间的争论焦点。列宁批评孟什维克只是“用教条主义的态度把马克思主义的字句简单化、庸俗化并加以歪曲,背叛马克思主义的精神”,理由是:
孟什维克在把民粹主义当作一种不正确的社会主义学说而与之大战的时候,教条主义地忽略、遗漏了民粹主义的历史现实的和进步内容,没看到民粹主义是小资产阶级群众反对自由派地主的资本主义而主张民主的资本主义、反对“普鲁士式的”资本主义而主张“美国式的”资本主义的理论。(134)
所以,孟什维克错误地认定“农民运动是反动的”,可悲地站在立宪民主党的立场上反对农民,错误地跟着资产阶级强调“经济发展的总进程”,拒绝“无产阶级与农民”的革命专政,从而走向历史进步的反面。我们看到,列宁总是能在一些重要的历史关头保持清醒,坚持以辩证法的观点,具体地、历史地和现实地分析革命形势,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与实际紧密结合起来。列宁的这个过人之处,也正是后来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人能够走上正确道路的原因之所在。还应该指出,我们在此指认青年列宁不是一个具有扎实理论功底、经过系统研究训练的哲学家,并不妨碍我们评价他是一个能够在现实革命斗争中高超地应用辩证法的实践家。关于这一点,杜娜叶夫斯卡娅倒提出了一个虽然不够准确却不无道理的说法。她说:“1914年以前,在列宁身上存在着一个矛盾,即实践上的辩证法家与思想上的考茨基追随者之间的矛盾”(135) 。我想,杜娜叶夫斯卡娅指的是列宁在政治斗争中能够正确运用辩证法,在理论思想上却追随了坚持经济决定论的考茨基。而事实则如我们上文所分析的那样,即便到了这个时候,青年列宁在哲学理论思想和一般方法论上,依旧更多的是通过追随普列汉诺夫来肯定第二国际的考茨基的。直到此刻,列宁也并未察觉自己的哲学理论与现实实践逻辑射线之间存在的矛盾。
在列宁这里,“马克思主义者总是第一个预见到革命时代的到来,还在那些庸人做着甘当顺民的奴才梦时,马克思主义者就开始唤醒人民,敲响警钟”(136) 。他积极地主张:“我们要真正用尽一切革命可能性”(137) !
1906年,俄国资产阶级革命成功仅仅一年以后,列宁写道,“现在人民正处在新的伟大的斗争的前夜”(138) !他引用高尔基《海燕》一诗中的著名诗句来抒发自己高扬的革命激情:“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1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