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发外源性现代化模式与俄罗斯现代化的特点

广义的“现代化”是指以现代工业和科学技术为推动力,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过渡,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而后由现代社会向后现代社会转变,是文明的继续和社会的进一步发展。现代化是个综合性的过程,它囊括社会生活的各领域:政治、经济、社会、思想和文化;现代化是一个历史范畴,是全球性的进程。16世纪以来发端于西欧地区的世界现代化进程大体上就是一个工业文明的普及、现代社会的塑造和世界体系的建构过程。按发展阶段,现代化可分为早期工业化阶段、晚期工业化阶段和后工业化阶段。西方国家的第一次现代化始于16—17世纪,产生了社会化劳动和社会生产力;第二次现代化是指工业革命和早期工业现代化阶段;第三次现代化即晚期现代化阶段,建立了大众消费社会,造就了高度社会性的个人。晚期现代化正发展为后工业化型的现代化。现代化的首创者、处于第一梯队的是英法德等西欧国家、美国和加拿大,从英国的工业化开始,然后向法国、德国等西欧和北美国家扩散,这一进程从17世纪中期到19世纪中叶。这些国家现代化的期限和发展模式不尽相同,但都经历了物质和精神建制过程,其现代化总体上具有有机性、循序渐进性。处于第二梯队的是俄国、日本、土耳其和一些东欧、拉美国家,它们构成“半周边”国家,其中的日本成功地挤进了“中心”,这一过程基本上始于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初。这些国家的资本主义发展是由于受到来自资本主义中心的影响,是非内在固有的、追赶式现代化,发达国家被看成是样板和追求的目标。处于第三梯队的是亚洲、非洲和拉美发展中国家,即世界“周边”国家,它们最初通过殖民地和附属体系获得发展,是“中心”的原料供应地。这一过程开始于20世纪下半叶。(5)

俄国处于世界范围现代化的第二梯队,属于后发外源性、追赶式现代化,这是我们理解俄现代化道路独特而复杂的关键所在。“外源性现代化”指不是在内部因素驱动下,而是在外部因素的诱导和冲击下发生的制度创新和社会转型(社会变革),其中大部分是以先进的西方国家为样板,按照世界主流文明的范式,构建与主流文明相融合的、具备普遍特征的“现代社会”。由于传统社会结构的差异和现代化起步阶段发展水平的不同,各国具体转型的过程和发展道路不尽相同,从而表现出现代化的“多样性”及各个国家在世界体系中的不同位置。世界历史的整体性和现代社会的普遍性要求始终决定着每一个特殊体的社会转型过程,或者说与外部世界和主流文明的关系决定着具体社会转型的向度、力度和速度。这种“特殊性”包括一般意义上的基于国情的特殊性以及抵制普遍性的特殊性。(6)19世纪以来俄罗斯所表现的现代化是一种与现代社会发展的主流趋势不相吻合乃至对抗的特殊类型。沃勒斯坦从全球经济联系和世界体系的角度认为,“俄国是欧洲世界经济体的一个边远地区”(7)。我国学者余伟民分析指出,由普遍意义上的现代化世界进程所推动并且发展始终受到外在普遍性因素制约的俄罗斯,在二百多年来的现代化进程中迟迟没有完成外在普遍性因素的整体性内化,没有形成融会于世界发展主流的现代社会的总体构建。俄罗斯本土因素顽强地抵制着普遍性因素的渗透,力图使现代化不致动摇其固有的社会结构,与此同时,俄罗斯还通过对外扩张影响世界的发展。(8)这不可避免地导致了俄与外部世界的对抗,同时也加剧了外部对俄罗斯的敌视。俄罗斯排斥西方,西方也视俄罗斯为“异类”。美国学者罗伯特·莱格沃尔德在对俄国、苏联和当代俄罗斯三个历史时期分析的基础上,得出结论:俄国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跌宕起伏。“俄国以各种方式探索与当时的国际体系建立某种关系,这种探索几乎总是充满了争执,而且几乎总是殊途同归——俄国对外国的仇恨……俄国并没有成为这一体系的一部分。在西方国家眼里,俄国和奥斯曼帝国一样,不属于欧洲大陆政治的主流。”(9)

关于俄罗斯现代化起动的历史标志目前尚有分歧。一种观点认为18世纪初彼得大帝的改革开启了俄国现代化进程,另一种观点认为19世纪中期的农奴制改革是俄真正现代化的开始。我国著名的俄国史研究专家刘祖熙倾向于后者,认为俄国现代化的进程起动于1861年的农奴改革,克里米亚战争中俄国的失败暴露了俄农奴制的腐朽和俄国经济与技术上的落后,为改革图强,亚历山大二世1861年2月19日颁布废农法令,实行自上而下的改革。他强调指出,农奴制改革的任务是向资本主义经济过渡,是由传统的农业国向现代工业国过渡,那种将俄国现代化定位于在此之前的彼得一世时期,或是19世纪初亚历山大一世的解放农奴的观点都是不妥当的。(10)

俄国现代化始于经济现代化,克里米亚战争的失败使俄国走上工业化的道路。1861—1917年是俄国由封建农奴制社会向资本主义工业化社会的大转变时期,到20世纪初俄国工业取得长足进步,1913年俄工业生产总值在美德英法之后居世界第五位。(11)而俄国的农业现代化发展缓慢,1906年斯托雷平土地改革加快了俄国农业现代化进程。现代化不等于工业化,它不仅意味着发达的社会化的商品经济,而且包含着民主与理性的内核,在俄国这个有着数百年专制制度统治历史和极浓厚封建主义传统的国家里实现现代化绝非易事。政治现代化的核心是民主化,俄国政治现代化始于20世纪初,其任务是以资产阶级民主(现代代议制)取代封建专制统治(君主专制)。(12)1905年《10月17日宣言》和1906年《国家根本法》是俄国政治现代化和国家法制化的转折点,《10月17日宣言》宣告人民有信仰、言论、集会和结社自由,国家杜马是国家最高立法机构。

1917年十月革命后诞生的苏联是俄国现代化的继续。美国学者皮特·伯格认为,苏联社会主义实践是继西方现代化之后的第二种世界现代化模式的尝试。(13)通过社会主义道路苏联完成了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变。苏联现代化模式是一种自我封闭的赶超式的发展模式,在“两个世界—两种体系”(14)、“两大阵营—两大平行市场”理论指导下,国家全面控制和掌握苏联现代化的整个进程,是一种高度集权的发展模式。20世纪80年代中期,戈尔巴乔夫在新思维指导下开始进行经济和政治改革。戈氏改革不但没有拯救苏联摆脱全面危机,反而葬送了苏联的存在。我国学者张盛发认为,“直接导致苏联解体的戈尔巴乔夫改革,就其改革的目标而言无疑是失败的,但从俄国历史发展的总结算而言却是与俄国现代化进程相应合的,它结束了斯大林模式社会主义在苏联的统治,开始了俄罗斯历史上又一次向民主社会的过渡,使俄罗斯站在了现代化进程的新的起跑线上”(15)。然而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的民主化进程并非一帆风顺,告别独立初期在“华盛顿共识”指导下的一边倒向西方发展模式后,俄开始寻求符合俄罗斯国情、历史传统和政治现实的发展道路,重拾政治权威主义下的自由保守主义治国理念,认为“秩序与稳定”同“民主”同等重要,开启了有别于美式市场民主和欧式社会民主的“主权民主”模式。(https://www.daowen.com)

俄国的现代化进程突出表现为发展的跳跃性与手段的激进性(改革或革命)、上层与下层的社会断裂性、政治与经济发展的脱节性、传统与现代的对抗性、外部世界推动下的西方化和本土反西方化的两重性。俄罗斯现代化的曲折与复杂有三层原因。

其一,现代化在不同国家和社会里的命运取决于解释现代化的各种价值的能力,俄罗斯的社会分裂性使俄“国家—社会”间无法达成关于现代化的共识和行动。作为外源性现代化国家,俄罗斯的现代化是在其他国家经验的强大压力下进行的,不像西方发达国家的现代化是内在矛盾在其自身文化基础上运动的结果,就俄罗斯而言,是在实现在西方发达国家里已经实现的那种后发的或追赶式的现代化。俄罗斯现代化的特点在于不同的社会文化群体对现代化的解释迥然不同,对现代化的不同解释构成了重大的社会差异。在社会大多数人反对的情况下统治阶层对现代化的追求使一切成果和一切可称作进步的东西都必须通过压制和降低社会大多数人的创造潜力的办法获得,从而使社会分裂加深。俄国无法解决现代化问题,因为它无力组织和整合对现代化的各种解释者间的对话。

其二,国家实现现代化的能力与该国吸纳现代化的传统文化紧密相关,处于多种文明结合部的俄罗斯国家的发展史和政治文化传统限制了其对世界文明成果的充分理解和借鉴。在历史上现代化是一个自发的过程,现代化的成功基本上取决于变革是不是有机的过程,即该过程能否与民族设制相融合,为社会所接受。后发型现代化国家的现代化过程缺乏有机性,西方既是它们学习的典范又是外部威胁。恰达耶夫认为,“俄罗斯由于很晚才通过基督教加入文明世界的历史文化进程,没有发达的政治和文化体制,它所做的是把异国精神产品的现成模型移植到俄罗斯的土壤上,而不是对它们进行批判地吸收并从中加以内部消化”(16)。俄思想家费多托夫对此也指出,在彼得之后,在统一的莫斯科文化分裂之后也就开始了对西方文化长期而痛苦的内部消化过程,这使得俄罗斯开始生活在两个文化层面上,一种是野蛮的拜占庭残余,一种是对欧洲文化的不成熟的理解吸收。(17)事实上俄国也没有历史时间去消化,俄政治家米格拉尼扬对此评论道,在从拜占庭接受了基督教后过了不长的历史时期,鞑靼—蒙古人又对俄罗斯的历史、文化、制度和价值观给予了极为深刻的影响,在摆脱了鞑靼之后还没有来得及掌握和消化所面对的一切和认清自我,彼得又开始将体现欧洲精神和文化的现成制度及价值观照搬到了俄国,而不是把精神本身引进国内。消化吸收这种文化和价值观的过程是艰难而复杂的。(18)

其三,俄罗斯缺少民主传统,俄国的现代化是自上而下推动的,而不像西方那样自下而上的自然成长。私有制、法律规范、自治和公民社会等概念在俄国没有根基,少数人的统治阶层和文化精英与广大落后的民众间存在深刻裂痕。不够发达的传统文化不仅难以在自身内部产生自我变革的因素,而且成了遭受周期性破坏的废墟,后发型现代化的规律是迅速破坏传统建制和价值,而又不能破旧立新。(19)这样,在没有民主传统和自由的国家,现代化和改革的进程通常可能会失控,摧毁旧体制的洪流随后就变得不可阻挡和无法控制了。(20)因此,在俄国不可能一下子完成从农奴制向资本主义的过渡,这里不存在通过自下而上发动国家政变建立新制度改造国家的任何机会,高度的中央集权化和各种严格规定事实上排除了俄国社会形成自由个性和自由思想的任何可能性,十二月党人的目标及其思想从开始就注定会失败。(21)米格拉尼扬认为,普京时期的政治权威主义民主发展模式是俄罗斯从极权体制向现代民主制度过渡的必经阶段,当代俄罗斯需要在强有力的国家领导下实现第三次现代化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