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体向度: 青年列宁思想的最初变化
在1895年9月列宁为纪念恩格斯去世而写下的《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一文中,我们可以发现,他思想中已出现了一种细微改变。在此文中,列宁首次提到了马克思恩格斯的《神圣家族》一书,并称它奠定了“革命唯物主义的社会主义的基础”(83) 。此文发表于普列汉诺夫《一元论历史观》公开出版大半年之后。
一开篇,列宁就非常准确地指认:“社会主义不是幻想家的臆造,而是现代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最终目标和必然结果。”(84) 这是一个极重要的理论前提,从中可以看出,青年列宁的思考不再仅仅从社会关系出发,而是着眼于更基础的物质生产力,他从普列汉诺夫那里意识到,“人类社会的发展也是受物质力量即生产力的发展所制约的”(85) 。之所以说列宁这种观点的改变是从普列汉诺夫那里获得的镜像认同,而不是他自己的研究结果,原因之一是在列宁所阅读的《神圣家族》中,马克思恩格斯也并没有直接谈及物质生产力的基础性决定作用,那里倒还是在接近客观的经济关系。并且,列宁也认识到,黑格尔学说中包含着革命的因素,因为黑格尔的哲学承认 “世界永恒发展规律”。在1899年写下的关于考茨基的一篇书评中,列宁则又谈到否定之否定的规律性与必然性问题。(86)
更值得注意的转变是,其时的青年列宁已经在将自己的斗争重心从反对民粹主义转向 “唤醒俄国工人阶级自我意识”!在这一年年底生成的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党纲说明》中,列宁将工人阶级的“阶级自觉”放到了一个重要的位置上。(87) 可是,依我的理解,这一点恰恰不是普列汉诺夫或其他什么人的哲学上的他性影响,而是列宁此时面对政治实践斗争的需要使然,这是列宁现实革命实践逻辑中的一个自主性的改变。正是这种现实逻辑射线的改变,使他与自己的老师普列汉诺夫界划开来。此间发生的是从强调观察社会历史的客体向度向强调主体向度的转换: 原来的重点是试图向民粹主义者说明资本主义在俄国发生的客观必然性,而此时列宁主要想做的却是唤起俄国工人阶级对资本主义的主体批判意识。后来,列宁自己曾经将之概括为“俄国经济发展的程度(客观条件)和广大无产阶级群众的觉悟程度和组织程度(和客观条件密切联系着的主观条件)”(88) 。假如我的判断不错的话,这正是后来青年卢卡奇的《历史与阶级意识》的先导性思想逻辑。
1900年,列宁明确表示,自己是“拥护普列汉诺夫的”(89) ,因为正是在以普列汉诺夫为首的劳动解放社的直接支持下,青年列宁创办了《火星报》(90) 。从1900年12月到1903年10月间,《火星报》一共出版了51期。1901年,列宁又在回答《火星报》的读者来信时进一步明确了这种新的理论动向。针对一些人批评《火星报》“很少考虑运动的物质因素和物质环境”,“过分强调参加运动的思想家对运动的方向的影响”的说法,列宁驳斥他们是“经济主义者”,此时的他已经不再简单地提“社会经济形态”和“自然历史过程”这样的问题,而是将着眼点转向说明为了“真正地‘考虑运动的物质因素’,必须批判地对待它们,必须善于指出自发运动的危险和缺点,必须善于把自发性提高到自觉性”(91) 。无疑,此刻的列宁,与先前我们看到的那个青年列宁已经迥然不同了,他关涉现实的逻辑射线和思考的理论向度完全变了。他认为:
“思想家”所以配称为思想家,就是因为他走在自发运动的前面,为它指出道路,善于比其他人更早地解决运动的“物质因素”自发地遇到的一切理论的、政治的、策略的和组织的问题。(92)
在此,我们发现,列宁的思考点正逐步转向革命党人与俄国社会发展的物质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上,且他更关注的是人对社会环境的能动作用。我猜想,很可能是马克思恩格斯在《神圣家族》中所提出的“历史什么事情都没有做”,而是人才创造了一切的观念深深影响了列宁。这一点,恰恰是对普列汉诺夫的外部决定论观念的超越。由此,列宁与老师普列汉诺夫在现实政治立场和思想观念上的异质性已经昭然若揭,他随之很快就开始在政治理念上超越了自己的老师。毫无疑问,这种政治理论上的思想转变同时也意味着社会民主党内部的分歧和新的斗争已经出现,分裂不可避免。
在1901年秋到次年初写下的《怎么办?》一文中,列宁描述了这场斗争的缘起和基本过程。他说,19世纪80—90年代是俄国自发的工人运动的初始时期,那段时间中,不同的人们在马克思主义的共同旗帜下集结起来,反对他们共同的敌人——民粹派。列宁说,那是与“合法的马克思主义”的蜜月期。在那段好日子里,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谋求向人们说清楚的问题是资本主义经济过程在俄国发生的客观必然性,可是,当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传播取得决定性胜利之后,接下来的任务就不再是强调某种经济规律和必然性,而是要将工人运动的自发斗争提高到自觉的政治斗争水平上来。这也是列宁对自己思想中现实逻辑射线重要转变的直接说明和指认。
我推断,这也正是列宁的布尔什维克与普列汉诺夫的孟什维克政治分裂的思想实质。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看到列宁思想上的关键转变对其政治立场所发生的决定性影响。在迅猛发展的俄国革命形势下,当普列汉诺夫仍然与“合法的马克思主义”(93) 共同坚持其客观主义路线,即强调资本主义经济条件的成熟性时,列宁已经转向关注如何在现有的客观条件下发挥无产阶级的主体能动性的问题了。这是一种关注现实的新的理论逻辑射线,同时这也是孟什维克据以攻击列宁的布尔什维克主义是“唯心主义”的枪眼。在这一点上,苏联《哲学史》第五卷的作者将列宁这两种完全相反的思想倾向和努力混杂在一起,他们只看到这个阶段中列宁的思想主要是“从哲学上论证主观因素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问题”,并且反对“合法的马克思主义”的客观主义,而没有看到此时列宁思想中已经发生的这个重要转变。此外,我们还能看出,列宁是十分强调政治性的阶级斗争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的核心地位的。(94) 而这一点,又直接影响了后来的毛泽东。在列宁看来,是否承认阶级斗争的主导地位是考察一个社会主义政党的基本标准,所以,在1908年10月召开的社会党国际局会议上,当考茨基和阿德勒同意“没有承认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英国工党进入社会党国际时,列宁表示了极大的愤慨。(95) 也是在这时,列宁明确指出 ,“工人运动的自发的发展,恰恰导致运动受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支配”。他甚至认为,如果“不能使工人运动脱离那种由物质因素和物质环境的相互作用所决定的道路,就完全等于抛弃社会主义”(96) ,因为,工人阶级不可能自发地产生社会主义思想,“这种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97) !显然,列宁此时的追求已经不再是阐明资本主义在俄国发生的客观必然性了,他的新目标是“必须将现代社会改造为社会主义社会”!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当列宁后来在“伯尔尼笔记”中意识到马克思的实践辩证法的实质正是以人的客观革命实践活动改变和“消灭”存在时,他是十分欣喜的。从而,列宁必然会更关心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即“真正的政治意识”。他说:
当工人还没有学会根据各种具体的、而且确实是大家关心的(迫切的)政治事实和政治事件来观察其他每一个社会阶级在思想、精神和政治生活中的一切表现时,当工人还没有学会在实践中对一切阶级、阶层和居民集团的活动和生活的各个方面做出唯物主义分析和唯物主义评价时,工人群众的意识是不能成为真正的阶级意识的。(98)
列宁严厉地批评了那种主张工人运动应当停留于自发的经济斗争的“经济派”。在他看来,“‘经济派’根据一般阶级斗争,特别是政治斗争有很深的经济根源这一马克思主义的正确前提,作出了奇特的结论: 必须转过身去背向政治斗争,阻止它的发展,缩小它的规模,降低它的任务”(99) 。列宁自己的观点是明确的,他认为,要把工人对资本主义制度的不满转变为自觉的政治斗争,并且这种转变“应当由我们来进行”(100) !否则,成立社会民主党干什么?他甚至直接批评普列汉诺夫,认为后者那个只承认“在俄国,资本主义日益成为主要的生产方式”的论断还不够,正确的说法应该是“资本主义已经成了主要的生产方式”。(101) 后来发表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纲领》就直接使用了列宁修改过的“在资本主义已经成为占统治地位的生产方式的俄国”(102) 。我还注意到,就在此前不久,列宁还曾与普列汉诺夫私下交换过意见。列宁认为,“醉心于‘经济’鼓动的现象”在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是必然产生的“合乎规律的派生现象”,(103) 而如今时过境迁,时代的进步已经向俄国社会民主党提出了新的任务和目标。以今天的眼光来看,列宁的这些看法显然是值得讨论的。
不过,在1901—1902年初,列宁与普列汉诺夫的关系还是不错的,在两人的通信中,我们时常能够看到列宁向自己的老师请教理论问题,交流观点。(104) 据普列汉诺夫自己说,在反对司徒卢威的问题上,列宁还曾于1900年专门提醒他注意后者的《论自由与必然》一文。(105) 两人关系出现紧张大约是1902年5月间的事情。那时,普列汉诺夫在看过列宁所写的《俄国社会民主党的土地纲领》的手稿之后所提出的意见中,语出尖刻,用了一些侮辱性的词汇。继而,列宁直接致信普列汉诺夫,宣称他们之间的“私人关系”被破坏了,并且是由普列汉诺夫造成的关系“中断”。(106) 不过,即便如此,在接下来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两人也还保持着正常的工作通信。直到1903年夏天,在伦敦(起先在布鲁塞尔)召开的俄国社会民主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列宁与普列汉诺夫的政治观点才开始“‘十分显著地’不一致”(107) 。《火星报》虽然被确定为中央机关报,但随着在讨论党章中的重大原则问题时发生的分歧,党分裂为“布尔什维克”(БозъМевики,多数派)和“孟什维克”(Менъмевцки,少数派),《火星报》本身也发生了分裂,列宁退出了编辑部。(108) 开始,列宁将阿克雪里罗得、查苏里奇和波特列索夫三人清除出《火星报》,可是后来普列汉诺夫又将这三人请回,列宁于是就不得不退出了编辑部。1904年12月22日,列宁在日内瓦重新创办的《前进报》的创刊号正式出版。至此,正面的冲突和斗争已不可避免。从第52号开始,《火星报》已经成了孟什维克的喉舌。后来,列宁称其为“新火星派”(109) 。一定要提及的另一件事是,在列宁的布尔什维克阵营中,有两位已经臣服于马赫主义哲学的人物,一是波格丹诺夫,一是巴札诺夫。在这个特殊的时刻,列宁自然没有直接批评他们的哲学世界观,但普列汉诺夫却死死咬住波格丹诺夫不放。我留心到,在普列汉诺夫对波格丹诺夫的批判中,有些时候矛头是直指列宁的。普列汉诺夫明确指出,自己与波格丹诺夫分属“两个完全相反的世界观”,波格丹诺夫是“假借马克思主义的旗帜”,贩卖自己的“唯心主义货色”。(110) 进而,普列汉诺夫有针对性地指出,“唯物主义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基础”,马克思主义者是不可能与主张唯心论的马赫主义者成为“同志”的。(111) 当考茨基站出来打圆场时,普列汉诺夫仍然不依不饶,他认为考茨基不熟悉俄国的情况,因而忽视了马赫主义这种反动的资产阶级学说在俄国“先进的知识分子队伍中起了十足的破坏作用”(112) 。可是,此时的列宁却不这样看,他将政治立场与世界观分立开来。而且,他也并不清楚,自己政治立场的改变与实践逻辑射线的转向在哲学基础理论中的依存之点是什么。
另一处有意思的细节是,在1904年列宁写下的《进一步,退两步》一文中,我们又惊奇地发现了上文中曾提及的普列汉诺夫《一元论历史观》中那个观点的继续。列宁在分析俄国社会民主党人的斗争情况时,终于开始承认“发展确实是按着辩证的道路,矛盾的道路行进的”,而在此前,列宁的头脑中是缺乏这种辩证法观念,特别是缺乏矛盾的观点的。列宁说,在这种斗争中,少数变成多数,多数变成少数,“时而转守为攻,时而转攻为守”,还有斗争对象不断矛盾转换中的否定之否定。之后,列宁则写道:“总而言之,不仅燕麦是按照黑格尔的规律生长着,而且俄国社会民主党人也是按照黑格尔的规律互相斗争的。”(113) 列宁的最后一段话,显然又是接着普列汉诺夫的相近观点续说的。更重要的是,列宁还写下了这样一句话,即“马克思主义使之用脚立地之后接受过来的伟大的黑格尔辩证法”。这算是对黑格尔的一个新的历史性评价,从中也能印证我们之前提到的列宁对普列汉诺夫在理论逻辑上的依存,即便他们在政治上已经分道扬镳,但在哲学理论上列宁仍然是信任普列汉诺夫的。换句话说,直到此时,在列宁的哲学观念中,仍然是由他性理论权威从外部来构成逻辑认同镜像的。列宁在哲学理论上的思考回路恰恰是来自普列汉诺夫的。固然,此时他们在政治上已经彻底决裂了。
还须提及的是,在1903—1904年间,列宁在瑞士日内瓦阅读了两本哲学基本理论方面的著作: 弗·宇伯威格的《哲学史概论》(三卷,德文,莱比锡,1876—1880年版)和弗·保尔森的《哲学引论》(1899年版)。这一轮阅读的效果显然并不理想。从目前存留下来的笔记看,列宁对前一本书的评价不高,他认为出版于19世纪70—80年代的这部书内容陈旧,其中“四分之三的篇幅是人名和书名”(114) ,根本没有什么实质性内容。所以,关于此书的笔记只作了短短的几行。对后一本书,列宁倒似乎有些兴趣,但这种兴趣集中在有关哲学唯物主义的问题上,因为该书作者是站在唯心主义立场上写作的,所以列宁是从作者批判唯物主义的斗争中去了解哲学基本问题的。(115) 除此之外,1904年列宁还阅读过关于恩·海克尔的《生命的奇迹》与《宇宙之谜》这两部书的相关书评。(116) 我推测,这应该是列宁自己在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之外的第一次非系统的哲学基本理论学习,促动他进行学习的原因很可能是由于在当时的党内活动家中自以为是的哲学家越来越多,除了普列汉诺夫之外,波格丹诺夫、巴札诺夫等人皆是如此。而列宁此时已具备了清醒的自知,他意识到自己在哲学修养上不够精深,以致尚无法准确地对一些重要的哲学基本观念作出辨识。一些研究者指出,当1899年波格丹诺夫的第一本书《自然史观的基本要素》出版时,列宁竟然曾将之误认为是普列汉诺夫的新作,因为他此时还认识不到波格丹诺夫学术观点中的错误。(117) 当然,这一次的哲学阅读并不是系统性的研究。此外,我也在猜想,是否正因为与普列汉诺夫在政治上日渐决裂,才使列宁开始意识到必须独立去面对自己并不熟悉的哲学理论,因而决心暗下工夫研读哲学著作?不过,实事求是地看,这次的阅读并没有过多地改变列宁此时的哲学立场。在哲学观念上,他并未摆脱自己在政治上已经开始反对的普列汉诺夫。他更无法知道,普列汉诺夫政治上的错误立场恰恰是与他的哲学唯物主义观点相关联的。这是另一个更深的逻辑构境矛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