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西方眼中的北约东扩:地缘政治和文明特性的双重解读
北约的转型是冷战后欧洲安全环境变化的必然要求,北约改组的实质是北约战略和性质的转变。作为冷战时期与华约相对抗的军事政治组织,华约的解散和苏联的解体使北约失去了存在的基础。美国却不肯放弃这个主导欧洲安全事务的有效工具,为谋求在全球建立实力优势,美顺应欧洲形势发展需要提出了北约东扩计划。冷战后至今北约已进行了四轮东扩,1999年波兰、匈牙利、捷克3国加入;2004年罗马尼亚、保加利亚、斯洛文尼亚、斯洛伐克、立陶宛、爱沙尼亚、拉脱维亚7国加入;2008年克罗地亚和阿尔巴尼亚2国加入;2015年黑山加入,成为北约第29个成员国。北约东扩得以成功推进是三方共同作用的结果:美国的克林顿政府是北约东扩的策划者和积极推动者,这服务于克林顿政府“参与和扩展”全球战略;欧盟国家是北约东扩的积极支持者,在致力于深化欧洲政治和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同时,欧盟也希望北约来填补欧亚大陆中心出现的“黑洞”,将中东欧地区拉入西方体系,建立西欧与俄罗斯间的缓冲地带;广大中东欧国家是北约东扩的积极响应者。几个世纪以来中东欧地区一直是欧洲纷争之地,冷战后这一地区政治格局的重组使领土和民族问题激化,成为“安全真空”地带。于是广大中东欧国家开始要求回归或加入西方大家庭,摆脱俄罗斯的影响,取得美欧的安全保护和对国家转轨的支持。
关于欧亚大陆战略地位重要性的经典论述是英国麦金德的“欧亚大陆中心说”和美国斯皮克曼的“欧亚大陆边缘地带说”,在欧亚大陆西部不断推进的北约东扩被解读为“地缘政治”和“文明特性”的双重博弈,二者均属于传统的政治现实主义。美欧政治家认为,苏联解体后,拥有强大核武器和常规力量的俄罗斯仍是一个军事大国。从地缘政治上看北约东扩是对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的前景尚不明确的俄罗斯民主转型及由此可能引发的地区动荡和失控局势的有效防范,以此将同样处于转型中的广大中东欧国家拉入西方体系,遏制俄罗斯帝国的复兴,挤压俄罗斯地缘战略空间,使俄罗斯归缩于欧洲大陆东部一隅。西方战略家认为,冷战后在俄罗斯与西方间形成了两个缓冲地带,中东欧和后苏联地区。北约东扩将中东欧国家拉入西方的势力范围,并进一步接纳后苏联部分国家,这样北约的军事力量就直接推进到俄西部边境,必置俄于极为不利的地缘政治地位。(55)1995年德社民党主席鲁道夫·沙尔平称:“我们永远不能忘记一个不稳定和难以预料的俄罗斯仍然将是用核武器武装起来的全球大国,我们不知道我们的政策实际上能在何种程度上在俄罗斯促进我们理想中的趋势。”(56)于是北约被西方看成是填补中东欧地区安全真空、重建欧洲安全体系的支柱。
美国欧洲战略的关键是利用改组后的北约作为欧洲安全机制继续掌控欧洲安全事务、维护欧洲地区稳定,并对俄罗斯的未来发展起到防范和遏制的作用,同时约束欧洲力量格局,巩固美国在欧亚大陆的地位和影响力。西欧国家20世纪90年代以来致力于深化欧洲一体化进程,在欧洲安全事务上起初也主张以北约为中心建立新的欧洲安全体系。1999年科索沃战争有力地揭示了欧洲军事力量和对欧洲安全事务影响力的有限,随着欧盟政治经济联盟取得阶段性成果,欧盟开始加快共同的安全与防务一体化建设,建立独立的安全防务体系维护欧洲安全的任务日益迫切,并希望在一些领域与俄罗斯合作。欧洲国家虽然对俄存有疑虑,但相信俄罗斯对维护欧洲安全至关重要,主张北约东扩应该考虑到俄罗斯现实利益需求,避免激化俄北关系。
俄罗斯的反东扩思想和外交行为是同其传统地缘政治思想一脉相承的。同西方帝国发迹的殖民统治相比,俄罗斯帝国从未有过海外殖民地,庞大的帝国建立在对周边地区的领土扩张基础上,即地缘边界的扩展构成了俄罗斯帝国对外扩张的主要特征,而这个帝国的崩溃则意味着其地缘边界的收缩。控制和扩张领土,建立“缓冲地带”和“势力范围”——这就是俄罗斯传统的民族安全模式。(57)沙皇俄国的东征西讨、争夺出海口,苏联的“东方战线”、华约组织,俄联邦的“近邻外国”都是俄罗斯地缘政治思想的集中体现。苏联后期虽然承认了中东欧国家自由选择国家的发展道路,但苏联在承认德国统一和签署《新欧洲巴黎宪章》和《欧洲常规武装力量条约》时,是首先得到西方不得将军事力量扩大部署到东欧国家的默许和肯定为前提的。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的西部和南部地缘战略环境大大恶化。在西部,俄失去了纵深达2000多公里的防御前沿,俄希望东欧地区继续成为俄罗斯与欧洲的缓冲地带,成为俄罗斯与西方融合的桥梁。对于北约东扩计划及其实施,俄罗斯始终认为这是西方旨在重新燃起欧洲的地缘政治对抗,是重新在欧洲大陆划分新的分界线,是一道新的“柏林墙”,对俄罗斯国家利益构成了潜在威胁。1992年俄前外长科济列夫在一次专访时说:“在放弃乌托邦思想后,我们开始推行实用主义,我们很快就认识到地缘政治正在取代意识形态。”(58)1993年《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基本构想》指出,确立对外政策框架首先要考虑近期内俄罗斯地缘政治环境的形成过程。1995年9月北约理事会正式通过《北约东扩可行性研究报告》后,10月俄国防部研究所在《应对俄国家安全主要威胁的构想》中明确提出,北约是俄安全的主要外部威胁和潜在敌人。北约东扩启动后,1996年6月《总统国家安全咨文》强调“北约的扩大趋势令人深感担忧”。(59)1997年12月《俄联邦国家安全构想》重申在俄周围保留或建立强大的军事集团(即北约和北约东扩)对俄国家安全构成威胁,俄保留动用核武器的权利,保持足够的核力量以对付侵略。(60)俄罗斯始终主张以涵盖欧洲所有国家的欧安组织为基础建立统一的欧洲安全大厦,但受到美国和欧洲国家的掣肘。普京执政后日益意识到北约和欧盟在欧洲安全上的现实影响力,转而实行更为务实的对欧政策,淡化了对北约东扩激烈的抗议言辞,在继续声明反对北约东扩的同时加强发展与北约的合作关系,力求将北约东扩对俄罗斯的利益损失降低。同时俄积极发展与欧盟的安全合作,支持发展独立的欧洲防务力量。
在文明归属上,俄罗斯属于信奉东正教的斯拉夫文明,历史上经受了欧亚两大文明的洗礼。长期以来,俄罗斯对西方持一种既羡慕又敌视的矛盾心理,它向往着西方发达的物质文明,却又深深感受到来自西方强势的威胁,在俄罗斯思想中包涵着一种难以抹去的反西方情绪。自19世纪以来俄国内持续不断的西方派与斯拉夫派的论争实质上就是俄罗斯国家发展道路的论争,即走西方化道路还是保持俄罗斯文明的独特性。每到俄罗斯发展的历史转折关头,都会引发上述两大政治思潮的激烈争论。20世纪20年代新诞生的“欧亚主义”,其实质是在强调俄罗斯独特欧亚战略地位时旨在突出俄罗斯结合部文明的特殊性。而在西方看来,俄罗斯是一个难以理解的异类,在18—19世纪它在欧洲国际体系中扮演了活跃而关键的作用,是欧洲协调和欧洲均势的缔造者之一,但却是一个保持强大专制沙皇制的落后的封建军事帝国,与西方民主的资本主义文明的对话有限。20世纪初十月革命后诞生的苏维埃政权则完全走上了与西方对抗的发展道路,无论是在社会制度、价值观念还是国家战略目标上都是以西方资本主义为战略对手,尤其是经过二战短暂的大国合作后,以美苏两大超级大国为首的两种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近半个世纪之久的冷战,在双方的心理上投下了更深的阴影,西方正是基于俄罗斯扩张和争霸的历史来理解当今的俄罗斯及其发展的。布热津斯基在《大失控与大混乱》中写道,一个充满民族主义动机的俄罗斯,在再度恢复的帝国本能的驱使下,并因而非常可能与其邻国发生激烈冲突的情况下,就不可避免地会成为一种破坏性力量,使世界越来越无法控制它的命运。西方普遍认为,俄罗斯是国际体系中一个不稳定的因素,因为它太大了,无法融入欧洲;而且它在太大的程度上属于亚洲大国,无法充分被接纳到西方体系中,同时它自身也为这种相互抵触的特性而感苦恼。俄国这样的国家在物质上的现代化并不能导致其精神上的西方化。(61)正是基于对俄罗斯这种防范和不信任心理,西方在对华约解散后的北约如何职能转换和使命定位的思考中提出了北约东扩的构想。西方和中东欧国家认为,20世纪40年代开始的冷战使欧洲一分为二,成为美苏全面对峙的前沿,冷战后的北约东扩是为使中东欧国家重新回到西方、回归二战后被割裂的欧洲统一的文明创造条件。为此在功能上北约被西方赋予了“推行西方民主的工具、欧美文明的制度性保证”,北约东扩将促进地区稳定,帮助广大中东欧国家顺利完成民主转型,使它们尽早融入西方民主社会。(https://www.daowen.com)
我国学者李海东博士通过两份克林顿时期的重要文献翔实地探讨了克林顿政府推出“北约东扩”的缘由、决策的最终确定以及北约东扩自身演变的影响。(62)文中提及的文献资料和得出的结论颇有代表性,这有助于我们全面理解北约东扩的实质。美国政府这两份文献资料显示,在克林顿政府初期美国是无北约东扩之意的,北约东扩的决策是在美部分学者和少数政府外交决策者不遗余力地为北约的继续存在和扩大发掘新理由的辩论中日益被政府所看重而最终确立的。第一份重要文献资料是1993年秋兰德公司三位资深的欧洲安全问题专家罗纳德·D.阿斯姆斯(Ronald D. Asmus)、理查德·L.库格勒(Richard L. Kugler)和F.斯蒂芬·拉腊比(F. Stephen Larrabee)联名发表在《外交事务》上的《建立一个新北约》。(63)该文发表正值克林顿政府酝酿北约东扩之时,从而成为冷战结束后影响美国对欧安全政策的最重要的理论指导性文章。该文的核心思想是冷战后的欧洲形势发展要求必须对北约存在的理由和使命予以重新界定。为填补中东欧地区出现的安全真空(民族主义和种族冲突),构建新的欧洲安全架构以保证中东欧国家的安全和民主,应推动北约东扩。北约东扩将推进中东欧国家的民主、经济增长和安全感。对于俄罗斯,作为该文作者之一的阿斯姆斯解释道,“东扩不是用来反俄罗斯的,俄罗斯最不需要的事情是在其西部边界出现不安全和不稳定的国家”。文章发表后在美欧政界和学术界引起了大辩论,尤其是在美国得到了一些政府要员和知名学者的赞同,对政府关于北约东扩的讨论发挥了重要作用。
第二份文献资料是克林顿政府外交政策制订者中的重要成员、在对俄政策和对北约政策制订中发挥关键性作用的重要官员塔尔博特于1995年8月发表于《纽约书评》的《北约为何要东扩》。(64)当时支持北约东扩的仅是克林顿本人和少数几位高层政府官员,塔尔博特放弃其坚持的渐进北约东扩的观点是克林顿政府内部关于如何推动北约东扩展开的激烈争论中的转折点。在政府内部酝酿北约东扩之初,塔尔博特担心北约东扩会导致处于转型期的俄罗斯国内民主出现倒退,所以反对快速北约东扩。自从1994 年2 月塔尔博特由驻独联体大使调任国务院常务副国务卿后,他开始摆脱以俄罗斯为中心看待欧洲安全建构的视角,转而从稳定中东欧国家的视角考虑北约东扩问题。塔尔博特认为,行将东扩的北约将主要发挥政治功能,承担起推进和巩固中东欧国家民主及自由市场价值观的责任,成为新兴民主国家内部和新兴民主国家间培育法治的一支强大力量。与此同时,作为欧洲安全体系核心的北约拥有现实的军事力量,仍将保持其集体防务功能。对于俄罗斯,塔尔博特一方面承认北约的存在和东扩有防备俄罗斯国内放弃民主和重建极权的考虑;另一方面他主张为消除俄对北约东扩的忧虑,美国应当在北约东扩同时加强与俄的联系,将俄罗斯问题与北约东扩问题同等对待。里查德·霍尔布鲁克(Richard Holbrook)是美实施北约东扩的关键官员。1994年中期在塔尔博特的推荐下,国务卿克里斯托弗将支持北约东扩的驻德大使理查德·霍尔布鲁克召回国内,任命其为负责欧洲和加拿大事务的助理国务卿。以国防部长威廉·佩里(William Perry)为代表的国防部,相当长一段时间对北约东扩持怀疑和不满态度。克林顿政府多次公开对北约东扩的支持声明推动了美政府内部对东扩争论最终达成共识,1994年12月初,北约内部开始对北约东扩问题进行研究。
李海东博士通过对上述美国文献资料和决策过程的分析得出结论,北约东扩是美国欧洲一体化战略的重要构成,通过“和平伙伴关系计划”,美国保证了北约加强与欧洲各国的军事合作,在实现防务非国家化和透明性中发挥主导作用;通过北约东扩,北约承担了保护西欧民主资本主义体系的使命,并发挥着加速前华约国家向西方民主资本主义体系过渡的政治功能。因此,北约东扩主要是政治家根据欧洲政治形势的需要,而不是国防部官员根据欧洲军事安全形势的需要推动实施的。尽管北约本身仍然保留着集体防务的特性,但理解北约东扩及其对北约未来演变影响的主要是政治因素。因此,北约东扩本身是着眼于保持北约的主导地位和保证中东欧国家向西方经济和政治制度成功转型的政治决定,这是冷战后美国必须首先和立刻考虑解决的“北约生存危机”的需要,而不仅是着眼于遏制俄罗斯的军事决定,因为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在军事上已无法成为与北约实力相当的对手。同时在一定程度上,美加速推动北约东扩也是对俄内政摇摆不定的反应,具有防范俄罗斯的意图。
综合上述分析,可以得出如下结论,克林顿政府积极推动的“北约东扩”战略是对“地缘政治说”和“文明特性说”两种理论有力的外交诠释,被赋予了双重历史使命:其一,将北约改组为构建新的欧洲安全体系的支柱,利用对西方有利的欧洲格局的重组进一步巩固和扩展欧洲冷战成果,填补欧亚大陆中心出现的势力真空和安全真空,维护欧洲大陆的稳定,同时起到挤压俄罗斯地缘战略空间和遏制俄帝国复兴的双重作用。其二,将北约塑造为扩展民主、捍卫欧美文明的机制,服务于美“参与和扩展”全球战略,帮助广大中东欧转型国家回归欧洲文明,使欧亚大陆中心的民主化进程不可逆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