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思想史线索
作为百科全书的一个条目,列宁的《卡尔·马克思》一文还有一个十分翔实的书目作为附录。从这个书目中我们看到,列宁当时的研究是极其严肃和全面的,已经有几分专业学者的样子了。也是在这个书目中,我们发现了其时的列宁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史线索。在此文的写作提纲中,列宁明确写道:“可以非常概括地论及马克思主义的形成过程”(27) 。
对青年马克思思想演变过程的理解,列宁的观点显然是“一次转变论”。他已经了解到,在青年马克思写于1841年的关于伊壁鸠鲁自然哲学的博士论文中,“马克思所持的还完全是黑格尔唯心主义的观点”。这是对的。在前面的词条正文引言中,列宁也正确地指认了这一点。但是,列宁认为,从青年马克思在1842年《莱茵报》工作时期所发表的文章中,已经可以看出他“开始从唯心主义转向唯物主义,从革命民主主义转向共产主义”,而到马克思与卢格主编《德法年鉴》时,“上述的转变在这里彻底完成”。(28) 这个判断显然不准确。即使是只从列宁当时能够看到的文献情况来分析,也已经可以推断,青年马克思的思想在1843年以前仍然是唯心主义的。在《莱茵报》时期所写的论文中,马克思的基本哲学逻辑仍然是黑格尔式的理想性观念先在论,他对唯物主义所使用的指称也多为“下流的唯物主义”和“三分铜钱能够买到的学问”。因此,关于这个时期的马克思,我们至多也只能说,他已经不平地感到,物质利益在社会生活中总是“占上风”,除此而外,其实还根本谈不到青年马克思的哲学观点和政治立场的转变问题。可见,列宁的这个质性判定显然有问题。我还不敢断定,列宁的这些判断究竟是建立在对第一手文献的研究的基础上,还是转述他人的观点。从此处的综述来看,后一种情况的可能性更大一些。不过,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倒不必苛责列宁,后者不可能看到青年马克思写于1843年的《克罗茨纳赫笔记》,故而也就不会知道,马克思是在其后来以法国大革命为线索的历史学研究中,才理解了社会历史中以财产关系为基础的社会结构,并进而接受费尔巴哈的哲学唯物主义观念的。列宁此时其实还是在引述恩格斯的一个判断,即恩格斯与青年马克思受到费尔巴哈哲学的影响,“一时都成为费尔巴哈派了”(29) 。实际上,马克思的思想转变并非恩格斯所说的这么简单和外在化。青年马克思之转向唯物主义,主要是通过自己的历史学研究而内在实现的,在这以后,他才认同了费尔巴哈的立场。(30) 而且,《莱茵报》时期的青年马克思的政治立场仍然是民主主义的,根本谈不到共产主义。所以,青年马克思这一哲学—政治观念的双重思想转变并不是发生在1842年,而是到了1843年下半年,即开始写作《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一书,并开始他第一次历史研究(《克罗茨纳赫笔记》,1843年5—10月)的时候才出现的。这个转变的确完成于1844年,可是列宁不可能知道青年恩格斯和赫斯对马克思的重要影响,也不知道《巴黎笔记》和《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存在,所以他也就不可能发现,青年马克思的这次转变还不是马克思主义本身的发生和确立,而只是马克思哲学思想的第一次转变,其质性是一般哲学唯物主义和哲学共产主义。列宁甚至不能发现青年马克思所经过的以劳动作为人的类本质的人本主义异化史观逻辑以及作为异化扬弃结果的伦理共产主义思想阶段。此外,列宁在1913年发表的《马克思学说的历史命运》一文中指出,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历史使命的观点形成于1844年,这显然是指马克思恩格斯合作并公开发表的《神圣家族》。(31)
我和孙伯
先生都认为,马克思的第二次思想转变发生于1845年。在列宁同样无法看到的《布鲁塞尔笔记》A(1845年2月)、《评李斯特》(1845年3月)、《布鲁塞尔笔记》B(1845年5—7月)和《德意志意识形态》等一系列文献中,也包括在列宁能看到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里的那个“新世界观的萌芽”中,马克思实现了第二次重要的革命性思想转变,而这次革命才可以说是标志了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基本创立。正是在这次转变中,作为广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构架和真正面向社会历史现实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第一次被确立。
我们看到,列宁在对1846年之后的马克思恩格斯的文献所作的综述中,十分准确地概述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文献史和现实无产阶级革命的创造性实践过程史,甚至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去世之后他们的文献的出版情况,特别是马克思恩格斯经典文本在俄国的翻译出版情况。对这些内容的准确综述表明了列宁对史料全面和深入的分析与把握。
最重要的文献索引是列宁对当代西方学术界在马克思主义研究方面的专题资料的概述。列宁认为,可以将众多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文献的作者分为三类:“在根本上坚持马克思观点的马克思主义;本质上敌视马克思主义的资产阶级著作家;似乎承认马克思主义的某些原理而实际上用资产阶级观点代替马克思主义的修正主义者”(32) 。此外,列宁对这些文献本身进行了细致的分类概述: 一是马克思传记文献;二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历史唯物主义问题;三是马克思的经济学说;四是第二国际和俄国的相关文献。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从这个分类文献的概述中,我们同样可以复现出列宁此时思想构境中的哲学观念和立场。
在这些传记文献中,我们看到了恩格斯、李卜克内西、拉法格、梅林、考茨基、蔡特金、安年柯夫、舒尔茨和柯瓦列夫斯基的名字,这些人大多是在马克思在世时与他有过直接交往的人。因此,他们的记忆大多具有现场感和那个时代的真实性。
在众多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文献作者中,列宁还是将自己的老师普列汉诺夫排在了第一位,20世纪初大部分介绍和诠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论著皆出自普列汉诺夫的手笔,这些论著被列宁指认为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最好的论述”。(33) 我注意到,无论列宁与普列汉诺夫在政治上发生了怎样的分歧,他始终还是将这位老师视作自己汲取马克思主义哲学观念的最重要的基础。这种思想上的依赖,直至他在自己的黑格尔哲学研究进行到最后阶段时才最终改变。那时,他通过自己艰苦的哲学研究,发现普列汉诺夫等20世纪的众多马克思主义者都没有真正理解马克思。排在第二的是意大利的拉布里奥拉,他的那本《历史唯物主义》在列宁的文献索引中赫然在目。我们无从推知列宁是否精读过拉布里奥拉的这本书。据阿多拉茨基介绍,列宁在1920年曾重新订购过拉布里奥拉的这本《历史唯物主义》和另一本《哲学》。在这本书中,拉布里奥拉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路与狄慈根、普列汉诺夫以来的诠释逻辑是不同的,他的路径倒是一条以历史唯物主义逻辑为主轴来理解马克思的思路。与这种观点比较接近的还有梅林的《论历史唯物主义》。除此之外,列宁还列举了大量非马克思主义者讨论或批评马克思的著作,并对其中的一些作了简要的评点。
在研究马克思经济学的文献中,打头的是考茨基和伯恩斯坦的著作,而希法亭的《金融资本》一书则被列宁判定为“进一步发展马克思的经济观点,将它运用于经济生活中的最新现象的书”(34) 。这个评价似乎给得过高了,在后来关于帝国主义的笔记中,列宁又得出了重要的新认识。在该书中,希法亭也阐述了考茨基对其价值理论“根本错误的纠正”。罗莎·卢森堡的《资本的积累》一书被说成是“阐述马克思资本积累理论的新著作”,但列宁对这部书的评价显然不如《金融资本》,他还专门列出了三篇批评卢森堡的论文。此时,卢森堡与列宁之间还未发生关于无产阶级政党和无产阶级专政等问题的直接理论争论。
在文献综述的最后,列宁的思考重点有二: 一是提出了来自于马克思主义内部的修正主义的问题,这主要是指伯恩斯坦的著作以及考茨基对其的批判。二是俄国民粹派论述马克思主义的文献。
全部文献综述的最终结论为:“要正确评价马克思的观点,无疑必须熟悉他最亲密的同志和合作者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著作。不研读恩格斯的全部著作,就不可能理解马克思主义,也不可能完整地阐述马克思主义。”(35) 这是列宁挺喜欢的一种断言句式。可是,不久之后,列宁又获得了另一个新的认识,即不弄懂黑格尔的《逻辑学》,就不可能真正弄懂马克思的《资本论》。当然,这是列宁在黑格尔哲学研究中最终得出的结论。
(1) 列宁: 《讨论关于召回主义和最后通牒问题时的讲话》,载《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3页。
(2) 参见列宁《讨论关于在中央机关报上发表哲学文章问题时的发言》,载《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7页。
(3) 列宁: 《论拥护召回主义和造神说的派别》,载《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78页。
(4) 列宁: 《我们的取消派》,载《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29页。
(5) 参见列宁《被揭穿了的取消派》,载《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64页。
(6) 列宁: 《论拥护召回主义和造神说的派别》,载《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75页。
(7) 列宁: 《致伊·伊·斯克沃尔佐夫—斯捷潘诺夫》,载《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5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96页。
(8) 列宁: 《论马克思主义历史发展中的几个特点》,载《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84页。
(9) 德波林: 《辩证法的“摧毁者”》,载《现代世界》1910年第6期,参见德波林《哲学与政治》上册,李光漠等译,三联书店1965年版,第80页。
(10) 列宁: 《论拥护召回主义和造神说的派别》,载《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05页。
(11) 列宁: 《论目前思想混乱的某些根源》,载《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37页。
(12) 列宁: 《致阿·马·高尔基》,载《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6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6页。
(13) 列宁: 《马克思学说的历史命运》,载《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4页。
(14) 列宁: 《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载《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41页。
(15) 列宁: 《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载《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42页。
(16) 列宁: 《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载《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45页。
(17) 参见列宁《致阿·马·高尔基》,载《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6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15页。
(18) 在此文的写作提纲中,列宁还是从哲学唯物主义开始的。参见列宁《<卡尔·马克思>一文提纲》,载《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26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73页。另外还可以参见列宁写于1913年3月的《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载《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42、45页。
(19) 参见列宁《卡尔·马克思》,载《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26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55页。
(20) 列宁: 《<卡尔·马克思>一文提纲》,载《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26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72页。
(21) 列宁: 《卡尔·马克思》,载《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26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55页。
(22) 列宁: 《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载《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42页。
(23) 列宁: 《卡尔·马克思》,载《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26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57页。
(24) 转引自列宁《卡尔·马克思》,载《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26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58—59页。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10页。
(25) 转引自列宁《卡尔·马克思》,载《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26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58页。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13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8页。
(26) 参见列宁《卡尔·马克思》,载《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26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77页。
(27) 列宁: 《<卡尔·马克思>一文提纲》,载《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26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75页。
(28) 参见列宁《卡尔·马克思》,载《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26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83页。
(29) 转引自列宁《卡尔·马克思》,载《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26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48页。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313页。
(30) 参见拙著《回到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章第1节。
(31) 参见列宁《马克思学说的历史命运》,载《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页。
(32) 列宁: 《卡尔·马克思》,载《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26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88页。
(33) 参见列宁《卡尔·马克思》,载《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26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89页。
(34) 列宁: 《卡尔·马克思》,载《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26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92页。
(35) 列宁: 《卡尔·马克思》,载《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26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94—9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