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历史进程中的俄罗斯文明特性
离开世界历史进程就无法理解俄罗斯的现代化。俄罗斯帝国形成后,受帝国扩张力的驱动,俄罗斯的国家定位与既成的世界体系发生了矛盾,帝国版图的扩张和维护同时也是俄罗斯与列强争夺世界霸权的冲突与对抗。在与西方主导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关系上,俄罗斯处于一种困境:作为一个帝国,广阔的幅员和欧亚大陆中心地缘地位使其具有大国的自然禀赋,但内部体制和社会发展的落后又很难使其成为主导世界体系的中心国家,俄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起伏不定。我国学者余伟民认为,“大国主义滋生的民族主义在民族主体意识中造成自我认识的错位,在强烈的‘弥赛亚’救世主情结影响下,‘莫斯科—第三罗马’演变成莫斯科公国、俄罗斯帝国和第三国际。从俄罗斯帝国到苏联,俄罗斯始终未能融入世界体系,在世界体系结构的变迁中俄国和苏联一直作为反体系的力量与外部世界进行着争斗”(22)。美国俄罗斯问题研究专家罗伯特·莱格沃尔德评论说,贯穿于沙俄、苏联的外交政策主线是俄国的特殊论,这种特殊论与俄漫长的边界等地理因素密切相关。俄国对东征西讨夺取的广大地域产生强烈的不安全感,陷入“不安全—扩张—不安全—再扩张—帝国”这一自我设定的安全困境中。罗伯特·莱格沃尔德指出,“一个扩张的沙俄对它四周定形或颓败的边界采取的政策使欧洲国际关系大大复杂化了,俄国的对外扩张以及它与欧洲其他列强关系的演变构成了这一国际体系的核心矛盾,并最终导致克里米亚战争中俄国与英法等欧洲列强的对抗”(23)。
对于俄国历史的特殊性,俄罗斯思想家和政治精英界普遍认为这是由俄罗斯地理状况根本决定的。俄国历史学者克柳切夫斯基、俄国政治家和思想家普列汉诺夫都是“地理—国家命运”的信奉者。克柳切夫斯基在《俄国史教程》中深刻分析了自然地理条件对俄国国家历史、政治制度和民族心理等的影响。(24)普列汉诺夫在《俄国社会思想史》中强调指出,地理环境通过社会关系影响民族性格。俄国历史过程的相对特殊性(而不是完全特殊性)需由俄国人民不得不在其中生活与活动的地理环境的相对特殊性来解释。地理环境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因为自然条件的相对特殊性决定了俄国经济发展过程的相对特殊性,因而出现了同样特殊的俄国社会政治制度的相对特殊性。(25)可见,地理条件对俄国的影响包括两个层面,一方面,地理环境、气候条件和居住状况对俄罗斯人物质生活、精神生活、政治制度和政治文化产生了巨大影响,因为地域广阔,为了生存需要强有力的国家政权和中央集权以及积极的疆土开拓政策。另一方面,俄地处亚欧大陆中心,连接欧亚洲,处于东西方文化的结合部,从而产生了结合部的文明(欧亚文明)。俄国思想家别尔嘉耶夫在1915年《俄国魂》中阐释了俄国东—西方文明的民族意识:滋养俄罗斯民族思想的情感是,俄罗斯是上帝特选的民族,俄罗斯国家是不可小视的伟大强国,它在国际上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俄罗斯的自我意识之路是它不仅是东方的,也是西方的,它是东—西方,是两个世界的联结者,而不是分割者。俄罗斯的自我意识之路即意识到俄国需要发掘其伟大的精神潜力,以实现其世界使命。(26)俄罗斯的特殊性带来了俄罗斯民族关于俄罗斯民族意识和民族身份的定位问题,涉及三重命题:俄罗斯的地理定位、俄罗斯的历史定位和俄罗斯的精神定位,涵盖了民族身份、发展道路和对外关系等内涵。地理定位塑造了俄地缘思想,历史与精神定位塑造了俄帝国思想。这种源于地理和历史条件的特殊性也正是困扰俄罗斯三个多世纪文明特性和国家定位(民族身份、发展道路、对外关系)的根源。
现代化的实质是改造社会的价值体系乃至个人的思维结构和组织结构,是一个深刻的多层次的过程。因此,现代化不应是西方化,现代化模式也不仅是西方一种现代化模式,而应是世界多样性文明的统一,但对后发外源性现代化国家来说,其现代化不可避免会受到西方发达国家或“榜样”或“模版”的影响。俄罗斯专家们指出,俄国有一个折磨人的愿望,不仅要与西方平起平坐,还要完成一项力所不及的任务——变成西方,以此证明我们是比欧洲人还优秀的欧洲人。但对俄国人来说,我们是否属于欧洲,却成了一个老大难的问题,俄国思想家曾为它伤透脑筋,今天仍有人为它而犯愁。结果,欧洲世界成为发泄双重感情的对象,既羡慕又鄙视,外表仿效,内心不快。19—20世纪的俄罗斯历史文化发展都带有这种双重感情的印迹,其体现就是斯拉夫派运动和西欧派运动。(27)因此,对俄罗斯文明特性的认知不清对于俄罗斯来说是致命的,俄罗斯文明特性到底是指什么——斯拉夫文明、欧洲文明还是欧亚文明?如何在全球化时代保持俄罗斯文明特性的与时俱进?
俄罗斯文明特性的论争与探索在相当长的时期里表现在俄罗斯文明的两重性上,即斯拉夫文明与欧洲文明的碰撞与论战。它一方面反映了俄罗斯内部国家上层精英与广大社会民众的分裂和断层,另一方面反映了处于文明结合部的俄罗斯与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的矛盾和冲突。而这一切源于彼得大帝的欧洲化改革。斯拉夫文明(28)是俄罗斯的本土主体文明,它扎根于莫斯科公国形成以来俄罗斯历史发展进程中,村社文化、东正教、集体主义和社会公正是其核心元素。18世纪初彼得大帝为改变俄国的落后局面实行了激进的西化改革,将当时强大的欧洲文化和教育引进俄国,这带来了双重效应(29):既加强了俄国的欧洲化特性,也导致了俄国主体文明(下层民众—斯拉夫文明)与它新的上层建筑(上层精英—欧洲文化)的断裂,构成俄罗斯文化和文明的两重性。这种上层文化与下层文化的断裂、欧洲文明(西方派)与斯拉夫文明(斯拉夫派)的角力一直长期影响着俄国的发展。彼得改革后的一个世纪里,俄国出现了一个为数不多但自身威信很高的受过良好教育的崇仰西方文化和思想的启蒙阶层,俄国在参加欧洲大国反拿破仑的战争中得到了自己应有的欧洲地位,开始担当保障欧洲大陆稳定的角色。“这种国际地位是俄国利用其军事力量,在欧洲工业革命尚未得到大发展、德国联合进程尚未完成时确立的。随着欧洲工业革命的发展,俄国与欧洲差距日益拉大,19世纪下半期俄罗斯的国际地位开始下降。”(30)俄国不断加剧的危机不仅来自内部,也来自外部——俄国和欧洲强国的危机。
十月革命后的苏联走上了一条不同于西方的现代化之路,谋求在极短的时间内成为一个强盛的世界大国,肩负引领世界革命的救世任务。苏联时期这种文明的两重性、上层文化与下层文化的断裂依然没有消失,以共产主义思想和世界革命理论引领下的苏联无产阶级文化的影响增强,建立在以两大社会制度、两大阵营两极对抗基础上的美苏冷战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色彩,冷战再次将俄国历史拉入与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的对抗中。俄罗斯政治家米格拉尼扬指出,苏联政权付出了极大的努力以使俄罗斯民族文化和精神摆脱西方文化的影响,使俄罗斯与西方对抗,在它们间筑起一道难以逾越的壁垒,自我孤立。(31)苏联与西方的冷战持续了近半个世纪,20世纪80年代下半期苏联国际地位的危机显现。苏联危机的出现是由于苏联的超级大国地位与其现实的经济和文化—文明发展程度不相符,也是苏联与西方长期的军备竞赛和军事对抗造成的后果。结果苏联不战自溃。苏联制度崩溃后,新俄罗斯独立初期再次提出“成为西方,加入西方文明大家庭”的目标取向,企图通过改变政权性质、迅速变革社会体制,实现西方的生活标准,成为西方文明国家。普京执政后的俄罗斯仍没有解决俄文明特性的问题,一方面继续强调欧洲文明属性,一方面又复兴传统文化价值观,另一方面又突出欧亚大国特质,是典型的实用主义至上。
俄国资本主义现代化和苏联社会主义现代化给俄罗斯带来了巨大的历史进步,但俄国在1917年被十月革命推翻,苏联在1991年自我解体,两种不同的现代化模式均以失败告终,当代俄罗斯正面临着第三次现代化转型。俄罗斯的现代化困境说明了什么?俄的文明特性是否意味着俄罗斯现代化的特殊道路,是否存在俄罗斯的特殊道路?试图脱离世界历史进程主流和世界文明文化优秀成果而保持俄的独特性是荒谬而愚昧的,深刻地理解俄罗斯历史继承的实质及它对当代俄罗斯社会产生作用的内在机理对从根本上解决俄罗斯问题至关重要。
当代俄罗斯仍旧面临着俄罗斯文明特性的探索,当代俄罗斯的文明特性应该是适应当代俄罗斯条件的,欧洲和西方文明与苏联结构、俄罗斯传统成分的混合体。以德国学者Рейман Михал为代表的欧洲学者认为,俄罗斯主体文明具有边疆特性,是欧洲文明的边疆地带,由俄国家政权协调参与、保证俄罗斯与欧洲发展的相容性,使俄罗斯在21世纪完成其作为欧洲强国的文化—文明自我定位的过程,对于解决当代俄罗斯的危机将创造有利条件。(32)俄学者帕纳林认为,今天的俄罗斯正在完成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进程,俄罗斯文明必将发挥其伟大的创造力,找到建设性应对前所未有的时代挑战的方法。政治精英和广大民众需要最终克服彼此间的分裂和疏远,承担起共同的历史责任。(33)普京强调俄罗斯的现代化道路是符合俄国情、历史传统和世界普遍原则的现代化,俄罗斯作为俄国和苏联的继承者,首先是从俄传统文化中汲取资源和力量,以俄传统价值观——国家主义、强大政权、爱国主义作为巩固社会团结的纽带;其次,俄罗斯作为主权国家,独立决定其推进民主化进程的时间和条件。(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