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有国际机制无力应对冷战后全球管理危机

国际机制的形成与主要大国的利益和战略需求相联系,其创立和发展与国际体系主导国的积极鼓励密切相关。现有全球性国际机制多是二战后在美国主导下建立起来的,带有西方强权政治的烙印。20世纪70年代以来,第三世界国家纷纷提出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20世纪90年代初,美苏两极对抗体系瓦解,国际体系进入大重组和大变革时期,国际力量格局的剧变对两极体系下的国际秩序提出了新的挑战,时代呼吁建立新的世界秩序。美国意欲凭借其超级大国实力建立其主导下的美国单极霸权秩序,将原有国际政治和经济机制纳入美国的全球战略中,以俄罗斯、中国、印度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和广大发展中国家呼吁建立公正多元化的多极世界秩序,对现有国际机制进行建设性改造,并根据形势需要建立新的国际机制。

当前世界主要大国对冷战后国际格局的不同立场和对世界秩序前景的不同预期,反映了国际社会集体认同的危机和大国间的信任危机,这也是当前全球管理体系危机和国际军事—政治形势和全球经济形势动荡的重要原因。一个典型而有力的证明是当前世界主要国家在国际事务和地区热点问题上奉行不同的国际行为准则和国际法标准,联合国及其安理会的权威和地位受到冲击和践踏,一些国家在重要战略地区打起代理人战争,国际裁军和军控体系被破坏,大国间的地缘政治博弈和战略利益冲突成为地区和全球形势动荡的关键因素。在此背景下,世界秩序变革的实质即国际规则主导权的争夺。

俄智库机构认为,在全球化加剧背景下,当前全球管理体系陷入严重危机,世界范围日益增长的混乱,形成国际管理的真空和安全的真空。这尤其突出表现在国际行为规则和准则方面的危机(4):一是关于使用武力决定的规则。根据国际法,只有安理会有权通过关于使用武力的决定,但实际上这已被某些国家违反。1998年美对伊拉克的军事行动、1999年对南斯拉夫的轰炸、2003年对伊拉克的战争都是未经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决议而单方面实施的。美公开挑战安理会的权威,称只要美国安全利益需要,美就准备单方面使用武力。二是使用武力的准则。国际法允许自卫和对外部侵略的先发制人打击,但20世纪90年代一些国家提出“人道主义干涉”和“先发制人”概念,2003年对伊拉克的战争即是如此。三是没有对国际恐怖主义的权威定义,导致双重标准。四是主权原则。“人权高于主权”的口号为外部武装干预一国主权范围内的事务提供了法理依据。五是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不扩散制度遭到削弱。有核国家扩大、美单方面退出反导条约、地区军备竞赛升级严重动摇了维护国际稳定和国际安全的基石。

在冷战后国际力量对比严重失衡、单极与多极秩序较量持续加强的背景下,原冷战时代建立的地区性和全球性管理机制,如北约、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七国集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已无力应对全球性、跨境性威胁和挑战,不能反映新兴经济体和广大发展中国的政治经济利益需求,其代表性、公正性和集体认同(机制合法性)受到质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