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非理性的层次性探索
探究非理性离不开心理分析。弗洛伊德关于潜意识的精神分析揭示，一个非理性的宏大层次就像新大陆一样被展现在理智的面前。因为这个层次先在于意识、更先于理性，对非理性层次与理性层次的统合要在理性层次上运用单纯理性层次的概念与模式是不可能的；无论施展怎样的理性的狡计，都囊括不了存在于理性之先的要素，都会被非理性所刺穿而形成泄漏。
哲学家也变得聪明起来。对于难解之迷，如果不能运用理性进行包容性的理解，那就在生存论的思维层次上进行叙述，用生存论、身体现象学方法来描述一切非理性的东西。于是一个生存论的存在叙述就诞生了，理性的结构被生存论更原始的力量所瓦解。胡塞尔对认识论意识的意向性的先验分析揭示，意识与意向性本身的存在论前提不可能在认知理性的认识论内得到最终解决。这让我们联想到马克思的警言，“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自己思维的此岸性。”[25]纯粹认知理性不能够深入非理性的层次，也不能获得认知模式那样清晰的结论，对非理性层次的把握最终获得的只能是诠释学那样的结果。
按照叔本华、尼采等唯意志论现代哲学家的观念，非理性始终是存在的第一要素，是存在展开的第一层次。当然哲学必须通过理性思维来把握一切，而这一点恰恰被谬误地当作笛卡尔、康德所代表的“唯理论”这个名称的根据。其实康德明确地指出经验材料的不可缺失性，还有不可理性解释的“物自体”概念都内含深厚的理性之前的根基。非理性的存在首先就是人类的基本直觉，它既规定存在的基本形式，又规定理性思维的存在论基础与理性思维的基本方向。无论理性制造出一套自我如何融贯自洽的真理体系，都必须与非理性的直觉、人的基本存在相契合，发掘存在指向更宽阔空间的内涵，“哲学的任务就是构成植根于意识中的观念的体系，发现人类基本直觉的含义和建立命题相互关联的系统。思维确实性的标准，一方面是它的必然性（真理的证明在于它的对立面不可思议）；另一方面是思维的结果同实际经验相符合”[26]。
根据哲学家的主张，非理性的层次包含意志、恐惧、情绪、直觉、潜意识、生存等诸多因素，它们构成一个非理性哲学史发展的系列，最后统合于生存，构成生存论这个宏大层次。20世纪以来，非理性主义成为风靡世界的思潮，它强调内心体验、直觉洞察，而非理性认知，更重要的是其存在论观念：世界是一个杂乱无序和偶然的、不可理解甚至荒诞的存在。为什么这些对于人的现实生存来说如此重要的东西一直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而只有等到理性主义达到其巅峰之后才反过来得到揭示呢？马克思简明地指出：“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事物、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27]甚至在传统唯物主义那里，感性也只限于看得见摸得着的那种简单直观的东西，而与唯理论一样把意志、情绪等排除在外，生存也不是深深嵌入这些先于认识理性的基本要素那样的真实活动，而只是一种抽象的，没有实质内容的概念般的物质性活动。
如果从人的基本生存中去理解情绪、欲望等在理性看来属于“消极”的东西，那么可以更深刻地“看”到其层次性，其实是领悟到其坚如磐石的存在的层次。有些人在论证道德问题时经常举例说明当下社会世风日下，个人欲望的膨胀，这是一种过时的情绪性解释，是基于传统社会的道德标准和过时的社会经济消费习惯等标准来评价导致的结论，它夸大了欲望的道德困难及其负面后果，实则是传统道德观念本身的宽容度问题——抱残守缺所致的文学化叙述。没有节制的私欲是一个社会问题，但对欲望本身的存在论分析优先于道德评判。道德批判固然重要，但归根结底是与社会生活相关联，也需要与现代社会的经济发展的层次协同起来，否则就不是现代社会的特征，也不能形成现代社会的有效道德约束。即使现代经济在现代社会的重塑过程中表现出野蛮的力量，对传统美德构成威胁，也需要遵循相应的层次法则，层次分明地辨析出其中的善与恶、作用机制，进而有效的惩恶扬善。
经历漫长的自然历史的选择与演化，人的选择行为也有复杂的层次性，包括理性与非理性的自动权衡机制。经济学对人的选择行为中理性与非理性的探讨值得我们借鉴。亚当·斯密提出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主流经济学把个人、企业和政府都归属于“经济人”范畴。而以行为经济学和实验经济学为代表的非主流经济学则注重个体选择行为，将心理学成果引入经济学分析，分析不确定条件下的风险选择，但在具体分析人们的选择行为时（如金融市场中的投资选择）却不区分个体和群体选择行为。其实，个体与群体构成了选择的两个层次。在主流经济学基于经济人的理性选择概念里，包含行为偏好的一致性与追求效用最大化这两个不同性质的层次逻辑。但行为经济学倾向于将理性选择解释为认知过程，而非理性为情感选择偏好，对效用最大化不置可否，这样就把个体归属到非理性选择。不确定性风险约束下的个体选择行为有时是理性的，有时是非理性的，有时则是由理性转变为非理性的，例如个体在非金融领域的理性选择要比金融领域的概率高。因为，当市场的不确定性让个体无法对风险和收益做出清晰的判断时，人就可能放弃理性思考而简单跳过理性认知层次，直接在外部环境诱导、直觉判断、历史经验、从众心理等感情机制的作用下做出选择。[28]这一点恰如突发事件面前人的茫然无措。
理性是人类社会文明历史演进的产物，是一套社会规章制度的内在安排的结果。经济理性也不能只归属于纯粹的交换价值。经济理性也包括不同的层次性，如果把主流自由主义的个体物质利益最大化的理性看作一种理性时代的初级形式，那么，人类社会所依附的超出个体层面的制度性安排，则是一种群体性、社会化、普遍性的理性，是更高级的理性。当然，在现实中，个体的特殊性与社会群体的普遍性之间存在的张力，让我们每个人有现实的局限性理性的存在空间。对社会规则的遵从，恰恰是人的理性不足以把握错综复杂的现实的详细细节而渐渐学会的一项工具。这种社会规则具有弹性，能使自生自发的社会秩序成为可能，也容许人们因经验增加而对先前的规则进行修正和完善。[29]如哈耶克所说，人的理性认识来自部落文化所遗留的集体特征与个人在环境和教育的作用下形成的独特文化，在演化过程中，通过长期的试错演化而逐渐形成，且构成了我们所承袭的文明。[30]
对于个体而言，政治理性在历史波段的个人生活世界里似乎日益萎缩，让位于各种新生的娱乐空间。对于现代的大众而言，政治热情一方面被政治场域里各种虚假事件的不诚实行为所挥霍；另一方面被更多非理性的生活所侵蚀。近代曾经表现出来的人类进化的乐观主义精神越来越受到质疑，启蒙精神的宏大叙事不仅受到后现代主义吹毛求疵的挑剔，在与权贵抗争的过程中逐渐趋于强弩之末。现代社会各种层次的生活世界日益显露出千年权贵归来的踪影。虽然这仍是传统贵族精神的一种复发，但也显出近代理性精神在后现代社会里与非理性的更深层力量的博弈中出现了又一个波浪，进而产生出一个中介性的传统思想的回潮。
社会性的非理性存在，表现为非文明社会或者文明外社会，如正统历史上记载的野蛮民族、来自黑色森林的闪族、来自漠北的游牧民族。游牧民族就像文明理性之外的非理性野草一样，总是在夹缝间生长，一阵一阵地侵扰文明的主体。它们其实就是文明理性的一种补充，是文明理性层次之外的层次性力量的显现，是文明中的非理性对理性的警告。让文明人透过这面“他者”之镜，看到自身“文明”的污点，看到文明本身存在的各种局限性，尤其是在所谓“文明”之外更宽广的各种层次的人性与所谓的“非文明”。
自然之光始终以其强有力的事实性普照人世间，让迷惑于各种神秘之中的人们拨云见日。观念的建构固然重要，但对观念的物质性前提的把握更为基础。它与身体具有某种层次的共同建构性，就如麦金太尔在《有依赖性的理性动物》中说，人类的认同虽然不只是身体的，但基本是身体的，因此也就是动物性的认同。这种身体认同是比语言层次的认同更为原始的一个层次。正是因为身体，而非启蒙运动的理想，我们才表明道德是普遍的存在——这是直观就可以“验明”的：有形躯体是我们和同一物种的其他人，在时间和空间的延伸上共享的最有意义的东西。我们的需要、欲望和苦难在文化上确实始终很明确具体，但人类有形的躯体生理构造如此这般，从生理到心理，再到精神的层次，基于类似的构型，自然在原则上能够怜悯同类。道德价值也是建立在这种同情之上；而这种能力又是以我们在物质上的互相依存为基础的。自然与人类、物质与意义之间的联系就是道德，具有道德的躯体是我们的物质性与意义和价值交汇之处。文化主义者和自然主义者从相对的两端都未能察觉到这一汇合，不是低估就是高估了人和其他生灵之间的连续性。[31]人类难以在不同物种之间建立语言交流的连续性谱系，也不知道在人与动物之间究竟有多大的断裂地带，或者多少层次性的过渡，才能贯穿其间的交流屏障。
艺术总是以夸张与极端的形式展现在人们面前，浪漫的爱情故事、爱国影片可以让人热泪盈眶、激情澎湃；阴沉的现实批判却又使人咬牙憎恨：世界如此肮脏有何生存之意义？无论艺术呈现的是纯粹政治性质的，还是单纯涉及人性善恶的极端，人们常常会在其中感到愤懑或悲痛。拿政治来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材料会让我们精神振奋，每一件小事都有意义，这是激情！可是，社会批判的文章看多了或反思之后，又会如何呢？当回归到具体的日常生活中，面对的还是柴米油盐酱醋茶，还是相濡以沫、相夫教子，还是日常生活的精打细算。
对非理性的探索离不开后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这一点甚至也称为一种“反理性主义”：现代理性的启蒙历史从一开始就隐藏着一种新的神话与迷信，对现代科学与技术的合理性不加考察的迷信，让掌握技术的政客有了超出传统更多政治权力，技术不仅成为人对自然的统治工具，从而导致现代生态环境的危机，而且还成为政治统治的工具理性。也许启蒙理性随着时间的流逝，逐渐丧失其原有的自由、民主、平等、公正等现代普遍价值的追求，而演变为效忠于现实政治的手段。这使得后现代主义对理性保持的距离变成了排斥与激烈的否定，进而试图从理论上重建非理性主义。在福柯、德里达等人看来，传统非理性主义仍然是一种设定了“在场”的形而上学，仍然是一种基础主义、本质主义，因为它设定了世界和人的某种本质或意志、本能、存在、情绪，仍然没有摆脱理性的制约，因而对理性的思考不够彻底。
后现代主义以功能性的非理性即否定、消解、摧毁、颠覆，代替非理性主义者的实体性的非理性即本能、意志、存在（此在）等实体性的因素。后现代主义提出的“人之死”是对尼采的“上帝之死”的极端化发展，因为在尼采那里“上帝”不仅是宗教意义上的，而且是哲学意义和价值意义上的，仍有西方传统理性主义孜孜以求的价值理想和终极关怀。[32]与尼采对历史进步观的否定相似，后现代主义眼中的历史是破碎的片段，而非连续的进步的历史。利奥塔指出，18世纪发展起来的启蒙理性观念使人们相信社会的进步，把全部的人性从无知、贫困、落后、专制中解放出来，但是，“问题不在于缺乏进步，相反，正是发展（科技、艺术、经济、政治上的）制造了全面战争、极权主义、富有的北方和贫困的南方之间不断扩大的差距、失业和‘新穷人’、普遍的无文化和（在知识的传授上的）教育上的危机、艺术上的先锋派的孤立（和一个时期以来对他们的否定）的可能性”[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