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欧关系评估:如何走出危机

俄欧关系的交往史是俄罗斯向文明而先进的欧洲看齐,力争融入欧洲,不仅成为欧洲一员,还要成为欧洲音乐会上“第一把小提琴手”,发挥举足轻重的独特作用。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开始国家全面转型,告别独立初期一边倒向西方的激情之后,冷静下来的俄罗斯再次重新面对西部强大且东进的欧洲。摆脱冷战两极束缚的欧洲也渴望借助欧洲一体化的成果——欧盟,在国际舞台发挥积极的影响力,成为多极世界中的一个力量中心。然而,欧盟作为经济强大、军事弱小、外交和安全政策效能低下的政府间组织,在防务和外交上对美国和跨大西洋伙伴关系具有较强的依赖性。始于1999年底的第一轮北约东扩、始于2004年的第一轮欧盟东扩开始将一大批中东欧国家纳入各自战略轨道,以填补冷战结束后欧洲大陆中心的战略真空。欧洲大陆出现了“新欧洲”和“老欧洲”之分,在美国的影响下,欧盟和欧洲国家对俄的政策更加复杂化,欧盟有限的战略独立性严重制约了俄欧关系的发展和合作。

俄罗斯希望欧洲发挥独立的一极的作用,平衡和分化美欧关系,建设“欧洲人的大欧洲”。但国际政治的现实是除了在伊拉克战争前夕,俄法德保持了战略协调,共同反对美国对伊动武外,在互免签证、俄入世、在独联体一体化和能源等问题上俄欧更多地表现出对抗性和竞争性。在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爆发的俄罗斯与格鲁吉亚的冲突,在法国等欧洲国家调解下,相对缓和地解决了俄美对抗之势,但乌克兰危机和俄在叙利亚军事反恐事件再次把俄与美欧关系推向“新冷战”的边缘,美欧保持了步调一致的对俄遏制政策,发起对俄集体制裁和信息—舆论围攻,俄对欧政策多年的经营和美好的期待再次被证明是俄方的一厢情愿,特立独行的俄罗斯始终无法被欧洲从内心接受,尽管欧洲大国也希望借助俄罗斯平衡美国和北约。地缘政治利益的冲突和欧洲大陆的安全两难、美国的强势地位和影响力、俄罗斯的欧亚大国自然禀赋和复兴的使命感及复兴进程等现实因素,在挥之不去的传统价值观念和久远历史文化差异的阴影笼罩下蓄积、发酵,在21世纪初再次把18世纪以来的俄罗斯加入西方文明大家庭的追求击碎,国际政治中的现实主义和建构主义理论的完美结合正是对冷战后俄欧关系的有力注解。

俄罗斯与欧洲国家关系正经历着冷战结束以来最严重的一场危机,俄罗斯的欧洲政策是否需要重新定位和调整,俄欧能否走出危机又如何摆脱这种基于相互认知和相互信任危机而导致的历史定律?

普京认为,俄欧关系的主要问题是信任危机和战略互信缺失,欧洲必须执行独立的外交政策,而不是看美国眼色、与美保持步调一致,只有保持战略独立性的欧洲才能成为世界上独立一极,俄欧关系才能积极健康发展。2007年以来,欧洲某些国家在俄罗斯民众中的友好排名位次下降,这引发了欧洲国家的某种失落和疑虑。在2007年瓦尔代会议“十字路口上的俄罗斯:选择道路和寻求认同”上,德外交委员会俄与独联体国家中心主任亚·拉尔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以前德在俄罗斯的民意调查中排名第二,仅次于白俄罗斯,但是现在中国人超越了我们,根据列瓦达中心的民调,我们大概排在了第四或第五位。俄罗斯将来会采取什么样的欧洲政策,是跟整个欧盟打交道还是只跟部分国家进行经济接触?如何看待俄罗斯的东方政策和欧洲政策?”普京对此逐一进行了耐心回答,同时也指明了俄欧关系的问题所在:俄罗斯文化的基础是基督教价值观,在这个意义上,俄罗斯是一个欧洲国家。我们与亚洲发展关系不会忽略与欧洲的关系,欧盟是我们最大的经贸伙伴,与欧盟的贸易超过俄外贸总额的50%,但我们希望,我们是与一个独立的、在对话中首先维护自身利益的欧盟打交道。俄罗斯无法被欧洲接纳的原因有历史遗留下的偏见因素,也有愚蠢的“大西洋的团结”的想法。关于俄罗斯民众对欧洲国家好感的下降,原因是“欧洲国家或是欧盟的立场不诚实”,比如在油气管道走向和过境及能源价格问题、在支持乌克兰橙色革命却要俄来买单问题,在民主问题上等等。欧洲鼓动俄罗斯等他国民众上街、不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游行示威,但却不允许自己国家的民众言论自由和示威自由。普京认为,西方那套教训人的腔调不得人心,要以善意的目光关注对方,相互支持,增进互信,而信任的增加将能够巩固双方的关系。(79)

针对俄欧关系的危机现状,俄罗斯精英界也在反思俄对欧外交。观点一:俄欧关系很难走出危机,持这种现实悲观立场者以俄莫斯科卡内基研究中心主任德·特列宁为代表。2015年12月,特列宁指出,欧洲主要国家将继续奉行与美合作的战略,俄与欧洲的相互疏远已经固定,制裁将定期延长,尽管个别欧洲国家对此不满。北约在东欧地区将继续强化军事存在。(80)事实上也如此,欧洲国家对俄制裁政策持续至今。(https://www.daowen.com)

观点二:实用主义对欧政策,以“大欧亚”代替“大欧洲”,以俄外交与国防政策委员会主席团荣誉主席谢·卡拉加诺夫为代表。卡拉加诺夫在《俄罗斯报》撰文《俄罗斯外交政策:新阶段》中指出,乌克兰冲突在未来很长时间内始终会是令俄与欧洲建设性关系复杂化的因素和“黑天鹅”事件——即不可预测的挑战和挑衅——的源头。卡拉加诺夫建议,一方面,俄对欧外交应在保持东西方平衡的基础上,在转向东方时继续秉持与欧洲国家恢复和发展睦邻关系的战略方针。今后俄与欧洲关系的出发点已不再视其为典范,但亦非威胁,我们有着相近的文化,是经济和人文合作伙伴,需要发展尽可能广泛和务实的文化、经济、科学、教育及人文合作;欧安组织应面向更新的和扩大后的安全目标,即包括防止和调解冲突、制定共同的反恐与合作确保边境安全政策,控制移民以及打击网络犯罪等。另一方面,以面向欧亚的政策取代失败的向欧洲一边倒的地缘政策,用“大欧亚”代替未能建立的“大欧洲”,打造从新加坡到里斯本的“大欧亚共同体”。(81)卡拉加诺夫在接受《观点报》采访时称,欧洲目前处于困难时期,它需要一个长期的休养生息方案。近三年来我们多次呼吁俄致力于建立“大欧亚共同体”,俄在其中发挥安全保障者的作用。(82)2016年6月,在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上普京正式对外宣称“大欧亚伙伴关系”(Большое евразийское партнерство)计划,以中俄协作为基础吸引更多的欧亚国家加入该计划。

观点三:建设性对欧政策,俄欧都应反思相互的外交政策,在平衡双方利益的基础上寻求出路,以俄前外长伊戈尔·伊万诺夫为代表。2016年6月,伊万诺夫在《俄罗斯报》发文《俄联邦与欧盟:相互倾听》中指出,首先,乌克兰危机并非引发俄欧危机的唯一原因,而是点燃双方关系中长期累积的悬而未决的基本问题的引爆器。其次,危机不可控制的升级表明,欧洲目前尚没有预防和化解冲突局势的有效机制。最后,危机表明双方仍然对如何建设大欧洲持不同观点。欧盟认为,未来应在欧洲进一步推行自己的原则、规定、程序和标准,甚至对那些在可预见的未来丝毫没有机会成为欧盟成员国的国家也是如此。但俄认为,未来大欧洲应建立在平等考虑欧洲各国利益、传统和特点的基础上。伊万诺夫认为,经济制裁给俄及其西方伙伴都造成了巨大损失,双方都必须重新审视自己的惯有立场和标准态度。为此,他提出四点政策建议:一是俄欧都不可能把自己立场强加于人,也不要期待对方会承认自己的失败,无条件投降,应在平衡双方利益的基础上寻求出路。二是必须建立全面研究双方关系的长效磋商机制,制定俄与欧盟推动关键领域合作空间发展的“路线图”。即使双方关系中的其他领域没有取得突破,也可以就俄欧面临的最尖锐的问题——国际恐怖主义、移民潮、气候变化和网络安全等问题构建相关的国际机制并开展务实合作。三是应鼓励双方在科技、文化、教育、公民社会、旅游及其他民间交流领域进一步发展关系(增进相互了解和共识)。四是除了具体的合作方向,还应讨论俄欧关系的基本原则,找出利益分歧和利益重合所在并展开分析。(83)

上述观点和政策建议代表了当前阶段俄国内对欧政策的深刻反思和未来筹谋。冷战结束后的二十多年来,欧洲大地经历了几次血与火的考验,从前南危机到科索沃战争、从北约东扩到欧盟东扩、从俄格冲突到乌克兰危机,在此背景下俄罗斯与东西欧国家在不断接近中也面对着诸多利益分歧冲突和观念差异。历史上俄罗斯就被西方长期视为“另类”,在经历20世纪70多年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对立后双方重新以共同的民主价值观为基础跨入新世纪。21世纪初,同在成长中的俄罗斯和欧洲都背负着很难抹去的沉重的历史包袱,却又不肯放弃民主和谐的大欧洲的百年梦想。(84)俄欧当前最现实的选择是首先密切相互的合作与联系,加强相互交流,增进共识和互信,逐步消除对彼此的防范和戒心,在经过一个相当长时期的磨砺和互利合作后,再来探讨俄罗斯是否需要融入、能否融入以及以何种形式融入欧洲这些基本但却重大的命题。作为欧亚大陆重量级的战略棋手,俄罗斯与欧洲相互包容地友好共处或真正走进对方都必须放下历史包袱,顺应时代更新观念,重塑自身和对方的形象,携手共建欧洲和世界新秩序将会为他们最终走出历史的羁绊提供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