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体系的变更与系统性变革

首先,冷战后的国际体系是系统性变革和互动的变化,不存在吉尔平所界定的“国际体系变更”的实质。根据吉尔平国际政治分析理论,国际体系的变更是国际体系本体特征的改变,最典型的是其行为主体性质的变化,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确立的主权原则和主权国家的国际行为主体地位至今未曾改变,尽管全球化的发展催生了跨国公司和非政府组织等新的国际行为体,但主权国家的主导地位依旧。此后国际体系经历的维也纳体系、凡尔赛—华盛顿体系、雅尔塔体系的演变实质上是国际体系结构、体系观念和体系机制等体系要素的变化,即吉尔平所说的系统性变革和互动的变化,而不是体系本体特征的改变,即不是体系的变更。

其次,推动国际体系重组的最活跃的变革因素是体系权力结构的变化。吉尔平的“权力转换论”认为,“成本—收效”理论和各国发展不平衡理论使霸权战争成为国际政治体系变化的基本机制。吉尔平指出,国际体系的变革通常分为渐进性变革和革命性变革两种,其中前者更为常见,是体系内的经常性渐进性调整,这使体系处于一种自我平衡的状态,体系通过国家间领土的变更、政治和经济上的调整来减轻其自身日益增加的压力,从而再次达到体系的平衡状态。(41)肯尼思·沃尔兹在《国际政治理论》中明确指出,“结构的不同,不是由于单元在特征和功能上的差别,而只是由于它们间能力的不同,大国数量的变化而引起的。”权力结构的变化,即国际体系中主要行为体力量发展的不平衡性,是国际体系重组的主要推动力,霸权战争、结盟和均势外交是国际体系转变的主要方式或中介手段。这方面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是:莫德尔斯基的“领导权周期论”,即霸权体制存在着国际体系不稳的内部矛盾,霸权负担着国际公共财产陷入负担过重而走向衰退,各国发展的不平衡使新兴国家崛起,霸权战争使体系重组。

对于体系重组的原因,波兰学者约瑟夫·库库尔卡在《国际关系理论问题》中作了另一种分析:一是体系边界的改变,主要是地理的和社会的边界的改变,这将导致新的空间,引起国际关系体系的结构改变;二是体系要素层次上的质变导致国际关系体系的结构改变,如主要行为体权力结构的变化导致体系单位层面的变化。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论”提示了“中心—外围”结构的矛盾,世界体系通过地理上的扩张和经济上的无产阶级化而获得前进动力,在扩张和停滞的循环中得到发展。(https://www.daowen.com)

世界历史发展表明,作为国际体系核心的世界秩序,其发展演变的根本动因在于世界秩序内部的各种矛盾和变化,尤其是主要行为体力量的消长和力量对比的变化。力量的不平衡性是推动新旧世界秩序转换的物质基础和主要动力,霸权战争通常是国际格局和世界秩序转换的重要标志和手段。(42)经由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维也纳体系、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向雅尔塔体系的历史演变,近代以来的国际体系对此作了很好的注脚。唯一的例外是冷战的结束和美苏两极对抗体系的解体,雅尔塔体系的急速崩溃和向后冷战国际体系的转换是在和平方式下进行的。雅尔塔体系向新的国际关系体系的变更不同以往,它不是体系的变更,而是系统性变革和互动的变化兼而有之,通过渐进性变革实现的,主要表现为体系内部主要行为体权力分配和威望等级的变化。原雅尔塔体系中权力结构的第一层——美国依然如故,原体系中的第二层权力结构因苏联的瓦解而随之消失,没有了直接挑美国霸权的国家,第三层权力结构中多强的力量格局仍然没有太大的变化,只是多了一个取代苏联的俄罗斯。(43)

国际体系的重组过程中不会存在时间的空白期,但旧体系崩溃后新体系的出现往往有一个认知上的滞后期,对新的国际体系的认识和把握处于不确定状态,但这不能认为新的体系尚未形成。两极解体后的国际关系体系保留了原体系的很多特征,原体系中的一些规则、制度组织仍然保留了下来,如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超级大国外交行为也有继承性,霸权与反霸权的斗争继续。在国际战略力量方面苏联被俄罗斯取代,俄较之苏联地位大大下降,体系内的地理和社会边界发生了变化,尤其是在巴尔干半岛、中东欧和后苏联地区,一批新独立国家登上国际舞台。因此,当前的国际关系体系具有混合型过渡性体系的特点。与此同时,不能忽视的是,不断扩展和加强的全球化正在催生人类新因素,逐步改变着世界的发展进程,从长远看将从根本上动摇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以来的国际体系规则和国际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