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美关系评估:价值观念、地缘政治、世界秩序

三、 俄美关系评估:价值观念、地缘政治、世界秩序

价值观是认定事物、辨定是非的思维或取向,如认知、理解、判断或抉择,是对周围的人、事、物的价值和作用的评价及看法,具有稳定性、持久性、主观性和历史性的特点。当前俄美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冲突的背后既有对世界秩序理念不同的现实政治因素,也有文明差异的历史文化因素。

俄前外长、前总理普里马科夫认为,美俄如何看待当今世界秩序问题具有根本性意义,特别是关乎如何理解这两个国家对于人类发展现阶段所抱有的意识形态存在着原则性差异。(38)在2015年的瓦尔代论坛上俄总统普京指出,俄与西方的分歧和矛盾有三大原因,世界观的差异及在其基础上构建的话语体系、地缘政治利益冲突和缺少相互尊重。普京认为,俄罗斯世界观的基础是善恶观(представление о добре и зле)、最高力量(представление о высших силах,即道德—精神力量(39))和宗教因素(божественное начало),而西方思维的基础是利益(в основе лежит интерес),是实用主义和现实主义(прагматичность, прагматика)。表现在术语概念和话语体系上的差异,普京列举了2015年瓦尔代会议主题的俄英译文对比,俄文表述是“战争与和平:人、国家和21世纪的大规模冲突的威胁”(《Война и мир: человек, государство и угроза большого конфликта в XXI веке》),而英文表述为“战争与和平中的社会:明天世界的冲突逻辑”(《Societies between war and peace: logic of conflict in tomorrow’s world》)。普京分析道,我们的注解强调的是人、国家和21世纪的冲突威胁,而英文注解强调的是不可避免的未来冲突,是泛指的明天的冲突,而不是特指的21世纪。可见在概念注解上就存在差异,我们双方应力求在概念注解的使用上取得准确和一致的理解,按我们所写和所表达的那样去理解。(40)关于国家利益和地缘政治冲突,普京在2016年瓦尔代会议上再次强调指出,“我们曾认为意识形态分歧是苏、俄与西方世界隔离的因素,消除了它我们今天就将迎来完全的另一种生活。但我们的专家说的对,有一种东西比意识形态冲突更加深刻,这就是国家利益和地缘政治利益。我希望,鉴于国际关系力量变化的现实,政治—外交和法律机制安排应顺应形势发展,这样世界才会更加平衡和多极”(41)。对于普京的上述观点,美专家也表达了同样的看法,耶鲁大学杰克逊全球事务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小布什时期担任俄罗斯问题顾问的托马斯·格雷厄姆,在接受俄《消息报》记者访谈时论及“中美俄全球秩序”。他认为,美俄国家利益不同,对于游戏规则的看法不同,对于众多概念的解读不同,如合法性、国家主权、自决权、合法使用武力、势力范围等。因此,美俄竞争、极端性和分歧将一直存在。俄美关系正处于探索建立新关系的阶段,俄罗斯具有独特性,拥有自身价值观,它不愿融入西方,努力想成为主权国家,西方不应忽视。鉴于俄美国家利益各异,构建双边正常关系的关键是如何让消极的方面不至于引发双方的全面对抗。格雷厄姆认为当前最主要的,首先是改变对双边关系的原有认知,美国人的经典思路永远是先找谁是我们的敌人,然后以此为基础制定外交政策,虽然国与国间未必总能成为伙伴,但可以和平共处。其次,确保竞争的和平性,避免发展为大型冲突。俄美和中美间都存在对于游戏规则的不同看法,俄美国家利益各异,无法建立战略伙伴关系,但确保竞争的和平性相当重要。俄美最具合作前景的领域是军备控制、北极、反恐、全球性问题,矛盾最深的领域在地缘政治方面,如中东、欧洲安全、乌克兰问题等,美应避免上述竞争发展为大型冲突。(42)

美专家格雷厄姆的上述看法切中俄美关系要害,冷战后俄美20多年来的发展历程表明,在防扩散和军备控制、国际反恐等国际安全和全球问题上,两国合作空间广大而且互利,在独联体、欧洲安全和中东秩序等问题上两国冲突和较量频繁且是根本性矛盾。俄分析家将俄罗斯国家利益的地理边界分为三个组成部分:全球层面、地区层面和次地区层面。全球层面,俄致力于推动多极世界和世界管理体系变革,积极而全面地参与构建世界新秩序,占据与其当前和潜在实力相当的应有地位。地区层面,促进与地区国家的一体化合作,发展睦邻和伙伴关系。在次地区层面,与苏联解体后新独立国家发展全面互利的关系,维护共同安全。(43)基于对俄美价值观和地缘政治利益冲突的基本认知,俄美矛盾和冲突主要集中在欧亚大陆的中心和边缘地带,欧亚大陆中心是指独联体和东欧地区,边缘地带包括中东、高加索、里海、阿富汗(中亚)一线。边缘地带还被称为“破碎地带”和“不稳定弧”,这里既是战略资源储备区和重要战略通道地区,也是恐怖主义活动的高发区。美国遏制俄的政策首先体现在反对俄所认定的“特殊利益区”或“利益攸关区”(44)——独联体地区的一体化。美鼓动独联体国家乌克兰和格鲁吉亚进行颜色革命,加入北约,脱俄入欧;利用阿富汗战争向中亚地区进行军事—政治及文化渗透;阻挠俄欧亚经济联盟建设;染指独联体国家内部争端,攻击俄帝国政策,从中渔利。俄《政治杂志》主编彼得·阿科波夫认为,以美为首的西方推波助澜的乌克兰危机正是触动了俄的国家安全红线和战略底线,俄被迫还击。(45)其次,在东欧地区强化北约军事存在,加快反导系统部署,挤压俄西部战略空间,破坏俄与欧洲国家的关系。再次,在与俄毗邻的中东地区,美借反恐和民主之名发动伊拉克战争、煽动叙利亚内战,升级伊朗核问题,中东成为世界最动荡的地区,伊斯兰国趁势崛起,对俄南部安全造成冲击。最后,在北极地区,随着全球升温和北极开发的推进,北极正在成为俄美地缘政治角逐的又一战略要地。(46)

2014年以来的乌克兰危机和叙利亚战火再一次将俄美关系推向地缘政治的风口浪尖,在这两大事件的背后既有俄美地缘政治利益的较量,也有对冷战后国际秩序变革进程中地区秩序重塑的战略影响。(47)俄国防与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全球政治中的俄罗斯》主编、瓦尔代会议学术委员会主任卢基扬诺夫认为,俄和西方间的意见不合和外交龌龊在乌克兰危机爆发前就存在了,乌危机只不过是将俄西间矛盾推向了顶峰,给过去的关系做了总结。(48)2016年10月,普京在瓦尔代会议上直言:“即使没有乌克兰问题、乌克兰东南部地区和克里米亚问题,没有叙利亚问题,他们还是会找到其他来遏制俄罗斯的问题,因为他们不喜欢我们在一系列问题上有自己独立的立场。他们要向俄施压,要强制行动,要动员资源以巩固其与欧洲等盟友的结盟关系。”(49)对于美国的单边行为“癖好”和强制民主输出,普京认为,俄罗斯的领导地位就是捍卫国际法规范。(50)在俄看来,按照美国的民主标准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符合其意。俄需要和美国人、欧洲人建立互信对话,倾听对方并接受对方观点,但如果某个国家一意孤行并认为自身无懈可击,想在哪里动武就在哪里动武,国际秩序以及联合国和安理会本身的意义就荡然无存,这将是对世界秩序的打击,而不只是对叙利亚的打击。(51)(https://www.daowen.com)

尽管俄美存在意识形态和国家利益的重大差异,但作为世界重量级的大国,两国对世界形势和发展趋势具有重大影响。国际金融家索罗斯在“谁失去了俄罗斯?”一文中写道:我坚信,正是我们,西方的民主国家应承担主要责任。如果我们真正地与俄罗斯同命运,那么俄罗斯现在已坚定地走上市场经济和开放社会的建设之路。西方只是口头上帮助,而不是用财力。(52)俄学者伊格里芡基(Игрицкий)认为,西方在与俄罗斯的关系中乱用霸权造成了俄罗斯加强中央政权和强国情绪,至少西方应为此负部分责任。(53)美国专家托马斯·格雷厄姆对于俄美难建战略伙伴但可以和平共处、保持和平性竞争的政策建议是理性而务实的,他对俄美具有务实合作前景的领域和矛盾冲突的问题的深刻把握有助于双方趋利避弊,在合作领域积极作为,在冲突领域有效管控,发挥俄美大国在维护世界和平方面的特殊责任。2016年俄总统国情咨文称,俄美合作解决全球和地区问题有利于整个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两国有责任共同打击国际恐怖主义、维护国际安全和稳定、巩固不扩散机制和国际战略平衡。俄准备与美新政府合作,实现关系正常化,在平等和互利的基础上发展双边关系。(54)美新总统特朗普在竞选中和执政之初也表达了改善俄美关系的意愿。

俄罗斯与美国的国家利益并非完全一致,目前两国处于不同的发展道路,每一国的精英对未来国际秩序的构想不同,但美国与其西方盟友的关系表明不对称并不排除伙伴关系,双方应找到在美俄存在不一致利益的情况下的合作模式。俄研究界认为,莫斯科应保持国家稳定发展和政策的可预见性,务实地确立自己的国家利益、俄美伙伴关系的具体内容、自我约束力和责任感。华盛顿应意识到,苏联解体后的世界政治已不再存在过去那种超级大国模式,不应再视俄为被战胜者和小伙伴。(55)俄美全面伙伴关系的建立需要双方的政治意志、战略远见和战略克制,在当前由冲突时代的世界秩序向新的伙伴式的世界秩序转变的进程中,俄美两个大国应发挥关键的建设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