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秩序变革中的俄罗斯对外战略
当代俄罗斯正处于特殊的历史时期。一方面,俄面临着国内转型、国家现代化和大国复兴,另一方面,俄所处的世界也在变革中。俄罗斯外交,作为将俄罗斯与国际体系联系起来的纽带和在世界舞台实现及扩展俄国家利益的桥梁,必将为俄融入世界、参与世界新秩序构建发挥独特的作用。这主要涉及三大问题:如何定位转型时期俄罗斯外交的地位和作用;如何看待西方发展模式和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与世界秩序,如何定位俄与西方大国及其他力量中心的关系性质;如何评估转型时期俄外交效果和对预期目标的推进。
首先,对转型时期俄外交地位和功能合理定位,尤其是确立在国家实力有限的条件下俄外交战略的目标、原则和实施条件。
自独立以来俄罗斯就确立了融入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并影响世界进程的外交目标,但问题的关键是如何融入。原则上讲,它应反映俄罗斯利益、目标与其能力、手段的统一,具体而言则是在俄罗斯转型这一特殊时期外交的合理定位以及大国关系模式选择。外交是作为一种手段从属于内部发展,还是作为一种目的抬升俄国际地位?这个“本与末”的问题看似简单,但对新独立的俄罗斯而言却走了一条不平坦的道路,致使俄罗斯与西方(美)关系也很难得到合理定位。期间经历了三种取向上的论争,三种观点的共识是“经济振兴和国力增强是俄复兴之本,融入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并与其共建世界新秩序是俄复兴的条件和外交目标”,但分歧也是实质性的。
第一种看法是,国内改革和经济复兴是俄强国的关键,因此西方民主国家应是俄实现现代化的战略伙伴。虽然在许多问题上西方对俄友好表现没有回应令人遗憾,但俄应从大局出发,即使是做出某些原则性让步也要避免与其冲突和对抗。(67)该观点的逻辑初衷是正确的,但由于在实践中过分突出与西方友好对俄复兴的重要性,希望借助俄西关系来提高俄国际地位,致使逻辑错位为“俄罗斯的未来系于西方”,其结果必然是盲目崇拜西方文明、承认美国的领导地位、充当美国的小伙伴。独立之初俄自由主义民主派鼓吹的“亲西方”外交表现的就是这种强调“趋同”和妥协、不惜代价谋求与西方建立“战略盟友”的一厢情愿,最终“身败名裂”。关于上述问题,俄2007年新版历史教科书《俄罗斯现代史(1945—2006)》在评述叶利钦前期外交政策时提出质疑,“俄罗斯不断向西方妥协究竟得到了什么?”该书分析指出,其一,美国没有为进行民主化的俄罗斯提供有针对性的大规模援助。俄得到了54.5亿美元的援助,但主要用于削减苏联核力量和俄核战略潜力,约为5000枚核武器。对俄的经济歧视政策(瓦尼克-杰克逊修正案)没有取消,在贸易中不给俄提供最惠国待遇。其二,北约东扩直逼俄罗斯边界线,俄罗斯重新被孤立,这是对亲西方派政策失败的有力注解。其三,欧洲在对俄公民免签证等问题上仍设置障碍,俄对回归欧洲的身份定位并未被西方国家接受,俄罗斯在欧洲统一的文化空间和安全体系中被忽视。(68)该书结论:俄罗斯对西方的美好看法被改变、美好期望被现实击碎,俄美告别了意识形态竞争后,地缘政治利益的竞争犹存,如果俄恢复经济和政治实力,它将成为美国的竞争者和对手。
第二种看法是,融入文明世界、实现与西方的一体化无可非议,但20世纪90年代的外交表明,俄只有明确了外交底线、与美国适当拉开距离并学会利用时机讨价还价来维护俄国家利益,俄才能真正实现与西方的一体化,融入国际体系并从中影响世界进程。(69)这种观点过分侧重有理、有利和有节的斗争以突出俄的独立性,更多表露的是俄对西方打压和遏制外交的不满及抗争。20世纪90年代下半期以来俄谋求与西方平等地位和大国制衡的“双头鹰”外交及“全方位”外交,在许多国际事务中揭示了俄罗斯的虚弱和力不从心。外交言辞上的强硬终究无法弥补和抵消外交行动中的软弱,相反更加重了俄与西方(美)的对抗,恶化了俄西(美)关系。正如普京所言,“没有实力的愤怒是毫无意义的”。在世纪之交,俄智库和专家界提出“有选择参与”外交构想(70),强调外交定位是“不与世界经济接轨俄就不可能实现长期而稳定的增长,俄外交应该为实施内政方针和经济战略创造条件”。基本外交原则是:切身利益优先和在此条件下的不对抗原则;告别超级大国幻想和超级大国追求原则;最大限度避免冲突原则,特别是同那些俄经济发展所依赖的国家和地区;经济利益原则,维护俄境外商业利益,吸引投资等;建设性伙伴原则,放弃强硬的外交措辞,如需抵制则应以强硬的外交行动。上述外交政策立场对普京时期的对外政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第三种看法是,肯定俄复兴的关键是国内改革和经济振兴,外交应为此创造稳定有利的外部环境,同时主张在灵活多变且独立的外交政策基础上,作为西方伙伴建设性地参与世界秩序构建。(71)该观点注重国家自强和外交的实用主义,其逻辑前提是外交从属于内部发展,与西方友好、共建世界新秩序有助于俄罗斯的复兴,形成良性互动。该观点吸收了前两种的合理部分,避免了极端和激进,突出在大国合作和多边协调的氛围中,以实用主义原则、灵活多变的政策、循序渐进地向既定目标推进。普京执政以来,俄罗斯的外交正是沿着这样的轨迹运行。(72)普京时期通过的四个版本的外交政策构想反复强调“融入国际体系,不能被孤立,不搞对抗和军备竞赛”等基本方针。普京第三个总统任期较之前两个时期外交表现得强硬,但外交基调和外交原则没有改变,只是外部形势越来越严峻,尤其是俄与西方大国在俄安全利益攸关地区和特殊利益区的竞争和较量加剧,俄以外交和武力示强表明捍卫国家利益的决心、意志和能力。俄—西方关系走向20多年来最紧张时期,俄的大国复兴条件被打破和中断,这是外部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俄仅依靠外交手段无力改变。
其次,俄对西方模式和其主导的国际体系、世界秩序及大国关系性质的基本立场。
俄罗斯独立以来对西方国家的看法和认知发生了从“希望—榜样”到“失望—仇视”的根本性变化,这是影响俄西关系走向的重要因素。在戈尔巴乔夫新思维改革时期,苏联国内的亲西方知识分子阶层在国内树立了正面的西方形象,“他们对美国的倾向和喜好是戈尔巴乔夫执政后期和叶利钦执政初期实施亲美对外政策方针的思想基础”(73)。然而俄独立后不久,俄民众对西方的美好看法和美好愿望被现实击碎。美欧西方大国对俄政治和经济改革“口惠而实不至”,违背最初承诺,北约无视俄安全关切继续东扩,美对南斯拉夫不经联合国动武和对车臣问题指手画脚等外交行为极大地改变了俄罗斯独立以来对西方的观念和好感。“在严重的经济和社会局势压力下,俄亲西方分子阶层在逐渐消散。俄社会舆论调查结果显示,1993年74%的俄罗斯人对美国持正面评价,而十年后的2003年持这种观点的人不到50%。”(74)普京执政后,坚守叶利钦的政治遗训“俄罗斯不能被孤立,积极融入国际体系”,在“9·11”后主动与美进行国际反恐合作,包括开放中亚国家的部分军事基地为美阿富汗战争使用。然而对俄罗斯的外交示好,美国报之以北约的第二轮东扩和在乌克兰、格鲁吉亚等独联体国家煽动颜色革命。在此背景下俄提出“主权民主”政治发展模式,正式告别西方模式,坚持走适合俄罗斯国情和现实的发展道路。普京执政团队对美国不再抱任何幻想,彻底回归现实主义政治,在继续坚持欧洲文明自我认同的基础上,把对美国和欧洲大国外交区别对待。
美欧等西方大国对俄罗斯的外交政策建构在俄罗斯永远是“异类”和“敌手”的政治偏见以及放弃帝国野心、衰弱而不失控的俄罗斯对西方更为有利的基本认知基础上。西方研究界的主流观点是:“俄国以各种方式探索与当时的国际体系建立某种关系,这种探索几乎总是充满了争执,而且几乎总是殊途同归——俄国对外国的仇恨。”(75)“尽管18世纪初彼得大帝打开通往欧洲的窗口,把俄罗斯带入欧洲的国际体系,18世纪末俄国成为欧洲音乐会上的主角之一和欧洲秩序的倡导者,二战后苏联成为两级体系的缔造者之—,但俄国并没有成为这一体系的一部分,在西方国家眼里,俄国和奥斯曼帝国一样,不属于欧洲大陆政治的主流。”(76)苏联解体后,以美为首的西方始终奉行削弱俄罗斯、遏制和防范俄罗斯东山再起的外交政策,而双方竞逐最激烈的是后苏联地区,这里被俄视为传统的势力范围、特殊的安全利益攸关地区,而西方认为这是解除俄帝国武装,迫使其放弃帝国思想和帝国复兴的战略要害和据点。美战略家布热津斯基犀利地指出,“失去乌克兰的俄罗斯将不再是帝国”。对后苏联地区的争夺成为俄美关系的晴雨表。始于2013年底的乌克兰危机将俄—西方关系打入“冰点”,美欧大国强化北约东扩和欧洲导弹防御系统部署从西部对俄施压,俄罗斯通过叙利亚军事反恐寻求从外部突围,并提出“欧亚经济联盟”与中国的“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对接,通过与东方大国的新型合作模式重新整合欧亚大陆战略资源,巩固俄传统战略优势,缓解与美欧在欧亚大陆西部争夺的战略压力,摆脱和冲破西部地缘安全困境。(https://www.daowen.com)
俄国历史表明,利用西方先进思想、技术和管理方式服务于俄国政权统治需要一直是俄向西方看齐的实质。对于苏联解体、两极体系崩溃后的国际体系,俄认为在全球化迅猛发展的冷战后时代,世界战略力量对比呈现对俄不利的发展态势,美国利用自己的超强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等实力欲主导冷战期间建立的国际政治经济机制,重建冷战后世界秩序和美国治下的和平。俄要重振大国雄风必须与美主导的西方大国友好共处,融入国际体系,俄罗斯外交宗旨就是为国内转型和国家复兴创造有利的外部环境和发展条件。最初俄以加入“七国集团”和世界贸易组织为融入当前国际体系的重大举措。随着金砖机制的建立、20国机制的产生、上海合作组织的平稳运行,俄以积极参与代表广大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利益的新型多边机制作为融入国际体系、变革冷战后世界秩序的有效途径。当前在武力使用原则和武力使用决定的准则、在国家主权原则和反恐原则等问题上,美欧大国奉行双重标准和例外论。俄主张遵守国际法原则和联合国宪章准则,在平等互利、相互尊重、主权至上的基础上解决国际事务,发展友好合作关系和战略伙伴关系。俄不能允许也不想容忍某些国家和国家集团的双重标准、例外论以及别有用心的民主输出,尤其是在对俄利益攸关的地区。
对于大国关系,俄主张在东西平衡和大国协调的基础上与世界主要国家构建平等战略伙伴关系。基于西方大国在当前政治经济体系中的主导性地位,美欧西方大国对俄经济现代化具有特殊作用,梅德维杰夫时期提出与美欧国家建立“现代化联盟”战略,希望从西方获得更多的投资、技术、管理经验和贸易市场,取消对俄经济歧视和限制。美欧等西方大国也认为俄的复兴离不开西方和与西方保持友好关系。作为欧亚大陆中心的国家,俄外交传统是以对西方大国外交为重,东西方外交平衡。2012年后俄加快“转向东方”,积极发展与中国、印度、越南、伊朗、韩国等国的各类战略伙伴关系,积极参与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东盟、上海合作组织、中俄印三边等亚太地区合作机制。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堪称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这是一种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国的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20多年来中俄关系建立了高度的政治互信,经济合作水平不断提升,军事合作领域不断扩大,人文合作内容丰富多彩,国际协作范围不断拓展。2015年5月,中俄宣布俄主导的欧亚经济联盟与中国的“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对接声明,表明中俄将在欧亚大陆中心展开全面一体化合作。俄罗斯是丝绸之路经济带上的重要支点国,俄罗斯的参与和合作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中国倡议在欧亚大陆中心的推进,而这一地区也正是俄罗斯国家安全的软腹和屏障,是俄实现大国复兴的战略依托,俄对这一地区的战略走向既关系俄的复兴进程、俄西关系,更关系到中俄主导的一带一盟的对接效果。处于欧盟和亚太一体化之间的广大欧亚大陆中心腹地的俄罗斯,它融入来自东方推动的欧亚大陆的一体化进程,或许会在俄逐步丧失其在传统势力范围的吸引力后找到重新整合地区资源和优势,实现欧亚大国复兴的新途径。
最后,对转型时期俄罗斯的外交评估,主要是俄外交在多大程度上弥补了俄当前的弱势,是否捍卫了国家利益、为国内转型创造了有利条件。
实用主义是普京外交的灵魂,普京执政之初便确立了外交为内部改革服务的指导原则。他认为,俄需要西方的支持与友好关系,俄罗斯应该向西方表明俄是西方可以信赖的伙伴。在与西方(美)接近方面普京表现出了前任领导所不具有的决心和耐心,并在事实上淡化了20世纪90年代俄多极化外交中的对抗思想。普京及时抓住“9·11”后国际反恐时机向其既定目标出击。支持美在阿富汗反恐和允许美军进入中亚,放弃越南和古巴的军事基地,普京的一系列外交举措似乎在突破俄传统的帝国地缘思想。这在俄国内引起了不小的争议。谢·梅德韦杰夫认为,理解普京外交必须理解普京的实用主义治国思想:普京的实用主义是同他所理解的当代俄罗斯的国家利益联系在一起的,即“强国”不再只是与领土控制,而更重要的是与内部改革、国家的经济富裕和领导机构的效率相联系。较之科济列夫式的亲西方,普京的俄罗斯需要西方是为了使俄在全球化世界中发展顺利、有所作为,即常言所说“利用对手的力量为我所用”(77)。俄学者亚·卢金以伊拉克战争为例进一步分析道,俄罗斯必须与西方广泛合作,同时又要保留让步的最底线。伊战后的世界将更为复杂,没有明确的敌人,也没有明确的盟友,联盟的建立将依据具体的形势和需要。因此,今天的俄罗斯更需要这样的实用主义——与任何一国不(过分)亲近、也不吵闹,从他人那里获取自己所需的东西;严格限定国家根本利益,为此俄将不惜与外部世界对抗。(78)对普京外交的解读还必须将之置于俄罗斯所处的从现代国家向后现代国家转变进程中这一大的时代背景中,普京治国理念中既带有现代国家诸如国家主权和地缘安全、力量平衡和帝国影响等传统思想的印迹,同时又含有后现代国家诸如外交的经济化、国际法和国际机制等新的时代观念,这决定了普京外交思想中的两重性和矛盾性。(79)这是俄罗斯从帝国转为正常的民族国家、从20世纪文明走向21世纪文明的必经阶段,加之受俄当前实力所限和西方遏俄思维影响,俄外交上一时表现出的摇摆性和矛盾性也是正常的。事实上,当今许多主权国家也都面临着全球化和全球转型的冲击。
俄罗斯已今非昔比,但它仍是世界政治中具有独特影响力的欧亚大国。乌克兰危机以来,俄在战略困境和外交逆境中接连及时亮剑,从克里米亚入俄到俄协调叙利亚化武解决以及军事干预叙反恐问题,俄一套套外交和军事组合环环相扣,向国际社会极致地展示了俄罗斯式的外交风格,以守为攻,积极进取,国力有限但却不惜代价向世界证明俄依旧是当前重量级地缘政治棋手,俄的利益不容忽视,俄的立场要得到考虑和尊重,尤其是在对俄利益攸关的地区。一方面,与美欧西方大国交恶大大制约了俄的大国复兴进程和发展环境,因克里米亚入俄和俄对乌克兰的政策,2014年美欧国家开始对俄实行经济制裁,油价下跌,卢布贬值,俄民众生活水平下降,经济倒退,国家储备基金和战略资源储备用于反危机政策大大减少。另一方面,在西方加大对俄经济制裁和北约国家从西部加大对俄战略遏制的情况下,普京政权的民意支持率居高不下,多数民众支持普京执政团队在国际舞台上的政策立场和外交表现,国内爱国主义情绪高涨,社会各界表现出高度团结,共同应对来自美欧国家的战略压力和困难时期。
鉴于上述分析,对当前俄外交战略评估很难以成败得失简单化概况之,从俄外交和军事示强与其战略目标和战略资源集中角度看,似乎失大于得,与西方关系恶化既破坏了复兴的条件和发展环境,也不利于有限的资源集中于优先战略任务;从俄民众支持率和国内爱国主义情绪及特殊地区攸关利益的维护方面,似乎是得大于失,如果俄以维护与西方关系为重,可能最终会失去在乌克兰的地缘战略利益,并且从长远上最终失去俄在黑海—里海地区的战略优势。历史不能假设,历史机遇转瞬即逝,对于俄罗斯而言,克里米亚入俄的条件是无法复制的历史机遇,也是无法复制的历史案例,尽管俄为此付出了复兴进程被推迟的巨大代价,但在某种程度上不能不为俄在此事件中表现出的外交灵活进取、军事威慑有力、政治决定高效、民族凝聚力强大而震撼。在这个意义上,俄外交发挥了“四两拨千金”的功效。
当前国际体系面临着系统性危机,国际经济形势持续低迷,国际军事—政治形势不稳定因素增多,俄外交将继续致力于为国内发展和大国复兴、提高国际竞争力创造有利条件和外部环境,俄将积极推动俄美关系在特朗普新政府执政时期的改善,并以此带动俄与欧洲等西方大国关系的改善。在地区层面,俄外交面临着如下现实性挑战:首先,在“近邻”周边,乌克兰东部局势依旧起伏不定,俄外交任务是如何应对乌东部局势,在明斯克协议久拖无果的情况下,俄如何破局推动东部形势向有利于俄和地区稳定的方向发展而又不至于被托入“小乌克兰陷阱”。其次,在西部,北约强化在东欧国家和波罗的海地区的军事部署,俄外交任务是如何应对北约持续东扩和欧洲导弹防御系统,如何在保障国家西部安全的情况下不与美—北约国家发生直接武力对抗和紧张关系升级。最后,在中东,俄虽然宣布撤军,但叙利亚反恐行动继续,俄外交任务是不断巩固军事战果,推动俄与叙、土、伊朗、伊拉克在中东地区反恐问题上的合作和发展全面伙伴关系,在与美欧合作的基础上推动叙利亚国内政治和解进程。在国际层面,维护国际战略稳定和军控裁军机制,捍卫国际法和联合国地位,推动多极世界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