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哲学笔记”传统研究中的林林总总
在前苏东学界和西方列宁学关于列宁“哲学笔记”的传统研究中,人们普遍忽视列宁在1895—1913年为我们留下的有关哲学学习和研究的相关笔记与札记,特别是已经发表的多篇读书批注。在人们的研究视域中,这些重要文献被视做摘录性笔记之外的次要内容,除了很少论者对其有过一般提及之外,它们通常都未成为被深入研究的对象。人们也从未发现,这些笔记恰恰为我们提供了列宁哲学思想演进全程的重要逻辑线索。而大多数关于列宁“哲学笔记”的关注,毫无例外地都指向他后来写下的“伯尔尼笔记”。并且,非科学地用“哲学笔记”这一称谓简单指认列宁的“伯尔尼笔记”,是一种以点盖面的奇怪逻辑替代。
可以说,面对列宁“哲学笔记”的研究,目前仍然占主导性地位的虚假镜像为:“哲学笔记”(等于“伯尔尼笔记”)是列宁在改造黑格尔哲学的过程中创造性地建构唯物辩证法体系的未完成著作。当然,这不包括西方马克思主义和西方列宁学的意见,依他们的观点,列宁的“哲学笔记”(等于“伯尔尼笔记”(86) )是一个皈依黑格尔唯心主义的宣言,并且,“哲学笔记”直接消解了《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存在的唯物主义观念构架。这是继西方马克思学的“两个马克思”(人本主义的青年马克思与科学社会主义的老年马克思)和“马克思与恩格斯对立论”之后,西方列宁学制造的“两个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时期的旧唯物主义者列宁与“哲学笔记”时期的黑格尔唯心主义者列宁)的神话。对此,我是坚决反对的。在这个判断里,列宁的“哲学笔记”被认定为一个具有同质性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科学文本。在面对“哲学笔记”时,人们拟造了列宁这一“论著”的绝对成熟度,几乎所有的研究者都没有怀疑“哲学笔记”中列宁所有观念的绝对正确性。这既是前苏东马克思主义学术界崩溃时留下的意识形态构境遗产,也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学界长期以来形成的共识。我不得不说,这是一种虚假的学术镜像。
必须明确指出,目前我对列宁“哲学笔记”的研究结果是直接否定这一带有意识形态色彩的理论先见的。为了悬置这种历史陈见,“回到”列宁哲学思想发展的历史构境空间,我们先来进行一种思想谱系学(87) 或学术逻辑考古学的讨论,主要是看一下传统研究模式的历史发生过程。
在十月革命胜利之后,红色政权虽然驱逐了一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88) ,但列宁并没有因为过去的政治分歧而完全否定德波林等孟什维克学者,关于列宁“哲学笔记”最早写下研究性论文的就是德波林。并且,波格丹诺夫、卢那察尔斯基等持有马赫主义错误观点的学者仍然在正常工作和从事学术研究。后者甚至还担任了人民教育委员等高级职务。在1929年出版的《列宁文稿》第9卷中,德波林为刚刚出版的“伯尔尼笔记”前3个笔记本(《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写下了一篇学术性很强的序言。他提及,从大量笔记的情况来看,“1914年,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开始很认真地研究黑格尔,似乎是准备写一本有关唯物主义辩证法的专门著作”。并且他认为:
毫无疑问,如果他能将已经开始的研究工作进行到底的话,将会对辩证唯物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带来巨大的冲击,并将其提升到一个最高的阶段。如果有人能在相似性中找寻差异,则很容易发现列宁对于唯物主义辩证法的理解开创了辩证唯物主义发展的新阶段。普列汉诺夫和列宁之间存在着差异,该差异反映了无产阶级阶级斗争和革命活动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的特点。(89)
德波林在这里的评论中特意使用了两个“如果”,以指认列宁现有的研究并没有实现这个“新阶段”。并且,他特意以列宁与普列汉诺夫的思想差异对应于不同的革命历史阶段来保护自己的老师,而只字不提列宁在“伯尔尼笔记”中对普列汉诺夫的超越和批判。我认为,仅仅从列宁的“伯尔尼笔记”研究的视角看,德波林的这一“序言”恐怕可以称得上是20世纪60年代以前苏联学术界中最重要的研究成果了。虽然这一研究中也存在种种问题,比如弱化的同质性构境逻辑(90) 和孤立的文本认证法,还比如他过多地关注列宁与黑格尔思想的一致性,而没有直面列宁对后者唯心主义立场的自始至终的批判。但由于此时的德波林还没有被迫进入斯大林的意识形态构架,因而多少还保留了某些可贵的原创特征。其中,从方法论解读的构境逻辑上看,最关键的一点是,德波林解读中的主要内容基本依照了列宁对黑格尔《逻辑学》阅读进程的摘录笔记,是以历史时间线索向前推进的。我们在下篇对“伯尔尼笔记”的讨论中,将会再具体讨论与评价德波林关于列宁“伯尔尼笔记”的这一序言(以下简称“伯尔尼笔记”译序)的详尽内容和学术价值。显然,德波林当时的学术评价还是比较平实的,也没有形成对列宁哲学思想的某种定性式的观念。20世纪30年代,德波林及其追随者受到了斯大林的打压,他对列宁的评论遭到了否定。(91) 也因此,德波林本人不得不公开承认自己的“错误”,承认对列宁作为一个理论家评价过低,并认可列宁的哲学思想已经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中的新阶段”。(92) 自己不错,也知道自己不错,却在意识形态大他者的强暴性质询中以歪曲的形式认错,这是许多在斯大林教条主义统治下的学者和思想家的“生存之路”,如我们熟悉的卢卡奇、布洛赫等人。在本书的下篇中,我们还将更具象地遭遇德波林及其思想。
我发现,真正对列宁哲学思想最早作出理论概括的学者,是与列宁一起共事过的前苏联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学者阿多拉茨基。他是列宁喀山大学法律专业的校友。列宁称他为“可靠的”、“有很好修养的马克思主义者”。(93) 据阿多拉茨基自己回忆,他从1904年开始就经常与列宁见面,并一直保持很好的关系。阿多拉茨基也是在十月革命之后,受列宁委托参与整理马克思恩格斯文献的专家之一(另一位是梁赞诺夫)。(94) 20世纪30年代,阿多拉茨基发表了第一批研究列宁哲学笔记的文献。(95) 其中最重要的则是他1930年为《列宁文稿》第12卷所写的序言,即后来独立成篇的《论列宁对哲学的研究》一文。在这篇文章中,阿多拉茨基第一次比较全面地论述了列宁哲学思想的历史发展过程及其基本内容。我注意到,阿多拉茨基在这里对列宁哲学研究的评价基本上还是比较客观的。因为,这时为列宁辩护的内容还停留在这样一些问题上,如“列宁是否从1908年才开始关注哲学?”“在1906年前后,列宁是否只是作为一位普通的马克思主义者对哲学发表意见?”我以为,这倒是那个时代的一些真问题。阿多拉茨基认为,在1894—1905年,列宁已经是“卓越的辩证唯物主义者”。是的,此时,在阿多拉茨基这里,列宁还没有被打扮成一个哲学家。特别是在对“伯尔尼笔记”的认识上,阿多拉茨基认为,列宁始终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因为现实斗争的需要,“无产阶级的天才领袖和理论家列宁在社会主义革命前夜的时期继续深入了对这一革命方法的理论研究”。当然,在阿多拉茨基这里,接近德波林的说法,他只说了“如果列宁打算写一本关于辩证法的书,那么他为了这个任务已经收集了极为丰富的、在个别方面(尤其是关于‘黑格尔论辩证法’这一问题)简直是详尽无遗的材料”(96) 。这个“如果”用得还是很重要的,至少阿多拉茨基并没有直接肯定列宁这次研究的目的是为了写一本关于辩证法的理论著作。他倒是明确指出,列宁同马克思一样,根本“找不出时间来写一本关于辩证法的专著”(97) 。此外,阿多拉茨基对列宁哲学思想的分析和讨论也还算不上专业的研究,对之不妨可以忽略不计。可是,我不得不指出,阿多拉茨基在20世纪30年代对列宁哲学思想的研究方式开启了一种非历史化的先例,在他的多篇研究列宁哲学思想的论文中,我们看到他将列宁不同时期的论著(如《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与“伯尔尼笔记”)无时间地混同在一起,专题性地认定其中思想的同质性和绝对真理性。阿多拉茨基在1930年写下的《列宁著作的哲学意义》一文是很典型的文本。(98) 这开了一个不好的理论倾向。这种理论倾向后来在新一代斯大林主义者尤金、米丁那里上升为一种更加绝对化的做法,即将同质化的列宁哲学思想建构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的列宁主义阶段”。1936年,米丁发表了一篇长文《哲学战线的总结与工作任务》,第一次称列宁的《哲学笔记》“不妨可以看作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哲学导言”。关于这个定性的结论是否包含列宁在长达20年中学习和研究哲学的全部复杂笔记,他并未作具体说明。(99)
应该特别提到的是,在20世纪30年代,由于统一思想认识的需要,斯大林通过《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教条式地建立了新的强制性意识形态权力话语体系,其中著名的第四章第二节《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布展了后来那个传统的哲学解释框架。(100) 我以为,在当时那个特殊的历史时期中,这种做法是有其重要的历史合理性的。可是,当“这本著作中的每一个原理都是专门著作的指路明灯”(101) 的时候,一个教条主义的意识形态话语霸权就随之形成了。在此之后,整个苏联(甚至全部前苏东)学术界就只有斯大林一个人具有创造性思想。为了符合思想同质性一体化的要求,在不同性质、不同思想水平的列宁哲学文献中,斯大林将观点明确、简单、易于宣传普及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确认为列宁哲学思想的基本观点,并直接肯定了列宁将辩证唯物主义发展到一个新阶段的说法。(102) 并且,斯大林在1946年直接指认列宁的“哲学笔记”特别是“伯尔尼笔记”只是不成熟的“列宁的思想实验室”,顿时,列宁“哲学笔记”研究在前苏联学界完全落入了谷底。前苏联出版的前三版《列宁全集》(俄文版)竟然都没有收录列宁的“哲学笔记”,以至于一直到1955年由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编写的《列宁传略》一书的第2版,对此还是只字不提。(103) 斯大林去世之后,列宁的“哲学笔记”才以增补的形式被收入《列宁全集》第4版之中。
20世纪50年代以来,特别是斯大林去世之后,关于列宁“哲学笔记”的研究重新开始活跃起来,特别是关于列宁“伯尔尼笔记”的研究逐渐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人们批评了斯大林时期那种将列宁的“伯尔尼笔记”视为“自为的摘要”,从而否定其在整个列宁哲学思想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的错误认识。(104) 这是一个极重要的进步。可是我发现,大多数前苏东学者的研究思路从此处开始却又蹊跷地生成了一种反注式专题和同质性预设的理论构境逻辑。在《回到马克思》一书中,我已经指认过这种以外在的哲学原理构架来反指经典文献以及将经典作家的思想非历史地同质化的做法。用日本学者柄谷行人的话说,这是为了确认某种“外在的意识形态”而去阅读经典文献。(105) 斯大林不在场了,可是他的教条主义的解释构架却深深地身体化了。
就此,我们不妨以中国研究“哲学笔记”最早、影响也最深的一位学者吉谢辽夫及其所著的《关于列宁的“哲学笔记”》为例来作一番考察。上世纪50年代,吉谢辽夫任中共中央高级党校的苏联专家。为了指导和培训中国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翻译专家,特别是为了译校列宁的“哲学笔记”一书,吉谢辽夫于1956年为中国学者作了25次系统的讲解。同年,人民出版社以他的教学演讲为基础,出版了《关于列宁的“哲学笔记”》一书。此书也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翻译专家着手译介“哲学笔记”的重要参照系。我以为,此书就是在斯大林教条主义框架隐性支配下理论幻象建构的伪构境研究典型。
首先,非历史性、非文本学式的专题座架。在书的最前部分,吉谢辽夫作了一个简短的思想史和文本描述。这是一个十分粗糙也相当不准确的断言性的东西。此后,他的解析逻辑是将列宁长达20余年的哲学学习和研究独断地归并为四个专题,即辩证法问题、认识论问题、辩证逻辑问题,以及哲学史问题(其中又以黑格尔和费尔巴哈为主)。关键在于,在这种非历史的专题性逻辑幻象的支配下,在吉谢辽夫对列宁的这个笔记性的大量的亚文本和拟文本的研究中,我们看不到列宁在不同阅读和研究时期中留下的读书笔记的异质性,看不到列宁在每一个研究个案中的具体语境以及这些实验性思考中发生的真实进展和改变。在此,不同的笔记性文本被非历史性地消解为一个可以随意裁剪的语料库。似乎当人们想进行关于列宁“哲学笔记”的研究时,只需要根据自己的专题性构架分类来挑选一些无根性的文本碎片就行了。在这种专题性的伪构境中,我们既未在真正意义上去面对文本,也没有进入列宁思想之境的可能。
其次,同质性预设。这是该研究模式建构的理论幻象的必然结果。我在《回到马克思》一书中曾经指认过那种存在于传统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研究中的“凡是说”: 凡是马克思恩格斯说的东西,都是正确的。并且,这种正确不需要任何历史性根据,“所以,一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者,在他的论文和著述中面对一个讨论主题可以不加任何历史性特设说明,就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第1卷同质性地引述到第50卷”(106) 。我发现,吉谢辽夫对列宁也是如此。在这本书中我们不难发现,吉谢辽夫从来没有想过这样一个问题: 同样是在面对哲学唯物主义或者黑格尔哲学的态度上,列宁的认识有没有发生过变化?同样是研究辩证法问题,列宁的思想有否日益深刻起来?一语以概之,在吉谢辽夫的这种逻辑伪构境中,根本没有异质性的历史思考维度。所以,在对全部“哲学笔记”的研究中,吉谢辽夫将列宁在现实中长达20余年的哲学研究过程中的思想话语,作了一种简单均质化、夷平化的处理。只要是关于同一种思考对象的讨论(如辩证法、认识论或黑格尔),就都被类聚起来,并进行单一定性。虽然,吉谢辽夫在书中也提及了斯大林的那个著名判断,即关于列宁的“哲学笔记”是一个哲学思想实验室的说法。(107)
我发现,1930年以后,几乎在所有前苏东学者关于列宁早期思想的研究中,人们皆无法意识到列宁的思想有可能出错,有可能从不成熟走向成熟,有可能从不甚深刻走向深刻。实际上,这恰恰是一种被意识形态伪构境有意遮蔽了的历史事实。这种做法的可笑目的,竟然是为了维持列宁总是正确的形象。我想,承认并直面列宁有可能出现过失误的真实历史,丝毫不会影响列宁作为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的形象。相反,在上述重重虚假的思想史镜像和逻辑幻境之中,我们反倒看不到列宁真实的哲学思考。
我们看到,上述这种错误的伪构境研究模式居然成了后来大多数前苏东学者所操持的基本研究范式。在译成中文的代表性论著中,还包括前苏联白俄罗斯学者集体编写的《列宁<哲学笔记>研究》一书(108) 和苏沃洛夫的《列宁<哲学笔记>中的辩证法问题》(109) 等。不过,至此前苏东学界也没有提出列宁是为了写作一本辩证法的哲学专著的观点。
20世纪60年代,特别是1963年俄文第5版《列宁全集》第29卷新版“哲学笔记”出版之后,前苏联形成了一个研究列宁哲学思想的新热潮。不难发现,就是在这一波的理论热潮中,关于列宁哲学思想的研究开始逐步走上了意识形态幻象的高台。在许多重要的学术文献里,列宁主义被看做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的重要阶段,因为列宁“创造性地探讨和解决”了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哲学问题”。(110) 我个人觉得,这个评价显然是过高了。我认为,列宁的贡献主要是将马克思主义与俄国革命的现实结合起来,在社会主义政治理论和经济学理论方面将马克思主义推进到一个新的列宁主义阶段,但作为一个独立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意义上的列宁主义阶段却是可疑的。事实上,在现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发展中,的确存在一个不可替代的列宁哲学思想时期,在反对马赫主义、坚持唯物主义立场,在深刻理解唯物辩证法方面,列宁都做出了巨大努力和重要贡献。但是,我认为,并没有一个哲学上异质于马克思哲学的列宁主义哲学在。当然,这是一个可以进一步讨论的问题。
并且,在对列宁哲学思想的进一步研究中,“哲学笔记”被明确视为《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的“直接继续”。(111) 这是一个不准确的评价,原因有二: 一是“哲学笔记”包括了列宁在20余年中写下的各种摘录性笔记和批注,内容各异,它怎么会是写于1908年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的继续呢?特别是像列宁写于1895年但十分重要的《<神圣家族>一书摘要》,以及1903年前后的一些笔记,时间上也是根本对不上的。之所以产生这种误识,是因为在前苏联学者眼里,列宁的“哲学笔记”就等于“伯尔尼笔记”。二是在这种非历史的评价中,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与“伯尔尼笔记”这两个历史文本之间客观存在的思想异质性被彻底抹杀了。我固然并不同意西方列宁学和部分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将列宁这两个文本截然对立起来的做法,但那种无视这两个历史文本之间的理论差异和列宁思想本身的重要思想进步的观点,显然也是违背历史事实的。
我还注意到,在前苏东学界对列宁哲学思想的评价中,一种不客观的非历史的伪构境因素逐渐在发生支配性作用: 列宁被打扮成一个始终正确、战无不胜的俄国马克思主义理论英雄。换句话说,列宁开始被不正常地神化了。费希尔曾经提到过一件事情,即在前苏联的意识形态文饰中,为了将列宁塑造成一个民族英雄,甚至有意遮蔽列宁母亲的德国血统。(112) 以前苏联学者关于列宁与其他马克思主义者关系的看法为例:
普列汉诺夫和第二国际其他某些马克思主义者低估唯物辩证法,不善于把它彻底运用于认识过程,列宁却与他们不同,他阐明了作为科学、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逻辑的唯物辩证法的意义。他深刻而全面地论证了唯物辩证法的规律和范畴,以新的历史经验和现代科学成就丰富了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113)
这一段表述,从文字上看似乎没有什么问题,可是关键在于,这一综合性的定性分析是无时间的。在这种有意无意的非历史断言中,列宁在1914年以后才完成的关于唯物辩证法的重要认识与他的整个哲学思想被简单地混同起来,宣称列宁从来就与普列汉诺夫等人不同,则有意遮蔽了列宁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曾经作为普列汉诺夫的忠实学生,以及列宁本人一度也并没有像在“伯尔尼笔记”后期那样极其深刻地理解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等重要历史事实,由此制造出一种意识形态的虚假神话。德波林正是因为道出了“列宁是普列汉诺夫的学生”这一实情而受到批评。实质上,这种简单的非历史的逻辑拔高,恰恰抹杀了列宁在“伯尔尼笔记”中实现的重要思想革命的意义。我认为,这种意识形态伪构境理念和唯心主义方法论结构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是背道而驰的。
到了20世纪70年代以后,在整个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中,关于列宁“哲学笔记”最重要的研究模式无疑是前苏联著名学者凯德诺夫的思考范式。首先必须承认,在前苏东学界所有研究列宁哲学思想的成果中,凯德诺夫的研究,特别是他对“哲学笔记”的专题研究,堪称是最系统、最深入的。我甚至认为,凯德诺夫的研究成果中已经开始出现了针对斯大林教条主义伪构境框架的内部解构因素。因为,正是在凯德诺夫的研究中,那种将经典文献用“哲学原理”中的观点栅格化的做法逐步被对文本的深入理解所取代,旧的意识形态框架的支配作用虽然还存在,但已经成为一种逻辑思考线索中的弱控制力量。然而,也正是在凯德诺夫那里,却又生成了一种新的对列宁哲学思想带有先验目的论色彩的幻象解读模式,这就是至今仍然支配我们研究列宁“哲学笔记”(“伯尔尼笔记”)的传统模型,即所谓列宁写作一部唯物辩证法学术专著的计划构想论。凯德诺夫说,阿多拉茨基和克鲁普斯卡娅“间接地表明列宁确曾有过关于撰写著作的设想”(114) ,而最终确认这一观点的,却是《列宁传》的九位苏联学者。(115) 依我的观察,凯德诺夫这个幻象模式的生成可以分为两个不同的时期。
其一,按照凯德诺夫1973年在《列宁<哲学笔记>研究》一书中的说法,列宁“伯尔尼笔记”中关于黑格尔哲学的研究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采用摘要的方法为未来的有关辩证法的著作收集资料”,这基本上是指列宁学习和研究黑格尔的读书全程。第二个阶段是“制定和叙述辩证法的一般计划”,这主要是指《黑格尔辩证法(逻辑学)的纲要》和“应当从中形成认识论和辩证法的知识领域”的纲要。第三个阶段是“设想的有关辩证法的著作开始实现”,这就是列宁的《谈谈辩证法问题》一文。有意思的是,凯德诺夫认为,第三阶段已经在向一个后来并未发生的第四阶段过渡,据说,在那个阶段中,列宁将“充分系统地叙述唯物辩证法的理论”。(116) 在此,凯德诺夫的假设是: 十月革命前夕,列宁阅读黑格尔哲学的目的竟然是为了撰写一部辩证法的学术著作,整个研究黑格尔哲学的过程即是列宁收集资料、构思写作计划和初步实施构想的变化过程。我觉得,这显然是一种带有先验目的论色彩的主观推论。然而,这在当时的列宁“哲学笔记”研究中,真可谓重要的理论“创新”了。
其二,时隔十年之后,在1983年出版的《论辩证法的叙述方法》一书中,凯德诺夫的这一理论创新又得到了新的升级。在此书中,他原先的说法又进一步升格为一种列宁从19世纪末就萌发的制定系统化唯物辩证法体系的“伟大设想”。这也就意味着,凯德诺夫将自己的先验目的论幻象从“伯尔尼笔记”泛化到列宁哲学思想发展的全程中。至此,一种新的伪构境逻辑得以生成和布展起来。在凯德诺夫看来,列宁的这一设想成因于1894—1913年的现实革命斗争,实际发生于1913—1914年列宁完成的两个理论文本里,一是列宁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通信集》摘录中对马克思关于改造唯物辩证法“设想”的认识,二是在写作《卡尔·马克思》一文中对辩证法“简明系统的叙述”。应该承认,凯德诺夫是前苏联学者中最早关注和研究列宁《<马克思和恩格斯通信集>提要》的学者。然后,凯德诺夫进一步将他原来提出的列宁创造唯物辩证法体系的“三阶段论”再具体化为一个复杂的多重计划结构。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叫“开始实现设想”。其间又包含两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是列宁自己在研究黑格尔哲学的后期(1914—1915年)形成的四个“计划”,分别为研究黑格尔《逻辑学》的“第一计划”(1914年9—12月),这是指《辩证法的十六要素》;研究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的“第二计划”(1914年12月—1915年),这是指《黑格尔辩证法(逻辑学)的纲要》;研究拉萨尔《爱非斯的晦涩哲人赫拉克利特的哲学》的“第三计划” (1915年),凯德诺夫将其命名为“辩证法源泉的计划”;最后是研究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之后的“第四计划”(1915年末),即《谈谈辩证法问题》。凯德诺夫说,这“可以被看作是未来的辩证法著作的纲要或是辩证法叙述的开端、第一个叙述辩证法的草稿”。(117) 第二个层次是凯德诺夫自己将列宁的“四个计划”付诸实施的新构想,这又包括另外的四个“提纲”,这使其构想论中的计划和提纲的总数达到了八个。特别是在所谓“作为列宁所有四个计划结合的辩证法研究和叙述的综合计划”第八提纲中,凯德诺夫干脆提出了自己关于唯物辩证法理论的体系性设想。(118)
应该承认,在当时的那个传统解释框架之中,凯德诺夫能够提出这样一个复杂的理论表象系统,建构出列宁创造唯物辩证法理论体系的历史拟像,已经是非常了不起的学术研究成果了。如果我们生活在那个年代,未必真能比凯德诺夫高明。可是,时代和思想史的进步,已经提供了解构凯德诺夫这个理论逻辑伪构境的新的思想前提、方法论前提和充分的文献资源。具体而言,今天我们已经能够看到,在凯德诺夫这种先验的计划构想论中,列宁在不同时段中形成的复杂的差异性文本和真实哲学思想的进展被严重地遮蔽了。用柄谷行人的话来描述,就是“外在的意义系统”(同一性的“场”)淹没了文本。(119) 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里,这种先验的计划构想论幻象在前苏东、中国学术界关于列宁哲学的研究中似乎总是无可争议的。巴丢说,只有先打破人认识中的某种既定的东西,我们才有可能接近真理。在这一点上,巴丢与那个说破裂即真的拉康是相链接的。于是,我们不得不打破,也不得不向前走。
如今,距离凯德诺夫发表最后一本关于列宁“哲学笔记”的论著,也已经20多年了。无论是历史文献的可透视尺度还是现实学术研究水平、逻辑平台和思想史进展,都要求我们换一种思路思考问题了。(120) 前苏联学者沃洛金在1990年说:“对‘哲学笔记’进行认真的历史—哲学研究工作,在我们这里还没有开始”(121) 。这句话有一定的真理性。那么,就让我们重新开始,在今天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创新语境中重新出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