拟文本: 阅读批注及其解读方法

面对已经爆发的哲学论战,列宁意识到,要全面地批判马赫主义,就不得不系统地学习哲学,改变自己在哲学理论上“并不内行”的状况。我想,正是为了与高深的“哲学家们”论战,列宁在1908年着手进行了认真的理论准备。我们看到,列宁集中研究了一批当代重要的唯物主义哲学家的论著和其他相关文献,这主要因为普列汉诺夫总是从哲学唯物主义的立场出发来反对马赫主义的。在普列汉诺夫那里,马克思恩格斯的基本哲学立场仍然是法国唯物主义、费尔巴哈和狄慈根共同认定的哲学唯物主义。普列汉诺夫甚至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对费尔巴哈的批判,并不涉及后者的“唯物主义基本观点”(171) 。其实,这个判断是完全错误的。马克思恩格斯对费尔巴哈哲学的批判恰恰是从旧唯物主义的非历史性开始的。有意思的是,普列汉诺夫还声称自己当面请教过恩格斯,说马克思恩格斯的哲学与斯宾诺莎的唯物主义是一致的。(172) 这是极其荒谬的事情。再远一些看,普列汉诺夫在反对伯恩斯坦、康拉德·斯密特以及司徒卢威等人时,也都是从一般哲学唯物主义的立场出发的。(173) 不过,此时的列宁尚未认清这一理论逻辑斜视。其中,最重要的是费尔巴哈和狄慈根。在普列汉诺夫眼中,费尔巴哈显然要高于狄慈根。他的这种思想直接影响着列宁,此间最重要的证据就是列宁在1908年5月前后首先阅读了普列汉诺夫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问题》一书,并为我们留下了关于这本书的简短批注。俄文第5版《列宁全集》第29卷的编者将这一批注编排在了《狄慈根哲学著作选集》批注之后,依我的理解,两篇批注的成稿的顺序恰恰应该是反过来的。列宁显然是在读完了普列汉诺夫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问题》一书后,才开始读狄慈根和费尔巴哈这两位重要的哲学唯物主义哲学家的著作的。当然,这只是我的逻辑推论。在解读这一批注性笔记之前,我们不妨先来简单讨论一下这种十分特殊的文献。

这种最新进入我的文本研究视域的批注式文献,被我命名为拟文本。它显然不同于我先前在《回到马克思》一书的文本分类中提到过的那三类文本,即已经完成的正式文本、基本成形但仍处于理论建构之中的手稿类生成性文本,或者至少有明确观点和思想意向的笔记、心得和札记类的亚文本。读书批注是读者在最初接触和解读文本时留下的东西。通常,阅读批注是资料性摘录笔记和思想心得笔记的前提,一般来看,阅读批注都是直接写在被阅读的文献之上的,它往往表现为各种记号(标记书签、折角、下划线、符号)或者少量的文字。之所以说它是前文本,是因为它尚没有形成一般文本结构中的意义逻辑构架、完整的话语系统以及表达文字的结构。所以,在文本的原初意义上,它实际上又是不存在的。通常,拟文本本身被编辑、排版和印刷成可视文本的过程,就已经是一种对象化式的文字重组和阅读空间的再构境。可是,当我们面对这种特殊的但也有一定物质承载的意义符码时,通过细心的解读和能动的情境建构,还是可以基本再现原读者的思想语境和拟建我们的质性判断的。

首先,我们可以依据批注者在批注中流露出的面对阅读文本时的思考旨趣,来判断他此时的基本逻辑构架的性质。因为,人们在阅读文本过程中的所谓看见与看不见,都是由自身背负的认知构架决定的。根据认知心理学的观点,知识信息的传递不是一个简单的发射和接收的线性过程,而是一个同质相取的结构化整合过程,人们只能看见自己可以理解的东西,与自己认知逻辑结构不相匹配的信息则被排除,或者根本看不见(视而不见),这部分无法接受的信息,被皮亚杰称为“神秘的余数”(“E”)。(174) 在批注性笔记中,批注者的关注焦点会给我们提供重要的拟建线索,为我们进行思想重构指明道路。

其次,在批注性笔记中更重要的直接线索,当然还是批注者给我们留下的各种记号和文字。我们可以依文本中留下的肯定性和否定性记号来判断他的基本理论主张,可以依强调性记号(下划线、感叹号和“注意”、“重要”等文字)来判断他的思考重心,可以依他的问号、不确定记号来判断他的逻辑成熟程度,等等。自然,少量的文字批注可能是更重要的东西,因为尽管这些批注文字常常极为简短,但批注者的观点在其中却往往清晰可见。不过,无论如何,拟文本的解读是一件更加困难的事情。

当然,解读拟文本仅仅是发生在我们思想中的另一种重新构境而已。这是一种全新的文本解读尝试: 我性逻辑构境中的解读。对拟文本的解读并不能作为判断一种思想语境的直接证据,而只能为其他文本解读提供一些佐证,仅此而已。

对拟文本作了上述考察之后,我们可以进入列宁关于普列汉诺夫《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问题》的阅读批注这个拟文本之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