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承与变革:普京的战略思想
普京战略思想是指普京作为新俄罗斯第二代国家领导人的治国理念,因其处于俄罗斯从乱到稳、由衰到兴的历史进程中,普京战略思想具有承前启后的时代特色,既有传承历史传统和叶利钦时代政治遗产的一面,同时又有开拓进取、勇于修正和渐进式变革的一面(普京称“冻结革命、拒绝激进”),从而使21世纪初前20余年的俄罗斯深深地打下了普京的烙印,开创了俄历史学家罗伊·梅德韦杰夫所称的“普京时代”。作为俄第一任总统叶利钦指定的接班人,普京经过总统选举,履行了权力合法交接程序,谜一样的黑马上台却掀起了持久的普京风暴(81):在叶利钦总统眼中,普京是一个坚决果敢、有强大意志力的人,对于任何挑战都能应付自如;既对民主和市场改革有兴趣,又是坚定的爱国主义者,以国家利益为重。他能让人们感受到安全和信任,俄罗斯需要的就是这样的领导人。(82)在俄罗斯国民眼中,普京被视为克格勃出身的爱国者、国家利益的坚定捍卫者、具有强人作风的铁腕政治家,是俄罗斯的国家元首和“民族领袖”。在西方人眼中,他被视为改革家、中央集权的缔造者和新沙皇,然而却连续四年保持《福布斯》年度世界最有魅力国家领导人之榜首。
从政治信仰和治国理念看,普京是兼收并蓄的实用主义政治家:政治上奉行国家主义,经济上奉行自由主义,思想—道德上属保守主义,外交上是现实主义。对此,俄政治家雷日科夫称,“与其说普京是个民主派,不如说他是个保守派,他是强硬政权的捍卫者”(83);而伊戈尔·沙希杜拉苏洛夫说,“不,他是一位倾心于戴高乐主义的实用主义者,不可能用意识形态的刻板公式定格他的立场观点”(84)。普京信奉爱国主义、国家利益至上,但反对极端民族主义和激进民族主义,自称为“爱国的民族主义者”(或称国家民族主义者);坚信强有力国家、强大的政权是秩序的源泉和保障;推崇社会团结和集体主义;认同俄罗斯在地理属性上是欧亚大国,在文明属性上是欧洲国家;秉持先发制人理念,认为“如果打仗不可避免,那最好的防御就是进攻”。鉴于此,在理论层面,普京战略思想是俄各类主流社会政治思想的集成,是实用主义的结合——自由保守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国家民族主义、欧洲主义、欧亚主义等;在政策层面,它指对内走符合俄罗斯国情的发展道路、构建可控民主和政治权威主义下的民主政治和社会市场经济体制,对外倡导“欧亚联盟”战略构想、构建平等战略伙伴关系基础上的多极世界秩序和巩固欧亚大国地位。
(一) 大国的发展观:强国惠民和可控民主
“强国思想”张扬着俄罗斯一脉相承的传统大国抱负和世界雄心,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虽已衰落,但其强国追求矢志不渝。1996年,时任外长的普里马科夫宣称:“俄罗斯曾经是、现在是、将来还会是一个强国”,从而开启了俄参与构建“多极世界”秩序的进程。1999年,叶利钦留给普京的政治遗嘱之一是“不要遗失俄最重要的方向标——在世界上扮演独特角色以及与国际社会的一体化,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容忍俄罗斯被孤立”(85)。2000年,普京在总统国情咨文《俄罗斯国家:强国之路》中指出:“俄罗斯唯一现实的选择是做强国,做强大而自信的国家,做一个不反对国际社会和其他强国,而是与其共存的强国。”2003年,普京在国情咨文中再次重申:“俄罗斯应当在世界上真正强大的、经济先进的和有影响力的国家中占有一席之地。”2009年,俄通过了2020年前成为世界第五强的国家复兴战略。2013年和2016年版俄外交政策构想均强调,俄外交政策目标是巩固俄作为当今世界有影响力的中心之一的稳固而有威望的地位。
何谓强国?俄政治精英界认为,强国的特质是“战略独立”和“世界威望”,俄罗斯的主权、独立和完整是任何人不可逾越的红线。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决策独立而不屈服于任何人,包括对内具有政权合法性和自主性,对外拥有独立权和主权;拥有特殊利益区和战略利益区(势力范围和地区霸权),是地区一体化的发动机和火车头,而不是被一体化者;拥有世界影响力,要赢得强国地位必须跻身于领导世界的国家行列,成为世界秩序的主要参与者;拥有软权力,即文化和价值观的世界感召力和贡献率。(86)俄的战略目标是实现大国复兴,建立现代化的民主强国:对内保持政权稳定和经济发展必须的稳定增长速度,团结一致解决社会问题;对外致力于推动多极化世界进程,在世界上占据有分量的国际地位。
“惠民”即以民为本,施惠于民,让俄罗斯民众从国家发展中切实受益,不断提高民众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2009年版俄国家安全战略指出,经济发展水平和民众生活质量决定了国家的国防能力和社会稳定,这是国家强大和可持续发展的根本保障。“强国惠民”展示了新时期俄罗斯的发展观——国强民富的战略思想。1999年叶利钦在新年辞职演说中称,有许多我们共同的愿望都没有实现。我总在考虑,为了让人们能够过得更轻松一点、更好一点,我应该做什么?对于我来说没有比这更重要的任务。(87)1999年普京的《千年之交的俄罗斯》一文反映了俄新执政者的危机意识和行动方向:“俄面临沦为世界二流国家抑或三流国家的危险。新时期的俄罗斯必须探索自己的改革道路和发展模式。”普京认为,“住房、教育、医疗应该像空气和阳光一样送给人民,如果一个政府不能这样,就是一个没有良心的政府”。为此,俄必须保持经济稳定和快速增长。自2004年5月普京第二个任期始,普京在历届国情咨文中始终把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民生工程”作为优先任务,这表明普京政府深刻认识到了经济发展和施惠于民的重要性及优先性。
2008年2月,普京在俄国务委员会扩大会议上称,“任何事情都不能给俄罗斯和俄罗斯人民带来损失,一切要为俄罗斯的福祉、为俄罗斯的民族利益、为俄罗斯每位公民的幸福和安全而着想”(88)。2008年11月,俄批准了《2020年前俄联邦社会经济长期发展构想》。该构想明确了俄在2020年前成为世界第五大经济体的战略目标,2020年国内人均年收入增至3万美元,中产阶级比例由当前的20%增至50%,居民人均预期寿命增至75岁以上。(89)2013年6月,普京在2012—2016年度预算咨文会上称,我们政策的重点过去和将来都是改善俄公民生活、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和质量。达到这些目标的唯一正确途径就是解决经济问题,没有比保证经济增长速度更有效的解决社会问题的途径,没有经济增长作为保障,社会支出超前的增长将把我们引进死胡同。(90)然而,加快经济转型、实现经济创新面临着诸多挑战,国家转型的决心和意志坚定,但痼疾顽固,实施起来并非易事。
“可控民主”(управляемая демократия),又称可管理的民主,是指由国家政权自上而下引导国家民主发展进程,引导确立和培育民主化基本要素和民主机制,是一种有限的民主管理模式。普京战略思想根植于俄传统政治价值观和政治文化,政治权威主义和保守主义是普京“可控民主”战略思想的政治思想基础。
欧美等西方国家的民主政治发展进程表明,“政治权威主义”是从极权制度向民主政治和市场经济过渡的必经阶段。英国形成稳定的现代民主制度经历了约500年时间,法国用了200年时间,德日的发展史更加曲折,对于没有民主和自由传统的国家,权威领袖和强有力的政权是稳定和秩序的保障,是引导改革进程、维护国家统一和社会团结,推动多党政治和公民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俄政治家米格拉尼扬认为,政治权威主义是转型中的俄罗斯实现民主现代化的政治保障,俄必须与其国情相结合,进行自上而下的渐进式改革。他将政治权威主义制度与极权主义制度进行了比较并分析指出,政治权威主义虽然权力集中在一人手中,但不排除民主的成分——选举、议会斗争等,其局限性在于缺少权力相互制衡和有效监督,易导致专权、集权或者权力的异化,对公民社会的形成有一定掣肘。(91)他认为,在俄罗斯政治权威主义体制是必需的阶段,通过政治权威主义体制向民主制过渡是一条较少痛苦的道路。首先进行经济改革,建立多种所有制形式,建立公民社会的核心。之后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不具备公民社会基础的民主不可能具有生命力。权威主义阶段的意义在于首先保障向市场过渡,之后向民主制过渡,最后才是解散帝国。(92)但苏联解体和俄改革现实却并未如此发展,政治民主制和市场机制尚不健全,联盟已崩溃,这使俄民主政治改革付出了极大代价。
“保守主义”强调秩序和稳定,主张改良与渐进、机会均等、公正和法治、多样性发展。俄保守主义产生于19世纪初,受欧洲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的影响在亚历山大一世时得到发展,主张捍卫东正教、专制制度、等级制和农奴制。斯拉夫派属保守主义派,反对走西方式发展道路,主张村社制度和废除农奴制。苏联解体后激进自由主义及其改革受到俄社会唾弃,20世纪90年代中期后保守主义政治思潮复兴,迎合了民众求“稳定、秩序和强有力政权”的社会心理,坚持保守主义政治理念的中派主义政党和政治力量地位上升。2000年以后,俄主要政党都吸收了保守主义元素,如传统价值观和历史文化传统、强有力国家、反对激进主义等。2000年,在普京支持的政权党“团结党”(“统一俄罗斯”党的前身)党纲中直接列入“保守主义、渐进性和稳定”等内容。2014年,普京在瓦尔代会议上称,“俄现代化的重要思想依据是保守主义,但这不意味着自我封闭,健康的保守主义是珍视我们的历史和传统,利用一切好的和有前景的因素来保障循序渐进的发展”。在俄罗斯国家转型的特殊历史时期,普京的政治保守主义实质是“自由保守主义”,即“自由主义、国家主义和保守主义”的有机结合,其中“国家主义和保守主义”占主导地位,是国家主导和引导下兼自由主义色彩的国家发展理念。普京的自由保守主义思想反映在其系列讲话和俄政策文件中,内容包括“强有力政权、稳定与秩序、渐进性”,在政策层面表现为维持现有制度、实行渐进改革而不是激进革命,尊重历史传统,强化中央政权,走符合俄国情的发展道路。
在“可控民主”战略思想指导下,普京在其第二任期内提出“主权民主”概念,称“主权民主”既是一种意识形态和政治价值观,也是一种执政理念和政治发展模式,是对西方所谓美国“市场民主”、欧洲“社会民主”的回应。俄罗斯坚持“主权民主”发展模式。
(二) 大国的历史—文化观:爱国主义、社会团结和国家认同
历史观涉及对待国家的过去、国家的发展进程和发展方向等问题的基本态度和立场,对历史问题的评判关系到国家形象和后代对祖国历史的评价,并在更深层面揭示和蕴含着国家的文明文化观,对增进民族凝聚力和国家认同具有深远影响。经过二十多年的动荡和坎坷,当前俄国内已达成了基本共识,当代俄罗斯是俄国和苏联的继承者,具有大国的历史传统。
普京称,俄罗斯的民族思想就是爱国主义,俄无需再去臆造任何其他的思想,由此结束了自俄独立以来关于俄罗斯民族思想和国家意识形态的大争论。2013年9月,普京在以“当代世界背景下的俄罗斯多样性”为主题的瓦尔代会议上指出,没有爱国主义,关于俄罗斯身份认同和国家未来的探讨就无从谈起。我们应该为自己的历史感到自豪,我们有自豪的资本,俄全部及完整的历史应该成为俄身份认同的组成部分。(93)2013年2月,俄外交政策构想首次明确提出“软实力是当今国际政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一国外交能力的重要构成,当前一些国家利用软实力操纵社会舆论和社会意识施加政治压力,干涉他国内政,破坏他国内部稳定。围绕软实力的国际较量加剧,俄呼吁国际社会主要力量联合构建基于普遍精神—道德标准的价值观理念和合作原则,如“和平、公正、自由、责任、诚实、包容”等,作为世界新秩序的行为规范。(94)2016年11月30日,俄外交政策构想首次提出巩固俄大众传媒在全球信息空间的地位,让国际社会更多地了解和听到俄对国际进程的立场和观点。(95)2016年12月5日,普京签署第二部《俄联邦信息安全学说》。(96)俄认为,当前世界军事—政治形势在恶化,国际法和国际法基本原则被践踏,军事、技术和经济力量固然重要,但成功关键取决于人与社会的素质——智力、精神和道德的力量。当今的竞争是经济—技术和意识形态—信息的竞争,表现在民族文化、精神—道德力量、政权合法性及政府效率等领域,包括国民的民族自豪感以及他们对自身历史、价值观和传统的归属感,还有他们能否为了共同目标和责任凝聚起来。鉴于此,提升国家软实力、巩固国家认同是俄提升国家竞争力和凝聚力的根本问题。(97)2008年以来,俄政局稳定和经济向好、克里米亚入俄、叙利亚反恐战果、军事实力的增强极大地激发了俄爱国主义热情,普京政权保持了稳定的高支持率。据Медиалогия媒介公司数据研究显示,2016年俄大众媒体有12万多条关于爱国主义的报道。(98)
普京执政后,为统一思想和立场,凝聚和巩固社会共识和政治团结,在国家的历史及其历史地位、传统价值观念及其作用、历史文化归属感和国家认同等问题上采取了如下做法。
首先,纠正叶利钦执政时期对苏联历史采取的全面否定态度,尊重国家历史和传统的继承性,弘扬民族自豪感和大国尊严。在国家标志物问题上,叶利钦废除了苏联时期的国徽、国旗、国歌,恢复了俄国时期的双头鹰国徽和白蓝红三色旗国旗,国歌使用了格林卡的《爱国者之歌》,但没有歌词。直到普京上台后的2001年1月1日国歌才最终确立,这宣告了俄独立10年来没有国歌可唱的日子结束,新国歌继续沿用苏联国歌的曲调,但谱之以新词。叶利钦时期,国家杜马曾通过沿用苏联国歌作为俄罗斯国歌的法律草案,但遭到叶利钦等人的反对。普京执政后,提议用苏联国歌的旋律并重新填词。2000年12月8日,俄国家杜马通过了普京的提议,经筛选决定由曾为苏联国歌作词的谢·米哈尔科夫为俄罗斯国歌谱词。普京认为,如果不能沿用苏联的标志,那我们的父母就虚度一生,活得毫无意义。对此,俄政治家米格拉尼扬在《为各种象征标志要舍得花钱——没有它们,国家无名目,人民无说法》文中指出,如果普京时代想作为一个新的俄罗斯发展阶段写进历史的话,它的开始就不可避免地应该体现出一种英雄主义的东西。政治上的象征性意义比任何经济上的合理性会起到大得多的作用。把红旗插上德国国会大厦、加加林上天——所有这一切都是伟大的和悲剧性的苏维埃时代的象征。现在,总统周围的人又重新议论要不要恢复亚历山大罗夫谱曲的国歌了,也就是那首和20世纪俄罗斯最伟大的成就联系在一起的、在伟大卫国战争的转折阶段上首次唱响的那首国歌……在今天这个时期具有绝对重要的意义。(99)叶利钦时期在列宁墓、历史教科书及斯大林的历史地位等问题上继续戈尔巴乔夫后期的做法,抹黑和否定苏联体制,打击俄共等左翼力量。普京认为,斯大林的名字是与伟大卫国战争联系在一起的,斯大林领导的苏联象征着一个强大的国家,“谁不为苏联解体而惋惜,谁就没有良心;谁想恢复过去的苏联,谁就没有头脑”。普京一方面积极捍卫二战成果,隆重庆祝“5·9”反法西斯胜利日,激发爱国主义和民族自豪感,展示俄大国地位和欧洲拯救者形象。另一方面,以史为鉴,面向未来。普京认为,苏联式社会主义走进了死胡同,苏维埃政权没有使国家繁荣,俄罗斯不能再走这条道路;叶利钦的十年是“革命式”变革,现在的俄罗斯拒绝政治激进和极端性。
2017年是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一百周年,普京在2016年12月国情咨文中再次重申要尊重历史,要勇敢面对历史的沧桑,无论发生多么惨重的历史事件,这都是我们祖国共同的、不可分割的历史。“十月革命一百周年将为我们提供再次反思革命发生的原因和特质的机会,不仅对于历史学家和学者们,俄罗斯社会也需要客观、诚实、深刻地分析上述事件”。(100)
其次,俄罗斯曾经作为大国的历史作用和地位不能动摇,苏联历史不能被随意解读和歪曲,这是俄实现大国复兴不可或缺的精神—道德力量源泉。苏联解体后,苏联加盟共和国走上了建立自己民族国家的道路,在一些国家,对于苏联历史的态度甚至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波罗的海国家,对于历史问题的不同认识使三国本土族群与作为少数民族的俄罗斯族居民间产生了冲突;在乌克兰,围绕苏联红军的历史作用和地位问题政治纷争加剧,乌极端民族主义分子们将共产主义同纳粹主义混为一谈,诋毁苏军形象,冲击苏联时期纪念性建筑物。(101)对于历史问题,普京认为要公正、客观、理智地看待和处理,而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时期对苏联历史的批评和否定过多,对其积极意义和伟大成就的强调和肯定不足,这导致了俄罗斯和后苏联地区社会民众思想意识的混乱和信仰的缺失。2006年俄出版了一系列中小学历史教科书,宣扬以“强大国家、国家主权、军事实力”为主调的新的历史观。2009年,俄成立直属总统的委员会,负责反对企图篡改历史进而损害俄利益的行为。当前,俄社会对历史问题、对苏联集权主义与个人责任问题的态度是有选择性的,“更倾向于伟大成就而非代价问题,更倾向于民族自豪感而非历史忏悔和罪责的追究”(102)。俄莫斯科卡内基中心主任特列宁认为,对历史问题道歉和请求宽恕问题与普京的个人信念有关,但普京政府不会让俄罗斯为苏联时期曾经犯下的错误承担法律责任和道义上的损失,因为这关系到国家的大国形象和历史责任。(103)关于1940年卡廷惨案,2010年4月时任总理的普京在卡廷遇难者纪念碑前单膝下跪旨在表达使俄波两国和解的意愿,而不允许让俄罗斯因斯大林的行为而承担政治责任,特别是法律责任;承认苏联当局的罪行,但否认种族屠杀说;承认波罗的海三国是被苏联兼并的,但不认为那是占领,以此避免物质赔偿……(104)(https://www.daowen.com)
无论是普京政府,还是梅德韦杰夫政府都清醒地意识到,俄罗斯不是德国,不能允许将俄罗斯置于有历史罪责的国家位置,相反,恰恰是苏联把欧洲大陆从法西斯主义肆虐的铁蹄下拯救出来,苏联作为欧洲解放者的历史地位不容撼动。
最后,用俄传统价值观整合和统一俄罗斯社会的政治立场和价值取向,将“爱国主义、国家主义、社会团结与稳定、强国”作为21世纪初俄罗斯应遵循的基本社会价值观和国家认同的根基。这也正是经历20多年凄风苦雨的俄罗斯民众,对“稳定秩序、强大政权、爱国主义、国家被尊重和强国地位”的渴望和需求。2014年3月18日,普京在克里姆林宫发表克里米亚加入俄罗斯演讲时强调,这种历史转折时刻体现了真正的团结,表现了一个民族的成熟和强大的精神力量,俄罗斯人民用团结和统一支持了自己的同胞。千百万人民的意志是俄外交坚定立场的后盾,全民族的团结、各主要政治和社会力量的支持是它的基础。(105)2016年12月1日,普京在总统国情咨文中再次重申传统价值观是俄社会团结的纽带,呼吁把民族传统发扬光大,强调爱国主义价值观和社会团结是俄罗斯克服当前困难和摆脱西方制裁的法宝。普京指出:“一个分裂的社会将一事无成,为了俄罗斯的繁荣发展我们必须实现公民团结。出于对祖国的热爱和吸取历史的教训,当前俄罗斯最需要的是实现和巩固政治和解、社会团结和相互配合,不允许利用悲剧事件投机于个人和政治利益,不允许将过去的分裂、怨恨、屈辱和残酷植入我们现在的生活。我们要铭记‘我们是统一的民族,我们是一个国家,我们的俄罗斯只有一个’。”(106)苏联的解体是苏联上层政治精英对苏联体制的自我放弃和否定,是苏联国家认同危机的结果。
普京认为,俄罗斯是有深厚宗教传统且幅员广阔的多民族国家,在全球化背景下仅仅通过民族和宗教因素不可能在一个多民族的大国完成身份认同,而基于共同的社会价值观、爱国意识、公民责任和团结、尊重法律而形成的公民身份认同是保证国家统一的必要条件。(107)当代俄罗斯的重要任务是推动公民社会的成长,增进俄公民身份认同,从而巩固全球化进程中的国家认同。
(三) 大国的安全观:共同安全和集体安全
安全是国家生存和发展的基本关切,安全问题一直是苏联解体后俄国家发展进程中面临的最重要而紧迫的需求和现实挑战。苏联的解体导致俄罗斯国家机器、强力机构和军队的衰败,俄罗斯处于内部解体的边缘,经历独立以来的10年混乱和两次车臣战争,俄社会对安全的渴望尤其强烈,国家需要恢复秩序和捍卫领土统一、社会需要由国家所保障的个人安全。俄第一任总统叶利钦在《午夜日记》中写道,20世纪90年代混乱的十年使俄罗斯社会和民众对由国家所保障的个人安全有迫切需求,2000年普京赢得总统选举的重要原因是他给俄罗斯带来了安全和稳定。“普京第一个察觉到国家可能被分裂的危险:车臣局势向整个北高加索地区蔓延,穆斯林分裂主义者们会在国外势力的支持下采取分裂俄罗斯的行动。国内分裂主义如此强大的攻势会使国家面临彻底解体、各地区民族冲突以及人道主义灾难的危险,而且其规模将会比在南斯拉夫发生的事件的规模要大得多……普京使俄罗斯摆脱了恐惧,这也正是俄罗斯数千万民众对他的期盼。”(108)独立初期俄面临的最大安全威胁是国内分离主义势力和恐怖主义活动,对于恐怖分子,普京说,原谅他们是上帝的事,我们的任务就是送他们见上帝。在机场抓到就在机场枪毙,在厕所抓到就溺死在马桶里。
冷战结束后,地区冲突和局部战争取代世界大战成为国际社会动荡的主要根源,在全球化时代国际社会不稳定因素增多、非传统安全威胁增长的条件下,俄强调安全的普遍性和不可分割性,奉行综合安全思想,认为当前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并重、非传统安全地位上升,鉴于安全威胁的多样化、国内安全与外部安全因素相交织,需要各国发展建设性的安全合作关系,通过双边和多边安全合作框架确保国家安全、地区安全和国际安全。对于转型中的俄罗斯而言,在相当一段历史时期是以国内安全为重,涵盖社会—政治安全、经济安全、军事安全、人口安全、信息安全、文化安全、生态安全、国际安全等领域,巩固强有力的国家政权、发展有竞争力的经济、建设强大的军事力量和构建平等战略伙伴关系是俄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在地区层面,随着北约持续东扩和北约国家军事设施、美主导的欧洲导弹防御系统逼近俄边境,俄西部地区面临的现实军事威胁加剧;南部高加索地区是俄安全的软腹部,中亚地区受阿富汗形势影响安全形势脆弱,打击三股势力是上述地区长期的任务,当前俄在叙利亚军事反恐也是阻止伊斯兰国势力扩张、维护俄南部安全的现实需要。2012年以来,在普京的第三个任期,俄西部、西南部和北极等周边地区安全形势严峻,俄加快了军事改革和军事装备的现代化步伐。在国际安全领域,俄认为它不仅包括全球军事政治稳定,还涉及世界经济的安全和发展、消除贫困和其他全球性问题、发展不同文明间的对话等。当前全球安全体系较为脆弱,国际战略平衡被打破,以美为首的西方大国的非法单边行为、所谓的政治合理性和例外论使国际法基本原则遭到践踏,在国际事务中肆意使用武力和军事力量使世界陷入冲突不断的深渊,武力因素居主导地位和地区局势的紧张加剧了大规模武器扩散、军备竞赛、恐怖主义等全球性新威胁,世界管理体系危机四起。(109)
在冷战后日益失序的国际体系中,俄主张和呼吁以集体安全思想和集体原则构建全球集体安全体系,维护共同安全和普遍安全,即所有主权国家的安全,而不是西方某些国家认为的“特选国家”的安全。(110)“集体安全”是指借助于自身和集体、双边和多边的力量来防御和抵制别国进攻企图和行为,确保国家安全和地区稳定的安全思想和合作模式,其实质即“自助+他助”,是俄传统安全观的重要体现。(111)冷战后俄仍主张以全面的集体安全模式为核心构筑地区和全球安全机制,它包括次地区级、地区级和全球级三大部分:在自愿原则基础上推动独联体集体安全条约组织成员国及双边范围内的军事政治一体化;在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基础上与欧盟、北约及在北大西洋理事会范围内开展对话,建立统一的欧洲安全空间,在亚太地区建立多边对话框架,应对传统与非传统安全威胁,维护地区安全与稳定;巩固和完善国际安全机制。首先是加强联合国安理会维护国际安全与和平的职能,反对不经过联合国安理会授权就对别国使用武力。其次是配合维和行动协调地区冲突和局部冲突,全力发挥独联体、欧安组织、联合国等集体维和机制的作用。
随着来自北约东扩等西部军事威胁的加剧,俄把建立独联体共同军事安全空间的集体安全体系视为当前一项最现实而紧迫的战略任务。独联体范围内的集体安全坚持安全的不可分割性、同等安全责任、集体防御、集体协商、适度反应等原则,安全合作范围包括俄为集体安全条约组织盟国提供战略核保护伞、统一的导弹预警和防空体系、共同的边界安全、在独联体冲突地区实施维和行动和快速反应、提供军事基地及军官培训、联合军事演习等。集体安全条约组织和其他双边安全合作是俄构筑独联体集体安全体系的重要支柱,但维护和巩固集体安全的一个重要条件是作为集体物品的安全要有某个权威国家和相应的机制来提供和保证,当前俄受其实力所限,对独联体国家的影响力下降,这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俄独联体集体安全体系的建设。
此外,在冷战后非传统安全威胁因素上升、俄国家实力和国际地位下降的情况下,俄把发展与世界主要力量和力量中心的安全合作关系,以全面的集体安全为核心建立地区和全球安全体系作为推进俄国际安全利益、保障俄国家安全的重要内容和主要手段之一。
(四) 大国的国际战略观:世界威望、独特角色和应有地位
强国的特质之一是拥有世界或国际威望,这主要是指一种基于国家实力和大国潜力之上的世界影响力和软权力,包括地区影响力、文化和价值观的世界感召力及世界贡献率等。在俄罗斯,强烈的救世主情怀和大国情结挥之不去,俄精英界认为,作为俄国和苏联的继承者,俄罗斯仍然庞大且拥有大国潜力(112),但当代俄罗斯需要重新认识自己和塑造自己,在世界格局中寻求新的角色定位,重振大国雄风。叶利钦总统提前离任时,对俄新国家领导人普京的政治嘱托中称,“俄最重要的方向标是在世界上扮演独特角色以及与国际社会的一体化,在任何情况下俄罗斯都不能被孤立”(113)。普京执政后,坚信并积极致力于“俄罗斯应当在世界上真正强大的、经济先进的和有影响力的国家中占有一席之地”(2003年总统国情咨文),“这是由俄文明模式、伟大历史、地理位置和文化基因决定的”(114)。2008年2月,普京在国务委员会扩大会议上谈到2020年前俄大国复兴战略时强调:“我们是自给自足的国家,我们不想使自己孤立于外部世界。独立、务实和负责任的政策必将巩固俄罗斯的国际威望,为世人展示一个可靠而诚实的伙伴形象。我们还将巩固作为世界领导者之一的地位,我们的公民必将过上体面的生活。”(115)
对于冷战后的世界和变革中的世界秩序,俄的政策立场反映在1996年以来俄官方提出并一以贯之的“多极世界秩序”构想中。俄罗斯主张,世界应是多个力量中心的、多样性发展模式的、多种文明共存的,反对美国单极霸权秩序和单边行为,俄积极推动多极世界发展趋势和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变革;以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为国际行为准则,反对以美为首的西方大国所奉行的双重标准和美国例外论;俄不奉行消耗性、对抗性对外政策,主张政治、经济和外交等非武力手段优先,反对军备竞赛,认为动用武力为极端措施;在对外关系和国际安全方面,俄积极维护国际战略稳定和发展与世界主要国家的平等战略伙伴关系。
俄所拥有的国际威望中重要而独特的组成部分是俄在独联体地区的政治和文化影响力,俄称之为“近邻”和“俄罗斯世界”,视其为“特殊特益区”或“安全利益攸关区”。俄精英界认为,这一地区不仅是俄大国复兴的战略依托,更是俄国家安全的屏障和战略底线,是北约东扩不能触及的安全红线。俄莫斯科卡内基中心主任特列宁深刻指出:俄在独联体地区拥有特殊利益,俄希望后苏联地区成为俄与北约间的缓冲区。俄安全决策层认为这关系到俄国家安全,而不是为了重建历史上的帝国或者图谋建立类似华约式的控制体系。(116)1999年,波兰、匈牙利和捷克三个东欧国家加入北约;2004年,波罗的海三国和保加利亚、罗马尼亚、斯洛文尼亚、斯洛伐克七国加入北约。俄希望将北约东扩限制在2004年界线内,不得越过波罗的海国家,避免任何外部势力介入独联体地区威胁到俄自身利益。2003年以来,独联体国家格鲁吉亚、乌克兰、吉尔吉斯斯坦先后爆发有美欧等西方大国参与背景下的“颜色革命”,北约东扩继续向东推进。2008年起,格鲁吉亚和乌克兰提出加入北约和与欧盟实现经济政治一体化的要求。2009年始,美开始极力推动并实施在罗马尼亚、波罗的海三国和波兰部署欧洲导弹防御系统的计划,北约国家的军事设施进一步逼近俄所设定的国家安全红线。为了整合独联体国家和推动地区一体化,2010年10月,普京提出“欧亚联盟”战略构想并于2015年1月建立欧亚经济联盟。2015年5月,俄与中国签署“欧亚经济联盟与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对接”联合声明。俄罗斯对俄中“一带一盟”对接的战略考虑之一是,在俄与西方力量对比不利于俄并受西方制裁打压的情况下,借助中国等东方大国力量平衡西部战略压力,借中国等亚太国家力量平衡美欧大国对欧亚大陆的大博弈,尽量把对俄国家利益的不利和损失减少到最小,为俄重振大国雄风创造有利条件。
追求世界威望和独特作用是大国的普遍诉求,俄罗斯清醒认识到当代俄罗斯与苏联时期已今非昔比,俄罗斯所谋求的国际地位是与其实力和潜力相适应的“应有的国际地位”,这在俄外交政策构想、国家安全构想以及总统国情咨文中都被反复重申和强调。俄官方一方面向国际社会宣示自己的大国诉求和世界秩序构想,呼吁国际社会要尊重彼此利益,美欧大国要尊重俄罗斯的国家利益和外交立场,发展平等战略伙伴关系;另一方面在自身利益被忽视和受到侵犯的情况下,俄也不惜动用一切手段和力量坚决给予回击,从而展示自己独特的地区影响力和传统优势,扮演独一无二的地缘政治棋手的角色,迫使美欧西方大国承认俄仍是强大的军事—地缘政治大国,这在近些年来的乌克兰危机、叙利亚战争及国际反恐行动中都得到有力的体现。
综上所述,普京战略思想可概括为“强国惠民和可控民主、社会团结和国家认同、同等安全和集体安全、独特角色和应有地位”,包含了普京时代国家发展观、国家历史—文化观、国家安全观和国际战略观,既有历史传承性——强国思想、强大政权、爱国主义、集体安全、独特角色,又富有时代内涵——惠民富民、社会和解、国家认同、同等安全、应有国际地位。普京战略思想的产生和确立具有深厚的社会政治和历史文化基础,一方面,它是苏联解体后俄国内粉墨登场的各类社会政治思潮“优胜劣汰”的结果,它顺应了俄社会民众和国内政治生态的需要和选择,是对俄主流社会政治思想的兼收并蓄。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俄罗斯国家发展进程中留下深刻烙印的主要政治思想有右翼激进自由主义、激进民族主义、左翼社会主义、保守主义、中派主义,上述政治思想在俄政坛上曾作为俄国内主要政治力量和主要政党的意识形态基础,见证和重构了俄政治格局的演变。另一方面,它也依托着俄几百年来的历史文化积淀,并在建设性整合俄传统价值观和国家观念的基础上、在独立以来持续不断的民族思想大探讨和争鸣中形成了俄新时期的社会共识和统一的社会价值观,是俄传统性与现代性的复合体。
继沙俄时期“莫斯科—第三罗马”和“三位一体”(东正教、专制制度、人民性)的政治文化之后,苏联时期共产主义官方意识形态强调阶级性和以苏联人、苏联人民取代民族性,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社会出现了意识形态真空、信念危机和道德沦丧。叶利钦于1996年提出寻求国家意识形态的尝试,国内开始了对民族思想的大争论,但最终没有成功。普京对民族思想持谨慎立场并反对国家意识形态的提法,认为它早就已存在于社会中,而不可能是人为创设。普京强调和肯定道德—精神力量对国家和社会的作用,强调俄罗斯社会团结、凝聚社会共识的重要性,强调传统价值观和文化传统,包括东正教对当代俄罗斯的现实意义。当前,俄政界精英已达成基本共识:俄罗斯是多民族国家,国家思想不是某个民族的民族思想,它应该是内部整合,宣扬爱国主义、社会团结和国家认同,强化整个国家的公民意识而不是其种族—民族属性(俄公民护照上没有民族选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