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主导的伊拉克战争:两种世界秩序观的碰撞
伊拉克战争虽已结束,但它对中东地区和全球政治,包括美国地位、大国关系、世界秩序的前景、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扩散和国际恐怖主义问题所带来的影响将是深远的。萨达姆统治的伊拉克的确有不少问题,但对待这样的国家和政治体制,国际社会应该怎么办?评判的标准是什么?该由谁来评判?伊拉克战后重建问题至今不令人乐观。美国拥有的超强力量可以轻易消灭一个政权,但却很难按其意愿在短时间内恢复一国的秩序和移植美国式民主,美国的单边主义无法解决所有的国际问题,无法缔造世界永久的和平与稳定。围绕伊拉克战争前后美英与俄法德所展开的外交角逐实质是关系未来国际格局和世界秩序的较量。
(一) 伊拉克战争:美俄战略利益的冲突
2003年3月20日—2010年8月,以美英为首的联合部队打着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并暗中支持恐怖主义组织为由,绕开联合国安理会发起对伊拉克的军事打击,历时7年。美国发动对伊拉克战争的真正意图是推翻反美的萨达姆政权,建立亲美政权,作为美重塑中东秩序的新的基石,同时作为平衡伊朗的强大的地区军事政治力量,后者一直是美国在该地区建立美国秩序的障碍。此外还有能源因素,控制伊拉克的石油,控制国际石油价格,削弱欧佩克。美国为这场战争付出了极大代价,但战后的伊拉克并没有像美国设想的那样取得积极成果:在伊拉克,反美情绪和反美行动持续不断,武器扩散问题更为严重,国际恐怖主义活动只增不减,美国当初动武的理由日益受到置疑。总体上看,美在伊战中的近期收益和长期损失是“美赢得了战争却输掉了世界”。俄学者阿·阿尔巴托夫认为,美得到了伊拉克的石油,但失去了世界上道德和政治领导地位,失去了俄罗斯、欧洲、中国等国“9·11”后给予美国的好感和支持。从长远看正是这些非物质的因素将决定政治的成功与失败,甚至决定大国的崛起与衰落。这是许多帝国发展的必然结果。(81)普里马科夫在2009年的论著《没有俄罗斯世界会怎样?》中深刻分析了美发动伊拉克战争的真正原因——输出民主和获取石油资源,但美的战略预期却被国际政治现实击碎,美对伊战争加剧了中东地区的动荡,在战略上打破了中东的力量平衡,地区大国伊朗的作用和影响显现出来,尤其是表现在伊朗对伊拉克什叶派、对叙利亚和黎巴嫩的影响力方面。(82)
俄罗斯在伊拉克存在多种利益,俄伊合作伙伴关系是对苏伊关系的继承和发展,较之苏联时期侧重军事合作,俄罗斯在海湾战争后国际社会对伊制裁的情况下加强了与伊拉克的经济合作。俄在伊拉克有着巨大的经济利益,包括70多亿美元的债务,其中大部分是萨达姆政府购俄武器欠款;俄有200多家公司在伊拉克从事经济活动,每年约12亿美元的对伊商品出口;“石油换食品”计划中俄罗斯占有40%的包销额,每年至少有2亿美元从伊拉克的石油转口利润。此外,伊拉克还是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在传统势力地区保留的重要合作伙伴之一,是巩固俄在中东地位的重要支柱。美国对伊动武将使俄罗斯在伊拉克建立的长期联系和大量经济及政治权益荡然无存,间接经济损失将达400亿—500亿美元。(83)美国对伊拉克战争的胜利则意味着美国将取代俄罗斯获得上述巨大利益,而俄罗斯在伊利益再分配中将所得甚少,俄公司在对伊合作项目中将难有作为。美国掌握对世界经济具有战略意义的伊拉克的石油意味着其将掌控世界经济的瓶颈,对包括欧盟在内的欧洲大国的能源供求形成强大掣肘。与此同时,美国对伊战争的胜利将开一个恶劣先例,美国可以随时凭借其强大的军事力量在需要时绕开联合国和安理会,规制世界上任何地区和任何一个对美不友好的国家。俄认为,俄已失去了南斯拉夫这个斯拉夫伙伴,如果再失去伊拉克这个中东传统伙伴,明天还会失去另一个传统伙伴,因为冷战后的国际格局在某些地区是美苏冷战产物的继承,俄罗斯当前拥有较大利益和影响的地区往往是美国影响较弱的地区,而这不符合美国单极霸权,美国要重塑地区和全球秩序,这必然使俄罗斯的传统利益不断遭受损失。在中东地区伊朗是俄的又一传统合作伙伴,美国围绕伊朗核危机大造舆论,包括宣称在需要时不惜对伊朗动武。
鉴于上述利益所在,2002年9月伊拉克危机以来俄罗斯一直关注着伊形势的发展,要求萨达姆做出让步,接受联合国特委会的核查。在战争前夕,为把对俄损失降低,普京派普里马科夫再次出使中东,希望萨达姆为了伊拉克人民主动辞职,尽管遭受拒绝,但俄罗斯已尽了应有的外交努力。(84)为制止美国对伊动武,俄罗斯声称在安理会将动用否决权。2003年3月20日伊战爆发后,俄法德都对美英发动伊拉克战争表示遗憾。3月20日晚些时候普京表态变得强硬,称对伊拉克的军事行动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错误,俄坚决要求停止对伊的军事行动。(85)3月21日,普京说俄将和其他国家一起要求联合国就伊拉克战争的合法性问题做出裁决。(86)3月26日,俄外长在议会上院讲话说“企图把这样或者那样的政治制度强加给主权国家不仅是不合法的,而且注定是要失败的”(87)。之后俄的批评调子趋缓,并更加注重与法德的外交协调。4月以后,伊战的发展越来越有利于美英联军,围绕伊拉克的外交战转入伊战后安排问题。4月4日,俄法德三国外长巴黎会议上要求尽快发挥联合国在伊问题上的中心作用。4月5日,为缓和与美国关系普京敦促议会批准削减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4月10日,美英宣布萨达姆政权崩溃。4月11日,俄法德圣彼得堡首脑会晤再次强调在伊拉克问题上的原则立场没有改变,联合国应该也必须在伊拉克战后重建问题上发挥中心作用。
俄研究界人士在分析伊战前后俄罗斯的外交表现时指出了其得失的两面性:一方面俄执行了灵活的外交战术,实行了独立的外交路线,当美政策不符合俄国家利益和安全时没有追随美国,同时也没有严重恶化与美关系,并且在与美对抗的情况下与欧洲一些国家紧密协作;另一方面这种灵活外交也带来了战略上的损失。俄希望与所有当事各方关系友好,与美、与法德和巴格达,而事实上这是矛盾的:和美保持伙伴关系与不希望军事打击伊拉克的矛盾,保持与美的特殊关系与实行与法德政策协调的矛盾,保持和萨达姆的联系与维护俄在伊政权可能更替后的利益的矛盾,支持最终取消联合国制裁与支持较高的石油价格的矛盾等。美英决定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对伊动武时使俄外交处于两难境地:俄动用否决权就意味着向美国挑战和与美对抗,而美最终单方面动武时俄罗斯既无政治也没有军事资源影响事态发展;美国不经联合国授权对伊动武带来了严重的后果,损害了联合国的威信和国际法秩序,分裂了反恐联盟并激化了反美情绪,并对不扩散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和核武器机制产生了消极影响。除此之外,战争对俄在伊拉克的经济利益造成了巨大损失:伊拉克欠俄70多亿美元债务无果而终,俄石油公司在伊拉克的巨大经济利益不复存在。2003年9月,美国一方面为了修补与俄法德的伙伴关系,一方面也是考虑到伊拉克战后重建的艰难,呼吁联合国在帮助伊拉克实现民主的问题上进行合作,组建由美军掌握指挥权的多国部队。俄分析家指出,将伊战后重建问题纳入联合国不是伊拉克问题回到了联合国的法律框架内,而是联合国安理会成员的努力使联合国再次回到美国外交和军事政策的视野中。(88)(https://www.daowen.com)
(二) 伊拉克战争:对大国关系和世界新秩序的影响
伊拉克战争揭示了美欧、俄美在地区和全球政治中重大的战略利益冲突和观念分歧。围绕伊拉克战争所形成的以俄法德为首的反战联盟在主张正义的表象之后都是为了维护三国在中东、在伊拉克的战略利益。中东地区拥有丰富的战略资源,占有它将会在操纵世界能源市场上掌握主动权;中东地区是重要的战略枢纽地带,可以对欧亚大陆形成钳制之势,影响到欧洲和俄罗斯南部的地缘战略环境。俄法德在伊拉克有包括石油能源在内的重要经济利益,在中东地区有传统的政治和经济联系,三国在国际事务中都主张大国多边协调,注重国际法和联合国的作用,反对单边主义和武力行为。三国在伊战初期的强硬外交表态和后期的缓和与修复对美关系,都不过是实现与美利益交换的手段,对美讨价还价,最大程度地争取三国在伊战重建中能分得的利益。三国认为,俄法作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德国作为欧洲大国,将伊拉克重建问题交给联合国处理比美国独自控制伊拉克重建受益将相对公平,尤其是不能让美国独占伊拉克的能源收益。
伊拉克战争表明,美国与欧洲、俄罗斯在评估新的世界秩序的趋势上存在观念上的根本分歧。首先是依据现实和潜在的威胁在国际关系中对武力的运用问题,其次是与此相关的国际法和联合国的地位与作用。欧洲历经两次世界大战的摧残,在欧洲国家积极推动下达成了促进欧洲关系缓和与合作的《赫尔辛基文件》和《新欧洲巴黎宪章》。美国无此经历,在美国政治思维中始终看重武力的作用。关于武力以及武力的有效性、合理性、道德性和运用武力的愿望上,美国与欧洲有原则上的分歧。关于这一点美新保守派学者罗伯特·卡根在《天堂与实力:世界新秩序下的美国与欧洲》中深刻指出:“现在到了停止假装的时候了,我们不能再假装认为欧洲和美国对于这个世界拥有共同的看法,甚至也不能再假装我们生活在同一个世界。在涉及实力(power)的所有问题上,如实力的效用,实力的道德性等美国和欧洲的观点都在产生分歧。欧洲正在远离实力,换言之,欧洲正在摒弃实力,进入一个以法律、规则、跨国谈判与合作进行自我约束的世界。它正进入一个和平的、相对繁荣的后历史天堂,实现着康德所描述的‘永久和平’。与此同时,美国却陷入历史的泥沼,还在一个无政府状态的霍布斯世界里动用实力。在这个世界里,国际法和国际规则是靠不住的,实现真正的安全、防务和推行自由秩序仍然依靠拥有和使用武力。这就是为什么今天对待重大战略与国际问题,美国人就像是来自火星,而欧洲人来自金星。”(89)因此,俄欧与美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经济实力以及与其历史经历相关联的不同的地缘政治形势,致使他们对外部威胁的评估不同,反应也因而不同。伊战前,普京强调说:“联合国宪章中没有准许安理会就改变这一或那一国家的政治制度做出决定的内容,不管我们是否喜欢这个制度。”(90)动用武力以及其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问题是同国际法准则联系在一起的,而美国的行为是对国际法的践踏。2000年俄外交政策构想明确指出,运用武力违反联合国宪章,是违法的,是对整个国际体系稳定的威胁。企图将“人道主义干涉”和“有限主权”论运用于国际关系运行,以此为绕过联合国安理会单方面运用武力辩解,是不可接受的。俄罗斯认为,国际社会寻求应对各种紧张形势,包括人道主义危机应是在遵守国际法准则和联合国宪章的基础上集体做出反应。俄罗斯支持进一步降低武力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只有经安理会授权方可运用武力来强制和平。俄罗斯人对美国扩大武力行动的范围实际上早就持否定态度。2001年10月全俄社会舆论研究中心资料表明,72%的莫斯科人反对轰炸伊拉克、伊朗和利比亚作为对“9·11”事件的反应。2002年9月进行的民意调查显示,对伊拉克有好感的人的数量多于亲美分子,其相应比例为26%—11%,55%的人对二者均无好感,13%的人难以回答。关于俄罗斯在这场冲突中的立场:33%的人支持完全不介入,45%的人主张加强和平解决,4%的人认为俄应与伊拉克联合,9%的人主张与美国联合,只有2%的人支持美针对伊拉克的武力行动。(91)
围绕着伊拉克问题所展开的大国外交折射的是两种世界秩序观的较量,即建立在单边主义基础上的美国单极霸权秩序,与建立在大国多边合作基础上的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多极世界秩序的大碰撞。冷战后美国强化单边主义行为,谋求美国单极霸权是与冷战结束后美国对世界形势及其趋势的评估相联系的。美国认为,苏联在冷战中的解体,预示着美国民主和价值观念向世界拓展,建立美国新秩序时代的开始。美国拥有任何国家所无法比及的实力和国际影响力,是当之无愧的世界霸主。在全球层面,美国要继续与欧洲盟友合作,将俄中等转型中的大国拉入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中,利用美国主导的世界新秩序防范和约束俄罗斯的复兴和中国的崛起,不允许出现能够挑战美国霸权地位的对手;在地区层面,美国借助与美合作的地区大国要重塑地区新秩序,尤其是欧亚大陆重要战略地区,如处于转型中的中东欧和后苏联地区、不稳定的战略要地中东,用美国民主和大炮重新改造“失败”国家和“无赖”国家。欧洲大陆的北约东扩、科索沃战争以及后苏联地区的“颜色革命”,亚洲大陆的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都是美国主导或幕后运作的,其意都是服务于美国单极独霸的全球战略,而实施手段往往是打着“民主”、“人权”和“反恐”的旗号,以经济实力为依托,以超强的军事实力为后盾或以武力先行开道,必要时借助多边力量和联合国,不需要时便绕过联合国,无视国际法。美国的单极霸权是对多边主义和大国合作的严峻挑战,在当前国际力量对比严重失衡的情况下,主张多极世界秩序的俄罗斯、中国、印度和欧洲大国法德在国际事务中拥有了更多相互协作的机遇,成为牵制美国单边主义的强大国际力量。处于弱势中的这些大国认为多极世界发展趋势将会为提升其大国地位、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创造更有利的条件。他们要求遵守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基本准则,发挥联合国在世界政治中的中心作用,发挥全球性和地区性多边国际机制的作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单极与多极的较量仍将持续。
伊拉克事件表明,冷战后围绕世界新秩序所展开的大国合作与大国制衡是重组中的国际体系的主旋律。尽管大国在一些领域存在着战略或战术上的分歧,但这并不影响他们在维护共同安全和财富等共同利益上的战略合作。美国虽然国强势大,但在国际反恐和地区安全等诸多事务中仍然需要俄法德等国家的合作。因此,对伊拉克战争等国际问题原则立场上的分歧并不排除与在符合俄利益和国际安全的情况下,俄罗斯与美国和欧洲的合作,只有在相互合作中西方与俄才能学会相互尊重和友好相处。伊拉克事件有力地证明,在冷战后失衡的国际体系中,俄欧蕴藏着相互协作和提高在国际舞台总体影响力的潜力。欧洲的命运与俄罗斯休戚相关,民主的俄罗斯对于欧洲、对于欧亚大陆的稳定也是一个巨大而有益的潜在因素。(9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