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践理性的历史性与历史实践
自康德把实践概念纳入哲学的理性思考之后，实践理性就不断挤占理论理性的场域空间，这表现在伦理学、社会学，甚至心理学等不同学科的层次逻辑上，实践、经验与行为占据了中心的位置，而曾经具有崇高地位的理性更像是依附于实践或行为的随附现象。对此我们也可以这样来理解，一方面，理性本身就体现在人的行为与实践之中，正是对后者的内在结构与机制的分析让我们对理性本身有了更具体的了解，把抽象的、停留于观念的理性落实到具体的实践之中，让理性有了本体依据与进行更深层的分析可能；另一方面，正是由于理性分析的框架被越来越多地运用到对实践、人的行为内在的机制与过程的分析，而之前不曾对实践与行为有内在分析的“行为学”或“实践学”才变成一种学问。
而且，在人类历史的进程中，有理性参与的实践不再是前理性的那种实践了，有了更深层次的谋划与指向未来的意义延伸性，或者说实践理性衍生出一个新的层次逻辑：在内心的伦理生活与外在的社会交往上，都有意义不断延伸的历史感。马克思说：“哲学家们只是以不同的方式认识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48]行动、对象性的活动、实践，都是把自在之物通过理性的人的活动转化为现实的人的实践，而非单纯的思辨。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是在对批判地继承前人的实践哲学基础上，根据历史发展的现实而形成的实践理性，简略而言，是对亚里士多德实践、康德实践理性的批判，对费希特“本原行动”的反思，对黑格尔“劳动熏陶论”的廓清，对费尔巴哈“感性直观”的改造。
（一）实践理性的历史性
亚里士多德对现实、实践非常重视，从而与柏拉图的哲学区别开来。他将人类的知识体系分为理论、制作与实践，并根据活动目的与之相对应地分出公民的三种活动：理论沉思活动、实践活动、制作活动，三者在理性等级上是从高到低。当然，其中不包括奴隶的体力劳动，因为在奴隶社会劳动是奴隶的、卑贱低下的活动。因而，他把活动分为以本身为目的的活动、实现活动之外的产品目的这样两种，这就很容易理解了，在柏拉图理论基础上迈进了一大步，但又局限于其所处时代的双重规定性，一是来自柏拉图理性哲学对普遍性真理赋魅的基本规定；二是来自奴隶社会现实既定的偏见。而且，狭义的实践活动也是外在目的性的活动，主要是伦理政治活动，这还是以获取最高的善或幸福即第一哲学为目标的，区别于动物的人的活动，所谓“合于完满德性的实现活动”[49]。亚里士多德对实践活动中的目的性、作为手段的工具性的划分为黑格尔的实践观、马克思“劳动异化”、杜威“圆满经验”开启了实践理性的参照方向。
近代实践理性来源于康德对理性划分为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实践理性意在探求人的自由意志的行为规范，“实践的诸原理是包含有意志的一个普遍规定的那些命题，这个普遍规定统率着多个实践的规则……如果那个条件被认识到是客观的、即作为对每个有理性的存在者的意志都有效的，这些原理就是客观的，或者是一些实践的法则”[50]。从本质上来说，康德的实践理性是道德层次的，是关乎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一种伦理规范，区别于理论理性志在人为自然立法，实践理性意在人为社会立法——虽然康德更倾向于人为人自身立法，然而人先天地处于社会之中，这在康德那里还是未能激发其足够的世界性观照。类似于亚里士多德，康德将实践划分为道德的实践、技术的实践，而且技术实践中有关自由的部分是属于道德的实践，尽管后者需要借助于前者来实现。显然，这样的实践理性还是缺乏现实经验的真实内容，承载着更多的所谓至善、普遍性原则之类的传统观念的思维。
费希特继承了康德实践理性至上的原则，以“自由、独立、行动”为主要论题，建构了一种“本原行动”或“自我”，将“自我”实践作为其知识学体系重要原则的“行动的哲学”。理性普遍化原则只是一种对于必然性的认知，还不是纯粹的活动，自我的活动不受自我以外的东西规定和限制，但是有它自身的活动规律，自我活动的过程可以衍生出认识的主体和客体以及实践的主体。这样从哲学史上把笛卡尔的自我原则再次纳入实践理性中来，“本原行动”既不是一个单纯从事逻辑思维的精神实体，也不是永远与自在之物处于对峙地位的实体，而是一个既能进行严密的逻辑思维，又能创造合理的实现事物的能动理性实体。然而，由于其底层机理仍然是康德先验哲学，难以跳出先验逻辑的规定性，其实践理性还是落入精神性的活动的窠臼。
黑格尔面向更多的现实思考，不仅纳入德意志的各种制度与宗教的矛盾性，也纳入法国大革命的积极成果对哲学之思的激发，深入探究人的自我意识与劳动的关系，达到了近代哲学最大的实践理性的综合。他用“陶冶”概念去阐释劳动对人的影响，即所谓“主-奴辩证法”，劳动对于人不只是一种负担，而更是一种锻炼和强化，是一种人与自然交往而达到人对自然的主体性建构的中介。这当然是对劳动进行的一种深刻的哲学诠释，对资本主义早期的实践给予了高度肯定，对顺从自己纯粹的快乐与享受欲望的没落贵族表现给予批判。人不仅能为自然、自己立法，还能自我管理。现代的人要清醒地认识到自己要做自己的主人，不需要外部的力量来控制和主宰，这才是人性的解放和真正的自由。不过，黑格尔的自由是绝对精神的规定性，而非人通过劳动的创造，虽然黑格尔用辩证法实现了对先验理性的超越，但仍然表现出精神自我意识的活动属性。
随着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以叔本华、尼采与克尔凯郭尔等人开辟的唯意志论、存在主义等为先导的一系列哲学流派，其中当然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开创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他们体现了一种共同的发展趋势，那就是从近代笛卡尔、培根开始的认识论转向另辟蹊径。他们把超出认识理性之外的情感、意志、情绪，乃至基本生存、社会存在与生活实践作为更基本的研究对象与哲学基础。这一点在语言转向上明确地表达在维特根斯坦后期的思想，那就是实践转向。[51]这是界定现当代哲学发展的一条基本线索，也是区分近代基于理性与经验二元分离的分界线。可以说，我们划分现当代哲学与近代哲学不能离开这个思想的转变，而反过来，这个转向也标定了现当代哲学的基调与未来发展趋势。实践理性是一种试图用理性来把握现实行动的观念，它面向外在世界中的实践；它是人与包括自然与社会在内的世界之间的具有反思性的能力，它认识到自己的主体性，也充分认识与外在客观世界的关系；它包容而不是排除道德践行；可以说，它比单纯的认知具有更高的历史层次，在具体的历史中表现出不同的类型，如工具理性、价值理性。实践理性具有不同的层次，在时间中表现出文明体系的谱系。
20世纪以来，“行动”作为关键词高频出现于现代西方人文学科的最新发展中，与此同时，有关行动的理论革新与现代性问题的复杂化还出现了同频之势，这不得不让当下深陷现代性困境的我们提出新的思考，即各式各样的行动理论能否处理我们在现代性问题上的根源性症结。其实，在马克思的实践转向之前，行动是西方哲学的基本概念。行动的形而上学史由亚里士多德以实践哲学开启，他通过区分实践知识和理论知识、实践活动和理论活动，指出行动的潜能寓于行动者，让人的主体性得以彰显。围绕着行动可能，犬儒学派讨论了作为行动之否定的“不行动”及其合理性。进入中世纪，受意愿、意志生产的行动等一系列关于主体行动自由与规定的问题进入了奥古斯丁的论域，不仅是“神-人”这一中世纪的特殊文化语境回归到人自身，如何处理激情、意志与行动的内在关联还受到了阿奎那的关注。随着中世纪结束，欧洲的自然科学进展和哲学研究在17世纪时开始划清了界限。当然，这是思想观念的层面，而欧洲17世纪之后发生在现实层面的各种活动此起彼伏：资本主义从南欧到北欧、西欧，在欧洲各地发展，英国农业革命、圈地运动等，这个历史背景对理解从安静的生活世界到躁动的生活世界的变化很重要。与他的判断相应，笛卡尔将行动的问题提升到了全新的问题域，无论是他所关注的身心二元的行动，还是在他之后由马勒伯朗士主张的灵肉结合。这一时期，行动的自反性及其作用得到了西方哲学的关注。可以说，从亚里士多德到笛卡尔，西方哲学史关于行动的形而上学论域逐渐突出了对自我的主体性和自反性的关切，这也在随后的德国古典哲学的进展中得以体现。
行动是一个常议常新的概念或论题。一方面，正如巴迪欧提出，20世纪是行动的世纪。[52]在马克思实践哲学激活了社会历史论域后出现了诸多行动理论，例如阿伦特所关注的政治行动、朱迪斯·巴特勒的言语行动和利科、德里达、索绪尔等人的文本与行动研究等。这也是一种“巨大的尴尬”——行动刚成为世纪的主题，我们还没来得及反思那些现实的悲剧和失败，行动的时代就已经过去[53]，巴迪欧、阿伦特、朗西埃等人对行动产生的诸多现实危机及其后果提出了担忧和警惕。T.帕森斯从社会理论角度为行动概念做出定义，提出行动概念的四个含义：一个行动总是一个行动过程、行动者的目的和手段存在谬误的可能性、关于行动的描述和参照系是高度主观的、行动处境是可分析和分解的。[54]学者张汝伦认为，在马克思之前，近代西方思想从一开始就倾向于抹平实践与其他人类行动的区别是“行动”，“行为”成了实践的代名词，充斥各种各样的行动理论或行为理论，却少见实践理论。[55]对于行动与实践的区分，学者杨国荣认为人既通过行动、实践而使本然的存在成为现实的世界，也通过行动、实践而成就人自身，两者从不同的层面改变了存在，因而以行动、实践与存在的以上关系为指向，实践哲学展现了本体论的向度。[56]
事实上，语言转向之后的历史哲学研究范式也同样受到现代哲学的实践转向的影响。历史哲学研究与历史理性的重构与发展都不是为了再现历史的辉煌，也不是刻意为了对古人进行评头品足，而是要面向现实，解决当下的现实社会问题。换言之，在面对当下日益复杂的世界百年之大变局中出现的经济、政治、文化、科技、生态与社会等各方面的热点问题，或者遭遇各种偶发性的“黑天鹅”“灰犀牛”危机事件时，在历史的经验中寻求先人的智慧，这才是最大的历史性创作。正如康德对理性的哲学分析启示我们的，历史理性不仅具有理论理性的功能，同时还必然有实践理性的效果。
马克思主义思想在全球的传播，尤其是在苏联、中国等国家的传播，取得了革命成功而成为其国家的主导哲学思想，深刻改变了现当代世界的政治版图乃至文化思潮的图景。因此，简单把整个世界的现当代哲学等同于现代西方哲学及其当代发展，不足以囊括全部的历史经验，甚至会遗漏重要的内容。特别是中国当代的经济崛起并没有简单地遵循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模式与政治制度，这让许多人认为，中国通过改革成功走出了一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它在相当程度上有别于美国、英国等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而其中一个重要区别就是有关意识形态的，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人民群众路线，就是动员最广大人民群众参与到改革开放的大潮，从农村承包责任制到全面市场经济的展开，所取得的成就离不开人民群众的积极和共同的参与。
对于实践被纳入理性的思维来进行考察，或者对人们的实践中所体现出的理性进行考察，是现代哲学转向实践之后的基本内容。当然，迄今为止在这方面的进展远不及真正的现实实践所取得的伟大成就，马克思说那个时代工业革命之后的一个世纪人类社会所取得的成就超过历史上以前所有成就的总和，这句判断似乎同样适用于马克思之后的所有时间点，迄今也是如此，最近百年来人类在物质生产、科学技术甚至数学、文艺产品等各方面所取得的成就都远非以前所能够比拟，呈现出一种加速发展的趋势。或许在哲学这样的深度理性思维的成就方面倒是不一样，严肃的文学艺术思想文化的进展也是相对比较缓慢的。这些“静思”类理性、批判性理性的前进步伐远不及实践与行动的迅速。但是，思想家并没有闲着，而是与时俱进地把新的社会现象、历史展现出来的物质性表现，以及包括大众流行思想的时代精神都纳入理性的考察。
现代化过程中生产工具的广泛使用，甚至人们对工具的使用变成了一种依赖，这种现象从生产到社会生活各个方面越来越多，越来越普遍。这样，人与人之间原生态的交往形式受到了工具的极大影响。这直接导致对康德所倡导的实践理性的冲击。因为，人是目的，实践理性是人为自己的自由行动而制定行为规则的能力，但是，现在人的行动反过来会受制于工具、机器，甚至人们制造出来的各种设备与装置。康德关于“技术地实践的”活动和“道德地实践的”活动的二分（涉及人与自然的关系和自然规律）、关于“循自然观念的实践”概念和“遵循自由概念的实践”概念的二分（涉及人与人的关系和行为规范），是他对实践概念发展史的重要贡献。[57]但是，康德的理性分析具有强烈的理想色彩，远离了现实与社会大背景，而现实中的人不可能直接受到自我意识的唯一影响。因为人一出生就“被抛”到一个事先存在的社会与文化之中，这都形成了人行动的基本生存状况，对这一点海德格尔早已做了生存论的分析。然而，海德格尔对现代科学技术带来的效果抱持极其强烈的抵抗，认为技术把人从原生态的大自然、具有历史性来源的文化社会背景中拔地而起，变成无根的游魂。
以公共领域为面向的集体行动理论是20世纪实践理论的主流之一。有学者对以集体行动为典型的西方社会活动理论进行总结，认为社会运动研究是20世纪60年代兴起于西方的一个学术领域，现在已经发展成为一门横跨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历史学、社会心理学、传播学、人类学等多门学科的综合性研究领域。[58]马克斯·韦伯就是突出代表之一。韦伯总结了社会行动的四种类型，分别是工具合理性取向的行动、价值合理性取向的行动、情感取向的行动和传统取向的行动，这四种行动都可以转化为目的理性行动或者价值理性行动。学者李猛认为，在韦伯之后，无论是施密特这样的保守主义者，还是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的激进主义者，都将韦伯的两种理性行动判断通约到了他关于理性化论述的象征，并且压倒性地将目的理性行动这一带有工具理性成分的行动放大了，“现代西方的理性化在带给西方社会前所未有的文明的同时，也意味着一种不受钳制的、无法约束的庞大工具理性或技术理性的扩张，最终这种扩张将不可避免地将西方社会带向崩溃的边缘”[59]。相较于公共领域的集体行动理论，私人领域的个人行动受到了海德格尔、阿伦特等人的关注。在技艺与人的行动里，除了经典的“座架”（Gestell）概念，海德格尔还强调了由“手艺”支撑的行动过程与行动状态。学者蓝江引用海德格尔《巴门尼德》中比较手写和打字机的论述，他认为海德格尔十分强调的德语“行为”一词实际上包含了一个“手”，这意味着人们总是通过自己的手与世界万物接触而建立起属于此在的周围世界，而这个周围世界进一步被海德格尔定义为“上手状态”。[60]
在海德格尔之后，阿伦特在《人的境况》中以“积极生活”术语指示了三种根本性的人类活动：劳动（labor）、工作（work）和行动（ac tion）。在这本被哈贝马斯看成是“对亚里士多德行动观念的系统更新”[61]的书里，她从政治学纬度对行动理论进行了详细的探讨。阿伦特认为，行动有别于劳动、工作之处在于行动结合言说可以区别人的身份，“没有行动对行动者的彰显，行动就失去了它的特定性质而变成了诸种成就之一，最多不过是达到一个目的的手段，就像制作是生产一个对象的手段一样”[62]。学者陈伟提出，尽管阿伦特视行动为最具政治性的人类活动，但她对行动的局限性也提出了认识——行动的特性意味着行动本身有其危险、脆弱的一面，由此行动需要救赎，涉及革命行动与自由、权力的关联，又表明行动本是非常态之事，因此行动虽有局限，却是自由人弥足珍贵的能力。[63]
科学技术是当今人类最现实的存在，是人类历史发展到今天最大的人类创造，不仅是器物性的创造，而且是人类理智伟大成就的表现。然而，人类的历史文化保持着高度的传统色彩，文化还没有敞开胸怀或者传统浓厚的文化还不具有足够敞开的胸襟。毋庸置疑，这应该是实践向理性提出的时代问题，是当下思想家的时代使命。哈贝马斯认为，康德那里的实践理性脱离了文化传统和社会历史因素，致使个人和社会相分离，并和实践之间存在着过于直接的联系，因此，它在解决人和人之间的社会整合问题上失去了作用，进而被思想家们所抛弃。所以，他提出一种新的交往理性，就是要把法律和社会规范的制定问题放在话语的交流过程中，用对话中的恰当理由来证明社会规范的正当性，这种把理性的观念放在话语过程和理解过程中的思路，可以克服实践理性所存在的问题，从而丰富理性的历史性内涵。[64]然而，时代发展太快，新一轮科技革命带来了数字化的新生产与生活样态，这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来临。在这种新的实践形式面前，哈贝马斯对康德的实践理性的批评意见似乎同样也可以针对他自己的交往理性，普遍交往在新的实践形式下显得缺乏具体的内容，缺乏现实的“意向性”，因而在新的数字和网络世界显得并不接地气。
世界上大多数人仍处于生产劳动养家糊口的状况，最现实的仍然是生产活动，对此根本现实，马克思实践观的基本内涵并没有过时。在马克思看来，真正的理性是作为社会实践主体的人在其现实的对象性的劳动，即社会实践活动中通过人与自然之间的对象性作用，进而通过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的生产形成的。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把实践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最重要的实践活动就是人对自然的关系，通过社会存在，实践具有主体性、感性的现实性、文化历史性，马克思这样就为生产的实践理性赋予了世界历史意义。这不仅是人的基本存在方式，也是人实践理性的来源：物质生产的社会活动毋庸置疑是马克思根据其时代资本主义工业化生产蓬勃发展的历史性总结。
根据马克思的资本逻辑批判，由资本开启的世界历史进程同样地把非资本主义领域囊括其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全球建立了绝对的统治地位。这无疑加快了利润平均化的步伐，利润平均化则意味着个别资本积累的多寡与总的社会资本运动相关。个别资本作为社会总资本的一部分，并根据自身资本所占份额的比例分配社会总剩余价值。就个别资本积累而言，利润量的大小不仅与剩余价值率相关，也与利润率、总资本额以及资本周转速度相关。在利润率下降规律的影响下，资本家总是倾向于提高剩余价值率弥补利润率下降带来的损失。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资本有机构成具有走高的趋势，这又会进一步加快利润下降。在早期的资本积累中，资本家所用的资本量大小将直接影响利润量的积累。“如果利润率是既定的，那么利润量就取决于所使用的资本量。利润率低的大量资本提供的利润，多于利润率高的小量资本。”[65]但是利润平均化的趋势则改变了资本积累的条件，商品的成本价格转化为生产价格。生产价格“由每个所使用的资本作为总生产所使用的社会总资本的一定部分在一定时间内平均得到的利润量决定的”[66]。这意味着在利润平均化的趋势下，个别资本的量作为社会总资本的一部分，并按照其所占社会总资本的份额参与利润量的分配。如此看来，资本量越大并不必然带来较大的利润量。因为在社会总资本的运动中，资本量的缺陷可以通过加快资本周转速度得以弥补，用速度代替数量，仍然可以取得相同的资本积累效果。比起大资本额附加的“沉重的负担”，小而活的资本逐渐占据上风。比起规模经济的积累方式，速度经济显然更胜一筹。据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把注意力聚焦在时间和速度上便是必然的趋势，并在资本积累的引导下形塑了当代的资本主义时间景观。
作为资本逻辑下的实践理性不再局限于传统的时间概念或者空间限度，而是在新一轮科学技术的协同下走向加速主义的逻辑，在现代城市空间的地理扩张完成后开辟出网络、数字与平台等新的层次，它们共同衍生出无限可能的空间，在那里营造资本逻辑理性的场域并延续其历史。总之，只要是资本逻辑先行在场的层次，无论是生产活动还是生活活动，都被资本逻辑主导的数字“虚体”世界所牢牢支配。消除数字形式的劳动异化，恢复实践理性的本真状况，正如加速主义的主张，必须通过对资本主义内部的资本逻辑的当代新形态的批判，才能找到走向未来社会的路径，不仅解放被资本所奴役的生产者，从陈旧的资本逻辑中把社会资本与社会价值解放出来，把新科学技术的生产力解放出来。
（二）历史实践
历史实践表现在三个不同的层面：历史叙述与历史写作、历史学研究、历史性生产创造活动。
中国历史学界在20世纪初表现出具有历史现实性的历史实践，与文学一道走在了时代精神的前列。梁启超融合中西史学方法之精髓而提出“历史统计学”的概念，是中国本土最早倡导历史统计学的史学家，而且还身体力行，在历史文化地理和佛教史等领域的研究中卓有成效地运用，并提出了许多用历史统计学进行研究的设想。梁启超对历史统计学的倡导与实践产生了巨大的影响，20世纪二三十年代，历史统计学几乎成了一种学术时尚。[67]
历史学的科学化在于层次分析与科学技术在历史研究中的层次性运用。“历史学家总是犯过分简单的毛病，他们从众多的人和事件当中，匆忙地挑选易于处理的一小部分事实，却从来不能对错综复杂的实质和事件予以包容和理解。”[68]历史问题的科学性有两类根据性探寻，或者科学性：要么是基于社会学，通过对比条件并假设历史变化不大（这其实是可以做到的，就像物理学中对一些粒子的假设不变一样，其实都在变化但变化量可观察可控，其实是可以忽略不计），历史学中的一些要素或者变量如果放置在社会学里，也可以对其历史变化性进行极限值的评估测度，从而限定其影响，这样就把历史性问题转化为社会学问题，以及人类本性的一些人类学问题。对此进行奠基的就是——历史层次分析。例如，蒸汽机发明了很久之后才推动了工业革命（或者不如说，工业革命推动了蒸汽机的应用），[69]技术的发明与其社会化应用之间的关系对社会的历史发展至关重要。如果历史仅仅表现科技发明的事件，我们从中看到的将不过是一片幻景。昂利·比兰纳的一句话做了很好的概括：“维京人抵达美洲之所以得而复失，是因为欧洲当时还不需要美洲。”实用主义思想家杜威认为，看到了某个东西不叫发现，只有利用了它对自己的思想和活动行为产生了影响，纳入自己的理论与实践之中才是真正的发现。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一种有关历史宏大趋势的思辨观点要得到人们的普遍认同，最好是在人类社会发生剧变之时提出，因为此时的人们会普遍期待变革的思想、一种不同的历史变化模式刷新陈旧的精神，以慰藉惊恐不安的心灵。例如，作为最后的思辨历史学家斯宾格勒和汤因比声名远播，其原因却不单在于他们提出的理论如何具有科学性的说服力，而是由于他们著作中的基调表达出了那个时期西方社会里人们在面临重大历史转型时期的普遍焦虑和不安。换言之，更多的在于其历史观念与时代精神的合拍性而非其科学性。但是，“二战”之后的情境发生了极大转变，世界大体上处于资本主义迅猛发展的和平时期，人们显然不再满足于显得抽象而空洞的大道理或者充满了文学修辞的历史叙述，转而追求基于严谨的科学分析的历史研究。
在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冲击下，一种新的社会文化史学出现了。它包罗万象：物质文化史，即衣食住行等消费品而非生产的历史；身体与性别的历史；表象史，即对自我、民族与他人形象、想象及感知的历史，表象社会史直接通向记忆社会史，而想象共同体和关于政治事件的记忆则通向“政治文化史”，通过话语模式则导向语言社会史；还有旅行史等行为社会史。总之，试图将生活和个人自由、政治、经济、文化之间的相互联系最大限度地展示出来。而且，在史料的处理和解释模式以及写作方式上有了重大的变革，从因果解释文化阐释；摒弃传统客观主义及对普遍规律与绝对真理的追求，从分析到“深度描述”，既保持有准确的分析，更把对象、问题与文化之间复杂层次性的社会文化结构中千丝万缕的联系与差异性描述出来。
为什么现在的历史学家特别重视社会历史？因为市民社会的日常生活叙事中能够形成许多超脱固有的层次定式，让历史被遮蔽的要素与力量得到显现。例如，口述史主要以口述史料为依据撰写的历史，是采访者与口述者经过对话交流而合作完成的历史，古希腊“历史”的含义就是根据事件目击者所做的证词去推究事实真相，这里的证词即口述证据。作为一种研究方法，与文献史料、实物史料并列的三大史料之一的“口述”越来越受重视，例如，对某个特殊时期历史的口述研究可以弥补那时缺乏文字记载或者一些报刊停刊造成的历史材料的缺失。由于历史的见证人和在场者、受访者的介入，受访者与历史现象之间、作为旁观与参与者双重身份的访问者与受访者之间构成了多个层次的互塑与互证关系，从而使得对历史现象的考察与揭示变得丰富而接近历史真实。而且，对普遍民众日常社会生活的生动活泼的个案记录，弥补了传统历史侧重社会统治阶层、精英阶层的政治层次历史的缺陷。由文字记录到录音、摄像，历史记忆功能由于新工具的使用而得到了极大的扩展与层次性的丰富。
历史事件表现出不同层次之间的摩擦，不同层次之间的“异步”性导致的冲突。例如，1789年法国大革命是世界现代史上最重大的历史事件之一，然而它在当时法国历史情境中的产生与爆发，在社会、思想观念等不同层次上却有很不相同的原因与后续效果。可以说，不同层次相互之间在这个短暂的时间窗口里经历着各不相同的变化节奏，显现出层次之间的异步性，它带来的摩擦与“痛苦”才是革命的微观层次的真正表现。即便是革命之后，社会各方面也绝非产生了同步的积极效果。其实，革命爆发前后法国人的思想并未发生显著的变化，但在历史书写的政治思想史层次却是“一夜之间”的剧变。拿破仑曾说，法国大革命就是由启蒙运动的观念而引发的。在传统社会里，社会不同层次之间的界限与边界分明，而且相互之间互动稀少，层次整体性表现在不同层次的存在，而非相互之间的互动。因而，人类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似乎有不同的关注焦点或者层次，例如古希腊时期的哲学与艺术、中世纪的宗教神学、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与艺术；启蒙运动以来则是社会各层次、各方面的全面发展，20世纪50年代以来则是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主导着当前时代的发展。这种在不同层次之间的影响与传导以及波动性的变化在不同的社会里则有不同的表现。但总体来说，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层次之间的互动性越来越强，表现出层次之间的相互渗透与作用越来越多，层次整体性表现更多的层次参与互动。可以说，近代以来就开启了一个层次互动时代，通过区域之间的互动，带动不同孤立社会的层次互动，通过剧烈的社会动荡构成波澜壮阔的近现代历史。
中国历史上历代王朝大一统政治相当稳定，但从社会经济发展与社会治理来说，政府效率日益低下，官员越来越多表现出社会反受制于政治禁锢的一种规律。问题在一个层次上可以理解为制度性约束的紊乱，可是在超越的层次上来理解，则可以理解为稳定态的迁徙，社会能量的流动从一个层次转移到另外一个层次。然而，社会却未能建构新层次上的空间来容纳这种力量，从而成功地转移问题本身，把官员寻租利益转换成另一个层次上的积极力量，而非陈旧官僚政治层次上滋生腐败的势力，譬如从传统的官僚政治层次转向现代的市场经济层次，再转向未来的思想文化艺术的新层次。旧层次的问题就在层次的迁徙与转换中被消解，新的层次当然会有新的问题，但未必恶于历史上一再重演的恶果，而且恶的能量会演化为可能具有创造性的层次性能量，开辟了更多的层次性空间，让恶得到稀释，让善有回旋余地。
最突出的层次互动表现在当下。当下的新一轮技术革命、新一代世界文明的来临，将全层次地触动所有层次的经络，让所有层次互动起来。传统的法律、道德与社会规范都需要与现代技术一起互动。总之，层次分离的时代可能随之终结。人类已经真正进入混合层次的时代。
作为理性的产物，科学技术将在历史学研究与教学方面的实践中有上佳的表现，就像已经出现的世界历史地图演变示意一样。这可能是文史哲经典人文学科中最容易实现的一门。在实证性的历史学研究中，运用大数据与AI或许有助于发现历史真实与历史的实在，而且可能比人更有效率而且更可靠，因为历史学家作为人总是具有思维上的有限性。一个历史研究者了解到问题的多方面与复杂性总是有益的，然而，来回反复的思考和海量历史材料的阅读，以及“试错地寻找规律”也有效率问题，对于一个学术生命周期不过几十年的学者而言，存在难以逾越的障碍。在材料处理上，AI比人做得更好，它一方面可以发挥强大的数据寻找与数据关联能力；另一方面可以发挥逻辑推理能力，如果在中间阶段结合历史学家的介入性操作，可以获得更好的历史规律，这些规律可能在“硬数据”方面的表现更好，但是即便在“软数据”方面，AI一样会比人得出的结果更优，而且这才是AI（深度学习、神经网络）的优点。只是到了更高层的更“软”的规律性方面，由于数据的“缺乏”，规律性更弱，更需要人的主观联想性，但是，AI给出的结论也仍可以作为一种参考，而且人可以逆向地把规律从最高层往下挤压渗透，看在下层会出现怎样的情况。
当然，AI并不了解历史的规律性要求、历史的层次界定。因此，在层次的历史部分，还需要对相关工作进行层次性的划分，制定一些所谓寻找规律的“规定”与法则。借助于AI之力，历史学家或者历史哲学家需要做的事情还有很多：首先，原始历史数据需要历史学家给出寻找与甄别的条件；其次，规律性的相关界定与寻找路径可能需要细化到若干不同的层次，有几个不同的层次，每个层次上的规律范式，获得如此规律的推理过程与条件；再次，如何让AI具有历史视野。