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美关系中的角色期待和角色定位危机
作为国际政治中最具全球影响的大国,俄美关系涉及领域重大而广泛,这包括诸如双边范围的经济和政治问题,独联体地区的一体化与地缘政治的多元化问题,北约东扩与欧安组织等欧洲安全问题和军控、防扩散等国际安全以及国际热点问题,这深刻地反映了国际体系中俄美关系的重要性。冷战结束后俄美关系二十几年来的风雨表明,俄美关系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三方面,即实力和地位的不对称性、双边关系的战略性、伙伴与对手关系的两重性。一方面,俄美国家实力和国际地位的严重不对称(16)导致俄美对对方利益需求、对战略伙伴关系定位和各自在对方外交优先排序中的不对称性;另一方面,两国特殊的大国属性、冷战中形成的互为对手和互不信任的思维模式、地缘政治和全球事务中现实的国际利益冲突,以及对现有国际秩序变革的不同构想,加重了两国关系中既是战略伙伴又是战略对手的两重性。
构建全面的国家间伙伴关系有两个关键因素,一是存在对彼此建设性的关系至关重要方面的利益和看法吻合,这是形成伙伴关系的战略基础(物质层面);二是存在协调彼此间出现矛盾和形成相互可接受的立场的协调机制,包括常设机构、各种协商委员会和委员会小组以及各种层次的协调会晤,这是维护伙伴关系的战略手段(制度层面)。冷战后的俄罗斯百废待兴,发展走向尚不明朗,其对美国的利益需求与兴趣远远大于美国对俄罗斯的利益需求和兴趣,俄独立后的前15年俄美建立平等而全面的伙伴关系尚不成熟。
首先,叶利钦时期的俄罗斯对自身实力和地位的下降,对转型中俄罗斯的国家利益和外交作用以及与他国外交关系原则等重大问题,在思想观念和政策理论指导方面均有明显缺失,对外关系表现出明显的非理性和情绪化,国家发展和对外政策的不可预见性,使其谋求与西方大国的战略盟友或战略伙伴关系都是俄的一厢情愿。2000年普京执政后,加强可控民主建设,稳定了国内政治和经济形势,国家出现了积极的发展态势,外交也逐步走向理性和可预见性。俄定期发布外交政策构想、国家安全构想、军事学说等政策文件,总统每年向议会作国情咨文报告。2004年,俄设立了“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2005年起俄总统开始每年参加“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这两大论坛是俄总统直接与世界各国政治和经济精英界人士面对面对话,宣扬俄的政策立场和外交方针,共同探讨国际事务和地区热点问题的重要平台。从普京第二个总统任期开始,俄美关系才呈现构建平等伙伴关系战略基础的可能性。随着俄罗斯走向稳定和国力增强,2000年后,俄罗斯和美国一些务实的现实主义政治家和分析家开始反思“俄美如何失去了对方”,俄美关系的发展趋于务实性和可预见性。
其次,冷战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俄美对“战略伙伴”关系的解读和对彼此的角色定位存在很大差异,而这种差异又与关于冷战结束及俄在其中的历史作用的评价密切相关。
俄罗斯所认为的“伙伴关系”是指俄作为“西方文明大家庭”一员,迅速加入工业发达国家世界共同体,平等地参与西方政治经济机构,融入冷战后的国际体系。美国所说的“伙伴关系”是指美处于绝对优势地位的伙伴关系,他们对待俄罗斯就像对待冷战中的“被征服者”,准备与之发展小伙伴关系,并对俄罗斯这一“邪恶帝国”是否真正“洗心革面”持怀疑态度。美国不打算从一个全新的国家开始与俄罗斯的关系,同样也不打算向其投入大量的经济援助。因此,美国人所理解的伙伴绝不是给予俄罗斯在世界政治中的平等地位,也不是使其无条件地加入主要的国际政治经济机构和机制,更多的是宣传意义,口头上称其为伙伴,行动中却仍旧沿用力量平衡的旧游戏规则。这种相互认知和角色定位的差异将俄美关系引入危机中。俄分析家指出,俄罗斯独立以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对自身的实力和国际地位认识不清,对本国的国家利益和利益优先次序缺乏清晰的理解和表述,从而严重影响了俄外交取向和政策的灵活性,也导致了俄最初对美的过高期待和继之太多的失望和不满。1994—1996年任俄国家安全助理顾问的科尔图诺夫(С.Кортунов)在《俄罗斯与美国:通往伙伴关系之路》中分析指出,富有成效和平等合作的有生命力的伙伴关系体系只有在明确各自国家利益的世界政治主体间才能建立,正是这些利益是伙伴关系建立的可靠而独立的物质基础。同苏联不同,俄已不再是有与美相对抗的拥有全球利益的超级大国,而是正处于自我认定进程中的新国家。但伙伴关系不可能建立在俄罗斯对自己的对外政策利益尚不清晰的情况下,俄国内形势的不稳定、政治力量的多元化和经济改革方面的分歧加大了国家利益界定的复杂性。外交优先方向的模糊不定成为俄罗斯发展与潜在伙伴国关系道路上的障碍。“战略伙伴关系”需要双方的共同推动,可视其为理想的未来目标,而未必是合理地制定政策的前提。俄美离真正的伙伴关系还相差甚远,无论是美国的宣言性的文件还是实际行动都无法得出结论,美国人将俄美关系看作是伙伴关系,恰恰相反,俄罗斯因素在美外交政策中的地位正在降低。(17)
俄美在20世纪90年代危机的实质是“角色期待危机”,即两国各自在世界政治和对方自我意识(设计)中应发挥什么样的作用,与事实上各自有能力和实际发挥怎样的作用的矛盾和冲突。如果说俄美国力和地位的根本性的不对称是影响角色期待危机的物质层面的根源,那么俄美对冷战结束的看法存在的巨大差异是影响这种角色期待危机的重要思想根源。
物质层面的根源。1999年俄美关系最紧张时,俄方以外交与国防政策委员会、美方以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为主成立了联合工作小组,准备报告分析俄美相互关系现状与前景,并提出对改善和管理两国关系的建议。俄美联合工作小组报告《世纪之交的俄美关系》指出,90年代初俄美关系被宣称为“战略伙伴”,但近几年来定位在下降。当前俄美关系的最大特点是明显的不对称,这不仅是由于两国潜力的不同,而且是因为执政精英和社会民众对两国关系的优先程度划分的不同而形成的。当前谈战略伙伴还为时尚早,美俄的不对称对于支持全面而有内容的伙伴关系是毫无根据的,而这一不对称性在未来十年内有可能加强,这使维护和支持友好关系的任何努力变得复杂。美力求巩固冷战成果,而俄罗斯希望建立它有能力施以影响的世界新秩序。(18)俄学者别洛诺戈夫(Белоногов.А)认为,俄美伙伴关系谈论尚早,俄目前还是政治制度尚未稳定的国家,唯一没有规范的执政党的国家,现实的长期而全面的伙伴关系是不适宜的。(19)
俄谋求与美伙伴关系面临着极大的挑战。美所拥有的决定当代世界体系发展方向的强大的军事、经济强国地位决定了俄与美建设性政治对话的重要性,而美与俄的对话主要是考虑到俄罗斯在当代世界中的政治份量和影响,在经济方面俄罗斯不是美国重要的伙伴。俄罗斯当时在美对外贸易总量中仅占0.45%,在美国对外投资中占1.1%。(20)关于俄美关系发展的成绩和两国战略目标吻合的官方声明,并不能完全反映在绝大部分俄政治精英和广泛的俄社会阶层中已经形成的俄外交轮廓。俄学者阿尔巴托夫指出,俄美两国的利益和优先方向不一致,甚至不是平行的。(21)俄罗斯经济虚弱,事实上确实很难与美国谈平等,而美国越来越感觉自己是唯一的超级大国,他完全不必考虑别国的利益。1996年,美前驻苏大使马特洛克(Matlok)(22)撰文阐述了他对俄美伙伴关系的看法。他指出,在美政府官方宣言上表达了许多发展与俄伙伴关系及成果的内容,但在美专家层则有两种其他观点。一部分美政治精英看到了俄美关系中迅速发展的对抗的趋势,呼吁采取紧急措施来改变之,另一部分美政治精英不仅不对俄美关系的恶化表示关注,而且认为美国不需要这种伙伴关系,俄罗斯的进一步恶化丝毫不会危害到美国。《世纪之交的俄美关系》研究报告指出,总体而言,在美国对俄美关系主要有四种观点:一是忽视俄罗斯,认为俄罗斯不再重要,不值得美在俄身上花费太多时间、金钱和精力;二是最大程度地遏制,认为俄罗斯无论怎样发展都是个不稳定的因素,是个问题;三是仅在安全上的有限参与,认为俄不再是全面深入合作的合适伙伴;四是重新的广泛参与,认为俄的潜力仍然重要,应合作营造信任氛围,应关注和援助俄罗斯,使其成为有和平意向的建设性的大国。其中“参与派”与“遏制派”的影响最大。“参与派”寄希望于在未来与俄罗斯的伙伴关系的可能性,但否定其在当前的现实性,原因是俄罗斯尚未准备好伙伴关系:俄缺乏政治稳定、未建立法制社会、改革未完成、与有组织的犯罪和贪污斗争不力。当前应为俄美伙伴关系创造一系列先决条件。“遏制派”观点的前提是俄罗斯永远不会改革达到分享西方民主价值观念的国家的水平,因此美国的任务是积极遏制俄外交中对抗美利益的那些方面,视俄罗斯为潜在的对手。(23)
1999年俄美联合工作小组分析报告《世纪之交的俄美关系》得出如下结论:(1) 俄美关系恶化的原因是起初来自双方的不现实的期待,对冷战结束后发生的根本变化的评估有错误和两国现状与地位的明显不对称性。俄深陷社会—政治危机而美国实力和财富史无前例地增长。(2) 俄罗斯对自己内部改革的失败负主要责任,同时美国在支持俄罗斯未能深思熟虑的经济改革方针上负有责任,大部分俄罗斯人认为这是俄衰退的主要根源。(3) 对两国国内舆论和精英中正在形成的在外交和相互安全中贬低两国关系的重要性的趋势表现了关注。俄报告认为美国的地位和实力决定了美在俄外交中是优先取向的国家,而美国则视俄除了战略核平衡外在所有的国际关系领域处于二流层次的国家。与此同时,美方报告也肯定俄罗斯应成为美国的主要关切,即使俄不能与苏联在冷战中所占有的核心地位相符。这首先不仅仅是由于俄罗斯拥有核力量和生产大规模毁伤性武器的工艺,而且由于其地理环境,控制着与美利益攸关的地区,同时美关注俄内部改革,它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欧洲的安全,以及俄罗斯能否将自己巨大的潜力在国际舞台上用于建设性的还是非建设性的目的。(4) 与战略核武器相关的军控机制和战略对话仍是两国关系中的优先问题,同时支持俄美广泛参与国际事务,而不局限于战略安全方面。(5) 美方报告认为不对称不排除伙伴关系,呼吁美实施参与政策一方面要目标现实,考虑俄当前有限的资源和关注于内部发展的情况,另一方面也不要使俄美关系经受过于严重的考验(导致失败)。俄方报告强调俄必须集中精力捍卫生死攸关的利益,首先是关注国内事务、避免任何形式的对抗、实行有选择地参与国际事务。(6) 看待和理解车臣冲突方面的分歧是两国领导层关系紧张的最大根源,在独联体地区的利益冲突将导致俄美关系的对抗。(24)1999年该研究报告的结论对17年后的俄美关系仍然基本适用。(https://www.daowen.com)
思想观念层面的根源。大多数俄罗斯人认为,冷战结束的主要贡献应归功于俄罗斯,苏联时期俄罗斯的改革和民主化是在共产党人的领导下进行的,(自我选择)卸下苏联这个大包袱和系在脖子上的大石头是俄战略上的胜利。因此,俄罗斯不必扼杀自己的国际期待和诉求,相反,它至少心理上渴望承认其功绩和维护其特殊的世界和地区地位的权利。(25)但类似的要求和宣示引起了美国的不满和愤怒。美国主流精英将冷战的结束看成是西方在冷战中无条件的胜利,美国希望俄罗斯表现出“德—日”模式那种被战胜国的行为取向。美国认可的“伙伴关系”事实上是承认美国的领导地位,然而俄罗斯无论是现在还是可预见的将来都不可能接受处于美领导者之下的某一社会角色。(26)对此,1987—1991年出任美驻苏联大使的马特洛克强调指出,冷战的结束是通过谈判达成的,它发生在苏联解体之前,谈判各方都是胜利者。但一个虚假的神话至今影响着我们的(对俄)政策和(对俄)关系,即冷战是伴随着苏联的解体和在外部压力下终结的。而事实是,1989年12月的谈判结果预设了冷战的结束。在这方面,我们和苏联外交官就许多问题进行了合作,跨越了冷战时的樊篱,里根和戈尔巴乔夫离开时俨然成了伙伴。里根总统从来没有说过“我们赢得了冷战”,他甚至警告我们说,当我们去谈判时,也就是我们去寻求某种决定,不应该认为自己是最终的胜利者,因为决定应该是令双方满意的,因此不能说是西方胜利了。(27)然而,前美驻苏大使马特洛克的这种观点只代表了美精英界的少数。苏联解体后登上历史舞台的俄罗斯继承了苏联遗产,同时也继承了俄美关系的优先性,无论是苏联后期的领导人,还是新俄罗斯领导人都将国家社会—经济的革新,首先与美国关系的正常化、从对抗状态转向积极的合作进程,推动俄罗斯的改革相联系。在这种情况下,苏联后期和新俄罗斯领导人毫无根据地寄希望于美国和美国对俄罗斯改革实质上的、无私的援助。(28)戈尔巴乔夫希望苏单方面结束冷战、同意两德统一、将苏军从中东欧撤出,甚至因为实行公开性、苏联社会的民主化方针和开始市场经济改革而应该得到西方的不仅是道义上,而且是物质上的援助。叶利钦同样希望西方,首先是美国的经济援助和政治支持作为对苏联和平解体、降低对美核威胁、沿着西方发展轨道在俄建立民主和市场举措的补偿。美在俄外交中仍占据优先地位,这是由美超强实力和影响力决定的,而俄罗斯在美外交中的优先性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美精英和社会舆论倾向于将俄罗斯视为二流国家,除了它的军事战略核力量。
最后,持续半个世纪之久的冷战虽已过去,但源于历史上长期交往和苏俄建立以来的对抗及互不信任思维犹存,且深深影响着相互的角色定位。
美国俄罗斯外交史专家阿尔弗雷德·里伯认为,西方有着非常深厚的反俄思想传统,在美国朝野有一股相当大的主张对俄强硬政策的势力,从思想上来说这股势力将“西方冷战意识形态的基础与长期的反俄传统结合在一起”(29)。2003年俄分析家在《俄美关系70年》中也指出,尽管俄罗斯的情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但美执政精英对俄罗斯的态度在许多方面仍然像对待苏联一样。反苏综合征、一定程度的偏狂深深地扎根于美精英们的意识中,用一代人的时间都很难将其消除。这种思维惯性的存在和强化源于两种因素:一是俄罗斯仍为核大国,俄罗斯的核潜力对美安全而言仍具有一定的威胁性;二是俄罗斯前景的不确定性,担心由于某种形势导致俄罗斯的发展出现变数。尽管美对俄的态度也有所调整和修正,但许多20世纪的东西依旧成为俄美关系的负担。俄分析家认为,俄罗斯在美外交中正处于被边缘化的地位,美关注的兴趣更多地投向其他国家。事实上美在一系列国际事务中需要俄罗斯的合作,如阿富汗战争、伊拉克和伊朗问题,但美国过于自负,对自己的力量过于自信。(30)因此,俄美关系的走势仍然缓慢而曲折,政策实践中仍将遇到不少麻烦和危机。
在俄罗斯国内,也始终有一种强大的势力将自己的问题归因于国外的阴谋,指责美国有意搞垮俄工业,尤其是高技术产业,使俄国家财富贬值,其后果是俄罗斯丧失应有的国际地位。相互的猜疑和相互的指责往往建立在虚假的观念及对现实的错误认知和理解上。俄美1999年联合工作小组提交的报告指出,俄美关系积极发展的最大障碍是两国精英在理解双方政策上的距离越来越大,俄相当一部分精英把美对独联体(里海和高加索)的政策看成是反俄的,认为美国不愿意慷慨帮助俄罗斯是为了将俄贬为三流国家和原料出口国,甚至是使其解体。俄罗斯人越来越视美国为不负责任的、企图建立无视俄合法利益的世界秩序的霸权国。同样,在美国政界,有一种观点认为俄罗斯发展中的不确定性是天生的本性,俄在独联体地区的外交政策具有新帝国主义的特点,是为了最大程度上对抗美国的利益,俄在车臣的军事行动进一步加强了西方对俄罗斯在世界舞台上破坏性和不负责任国家的认知。这些评估在很大程度上与现实是不相符的,但这却是政治现实。(31)1999年因科索沃战争、北约第一轮东扩和北约新战略出台以及车臣战争问题,俄美关系处于最低点。俄学者科诺瓦洛夫(А.Коновалов)在《俄罗斯和美国如何失去了对方》中深刻地分析道:“俄当前大规模的反美主义本原不是出于意识形态和政治色彩,而是具有社会文化和心理特点。‘对于俄罗斯人来说,美国不是现实中存在的那个国家,而是俄罗斯人自己根据对西方的畏惧和希望,以及对西方观念的认知而设计出的形象,它代表的是西方精神的精华’。俄罗斯不相信西方的经验、政治和经济模式对俄适用,但又心存畏惧地认为西方模式可以模仿。诱惑与仇视是俄罗斯反美主义的两个方面。”(32)
美国著名俄罗斯问题专家基辛格和布热津斯基均是务实的现实主义者,两人对美对俄外交都有真知灼见,但对策建议又不尽然。基辛格将俄视为美国外交对手,但却不主张实行一味孤立和遏制俄的政策。冷战结束后基辛格对俄罗斯这个苏联的继承者的演变及不确定性充满疑虑,认为俄罗斯的改革也很难使他改变其外交政策的扩张倾向,包括不会放弃在后苏联地区寻求霸权的努力。基辛格指出,俄罗斯民族主义在历史上一直充满使命感和帝国主义色彩,在共产主义意识形态退出后,俄罗斯民族主义将成为各政治派别获取民众支持的凝聚力量。基辛格建议在对俄政策上应坚持两手政策:一方面,使俄罗斯融入国际体系是正在形成中的国际秩序的关键任务,在重组的国际体系中俄罗斯的声音应得到尊重并且尽量给俄参与国际决策的机会,特别是在安全问题上;另一方面,反对俄罗斯作为一个平等成员国加入北约和欧盟,俄罗斯成为北约一员将使大西洋联盟变成一个微型的联合国安全机制,或者变成一个西方工业民主国的反亚洲特别是反华联盟,而俄成为欧盟的一员将导致大西洋两岸的分裂。北约必须保持作为一个防止俄罗斯重新帝国化的篱笆作用,与俄的合作应通过欧安组织和“八国集团”机制来实现。(33)基辛格信奉“大国均势”外交哲学,在中俄等新兴经济体群体性崛起、美国世界影响力下降的21世纪第2个10年,他建议美国特朗普新政府建立“美俄中威权主义联盟”(34)实行大国治理,共同应对全球新威胁和挑战。基辛格指出,俄美最关键的是需要理解对方,“企图妖魔化普京的政策只能说明美对俄政策的缺失”,俄在独联体地区的现实安全关切应被考虑。对俄而言,乌克兰从来不是一个简单的其他国家,因为俄的历史起源于基辅罗斯,这里是俄宗教的摇篮,不能忘记,几个世纪以来乌克兰都是俄的一部分。美国错过了与俄改善关系的机会,美国应反思对俄政策和美国外交。(35)基辛格认为,乌克兰应该成为北约和俄罗斯间的桥梁,而不是任何一方的前哨,一个不结盟的乌克兰也将会去中心化,乌东部地区自治程度将提升,从而有可能使危机化解。
在布热津斯基看来,苏联的遗产是巨大而持久的,“俄罗斯是谁?俄罗斯在哪里?”是困扰俄罗斯的两个关键性问题,重建俄罗斯必须避免与西方直接对抗,同时必须对俄罗斯重新进行历史定位。对于西方来说,西方的政策既要与俄保持接触,又必须使俄明白必须从根本上对俄在欧亚大陆的作用重新定位。首先,美欧必须耐心地对俄罗斯敞开不断拓宽和加深联系的重要选择,使俄罗斯任何旨在使地缘政治逆转的努力都不能奏效。将俄罗斯逐渐融入不断扩大的欧洲共同体,以巩固幅员辽阔的欧亚大陆的稳定,乃是任何一项美国长期战略都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必须创造一种地缘战略环境以使俄罗斯人相信,作为密切参与欧洲共同体的真正的民主国家和后帝国时代的欧洲民族国家,符合俄罗斯自身最根本的利益。美国和欧洲所能做的,是帮助营造为实现理想的变革所需的既适宜又带强制性的环境。西方必须继续对俄包括俄非政府组织提供援助,这将推动更年轻、思想更解放的新一代政治精英的崛起。期待着俄罗斯的下一代领导人将效法西方而且成为西方的一部分,必须鼓励这一进程。其次,俄罗斯必须告别帝国时代的国家身份,俄罗斯的帝国包袱绝不能带入欧洲,俄罗斯决不能既保持帝国的地位同时又成为欧洲的一部分。为给这一历史性选择创造条件,西方必须明确表示,欧洲和北约的扩大并不排除俄最终入盟的可能性。一个真正民主并希望成为西方一员的俄罗斯,应当有权选择以某种双方都能够接受的方式与欧盟和北约加强联合。必须悉心培育有利于这种前景的战略环境,使俄罗斯的精英们逐渐认识到,俄罗斯唯一的选择即最佳选择就是与西方真正建立起接触关系,舍此俄罗斯别无选择。(36)
基辛格和布热津斯基一致强调保持与俄接触和合作、将其融入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的重要性,并主张西方大国要为此创造适应的条件。基辛格的战略意图是使俄融入西方国际体系并从中规范其行为,成为保持自己独特性但与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合作的伙伴。布热津斯基的战略意图是使俄融入欧洲文明国家体系,成为西方一员,通过几代人的努力除去其原有的历史文化印迹和文明特性,成为西方的复制品。基辛格的设想充满矛盾性,在政策实践中很难把握保持独特性的俄罗斯政策的可预见性,布热津斯基的设想既理想主义和简单化,又充满野蛮的文明自负。俄罗斯思想家别尔嘉耶夫说,俄罗斯就是俄罗斯,它既不是西方,也不是东方,它是东—西方。普京在2013年瓦尔代论坛“当代世界背景下的俄罗斯多样性”谈到文化认同和文明属性时称,俄罗斯致力于成为建立在多样化原则上的欧亚文明代表。(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