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后俄美关系的演变——相互认知与角色定位

俄罗斯独立以来俄美关系的发展是从属于俄罗斯外交战略全局调整需要的,鉴于美国超强的实力和强国地位,美国因素在俄外交坐标中始终处于优先和突出地位,俄对美政策的基本方针是致力于保持和巩固与美友好和合作的伙伴关系,争取美对俄国内改革进程的支持和援助,为俄融入西方和国际体系、实现俄大国复兴创造有利外部条件。但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俄对美的外交定位有所变化,独立初在亲西方“一边倒”外交的指导下俄确立了与美发展“战略盟友”关系的目标,1994年初在期望落空俄开始与美拉开距离时,提出与美建立“战略伙伴”关系,1996年随着俄独立的全方位大国外交的确立俄开始谋求与美建立“平等伙伴”关系。普京执政之初继续谋求与美建立平等互利伙伴关系,谋求以考虑彼此利益和相互意愿为基础的相互协作模式。(1)

致力于谋求与美建立“战略盟友”关系(1991—1993)。俄罗斯独立后开始进行西方式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改革,俄认为,西方国家已成为俄“天然的伙伴和最终盟友”。1992年2月,两国发表《关于俄美新关系的戴维营声明》,宣布将建立“友谊与伙伴关系”,之后不久叶利钦访美,双方签署《俄美伙伴关系和友好关系宪章》。尽管从1992年下半年开始,俄国内高层领导人已表达了实行东西兼顾的“双头鹰”之意,但1993年4月批准的《俄联邦外交政策构想基本原则》仍宣称,“与美关系在俄外交中仍将保留首要位置,这是符合美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地位和分量的。全面发展与美的关系有助于为俄国内的经济改革创造有利的外部环境。俄将稳定地发展与美国的关系,目标是建立战略伙伴关系,而长远的目标是建立盟友关系”(2)。为此,俄积极进行国内经济和政治改革,积极推动与美在防止地区冲突和不扩散核武器以及削减战略核武器方面的合作,在国际热点问题上无条件支持美国。在俄美外交蜜月的欢呼声中,1993年1月俄美签署《第二阶段削减战略武器条约》。但俄罗斯所希望的新的马歇尔计划并未实现,俄实际得到的西方援助远远少于其承诺,同时对俄的经济上的歧视政策并未改变。在外交上美也未把俄视为平等的伙伴和盟友来看待,而是极力防范、遏制和削弱俄罗斯,并意欲对后苏联地区事务指手画脚。1993年底俄议会大选中极端民族主义和左翼力量在选举中占优势,表明了俄社会各阶层对当局内外政策的不满,以及亲西方的激进自由主义改革和民主改革派在俄罗斯的失势。面对国内压力,俄不得不对其外交政策进行调整。

积极谋求与美建立“战略伙伴关系”(1994—1995)。1994年以来俄美在北约东扩、独联体国家等问题上的分歧日见增多,俄对美对其政治上支持和经济上援助的过高期望落空,俄转而开始强调与美平等的战略伙伴关系。1994年1月,俄美首脑会晤发表的《莫斯科宣言》称,俄美关系进入了“平等、互利和相互承认民族利益为基础的成熟的战略伙伴关系的新阶段”。俄罗斯很清楚,“俄所需要的大批投资和新技术只能来自西方。无论我们是否喜欢,美国在这方面起关键作用”(3)。在俄美积极推动下,1991年7月苏美签署的《第一阶段削减战略武器条约》于1994年12月正式生效。然而事实上俄美除了核裁军和防止独联体地区核扩散领域合作取得进展外,在波黑危机、独联体地区、北约东扩和欧洲安全问题上俄美关系更多地表现出了矛盾性与对抗性。1994年初,俄外长科济列夫宣布“独联体和波罗的海地区是俄重要的切身利益地区”,而美国则竭力推动独联体地区地缘政治格局的多元化,阻止俄罗斯在这一地区建立势力范围和恢复地区秩序。1994年12月,美国主导下的北约正式做出东扩决定,并谋求以北约为中心建立新的欧洲安全体系,而俄罗斯则针锋相对,坚决反对北约东扩并力争以欧安会(后发展为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为核心建立欧洲安全大厦。在经贸领域,美对俄的投资和贷款仍不能满足俄的需要,而且使俄背上了沉重的外债负担,同时对俄的贸易歧视和限制政策始终没有最终废除。美对俄改革进程和重大国际问题上的态度和行动使俄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俄美真正战略伙伴关系的建立仍不过是俄罗斯的一厢情愿。

建设性谋求与美建立“平等伙伴关系”(1996—1999)。1995年后俄重新对俄美关系进行定位,认为对美关系不是俄外交中唯一的重点,而是外交重点之一,同时加强了外交中的全方位性和作为大国外交的独立性。1995年9月批准的《俄罗斯联邦对独联体国家战略方针》、1996年4月中俄面向21世纪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确立表明,俄加大了对独联体和亚太的外交力度。1996年1月,普里马科夫任外长后强调,“俄美关系必须建立在完全平等的基础上,俄罗斯是一个大国,它应当有自己的对外政策。冷战后两极对抗的世界向多极世界过渡的趋势得到发展,在这个多极的世界中俄罗斯应当成为一极”(4)。1996年6月,《总统国家安全咨文》宣布,“俄罗斯不打算单方面依赖任何国际力量中心”。1997年12月,第一份《俄罗斯联邦国家安全构想》正式颁布。1998年5月,俄外交部发布《俄罗斯在多极世界形成时期的地位和作用》。上述重要文件标志着俄罗斯外交的重新调整和定位,俄罗斯进入了推动多极世界秩序的全方位大国外交阶段,彻底放弃了独立之初的“一边倒”亲西方取向,更加注重与世界主要大国保持平等合作的伙伴关系,同时努力避免与美国等西方国家发生直接的对抗和严重的冲突。这一时期俄加强了独联体框架内的一体化建设,美则继续对独联体国家实行经济和军事渗透。1996年1月,美批准《第二阶段削减战略武器条约》,而在俄罗斯因北约东扩而搁浅。北约东扩势在必行,1997年5月,俄与北约签署《俄罗斯与北约关于相互关系、合作与安全的基本文件》,双方建立了俄北联合常设理事会,但双方的分歧和对欧洲安全事务的较量犹存。1999年1月,美向俄提出修改1972年签署的作为国际战略稳定基石的《反弹道导弹条约》;1999年3月,北约接收波兰、匈牙利和捷克三个东欧国家加入北约;1999年4月,北约推出北约新战略概念,强调必要时可在北约防区以外采取军事行动。1998年2月,爆发科索沃危机;1999年3月,北约打着“人道主义干涉”对南联盟动武。1999年8月,第二次车臣战争爆发,美和西方国家趁机制造国际舆论干涉俄内政,俄国内再次激起强烈的反美和反西方情绪。20世纪90年代末,俄美关系降到最低点。

积极谋求“平等互利伙伴”关系(2000—2008)。普京执政后的第一年相继颁布了《俄联邦国家安全构想》(2000年1月)、《俄联邦新军事学说》(2000年4月)、《俄罗斯对外政策构想》(2000年6月),为21世纪初的俄罗斯内外政策奠定了基础。普京任代总统时在《21世纪头十年》中指出,“新的国际社会应当是这样一种体系,即以所有国家间真正平等的伙伴关系为基础。以一个或几个国家的霸权为基础的所谓单极世界是俄罗斯不能接受的”(5)。2000年1月,《俄联邦国家安全构想》宣称,“发展与大国的平等互利关系和与国际社会的一体化符合俄对外政策利益”。在对美关系上,普京清醒地认识到,鉴于俄当前国家首要任务是发展经济、振兴国力,西方大国,尤其是美国的支持与合作是俄实现现代化、融入国际社会的重要外部因素。2000年4月,俄杜马批准推迟已久的《第二阶段削减战略武器条约》。(6)2000年6月,俄外交政策构想宣称,“俄准备消除与美关系中的重大困难,甚至是原则性分歧。俄美相互配合是国际形势好转和保障全球战略稳定的必要条件”(7)。2001年小布什上台初,俄美关系因美驱逐俄外交官和美核态势报告的公布而走向紧张。“9·11”后普京以维护国际稳定为突破口,以支持以美主导的国际反恐合作为契机,利用其在中亚和阿富汗的外交优势,积极改善俄美关系。如果说俄对西方在经济和政治上的所求因其国力下降、国内问题掣肘将会充满困难和挑战的话,那么安全利益上双方的战略需求则是俄可与美平等合作的重要基石。2002年2月,普京在接受外国记者采访时说:“莫斯科与华盛顿之间的关系是非常自然和必要的。我们之间的合作是维护世界稳定的最重要因素,我们决不要忘记这一点。”(8)2002年5月24日,俄美总统在莫斯科签署《俄美削减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又称《莫斯科条约》,规定双方各自拥有的实战部署的战略核弹头总数不得超过1700—2200枚。2003年6月,该条约正式生效。与此同时,两国元首共同发表了《俄罗斯与美国新的战略关系联合宣言》,宣告双方互相把对方视为敌人或者战略威胁的时代已结束,两国将在遵循友好、合作、共同价值、信任、公开性和可预见性原则基础上发展相互关系,在政治、经济、安全等领域展开广泛协作与磋商,共同应对新的全球挑战与威胁。(9)普京认为,在俄目前所处的特殊时期,俄外交应为其国内发展和改革服务,为俄经济振兴创造有利的外部环境,同时在国际社会中维护与俄实力相适应的国际地位。务实互利、有选择参与、大国合作、全方位平衡是普京外交的核心思想。正是在这样的外交思想指导下,俄罗斯在伊拉克战争、伊朗核危机等国际事务中在保持与美合作的主调之下又展示了自己独立的大国外交作用。2003年底以来格鲁吉亚、乌克兰、吉尔吉斯斯坦相继发生颜色革命,乌、格建立了亲西方政权,加速融入欧洲一体化和加入北约进程。2004年、2008年北约完成了冷战后的第二轮和第三轮东扩,波罗的海三国和东欧一些国家加入,北约直接抵近与独联体西部国家白俄罗斯和乌克兰的边境线。2007年春,美与欧洲国家开始谈判在东欧部署导弹防御系统的问题,俄坚决反对。2007年10月,俄美开始就此举行“2+2”外长和国防部长会谈。2007年12月,俄中止履行《欧洲常规武装力量条约》。2008年8月,俄罗斯与格鲁吉亚爆发了五日战争,之后俄宣布承认自称独立的北奥塞梯自治州和阿布哈兹自治共和国,与之建立外交关系并设立了军事基地。这一时期俄国内恐怖事件频发,加之俄欧加大向独联体地区民主输出,俄加强了国内垂直权力体系建设和对国内政治舆情、社会组织的管控,遭到西方国家对俄民主政治的集体围攻和抨击,2005年俄总统国情咨文和“瓦尔代”辩论俱乐部议题向国际社会阐释了俄罗斯的“主权民主”思想和发展模式。普京两个任期是俄经济增长和经济实力积蓄的8年,利用国际油价持续走高的时机,俄积极开展能源外交,保持了经济7%的年增长率,建立了厚实的黄金外汇储备和稳定基金,大力发展民生工程,改善了人民的生活水平和质量,普京政权保持了较高的民意支持率。经济实力的增强极大地提升了俄罗斯的大国自信,在此背景下,2008年初俄开始制定2020年前成为世界第五强的中长期国家发展战略,并加大了影响世界秩序重塑的外交作为。2008年5月,梅德韦杰夫出任俄总统,普京出任总理,组成了“梅普组合”政权结构。2009年1月,美新总统奥巴马上任。俄美关系开始重启进程。(https://www.daowen.com)

构建“平等现实的战略伙伴”关系(2008—至今)。2008年7月,俄新版外交政策构想出台。新外交构想称,发展与美战略伙伴关系,集中精力面对现实威胁,对于分歧方面,努力在相互尊重的气氛中进行协调。奠定对美关系的牢固的经济基础,保持俄美关系的高度稳定性和可预见性。(10)俄美关系重启的成果是2010年4月签署《第三阶段削减和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然而在俄国内民主政治发展、独联体一体化、国际反恐、北约继续东扩和欧洲反导系统部署、阿拉伯之春、叙利亚危机等系列双边、地区和国际热点问题上,双方分歧和矛盾依旧,且在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全球经济持续低迷、国际形势动荡加剧的背景下矛盾有所强化。2009年5月,《俄联邦2020年前国家安全战略》称,俄将在利益相符的基础上,结合俄美关系对整个国际形势的重大影响,致力于与美建立平等和现实的战略伙伴关系,合作重点是裁军和军控领域、反恐及协调地区冲突等。(11)2011年下半年至2012年初,美国借俄国家杜马和总统选举之机,在俄国内鼓动反普集会和抗议活动,为重启不久的俄美关系又蒙上阴影。美继续在东欧部署反导系统,东欧国家捷克、波兰和罗马尼亚积极配合,俄要求美提供有约束力的不针对俄的法律保证,美无意提供。2012年3月,在美欧一片倒普声中普京以64.9%的得票率第三次当选俄总统。普京第三个任期的目标是全面复兴俄罗斯。2013年2月,俄外交政策构想指出,鉴于俄对构建国际议程和世界体系根基担负的责任越来越大,俄要重新审视急剧变化的世界局势的主要方向,重新思考俄外交政策的优先任务。(12)在对美关系上,2013俄外交构想与2016年俄外交构想保持了基本一致。俄外交构想指出,俄与美建立互利关系是考虑到两国对全球战略稳定和整个国际安全形势负有的特殊责任,以及双方存在着贸易—投资、科技和其他合作潜力。俄罗斯只有在平等、相互尊重和不干涉内政的基础上,才与美就双边关系和国际问题进行循序渐进和可预见性的对话。俄罗斯不承认美国拥有凌驾于国际法之上的治外法权,不接受美国的军事、政治、经济和其他方面施压企图,保留对美不友好行为的严厉回击的权利,包括强化国防和采取相应的不对称措施。俄罗斯主张与美在军控领域开展建设性合作。俄视美国建立全球导弹防御系统是对俄国家安全的威胁,俄保留采取相应应对措施的权力。俄罗斯希望美国在国际事务中严格遵守国际法准则,首先是联合国宪章原则。(13)这一时期,俄美关系因2013年底以来的乌克兰危机、克里米亚加入俄罗斯、俄在叙利亚单方面进行军事反恐行动、欧洲反导系统部署和北约加强在俄西部军事存在等问题跌入“冰点”。2014年3月克里米亚入俄后,美国联合欧洲法德英等大国对俄进行多轮集体经济制裁,涉及俄高级官员、相关人士和实体,经济和军事领域(金融、能源、军工等部门),中止俄在“八国集团”中的成员国资格,相互进行激烈信息战和舆论攻击等。2016年10月,普京在瓦尔代会议上称,我们希望和美国新政府建立平等伙伴关系和考虑彼此利益。(14)2016年12月,俄总统国情咨文指出,俄准备与美国新政府开展合作,重要的是实现关系正常化,在平等和互利基础上开始双边关系。俄美在解决全球和地区事务中的协作符合世界利益,我们共同担负着确保国际安全与稳定、巩固不扩散机制的责任。摧毁战略平衡的企图是极为危险的,可能导致全球灾难。(15)

美国特有的实力和影响力使俄罗斯很看重发展与美关系,努力保持俄美友好伙伴与合作关系,那么美国又是如何看待俄罗斯和对俄在美外交坐标中的定位?美国对俄外交服从于冷战后美国全球战略总目标——按照美国的价值观和理想建立一个在美国领导下的和平与安全、自由与法治的世界,维护美国的“一超独霸”地位。美视俄为冷战的失败者,美国对俄外交目标是按西方模式改造俄罗斯,帮助和支持俄罗斯实现国家转轨,使其融入西方体系,作为西方的小伙伴加入到美国领导下的世界秩序中,防止俄罗斯帝国和共产主义的复兴。因此弱而不乱、对美不构成现实威胁和潜在竞争对手的俄罗斯,对美亦步亦趋、全面支持和配合美国外交行动的俄罗斯对美国最为有利。在俄独立之初美国热衷于发展与俄“战略伙伴”关系,但美对这一“战略伙伴”关系的理解与俄罗斯是不同的,双方对对方的过高期待和浪漫的理想主义、历史上形成的短时间难以改变的互不信任、相互疑惧的思维模式和现实政治中的国家利益冲突使两国所希望的战略伙伴关系根本无法建立,而苏联解体后俄美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上的极大不对称性使俄罗斯所希望的俄美平等伙伴关系在相当长的时期里也不过是俄方的一厢情愿而已。正是在上述因素作用下,形成了美国的对俄政策:安全上,尤其是核裁军合作是美对俄外交的重点,这样一方面可以削弱俄核力量,防止独联体地区核扩散,同时消除对美安全的最大威胁;经济政治上,以经济援助和政治支持为诱饵影响俄国内改革进程,按西方模式改造俄罗斯,同时为美经济开辟市场;地缘关系上,利用独联体国家转型之机进行政治经济渗透,推动后苏联地区地缘政治多元化,分化和牵制俄罗斯在独联体地区的影响和一体化进程,防止俄罗斯重建势力范围和帝国复活;国际事务中,利用俄罗斯的地区和传统影响优势解决地区和全球安全问题及热点冲突,帮助美建立其主导下的地区和全球新秩序,同时适时打压和削弱俄罗斯国际影响力,视其为合作的小伙伴,而不是有独立利益和需求的大国。这样美对俄政策中的两面性和矛盾性带来了消极后果,更加重了俄美对对方的不信任和防范心理,俄罗斯感到的与其说是支持和理解,不如说是屈辱和敌视,对美的失望和不满在俄国内燃起了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和反美、反西方思潮。

冷战结束至今,俄美两国都在不同程度地调整着双边关系,整体目标和外交基调没有太大改变,只是不同时期不同情势下时而突出了两国关系中合作与协调的一面,时而突出了对抗与较量的一面。在不断的摩擦与对话中,两国精英层既清楚地认识到两国关系在全球层面和世界事务中的重要性和不可替代性,又无法回避两国在冷战后重组的国际体系中秉持对立的世界秩序构想而导致的大国博弈,围绕单极与多极世界秩序问题两国进行着明争暗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