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进程中的社会变迁
这里主要以西方世界近代以来的社会变迁与中国社会的历史变迁为例进行叙述。
（一）西方近代以来的社会变迁
西方世界近代的兴起不是单一的事件，而是多重要素的结果，尤其是工业革命、法国大革命，既是18世纪末对前一阶段的总结，也是开启后来两百多年的新文明类型的创举。对其起源也不能简单归结为一个国家、一个事件或者单一的层次要素——例如科学、技术或者资本。从历史的长尺度上看，溯源于古希腊的理性精神，它支撑了理性与知识。但是知识并不直接产生科学与技术，最重要的生产力和财富，也离不开现实可见的社会资本主义的自由激励制度。
一些传统的说法并没有什么大错，突然出现的某个说法看似惊天动地，其实都会被淹没在一个整体的结构性解释之中，仅仅可能对其中的某个要素、层次或者解释视角提供了一个补充或者强调，未必有什么根本性的颠覆。从文艺复兴到宗教改革，从新航线到殖民贸易的扩张，从农业革命到商业复兴、思想上的启蒙、浪漫与狂飙，都既是历史的延续，又是时代新精神的塑造。西欧的历史发展浪潮此起彼伏，从一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从一个运动到另一个运动，从一个层次到另一个层次。这是一个“步调”相当一致的西欧国家的接力赛跑，经过“沉沦的”“科学世纪”的17世纪之后，就显露出来了，这一浪潮一展现为18世纪的工业革命，就鲜明地拉开了与世界其他地方的距离。总之，对西方的兴起，不能只是采纳诺思所言单一经济制度层次的观念[25]，西方的兴起是一个综合的历史层次的历史发展进程。马克思指出：“在英国，农奴制实际上在14世纪末期已经不存在了。”[26]这为其接受资本主义提供了层次性前提。如果一个社会接受新事物时，自身的接受力与其亲和性层次的多少成正比，与其抵抗性层次多少成反比，接受的质则与其层次性丰富度成正比——层次性越多越能够形成接受的效果。1846年英国废除了《谷物法》，它标志着英国工商业资产阶级对土地贵族的决定性胜利，标志着英国自由贸易原则对保护关税主义的胜利。从此，资本主义在英国农业革命中得到了迅速发展。
欧洲的社会状况与现代化步伐并非整齐划一的。就如马克思所说，德国相比英法就明显落后，虽然它的哲学思想走在时代的前列。虽然德国人通常在讨论社会改革问题方面相当落后，但是他们现在正在努力弥补自己虚度了的时间。的确，社会主义在德国传播之快简直是一个奇迹。德国虽然在社会、政治与经济方面比较落后，但是，精英阶层，特别是受到英国、法国社会主义运动影响的知识分子，起到了重要的思想宣传作用，改变了社会的面貌。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在德国的迅速进展》中说：“社会主义在德国已经是一个提到日程上来的问题了。一年来已经有一大批社会主义者成长起来；各个政党都对他们表示尊敬，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尤其在他们面前讨好卖乖。到目前为止我们的力量仍然靠中等阶级。”[27]19世纪40年代的德国，保守主义对于社会秩序与下层人民的利益更为观照。无产阶级还未形成规模，他们也没有组织，并不向往革命，而是更加怀恋过去的手工业、小农经济的日子。倒是一些知识分子组成政党传播自由思想、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因为直到19世纪30年代法国空想社会主义才进入德国，共产主义者赫斯的书《人类的神圣历史》包括了阶级两极分化与无产阶级革命即将到来的主张，他是到巴黎接受共产主义思想的；还有魏特林的小册子《现在的人和将来的人》主张社会平等与教育，但站在救世主地位，更重要的还是施泰因的《当代法国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这就难怪费尔巴哈对黑格尔的人本主义解释以及人作为“类存在物”的观点，被青年黑格尔派当作社会主义的基础。
社会包括几个不同的层次，社会变迁自然应该在几个层次上展现出其变化的痕迹。而历史研究就要把这些不同层次上的社会变动逻辑揭示出来，例如社会生产、社会道德、社会文化等，还要揭示不同层次之间的相互影响与其对社会整体的关联性、社会的适应过程。19世纪农业的发展和避孕技术的进步，明显地批评了马尔萨斯关于人口自然膨胀的观点仅仅局限于某种假设条件且无视科技发展的巨大潜力不是假设而是真正现实的事实。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早期社会的一些观点，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的变化、技术和资本的角色变化在其晚年也有微妙的改变。马克思原来认为的资本的恶劣性质随着技术的发展、资本治理和管控，资本作为剥削工具的角色逐渐淡化，逐渐转变为一种开拓新的意义空间的工具。因此，“我们不能有把握地说，我们这个时代的道德松弛是衰败的先兆，还是已经失去了农业社会基础的道德规范，向着仍在由我们的工业文明熔铸为社会秩序和常规的道德规范痛苦而可喜的转变”[28]。的确，当前社会剧变带来了一系列的社会失序，而这种失序又常常被解读为道德沦陷之类，可是，即便是相比于传统的沦陷，仍然是在一种表象层次上的简单归类：这是传统的、美的，那是非传统的、糟糕的……而对此类现象需要历史分析，针对道德、社会经济和组织形态、人的本性等进行层次分析。
霍布斯鲍姆在《革命的年代》里对18世纪主导欧洲乃至世界历史的英国法国之间的竞争，进行了基于社会变迁的各重大层次上的对比分析，令人信服地论证了英国、法国社会变迁的历史意义：
英法之间的冲突，从一定意义上说，也就是新旧统治体制之间的冲突。对法国来说，虽然它的贸易和殖民帝国的迅速扩张引起了英国的敌意，但它同时也是一个最为强大、最为杰出、最有影响力的国家，一言以蔽之，它是一个典型的、贵族式的君主专制国家。没有其他事物能比英法这两大国之间的冲突更能活生生地反映新社会秩序对旧社会秩序的优越性。因为英国不仅是冲突的赢家，而且除了其中的一次以外，所有战事都在不同程度上取得决定性的胜利。英国人轻而易举地组织战事，从财力物力上保证战争的进行。而在另一方面，尽管法国地广人众，而且从潜在资源上看，比英国更为富有，但是，法国的君主专制制度发现自己力不从心。法国在七年战争（1756～1763年）失败之后，北美殖民地的反叛，给法国提供了一个反败为胜的机会，法国抓住了这个机会。的确，英国在随后的国际冲突中遭到了惨重失败，丧失了它在美洲殖民地中最重要的部分。法国，这个新生美利坚合众国的同盟国，也因此而成为胜利者，但是其付出的代价却极为昂贵，法国政府的国际困境不可避免地使它深陷于国内政治危机之中。六年之后，法国大革命（从危机中）应运而生。[29]
以《西方的没落》一夜成名的斯宾格勒在20世纪初发出振聋发聩的悲言，崇尚金钱与个人自由的西方资本主义在走向没落，这种文明形态在走向灭亡。而能够拯救西方的唯有尼采所推崇的特殊种族与强力意志。[30]20世纪欧洲普遍的悲观主义，与19世纪的乐观主义形成鲜明对比。接踵而来的第一次世界大战、20世纪20年代末全球性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带走亿万生命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从一个洲到另一个洲的民族独立运动与革命、持续半个世纪的冷战，各种大大小小的战争此起彼伏。人类文明并没有因为19世纪资本主义的辉煌而聚集在崇尚进步的革命旗帜之下。汤因比说：“人类的这一代没有选择的余地，只有尽力认清一个道理，这就是人类现在正处于生死关头，而且不可能臆测到将来的结果怎样。”[31]
第一次世界大战动摇了欧洲人的自信，文化精英多半却把这归结为科学技术的结果。大概是19世纪、20世纪的科学与技术都在迅猛发展，尤其是与以前的人类历史比起来，完全可以称得上日新月异，因而科学技术也就成为给世界带来灾难的罪魁祸首了，也正因此，激起了荷尔德林、海德格尔等人对科学技术的恼怒。其实，“二战”之后的电子技术才真正点燃了现代科学技术的熊熊烈火，把世界照耀得通明，在计算机与互联网普及并走入每个人的日常生活世界中之后，人们又一次感受到了科学技术的威力，重新获得了对技术的自信，而且再也难以逃脱出来了。这么说来，大概可以推断，20世纪初西方精英对科学技术这个怪兽的恐惧主要是由于他们对科技不熟悉，没有历史经验可查，科技的普及教育还未深入人心，而这些文化思想的呼唤者大多是不熟悉科学技术的。也可以说，科技的威力才刚刚显露出一个苗头，就像我们熟悉辩证法的中国学生耳熟能详的，任何新生事物一开始都是容易招来是非，遭到扼杀的。19世纪的科学革命在19世纪末以电灯的发明开启了20世纪的现代技术的历史，这对于刚刚接触到新技术的人来说的确需要时间来熟悉，因为人类悠久的历史上从未有过这样的东西。
显然，社会变迁的危机常常发生在某一个层次上的突变。思想文化的精英们常常是最为警觉的，虽然有时会神经过度敏感。海德格尔对科学技术的恐惧终其一生，这一方面为有意无意排斥科学技术的有文艺范儿的人提供了来自哲学思想的根据；另一方面糟糕的是，就如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成为整个第一次世界大战每个德国士兵的枕边书那样，海德格尔甚至斯宾格勒之后一个历史时期的德国都沉浸在“以德意志的特殊民族精神天生的强力拯救世界”的虚幻想象之中。
西方世界波澜壮阔的近现代历程，使得传统的历史层次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完成了古典的传统历史。并在21世纪之交，由于网络技术、AI的新苗头，爆炸式地开启了新的层次历史模式。不过，在世界范围而言，各区域的发展极不均衡。处于各种发展层次的社会共存于这个世界，共存世界在经济、科技与思想文化的传播方面又不停地在不同社会之间流通，这让不同社会表现出不同的层次性差异，发达社会具有一样的发达，而欠发达社会里不同层次上现代、前现代属性普遍存在。而且，这种状况在西方世界之外几乎普遍而广泛地存在，甚至连美国这个世界头号发达国家其内部古老的文明遗民印第安人都没有完全转向现代生活方式，仍坚守其古老的文化与传统。当然，更多的是中国、印度等亚非拉地区普遍的古典形态的社会变迁还远未完成，仍处于激烈的动荡之中，这些地区并不是整齐划一地迈向现代文明，而是在古典与现代的文明形态变迁的博弈之中，继续经受各个方面的裂痕痛苦。试想一想印度的贱民仍在痛苦之中祈求转世的解脱，宗教的这种大众而现实的功效表现直接表明——社会变迁还有多么漫长的路需要走。就连当下的美国都兴起了民粹主义的涟漪。
现代社会科学技术与生产方式的有效组织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而它并不是对社会中所有群体产生着一样的“吸引力”。因为社会分层，不同层次的人群因为与新生产方式——经济效益这个因果关系之间的“间距”不同，而产生出一种类似潮汐效应的现象，导致社会的进一步撕裂与分层。不过，这个新分层并非与原有社会分层保持一致，而是更有利于科技精英、金融资本的控制者。但通常来说，社会上层精英占有更多的资源优势在这个潮汐效应中保持优势地位，甚至独享新成果。如此则进一步加剧了社会层次分化，社会的确在发展，但不是人类社会各阶层作为一个整体在享受发展成果。这也是当下世界存在广泛的社会不平等的根源，包括所谓发达的西方世界也是如此。
（二）东方社会的历史变迁
毋庸置疑，现代文明来源于西欧，18世纪、19世纪在寻求世界市场的商业利益驱动下，先实现工业化的西方列强走上向东方扩展的殖民之路。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包括中国、日本与印度在内的东方国家被卷入现代化文明进程。对比日本、中国与印度的现代化历程中的社会变迁过程，我们可以发现，日本变迁速度最快，印度最慢，中国居中。日本之所以快，一方面当然有其在德川幕府时期就已经开始西化的因素，但更重要的因素还是其社会层次性的相对简单，这样就相对容易发生社会变迁。其宗教色彩、哲学思想观念层都没有强大的自主性，从而不能对现实层次上的政治与经济社会生活构成大的牵制力量。日本神道教文化本身具有一定的宗教宽容性，对佛教的接受与科学技术的传入是相伴随的，“神佛儒习合”思想有极大的面向现实的实用主义政治影响。[32]于是，接受了西方近代化思想而忧国忧民的武士阶层在明治维新前夕就提出解决政治危机的思想，并且付诸行动。相反，中国与印度就在这两个层次上具有极大的主体性阻力。尤其印度的宗教与种姓制度的层次力量，几乎可以窒息任何来自政治、经济层次的社会改革。可以说，对于这样强烈的宗教层次主导的社会来说，能够发生哪怕缓慢的社会现代化迁徙也已经是很不错的了。因为，在宗教层次上，传统宗教的主体性力量与现代科技主导的社会变迁力量之间存在巨大的异质性、异层次性的冲突。
所以，要理解中国与印度的社会变迁，在层次思想构架里来进行才是最恰当的。因为，印度这样的更具传统性的社会，并没有在遭遇现代力量时崩溃，这正说明，传统文明具有强大的自我维系能力，这本身就表明它的稳定性。而如此大体量社会的稳定性必须有足够复杂的层次性形成足够强大的制约，才不会因为某个层次上的冲突而导致整个社会系统的瓦解。这种制衡力量尤其需要来自宗教与哲学思想的底蕴，因为这些层次具有强大的反卷外来文明因素的主体性定力，它可以把现代科学技术主导的经济层、政治层对象化为其内部的要素，内嵌于稳定的宗教、伦理结构内，用强大的宗教、伦理性秩序吸收经济层、政治层上的问题与冲击，并进而将这个秩序外化到经济层、政治层上去，形成前提性的背景力量，让经济层、政治层的现代性归化于传统宗教、伦理社会。因而，我们可以看到，印度社会不会由于现代科技的冲击而导致传统宗教的瓦解，相反，后者给予了现代印度人一颗安静的心灵，他们依然能够在传统-现代的裂缝中坦然地生活着，并有自我信仰地度过一生。
印度传统社会是一个复杂的多层次社会结构，阶级划分与种姓制社会等级交织在一起。也许正是由于这种交织，才使得两个层次结构发挥出远大于两个简单层次结构单独作用的社会稳定力量。任何试图超越工业化阶段直接达到信息化的设想都违反了层次理性原则。印度社会改革举步维艰，这是对渐进论的现实反驳。由于印度传统社会的政治力量，特别是军事力量的相对虚弱，在传统社会里经济并没有现代资本主义的全球化诉求。因而，种姓制度与利益阶级交错结合逐渐地方化，形成基于地方固化的封闭式的社会等级结构，从而逐渐蜕变为一种封建类型的村社经济结构。[33]印度社会上层可能是民主政治，但不代表整个社会是民主社会，因为，其下层因现有经济与社会基本条件虽有民主形式而无民主之实。虚伪的民主制度是一块大大的遮羞布，而传统的糟粕是可怕的，这是历史与层次的较量！即便是强有力的现代手段，也不可能简单地介入复杂结构的传统社会里去扮演解放力量，除非对复杂结构有清晰的认知，并寻找到其漏洞。然而，经过数千年磨合的复杂结构是那么容易被一个仅百年的新力量消解的吗？
中国传统社会最基本的历史规律就是王朝更替，两千多年就有十多次大规模改朝换代，分裂时期的地方小规模政权更迭数不胜数。西欧中世纪加洛林王朝也有局部性的代际更替，但国外学界的相关研究不大关注宏观方面的论述，而更侧重微观研究。从历史发展的角度说，伴随王朝毁灭的是社会巨大的财富资源与人口的丧失，导致文明陷入低水平循环而不能进入像西方累积式发展那样的历史轨道。对此，历代政治家、思想家都有思考，从土地政策、人口发展规律、王权政治支配经济社会、社会阶层等级划分等各方面进行思考。黄宗羲从国家税收方面进行了总结并得出历史规律：历代税赋改革，每改革一次，税就加重一次，“积累莫返之害”[34]。基于历史唯物主义宏观模式看，中国传统社会的经济基础是封建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受自然环境的限制不可能有质的变化，因而，自然灾害与气候变化，伴随人口规模的增长对经济社会带来巨大压力，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形成了巨大的制约性，商业交往与科技水平的发展规模不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形成的正反馈，最基本的生产资料始终不能从土地升级到工厂，不能从农业升级到工业商业。无论是政治上层建筑，还是思想观念的上层建筑，都严重制约着社会经济从传统农耕向工商业生产方式的文明升级，这种严重的内在制约直到在强大的外力冲击下才开始从王权与贵族精英的思想观念两个方面走向瓦解的进程。
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相对而言比较成熟而稳定的社会形态，社会变迁的发生过程中社会各种层次之间的关系提供了历史素材。从微观视角看，军功集团由于利益关系，一般在王朝初期与皇权利益相共，但逐渐受到中国独特的“士族”的侵蚀，直到均衡状态。因而，王朝前期的社会一般稳定，军功集团在政治上的表现强力稳定，中期士族阶层成为中坚力量，后期则是两个集团的官僚化腐败。在中国传统社会的层次结构里，皇帝被认为直接代表老百姓利益，其实这是一个虚假的联系，是精英阶层特别是知识分子阶层虚构的一个联系。权力结构分两个层次：上层是皇帝与大臣之间，皇权是通过将官僚划分为左右两派，并通过两派之间的相互斗争来进行制衡的；下层则是官僚（主要是左派）与精英阶层假借皇权的代表性（代表老百姓利益）与右派（恶霸官僚）之间的斗争。如果说上层结构中左右之争论是来自顶层皇权结构稳定性的需要，那么在下层三角结构中，占一个角的老百姓几乎完全是被动的，而不是如皇帝所设想的那样一切尽在掌握。
中国古代社会阶层流动表现为：高层统治以儒家、法家杂之；下层（县以下）社会，在社会生活的组织层面由绅士阶层主导，在社会文化与意识形态层面由官定的儒家思想主导；而中层则是省州地方统治，似乎隶属于高层。从思想上来说，高层与儒家思想的关系，就如朱维铮所说：经学史是政治统治的学术史，那些统治者的思想固有法家的霸道，也离不开儒家王道思想。上层与下层的互动关系中，下层的儒家思想实践构成了社会大环境，皇家教育与生活必然处于这个大环境中，这才是下层对上层的背景性决定作用，而这是一个历史的、社会的过程。其逆过程是，皇帝对中层的控制，对下层绅士阶层构成的直接性控制。[35]的确，中国的许多古代风俗，具有意识形态的固定性和自我稳定性，因此有人说中国是个超稳定社会。不过这只是对表象的描述：表现出超乎寻常的稳定状态，而不是对根本的内在机理的深刻把握。封闭的社会有一套封闭的意识形态，封闭性决定这个社会的发展形式，而且不幸的是，绝大多数社会天然的都是封闭的、偏封闭性。理性社会能够以理性的方式来解读非理性统治的社会，否定它；反之，非理性主导社会能够以非理性的方式来解读理性统治的社会，但是它不会那样去做。这也许就是理性的偏见。然而人类已经在历史的过程中从非理性社会走出来到达理性社会，并实现了一种理性与非理性的融合，走向超理性社会。
具有悠久历史传统的中国在现代化的变迁中一直经受传统与现代的博弈与转化，其表现在社会分层上的变化非常显著。有学者运用实证材料论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分层结构在两次普查期间有所进步，但整体仍然呈“倒‘丁’字型”。制约中国社会分层结构优化的关键在于，社会日益分裂为“城市-农村”“中小城市-超大城市”四个世界，由于国家规模之大，类似于世界体系中的“核心、半边缘、边缘”，不同世界社会分层结构迥异，并且差异有加强的趋势。[36]显然，城乡分化叠加现代科学发展的工业革命的深入推进，带来社会在不同层面上出现多重分化，即所谓的“多重二元结构”。的确，中国在当今时代剧变中出现社会分层结构内部集团之间的差异关涉多个层次与维度，不只是收入差异的贫富分化，还有当下十分突出的学区房与教育资源分配的不公平问题，叠加住房与房地产的产业问题。社会虽然积累了大量的物质财富，但是各种层次特别是不合理区隔的显著存在，阻碍了社会资源的有效流通与运用，从而阻碍了社会的公平正义与发展。
社会空间属于重大的社会资源。近年来，中国城市空间的变迁也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缩影。一方面，这种变迁体现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改革开放以来，GDP保持高增长；另一方面，城市社会空间成为社会各利益群体激烈争夺的焦点领域，其变迁展现了中国社会的分化，是显著的社会冲突与利益支配的社会公平、社会公正问题。[37]的确，经过几十年的快速发展，当代中国社会的公平、公正问题，在社会分层和社会空间两个方面表现得十分明显。经济发展不平衡导致贫富差距扩大。虽然中国在减贫方面取得了巨大进展，但仍存在城乡差距和地区差距。一些地区和人群仍然面临贫困和不公平的条件，无法享受到经济繁荣的红利。同时，社会阶层的固化也使得社会流动性受到限制，难以实现真正的社会公平，例如城市与农村之间的差距就是一个突出的问题。城市化进程中，一些大城市的经济、教育、医疗等资源集中，而农村地区则面临着发展滞后、基础设施不完善等问题。同时，城市内部也存在着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空间分隔，富裕和贫困社区之间的差距明显，资源和机会的不均衡导致社会公正问题。而在处理社会分层、收入差距问题上，我们所追求的社会公正应该是机会公正、程序公正、结果公正三者的有机结合，为全体国民创造了越来越多的公正竞争机会、公正的程序条件和公正的分配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