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的历史观念
古代的历史意识最初都来源于对丰富多彩的神话传说与民族史诗的人文精神的觉醒。不同的古代文明因为这种觉醒的程度与早晚不同，也因其民族传统与文化存在差异，在历史观念上有各自的特点。历史观塑造着古代的精神世界，开启了人们对自己独特历史的认知和理解，并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文明的演进，在不断发展和变迁中形成了各种不同的历史理论和史学传统。当然，由于地域差异，有些地方的历史观念觉醒得很晚。历史观念成体系的典型代表是古希腊罗马以降的西方历史观传统与中国历史观传统，两者源远流长。古代文明都有宗教神学的创世说，例如古埃及的王表不断，但保存下来的王表都出自宗教或丧葬文献，其中也包括有关神灵的重要内容，因而属于广义的历史观念。文明古国印度的历史观念除佛学、印度教的广义历史观外，连历史叙述的年份都是混乱不堪的，以至其古代年份的勘定都需要借助中国史料中唐僧取经之类的事件记载来确定，如受历史唯物主义影响的印度新史学家高善必所说，“印度实际上没有历史记载值得提及……只有一些模糊的民间传说，却很少有超出神话和传说的文字记载……可以肯定，印度没有一部古代史能像罗马或希腊的历史那样记载得详尽准确”[5]。西亚两河流域的古代泥板书上有关历史与统治的记载则动辄以万年为单位，他们似乎更愿意让日常商贸往来如法典一样充满历史。
种种历史记载显露出人们对于历史的基本观念，而古代世界典型的历史观念大致可归纳为如下几种：
（一）宗教史观
古代宗教史观是指在古代社会中，人们在理解与解释历史和事件时所融入的宗教信仰和观念。宗教在古代社会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它不仅是人们对神秘力量和超自然现象的解释，也是道德规范、社会秩序和政治权威的基础。因此，宗教观念在古代历史中对人们的思维方式和历史叙述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古代宗教往往将信仰与历史事件紧密联系在一起，例如，许多古代文明相信他们的神明曾经在远古时代介入人类的历史，并且通过神话和传说将这些事件传承下来。宗教观直接产生了神权政治，在一些古代社会，国王或皇帝被认为是神灵的代表或具有神性，其统治合法性和权威来自宗教信仰，因此历史事件常常与神灵和统治者的意愿联系在一起。古代宗教往往通过祭祀和宗教仪式来纪念重要历史事件或神灵的行动，这些仪式不仅是信仰的表达，也是历史记忆的传承。古代宗教往往有一系列宗教文本，如经典、圣典等，其中包含着神话、教义、祷文等内容，这些文本也成为解释历史事件的重要依据。需要注意的是，古代宗教史观并非单一的观念，而是因地域、文化和宗教信仰的不同而有所差异，例如古埃及、古希腊、古罗马、古印度、中国等文明都有各自独特的宗教史观，它们也随着历史的演进，在政治、社会和文化因素的影响下不断变化、发展。
（二）英雄史观
古代社会普遍存在英雄崇拜和英雄史观。在古代文明中，英雄人物往往被视为神话中的英雄、神灵、伟大的国王或传说中的创始人，例如古代希腊和罗马就是英雄史观的典型代表，英雄被塑造成超凡脱俗的人物，被认为是历史进程中的关键推动者和改变者，也被视为道德榜样。他们的品德和行为被推崇为社会的楷模，用以启迪后人和儿童教育，培养人们对民族历史和文化的认同感；他们的事迹与成就被写入史诗和传说，受到人们的传颂。许多古代英雄被赋予神话般的色彩，他们的生平和事迹常常与神灵、超自然力量相联系。这些神话和传说成为古代人们解释历史和英雄事迹的重要来源，这些英雄往往是杰出的军事领袖、政治家、思想家或文化艺术家。他们的行为和决策被认为直接影响着国家、社会和民族的命运。这在古代希腊的《荷马史诗》和中国古代的《史记》等作品中都有体现。不同古代文明中的英雄史观表现各异，古希腊英雄史观强调荣耀、勇气和智慧，如荷马史诗中的阿喀琉斯、奥德修斯；古罗马英雄史观则着重军事胜利和政治统一，如恺撒、斯巴达克斯；而中国古代英雄史观注重君主治理和道德领袖，如周公、汉武帝、岳飞等。
（三）古代循环史观
在古代许多文明和宗教中都有这样的历史观念，即认为历史是循环或周期性发展的。这种循环可以是天文现象的周期（如太阳、月亮等的运行周期）、自然界的循环（如四季交替）、社会制度的更迭等。它很有可能是从泛灵论的自然现象拟人化而来，因为对于古代世界的人来说，思想观念的分化同时也是一种观念的进步，对于历史的认识也是如此。因为对历史与自然世界之间的分化尚不够充分，在一些古代宗教体系中，宇宙的循环和历史的循环被认为是相互关联的，即宇宙和历史的运行都受到某种超自然力量或神明的支配，人类历史的发展被置于更广阔的宇宙秩序之中。因而，历史中的人物、事件与社会生活都会在历史的不同时期重演，人类社会的生活和问题、历史上的各种社会现象、政治事件和文化发展会在不同时期重复出现，人类的基本需求和社会问题在历史的长河中有相似之处。它们都有一种想象的原型，一种抽象的图腾化的符号，尚不能与现实中的具体存在直接联系起来，因而表现出朴素而强烈的观念性，尽管他们自己尚不能通过自我反思意识到这一点。这也与其所处的时代强调个人与群体之间的同一，原初人格未独立的历史境况相符合。因而，古代循环史观中，人们往往强调修身养性，追求道德和精神的完善，认为这样能够更好地适应历史的循环和社会的变化，以群体力量应对个人难以承受之重。
以上所述的古代历史观在柯林武德看来都不是历史学，而被称为“准历史学”，比如神权历史学，或两河流域的历史文献神话。因为他的历史学标准是：科学性、人文主义、合理性、历史叙述。[6]被公认为“历史学之父”的希罗多德以古典人文主义的历史观，以古希腊理性精神对神学历史叙述进行批判，从而开启了严肃的历史学，“一是重视用历史事实来进行道德教育；二是注重实地考察；三是注重社会文化史；四是人本主义的历史观；五是编纂体例经修昔底德的完善和发展，成为近代西方史书的正宗体裁”[7]。当然，古代宗教与神话传说的层次性影响也在其中留下了深刻的传统烙印，在一些难以解释的事情中运用因果报应之类的逻辑与神谕，替代萌芽时期有限度的历史理性的因果推理。如果我们联想到当时自然理性的哲学才诞生一个世纪，古希腊哲学三杰还未出场，这就完全可以理解，甚至有些让人惊讶。虽然希罗多德也受到当时自然哲学的理性主义影响，但他开创的历史意识却与追求万物现象背后那个不变的本质或理念的古希腊哲学大异其趣，这尤其为柯林武德所推崇。考虑到被柏拉图贬低的文学艺术与历史却在当代后现代主义的历史哲学中得到深挖，变成一座观念的宝库，这就更让人对古希腊思想的宽容心生敬仰：原来他们早已揭示了这个深度层次的逻辑张力。总的说来，宗教神学的历史观是贯穿古今的一种文化与哲学的底层观念，在理性层次难以胜任时显现出来，起着替代性的作用。
在古希腊短短几百年的古典时代里，各种理性思想相互激发，诞生了人类文明星空中最密集而灿烂的众星，这些思想观念之间的张力构成一个宽阔的多维思想宇宙。修昔底德比希罗多德小25岁，但其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的历史观念从多重层次推进了历史理性的发展。一是用更严谨的理性精神来考察史料、剔除神话，二是通过建立事物发展的内部因果关系来给历史现象以科学的解释，例如对战争与雅典失败的原因分析，还试图寻找经济原因的客观支持；三是开辟了政治实践层次的历史叙述，而政治是一个包括政治思想、政治制度与政治心理等多重层次的复合结构。当然，他用人性的抽象理解替代神学，但没有联系人的现实活动，最终陷入历史循环论，这在我们后世看来体现为他的历史理性的时代限度。修昔底德身处乱世而向内心世界寻找善与真理的悲情色彩，让人想到同时代伟大哲学家苏格拉底的悲剧结局。不过后者有点不同：他超越生与死，把天上的哲学拉回现实的人间。
从黑格尔历史辩证发展的视角看，古希腊历史观念虽然意识到东方世界等外域的存在，并进行了详尽记载，但理解的仅仅是表面上的、地理性的世界，尚未形成观念上回复到前一个环节的神学普遍概念，因而也就未能构成真正的普遍历史的观念。后者在希腊化时期经由柏拉图主义的普遍性进行了再一次概念化的融合而完成，并为亚历山大帝国征服史提供了历史叙述的理论根据。不过，希腊化的普遍主义与现实的帝国特权之间的紧张关系却是现实，并不是想象的天国图景。现实的原则导致现实的历史编纂方法，进而产生现实主义的原则，但普遍主义仍激发出一种追问存在的历史价值的观念，这在波利比乌斯的罗马帝国征服故事中表现得更为成熟，因而在西方史学史上，波利比乌斯被认为是最早提出普遍主义历史观念的人。
他认为，公元前220年之前世界上所发生的事“都是分散的，每一件事无论就其目的、结果和发生的地方而言，都是孤立的，彼此之间没有什么联系。而这一时期以后，历史已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8]。不过，其中蕴含着独立的政治历史的观念与历史宿命论，两者之间的间距既是其历史观的困境，也更深刻地凸显出历史观念的内在层次之间的丰富张力。他所指的偶然性的存在并不是历史唯物主义意义上的“现实存在”，需要“命运”来给特殊性以合理的逻辑，因为政治活动无法把握的外部环境表明了理性的有限性，就如波利比乌斯没有、也不能够对罗马精神的民族起源问题进行追问一样。罗马在打败马其顿王国之后对希腊世界的统治显示出其独特的政治逻辑，即只关注政治上的效忠而无视民族的血缘关系的同化，这是具有现代意义的政治层次的独立逻辑。尽管其保持着奴隶等级（但奴隶也可以当皇帝、大将与贵族，恰恰说明这种等级不同于古代或中世纪的那种社会政治等级），却是人类政治生活走向理性政治的先声。无论如何，从历史观的反思来说，波利比乌斯开启了史学观念的新层次。
就历史的观念与历史理性的推进而言，古罗马史学大家李维在普遍主义上受波利比乌斯影响，是对古希腊思辨思维与罗马实用主义经验的融合，[9]然而其道德循环的历史观念却不是对历史观念的进一步发展，其“剪刀加糨糊”的方法论与塔西佗的历史文献工作一样缺乏创新，正如柯林武德所说，代表的“并不是一个朝气蓬勃的进步思想的时代”[10]。当然，在观念之外，还有现实的天地，古罗马悠久的政治历史传统贯穿于从王政、共和到帝国的千年历史，源于罗马精神的实用的艺术性文化，“罗马人经过有选择地广采博收并配合自己的创造而形成独具一格的文化”[11]。学界常常把古罗马帝国与西方近代文明、美国进行对比，认为它们之间有许多相似性，尤其在政治文化方面。这一方面说明政治层次的观念与历史的观念是根本不同的；另一方面说明我们仍未能把握人类文明历史进程中最具有现实性与强力的政治层次的内在逻辑。假如这样，我们对历史的理性把握也就不能说是成熟的，因为唯有在把握全部层次的逻辑之后，历史理性才最终是圆满的，历史的观念总是以反思为最后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